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影城旁边的银星假日酒店见到徐小平,其实已经两度更改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时值新年的前夕,贺岁电影正是上演得最热闹的时候,这个上海联和院线的总经理显然非常忙。上海联和院线覆盖全国49座大中城市,向来被视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风向标”之一,作为当家人的徐小平的每一个选择,不夸张地说,可以决定一部电影的荣辱成败甚至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在电影行业有举足轻重的“权利”的人,落座后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真该写写我的父亲,他在电影界是非常有价值的,至于我,我太普通了,真没什么可说的。
　　
　　徐小平的父亲就是徐桑楚老先生,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尊称他老厂长。他资格老,正宗的延安干部;学问深,十六岁就在上海滩的著名书店就职,《静静的顿河》这部蜚声世界文坛的巨作在中国首次付印前就是他校对的;能力强,二十二岁时曾任周恩来旗下的第九抗敌演剧队队长,率领一哨人马转战八年,和日、伪、顽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解放初公私合营长江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到打倒“四人帮”后担当上影厂“一把手”,徐桑楚推出的作品和新人不计其数。如果是在今天,在下列影片的片头都该加上“总制片人徐桑楚”的字幕,它们是《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聂耳》、《李双双》、《今天我休息》、《红楼梦》、《枯木逢春》、《从奴隶到将军》、《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他俩和她俩》……每一部都是精品,每一部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年拍《林则徐》,有人提醒他建国十周年,你不树工农兵,拍死人、古人,是厚古薄今,当心出事情。他一笑:砍头碗大的疤。林则徐当年充军,我大不了丢乌纱到文学部当编辑。谢晋拍《天云山传奇》,社会压力很大,有人放话:此片是徐桑楚的“滑铁卢”,剧中的吴遥分明是丑化党的领导。他仍一笑:党中央决议都承认1957年犯了反右扩大化错误,凭什么说我们拍电影是丑化党?吴遥这种人,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思想僵化,品质恶劣,党内有没有?有!这种人是害群之马,不揭露怎能保持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徐桑楚的个性。
　　有这样的父亲在前,做女儿的选择了同样的行业并同样做到了一定的高度,看起来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可是当记者问起其中关联的时候,徐小平说,其实没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是顶我母亲的职才进上影厂的。那时候我去黑龙江上山下乡,父母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别说关联,大家各自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最好的局面了;直到九年后知青可以回上海,我才顶了母亲的职回来。”——好吧,有时候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实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百转千回的女承父业的立志故事,于是有点不甘心,又追问一句:“那么进了上影厂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厂长了吧?父女一起合作过吗?”没想到徐小平说,也完全没有一起合作过。说到这里她一下子想起来什么,把身体前倾过来,对我说:“我父亲是一个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的人,有很清晰的是非观,虽然我是他女儿,可是在单位里他完全不会考虑这个关系的。当年我顶职入厂的时候参加文化考试,在100多人中考了第二名,照理是可以自己挑选部门的,我当时很想去技术办公室——那时候大家都想做‘技术’,当时的观念里有‘技术’傍身的人是很厉害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让我挑,直接分配我去了不喜欢的生产办公室。回家后和我父亲很委屈地说了,结果他并没有用厂长的职权帮我过问,只是让我自己解决,我能解决什么呢,只好认命,可是很有点怨气的,我从来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得到过任何优待。”说的是“怨气”,可是我分明从她被回忆点亮的眼睛里看到了脉脉的温情。于是故意问:“会不会有点委屈或者埋怨,觉得你父亲都没有帮过你?”徐小平笑道:“其实不会,我觉得这样很好,父亲没有‘帮助’过我,也就没有‘干涉’过我。事实上他如果看见我们做的事情他觉得对的好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但不是用权力来帮,而是作为父亲的身份来支持和鼓励我们。这是很好的教育方式。”“所以你现在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儿子汪远么?”提到儿子,徐小平的眼里换了光彩,那是母亲的自豪,她说会的,我也会这样支持他。
　　徐小平的儿子汪远,在交大读的是工商管理,可是2005年的时候,作为大四学生,却忽然拍了部DV电影《我的太阳》,很是受到关注;2007年,汪远担纲制作人和编剧的电影《逆转流星》获得第十五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喜剧片奖;2009年更厉害,他担任制片人和总编剧的20集电视剧《爱情公寓》在全国播出,在年轻人中反响很大。作为一个1983年出生、工商管理毕业的年轻人,这是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
　　这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家族现象:第一代的老父亲选择了电影行业,最初是个偶然;第二代的女儿因为知青回城的现实因素顶职进了电影行业,她觉得这更是个偶然;第三代的外孙,大学里读了和电影完全不搭界的专业,可是毕业了,却还是做回了电影行业。好吧,难道你还要说这是个偶然么?拿这个问题去问徐小平,她自己也愕然,想了好一会,她说:“可能这些偶然都不是偶然。虽说我当初是顶职进了电影行业的,但其实在工作中,我觉得我对电影的鉴赏还是很有悟性的,包括现在挑选电影,我觉得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确的。我挑选过十几部片子,在市场上从来没输过。我儿子也是,虽然外公算是大制片人了,父亲也算是比较专业的编剧,可是从小他们都没有教过他这些,现在他突然又做制片又做编剧,且都做得还不错,这真的很难说是偶然。可能真的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吧,它在我们的血液里延续着。”
　　
　　记者:父亲现在还会和你们忆一忆电影界的故人故事么?
　　徐小平:他现在已经96岁了,因为体力和记忆力的关系已经很少说这些了。他在2006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口述自传,最近我儿子就帮他把书读了一遍录了音,放给他听。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写过这些了,边听边说,怎么说得这么对啊,这是谁写的啊,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呀,怎么都说到我心里去了。他已经忘记自己最近写过的这本书了,可是那些遥远年代发生的事情他都还记得呢。
　　记者:据说徐老厂长当年是出名的严肃,不苟言笑,大家都怕他。你们在家里怕他么?
　　徐小平:是,他工作的时候很严肃的,这就是他的工作风格,也正是这样的风格,他才能拍出那么多好片子。那时候拍电影,真的是轻松不起来的,要顾虑的都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不时刻保持严谨,是很容易出大问题的。比如谢晋拍《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为“右派”正名,反对的力量很强的,他们能把这些拍出来,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父亲的性格,他认为好的,对的,他就要去做,所以他才能有那么些好作品做出来。这是一种很单纯的正直。现在电影厂的领导决定拍不拍一部戏,更多的是要考虑经济,考虑我的决定能不能让投资回本然后赚钱,所有的风险也就是经济风险;我父亲他们当时的风险却是政治上的,很可能一个决定就变成政治问题,压力非常大。所以谢晋的几部片子能顺利拍出来,他是非常感谢我父亲的。《牧马人》曾经因为被攻击,拍摄中途就停机了,我父亲马上赶到甘肃去为他们稳定军心。但是在家里我父亲却是个慈父,到现在我们去医院看他,他都要和我们拥抱一下,亲吻一下。
　　记者:父亲对你们的态度,对你教育子女有影响么?
　　徐小平:会有的。前面说了,父亲对我们不会特别地用权利来关照,但会用“父亲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现在也会这么对我儿子。比如他之前在拍DV电影《我的太阳》的时候,还是学生么,就找了个赞助商,赞助商答应给他们七万元拍这个电影,结果给了三万元之后就不给了,电影拍到一半就拍不下去了。我就和我先生商量了一下,觉得儿子是在做正经的事情,我们要支持他,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们两万元把电影拍完了。电影后来在交大礼堂播放的时候我姐姐去现场看了,回来告诉我父亲,父亲也非常高兴和自豪,当场还要奖励外孙。
　　记者:好像你先生汪天云也是从事电影行业的,是因为加入了你们这个电影之家的缘故么?
　　徐小平:他做这个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电影,和我、和我的家庭没什么关系的。我和他认识之前,他写的剧本《我们的小花猫》已经在上影厂播放了。我们结婚后这么多年,我父亲在位期间,他就再也没写过剧本给上影厂。等到写《开天辟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退休了。
　　记者:为了避嫌么?
　　徐小平:应该说是自律吧。其实我父亲是那种内心很强大的人,并不会在乎人家怎么说,他有自己的标准的,肯定不会因为汪天云是自己女婿,就把他写的不好的剧本也拿来用,但同样也不会因为是自己女婿,为了避嫌,刻意不用他写的好剧本。
　　记者:所以其实你们一家三代,各走各的路,最后兜兜转转都走到了电影行业里。
　　徐小平:是很奇妙,可能真的是血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