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名叫“成都华茂典当商行”的新型当铺，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成都市西御街悄然成立。这个典当行属集体所有，面向个人或小型企业开展业务，规模并不大，但在当时，却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消失了30多年的当铺，终于回来了。在历史上，当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汉代时，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司马相如就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成都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这可能就是当铺的萌芽。经济史家认为，至少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规范经营的当铺。
　　中国古代的当铺，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当铺的柜台高于借款者，故后者需要举起抵押品，故接待员称为“朝奉”。在大门与柜台间有一木板称为“遮羞板”，另外有“票台”和“折货床”以进行交接手续。当铺为多层楼房，用以储存抵押品，而又因为典当业属高风险行业，当铺建筑亦有其特别的要求。
　　2014年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文学青年萧军缺钱了，还去当了一件棉袄。1919年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在写贫困的生活时，当铺是必不可少的空间。他们去当铺当掉的，往往是衣物，这几乎是人所能拥有的最低限度的“财物”了。在夏天当掉皮袄，换点钱买吃的；到冬天，再想办法把皮袄赎回来。小时候读这些故事，我往往有一个疑问：这衣物最后赎回没有呢？但是，很多故事都是残缺的，并没有写到冬天。这种缺失造成人们对当铺的片面理解，要知道，当铺的核心其实就是信用，这是任何金融行为得以产生的基础。
　　去当铺当财物的人，往往是走投无路，或者是债务压身，最终，当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固化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当铺成为一种“阶级压迫”的象征。它是冷漠的、凄凉的，那高高的柜台，仿佛就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革命，就是要拆除这些屏障。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铺就作为旧社会阶级压迫的象征而被取缔了。
　　事实上，当铺不仅收穷人的东西，它也收富人的东西。今年股市火爆，在成都，有一些市民到典当行当了自己的汽车或者房产，从而获得一笔进入股市的资金。典当行，不止是饥饿时最后的选择，也是人们从好生活到更好生活的选择。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它是银行的有益补充。
　　典当行的重生，是一个很好的关于时代的隐喻。经济行为有其客观规律，我们不应该只从道德层面来看待，也应该从法律和效率的角度来认识。如今，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典当行，不用再担心“上当”了，也不用为此感到羞愧。
　　成都华茂典当商行在1987年10月13日成立，同年12月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1988年，辽宁、山西、广州、上海等地均陆续出现了典当行，而北京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行”到1992年底也开始试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