巴金的小说《寒夜》描写了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里一个普通小家庭的悲剧故事。该小说以婆媳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婆媳矛盾是文本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文本中，树生与婆婆之间的矛盾表面看是对同一个男性的“爱”的争夺，但其深处隐藏着的是家庭结构中的权力争夺以及女性的“自我厌恶”，展现出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巴金对新旧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事实上，《寒夜》中的婆媳矛盾构成一对功能性关系，用以指称新旧女性观念间的冲突与裂痕。
　　一、《寒夜》中婆媳矛盾的表层及深层阐释
　　在中国社会中，男人价值的获得来自“霸权世界的争斗”，在对社会生存资源以及权力的争斗中获得自我主体性和身份的确认。男性在这样的霸权斗争中获得以“男人之间的纽带”为表现形式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形成某种同性的社会性共同体。同性社会共同体其实是对分配社会资源的成员的资格确认，也是对自我和社会身份的确认。在中国社会长久的发展过程中，女人以归属男人为取得社会成员资格的唯一途径，即女性一般通过成为“妈妈”“妻子”“女儿”，与某一个特定的男性建立联系而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因此，传统社会中的所有女人都因男人的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婆媳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竞争关系”的最好表述。
　　在《寒夜》中，婆媳之间的冲突可以表述为对汪文宣的“爱”的争夺或者说“控制”的争夺。从对话上看，首先呈现为频繁出现的冷落忽视对方以及压制对方话语的策略。在汪文宣得肺病后，汪母请张伯情来看病，后发生以下对话：“‘哪里有药医不好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拆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拿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你身边的钱不够罢？’他问道。‘我这里有钱。’妻马上接嘴说。‘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在这一段对话中，曾树生想借承担买药的开支拉近与婆婆的关系，对在这个家庭中的成员身份进行确认，汪母拒绝使用树生的钱，事实上也试图否认树生以及文宣之间的“丈夫-妻子”联盟。
　　汪母与树生之间的争夺还体现在以话语压制对方，从而对文宣的行动进行掌控。文宣病后，公司派钟老传达辞退信息，引发文宣的伤感，树生与文宣搭话以调节其烦闷的心情，但这时汪母突然插入，打断了对话。小说文本写道：“‘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在《寒夜》中，这样的打断式对话不止发生过一次，婆婆打断儿子、儿媳之间的对话，并对儿子进行命令式的劝告，从而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进行确认。在树生走后，这种控制就跳过了打断这一迂回的手段，拥有了直接的显性表达。例如，小说文本写道：“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从汪母的角度来看，她对于儿子的病甚至报以“庆幸”的态度，由于生病，儿子重新回到“儿童”状态，不得不依靠她的照顾，而看病、煎药、照顾这一过程也使她重新拥有了对儿子的“掌控”。汪母将为儿子吃苦，照顾儿子，甚至为儿子献出生命，视为自己的价值，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对她来说，媳妇的出现妨碍了这一价值确认的过程。
　　《寒夜》中，婆媳之间对家庭权力的争夺还运用了“他者化”的策略，将对方与自己划分入不同的“阵营”。例如，“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在这段争吵中，汪母与树生分别将自己与对方划入“我这种女人”与“你这种女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汪母以是否拿花轿娶来的为划分依据。父权制对于女人与孩子的归属做出规定，在某一男子的支配或控制下的那女人和孩子被分配一个特定的席位，而在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则无法获得席位。在男权社会下，男人以此制定划分“娼妓”与“圣女”的标准。而生长于旧社会的汪母显然已经将这样的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于是，她将具有一定现代性的树生作为不可理解之物，从“我们”中放逐出去，完成“他者化”的过程，其背后其实也隐隐可以看出汪母身为女性的自我厌恶。女人作为“社会性弱者”，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范畴的暴力”，制造与划分范畴的是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集团，女性事实上并没有参与制造话语体系并选择话语范畴的自由，有的只有被迫接受某一种范畴规定的“自由”。而由男性制定的“女性”之范畴，其中自然而然地承载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轻蔑。当汪母出生之时，“女人”“母亲”的定义已经被事先规定，她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范畴”，但在她接受“范畴”时，必须同时接受这个范畴中承载的“历史负荷”。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自我轻视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汪母的价值体系中。在性别与身份的差异被视为无可更改的命运时，这种自我轻视未必会得到清晰的体现，而树生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性别与社会身份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松动，在这样的对比中，汪母对于自我性别的轻视其實已经“爆发”。为了重新在自我轻视与自我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汪母于是采用这种“他者化”的逻辑，将“同为女人”这一“公约数”去除，使得性别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重新归位于具有决定性的命运。
　　二、婆媳矛盾的叙事意义
　　虽然婆媳矛盾是《寒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寒夜》显然并不以讨论婆媳问题为主要目的。20世纪初，西方涌入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社会内部的改革动力，共同形成冲击传统思维文化的合力。而作为旧道德与旧伦理的代表，传统的家庭制度也成为被批判与否定的对象，女性作为被压迫、被奴役的代表，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走进文学的叙事领域。现代男性作家书写婆媳之间的矛盾，一般都带有反对传统、反对封建的目的。《寒夜》中的婆媳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功能意义的指称，以婆、媳代表当代女性的两种生存状况，并通过最后的悲剧性结尾对这两种生存状况背后的生存逻辑进行反思。 　　笼统而言，可以将汪母与树生归为“新”与“旧”的不同阵营。树生受过新式的教育，与文宣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有自己的工作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汪母则是旧式社会下的才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汪父，是贤妻良母型旧式女人的代表。但巴金对于所谓“新”“旧”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树生有自己的工作，但所谓职业不过是在银行里当当“花瓶”，究其实质只是对女性的性别符号的利用，很难真正地被认为是一种职业。树生也曾对“花瓶”的位置有过不满，但在叙事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庆幸”以及“沾沾自喜”。小说文本写道：“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长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避免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在与婆婆博弈的过程中，擁有经济来源一直是树生的底气所在，也是她划分“我”与“你”的维度，但是她所谓的经济独立仍是依附于强大的男权话语，将身体作为谋生的本钱。与汪母依靠家庭而活其实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树生希望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得到伸展的空间，她在给文宣的信中写道：“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和幸福。”但是，她所追求的生命力与自由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的追求也不过是个人的享乐。她常常觉得苦闷与空虚，却以为这仅仅是无名的惆怅，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苦闷事实上是来自没有出路的未来与无法解决的矛盾。她甚至从不曾为改变生活做过任何斗争，她不愿做“花瓶”又满足于“花瓶”带给她的较为充裕且轻松的生活，她仍然爱着、关心着文宣，却仍为陈经理的追求与爱慕沾沾自喜。她最后选择离开家庭，虽然暂时地摆脱了婆婆的仇视与丈夫的懦弱，但她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比自己小的陈经理，但她或许仍难以摆脱他的“纠缠”。与陈经理决裂对树生来说意味着必须离开大川，重新安排生活，但这样的勇气显然是她不具备的。巴金猜测“她可能会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这仍是作为某个审美符号依附着男权社会而生存。
　　汪母是旧式家庭中典型的“妻子”与“母亲”。她爱文宣，愿意和儿子一起吃苦，愿意为儿子当掉自己仅有的财产。但是这种爱也是极其自私且顽固的。她对树生的敌意背后其实是对于新式生活的不适应。新式家庭中的媳妇不再对婆婆百依百顺，这似乎让汪母觉得自己“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辛苦都付诸东流。她看不惯媳妇“花瓶”的生活，自尊心让她难以接受用媳妇的钱度日，但她不得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总觉得儿子落得这样的境地，是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一个人身上”。在《寒夜》中，汪母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父系社会法则的执行者，在新式生活面前手足无措的汪母仍极力想要维持她所熟悉的男权文化等级性行为的社会规范。
　　婆媳之间的剧烈矛盾与冲突事实上或许代表着女性心灵的两种探索。当曾经熟悉的社会规范逐渐解体时，在新与旧的交界处，该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婆媳两人代表的两类社会人群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固守传统秩序的汪母失去了唯一的支柱，而出走的树生最后无家可归，两种生活方式的探索最后都走进了黑暗中。即将崩溃的旧制度、旧社会与刚露出曙光的新制度、新社会，像两座大山，这两个“发狂”的人虽然疯狂逃窜，但是随后仍落入夹隙之中。在小说的结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熟悉的“家”却已经在无声中分崩离析，“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明天又该如何呢？树生最后试图回归的尝试是十分具有象征意味的结尾，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或许只有两种女性气质的结合才能在那样的年代找到出路。但在那时的国统区，似乎根本不存在让她们结合的机会，“她等待着明天”，但是明天似乎那么的遥遥无期，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寒夜。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