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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富过四代，其跨世纪的财富神话超出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
2005年11月11日，对于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石钢”)董事长阎胜科来说，奔忙大半年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天，中信泰富(HK0267)与河北国资委及河北众富订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中信泰富以12．82亿元向河北国资委收购石钢现有注册资本的80％，并认购其新注册资本1．96亿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持有石钢扩大后股本的65％，而持股15％的河北众富正是以阎胜科为首的管理层持股公司。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的带领下又下一城，继续在特种钢铁领域布局，这次他战胜的是风头正劲的嘉鑫控股。此前不久，中信泰富已经收购了湖北新冶钢，进而控股大冶特钢(SZ 000708)。特种钢铁成为中信泰富近年来的投资重点，操作手法仍是荣智健惯用的收购。
而在此前半个月，对于荣智健乃至整个显赫的荣氏家族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10月26日，荣智健的父亲、荣氏家族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与世长辞，享年89岁。中央给予荣毅仁极高的评价，称这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海内外各种媒体先后报道了大同小异的内容，显示出荣老先生的辞世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在其家族内部，却并未像其他很多家族那样发生不同程度的混乱。
就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开始为接班、继承之类的问题焦虑，各界也在讨论着如何“富过三代”之际，而荣氏家族已经绵延了100多年，即便从大资本家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兄弟那辈算起，到早已崭露头角的第四代的荣明杰(荣智健的长子)。“富过四代”已成现实。
当然，荣氏家族的“富过四代”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差异甚大，带有不少另类的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富过四代”才得以实现。
首富父子在中信对接
内地人无疑更熟悉曾经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由各种富豪排行榜开始熟悉了荣智健那张面孔。事实上，在香港荣智健的名声比父亲更响，而且早在1995年末就被列为香港十大财团的第八位，如今他的名头被冠以“大陆首富”。
这位首富生于富豪之家，在36岁时才开始创业，但其创富速度丝毫不慢。除了其创业初期父亲给的启动资本，在其目前财富主要来源地的中信泰富，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东(第一大股东为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香港)；而虽然中信集团为荣毅仁一手创建，但至今却是标准的国有企业，在产权上与荣氏家族并无关联。
1986年6月15～18日，荣氏五代海外亲属200余人与国内亲属20余人在北京聚首。之后，中信集团在成功开发了国际大厦之后，旗下的京城大厦也开始动工了。此时，荣智健正在香港单枪匹马进行房地产买卖，而其加盟中信一事已露出端倪。
荣智健要加盟的中信香港公司，于1985年5月正式挂牌，但初期业务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在投资方向上中信总部也有不同见解。荣智健在业务上与中信香港时有往来，有一次从协助父亲的工作出发，他对中信香港的投资重点提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集中力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搞香港东区海底隧道。
之后中信集团便有人出面邀请荣智健来做投资和策划等工作，但他笑着说“我还要忙于推销自己的房地产呢。”进入1986年下半年，香港房地产涨幅不大，中信集团再次发出加盟邀请，荣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此时的董事长为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公子王军。
在就任之前，荣智健向父亲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公司的用人制度必须由我决定，其二，要赋予我相当的权力。”荣毅仁问原因，他则回答：“凡事都须向上请示，不利于开展工作。”后经董事会研究，中信集团决定接受他的条件。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其首任总经理米国钧出任董事长，王军卸任，从此荣智健成了中信香港的主要决策者。荣智健对于中信香港的发展和谋划早有盘算，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其从香港众多的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并且决定采用并购之法达成这种突破。
借中信香港成收购巨子
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英资国泰航空(大股东为太古洋行)。这一收购建议曾遭到米国钧的反对，在说服米之后，董事局也认为风险太大，给予否定。荣智健感到很难过，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多月的考察、分析、研究，很具有可行性。
荣智健万般无奈下，回北京找父亲汇报，荣毅仁听完后让他写两份报告，一份给中信集团，一份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一建议最终获得同意，而且有关部门专门借给中信香港8亿元以作收购资金。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此一役，不仅打出了中信香港的威风，也增强了荣智健在公司内的权威地位。
接下来，被荣智健看上的是香港电讯，其第一大股东乃是英资的大东电报局。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达21．57％，为1987年10月“八七股灾”后的历史第二大跌幅。公司外迁之风日盛，香港电讯股东由于股价大跌和前途难料而心急如焚。荣智健感到机会来了。最终，中信香港在1990年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收购案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尽管收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荣智健事前没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的做法在北京引起高层有关领导微词。事后，荣毅仁的好友、中信集团时任总经理徐昭隆协助其写了“陈情表”，说明事情整个经过。尽管如此，还有人乱扣帽子，说荣氏父子帮助英国人在回归之前抽走资金。最后，邓小平和杨尚昆出面表明支持态度，才算平息事端。
收购国泰航空不久，荣智健就盯上了港龙航空，并最终以5亿港元收购其46．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旋即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港龙成为后者的子公司。
经过以上3次大收购后，中信香港已持有国泰航空12．5％o股权、香港电讯20％股权、港龙航空38．3％股权、东区海底隧道23．5％权益、澳门电讯20％股权，加上其他房地产等业务，其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迅速改头换面为一家中资大公司。
但荣智健深知自己几次收购都依靠借贷，必须化解其中可能的财务风险，便琢磨上市。那时中资企业上市手续较繁琐，香港股市也处在低靡时期，荣智健便提出买壳上市，获得董事会同意。正在苦于没有合适的壳之际传来消息，永新企业的曹光彪称要出售旗下所持泰富发展(HK 0267)50．7％的股权。
1990年1月，中信香港收购曹光彪所持泰富发展股份，并提出全面收购， 同时泰富发行3．11亿股新股筹资3．73亿港元，购买了中信香港持有的38．3％港龙股权。中信香港还将一些盈利较好的工业、仓储、物业项目以5亿港元出售给泰富，中信香港取得泰富49％股权。1991年7月，泰富再发新股筹资，从中信香港手中购入12．5％国泰航空股权以及20％澳门电讯股份，并更名为泰富发展，荣智健出任董事局主席。
至此，荣智健的资本平台打造完成，但这一年已经58岁的他仍是中信集团的高级打工仔，每年不过收取数百万港元的年薪，并不拥有任何股权。接下来，荣智健就要以中信泰富作为核心，向这一目标迈进了。
升级为大财团
就在中信香港收购泰富发展时，郑裕彤等人正在准备收购恒昌企业。恒昌企业是一家大型的多元化非上市公司，由恒生银行元老何善衡、梁球瑶、何添等人创立，旗下有7家全资子公司，当时年营业额高达100亿港元。恒昌的主体企业大昌贸易行，除传统的粮油贸易外，还代理化妆品、家电音响、汽车、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其占全港汽车销量的四成。
当时恒昌掌权的两位元老：何善衡九十高龄，其13名子女无一人愿打理恒昌；梁球瑶88岁，膝下则无子女。又逢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以贸易为主的恒昌前景不为人看好。两位老人遂生退休之意。
1990年8月，郑裕形联合恒生银行首任董事长林炳炎之子林秀峰、中华制漆主席徐展堂合组备怡公司，作为收购恒昌的主体。据传闻，当时恒昌元老原则同意备怡公司每股254港元的报价，但备怡计划在收购后将恒昌分为三大块：郑裕彤得物业，林氏得汽车销售代理权，而徐氏得粮油等贸易经营业务。这是恒昌元老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最终备怡收购流产。
这再一次成为荣智健的机会。他自知中信泰富实力不够，便找到李嘉诚和郭鹤年作为合作伙伴，并成功说服郑裕彤易帜，几方成立了大牌公司(GreatStyle)完成收购，中信泰富持有36％。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又向其他合作方收购所持恒昌股权，持有其97．12％股权，市值超过100亿港元。1993年1月，中信泰富发行新股筹资，以87亿港元的代价收购中信香港所持香港电讯12％股权，市值增至285亿港元。
1995年初，荣智健第一次被香港最权威的财经媒体排为香港十大财阀第九位，其中有这样的评论：“中信泰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集团公司，既有财阀特色亦有国企背景。在荣智健的领导下，因中信泰富表现似财阀多于国企，因此决定把它列入财阀的评比。”
到了1996年，荣智健终于成了“真正”意义的财阀。这一年年末，由于中信集团资金紧张，已接替魏鸣一出任董事长的王军决定，中信香港将所持3．2亿股中信泰富股份(占15．47％)，以每股33港元(低于市价25％)出售给荣智健、范鸿龄等65位管理层，总金额达109亿港元。其中荣智健以96亿港元购入2．91亿股，成为第二大股东。而在亚洲金融风暴后，中信泰富股价大跌，荣智健继续增持，目前持股量稳定在18％之上。
荣氏第一代的借贷、收购
在从荣毅仁向其子荣智健的传承中，除了荣智健早期的创业启动资金外(详见附文)，并未看到更多的家族关联。但正是这笔资金，使得荣智健迅速在此后短短几年内完成原始积累，而后进入父亲创立的企业任职。尽管中信为国有企业，但荣智健的切入点选在了子公司中信香港，这已为其后可能的产权变动埋下了伏笔。
而荣智健依靠贷款、收购以扩大企业规模这种操作手法，与其祖辈的创业过程倒有几分类似之处。尤其是敢于冒险博取利益的特点，很像其叔公荣宗敬。
荣智健的曾祖父荣熙泰生有二子，长子宗敬和次子德生(即荣毅仁的父亲)。受父亲常年外出谋生的影响，荣氏两兄弟十几岁时先后到了上海，在钱庄里做学徒。在父子三人因各种原因回到无锡老家后，荣熙泰最终决定在上海开办钱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八，广生钱庄在上海南市鸿升码头开业了，荣氏持股50％。
不久荣熙泰病逝。而广生钱庄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多，3个合伙人因为信心不足撤股退出，从1898年起由荣家独资经营。一年下来，没什么盈利。之后，荣氏兄弟决定向实业发展，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在无锡正式开机生产。初期荣氏兄弟并不控股，直到1904年原大股东退出后，荣氏兄弟增资成为最大股东，厂名也改为“茂新”。荣氏兄弟又联合其他人设立振新纱厂，1907年建成投产。
后来，由于竞争力口剧，茂新面粉厂连续发生亏损；1908年，荣氏兄弟跟着别人投机橡胶股票失败，连老本都赔了；1909年，做进口面粉贸易时又发生沉船意外，货物全部沉人大海。荣氏兄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荣氏兄弟被迫关闭了广生钱庄，保住了振新纱厂，而茂新面粉厂的其他股东纷纷出售股份。面对困境，荣宗敬决定借债扩大市场规模，最后向美商恒丰洋行借款12万两白银，购买了全套最新的面粉机。1910年，茂新获得新生，产能达到每年89万包，比建厂之初提高10倍，跻身于全国大厂之列。1912年，茂新营业利润达到12．8万两，还清所有债务之后仍有盈余。
此时，荣氏兄弟的两位得力助手，即分别管理销售和采购的王禹卿和浦文汀想自己独立办厂，并且找到荣宗敬借钱。最终，荣氏兄弟与王氏兄弟、浦氏兄弟合资，在上海新闸桥开了福新面粉厂，荣氏兄弟出资2万元占50％股份，荣宗敬出任经理。
福新开业几个月就赚了4万元，有股东便提出要分红，荣德生提议三年不分红以扩大规模，获得通过。1913年夏，福新租用了中兴面粉厂；同年冬天又建了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建了福新三厂。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粉销售紧俏。与福新的扩张同时，茂新又买下了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还租用了泰隆和宝新两个厂子，并入股了九丰。
1915年，福新买下了原先租用的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8年，福新五厂在汉口建成，接着又租用了华兴面粉厂，后来买下改为福新六厂。至此，荣氏兄弟俩主要经营的10家面粉厂，每日产量可达到惊人的4.2万袋，而10家厂子中有5家皆是通过收购而得。
在面粉业兴旺时，荣德生就想扩展振新纱厂，并计划在上海建二厂，在南京建三厂，在郑州建四厂。因此他又提出暂不分红，但其他股东都不同意，荣氏兄弟最终退出振新，在上海筹办申新纱厂。不久买下恒昌源纱厂，荣德生入股四成，后来改名申新二厂。
1922q~2月，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和纱厂已经达到16个。不久，荣宗敬决定在汉口福新五厂附近设申新四厂，但荣德生认为负债经营风险大。后来因为荣宗敬决意上马申新四厂，导致总公司 (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茂福申总公司，作为家族企业的统一管理机构)周转资金发生困难，拖债累累。这时，荣宗敬再次冒险，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贷款350万日元(折合220万两白银)，终于闯过难关。从此，荣氏兄弟博得“面粉大王”和“纺纱大王”的称号，确立起大资本家的地位。
真正的家族控制
与后辈荣智健不同的是，在茂福申企业集团中，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占有企业全部股本的70％以上，他们甚为重视保持高比例股权。如在1933年，申新四厂失火，同年恢复重建，厂方便通知各股东，要求“除前缴本外，照前缴之数再缴两倍”，另外还须“筹填新股，以弥前亏和解决以后营运款项等问题。”结果有24位股本额1万元以下的股东表示财力有限而愿意退股，终于由荣氏兄弟继续追加股本。通过此次扩股，荣氏兄弟在申新四厂所占的股本比例由1932年的52．6％攀升到1934年的94．1％。
到了1941年，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培植自己在企业中的势力，主张申新四厂的几个高级职员(李国伟的中学同学)入股，但荣德生则以为吸收新股将损及老股东权益，表示坚决反对。后经人调解，重新调整申四新老股东股权，并保持了荣家股权占总股额的60％以上。到1944年底，荣家持有申新四厂62％的股份，其女婿亲家持有13．2％的股份。
在企业管理上，荣氏兄弟基本上也是大权独揽，并主要依靠家族成员或者同乡。在开始创办面粉厂和纺纱厂时，荣氏兄弟模仿的是当时西方盛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在发展振兴纱厂过程中，荣氏兄弟感到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在企业经营方面掣肘甚多，此后另谋发展乃至成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时都不再选择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即无限公司形式。
在荣氏企业集团中，各厂总经理一职均由荣宗敬一人兼任，实行集权制。企业内无锡籍人士占集团职员人数60％以上，至于各厂的经理、副经理几乎全部由他们的亲属、好友、族人、乡亲等担任。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矣!”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荣氏兄弟的子女相继成人，也都被安排到各厂或各部门的领导岗位。
家族分拆
在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荣家已经颇有实力，生活无忧无虑，过的是名副其实的少爷生活。1937年夏，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即出任茂新二厂助理经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都遭受重创，身体不好的荣宗敬移居香港，而荣德生则在汉口坐镇。
荣宗敬于1938年病逝后，荣氏家族内部也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渐增长，企业进入停滞发展阶段。在上海形势转好后，荣德生感到大房和二房早已各成系统，便有意淡出一直由大房主持的总公司管理，交由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出任。这即是典型的中国家族传承方式。
度过艰难的抗战后，荣氏家族企业希望进行内部改革，但由于意见不统一，最终分化成三大系统：大房以荣溥仁为代表，管辖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各厂，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名称；二房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及茂新的一、二、三、四各厂和天元、合丰，称之为“总管理处系统”；再有以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称之为“申四福五系统”。
之后，荣德生满怀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应该说是较好的实业复兴计划。天元实业公司不吸收大房系投资，由二房系专营，实际是荣氏家族帝国的再造，但由于战乱频仍，计划未能实现。
随着内战开打，荣氏家族的一部分企业开始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转移资金和设备。比如李国伟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龙设立纱厂，荣德生五子荣研仁也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资金去了泰国，二子荣尔仁移拆一部分设备到广州开厂。
1949年荣德生赶到上海，已经控制不了大局，大房系统负责人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
资金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其实对于荣毅仁来说，究竟是去是留，也是很矛盾的选择，其妻儿已到了香港。最终，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在内地，荣毅仁将妻儿从香港接回。1952年7月荣德生去世后，从此荣毅仁便成为这一家族留在内地的代表人物。
老年创出辉煌国企
解放后，公私合营乃大势所趋，尽管荣毅仁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对于其家族企业的命运已改弦更张，其商业才能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现。直到文革以后，荣毅仁已进入耳顺之年，才又面临创造实业的机遇。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
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而荣毅仁以个人拥有的资金投入，只能算是借款，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在中信挂牌之前，荣毅仁请来了原来在上海工商界的旧知好友：原上海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经叔平、原上海闸北水电厂总经理王兼士、原上海中国燃料工业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后出任中信总经理)、原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的儿子吴志超等来襄助。但公司成立初期，业务发展没有预想中的好。
1980年，荣毅仁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当时大型项目仪征化纤由于资金短缺准备停建，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其直接反应便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最终在1982年1月，中信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其中80％投入了仪征化纤。
1985年，仪征化纤建成投产，到1988年6月底，全公司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短短几年就赚回一个大型化工综合企业。这一不俗表现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却说，“什么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法!”荣毅仁听到此言，也忍不住 乐了。此后，中信步入快速发展期。
第四代超越太难
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目前拥有44家子公司(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领域。截至2004年底，中信集团的总资产为7014．11亿元(金融类资产占80％以上)，当年净利润为17．82亿元。
在中信从1亿元发展到目前7000亿元规模的过程中，国有背景以及领政策风气之先，使得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荣毅仁个人也毫无疑问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尽管荣毅仁在中信集团并不拥有股份，但“荣老板”这一称呼还是叫开了，即便在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在中信内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作为荣氏家族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毅仁在青年时期并未经过艰难的创业阶段，进入家族企业后，由于连年战争企业经营受到很大制约；而在战争结束后，又由于先后经历家族分化、公私合营，家族企业最终失去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荣毅仁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受惠于家族，而没能充分证明自我的商业才能；而其祖辈则从一介平民出身，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家族大业。
命运总让人捉摸不定，荣毅仁在63岁上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不过打下的基业却是一家标准国企中信集团，与其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子荣智健则在进入中信系统10年后，成为旗下一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总算又有了一点儿“父业子承”的味道。
如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在1993年就加入中信泰富，并在2000年进入董事会，并为国泰航空及其他有关中国基建及工业项目的公司董事；其女儿荣明方则于1995年加入中信泰富，现为科技发展部之董事，负责旗下科技项目的发展。相比荣智健当年只身闯荡香港，荣家第四代两兄妹起点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想在父辈眩目的成就之上再图超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荣氏家族讲究门当户对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成为大资本家之前，其家境并不富裕，因此虽然逐渐发家的荣宗敬娶了三房太太，荣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亲皆属贫民之家。
而从其下一代开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转变，姻亲就明显出现了“门当户对”的格局，出身名门望族成为其后代择偶的标准。比如：
荣毅仁的大姐荣慕蕴的丈夫李国伟，乃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的侄子；
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为无锡名门杨干卿的二女儿；
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
荣漱仁的丈夫杨通谊，为杨味云之子。杨味云乃清末官员，后成为大企业家；
荣智健的妻子任顺弥，为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
荣智健的妹妹荣智婉的丈夫马有恒，为政协副主席马万琪的儿子；
荣鸿仁的女儿荣智丰的丈夫成之德，为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子……
2005年11月11日，对于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石钢”)董事长阎胜科来说，奔忙大半年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天，中信泰富(HK0267)与河北国资委及河北众富订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中信泰富以12．82亿元向河北国资委收购石钢现有注册资本的80％，并认购其新注册资本1．96亿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持有石钢扩大后股本的65％，而持股15％的河北众富正是以阎胜科为首的管理层持股公司。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的带领下又下一城，继续在特种钢铁领域布局，这次他战胜的是风头正劲的嘉鑫控股。此前不久，中信泰富已经收购了湖北新冶钢，进而控股大冶特钢(SZ 000708)。特种钢铁成为中信泰富近年来的投资重点，操作手法仍是荣智健惯用的收购。
而在此前半个月，对于荣智健乃至整个显赫的荣氏家族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10月26日，荣智健的父亲、荣氏家族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与世长辞，享年89岁。中央给予荣毅仁极高的评价，称这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海内外各种媒体先后报道了大同小异的内容，显示出荣老先生的辞世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在其家族内部，却并未像其他很多家族那样发生不同程度的混乱。
就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开始为接班、继承之类的问题焦虑，各界也在讨论着如何“富过三代”之际，而荣氏家族已经绵延了100多年，即便从大资本家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兄弟那辈算起，到早已崭露头角的第四代的荣明杰(荣智健的长子)。“富过四代”已成现实。
当然，荣氏家族的“富过四代”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差异甚大，带有不少另类的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富过四代”才得以实现。
首富父子在中信对接
内地人无疑更熟悉曾经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由各种富豪排行榜开始熟悉了荣智健那张面孔。事实上，在香港荣智健的名声比父亲更响，而且早在1995年末就被列为香港十大财团的第八位，如今他的名头被冠以“大陆首富”。
这位首富生于富豪之家，在36岁时才开始创业，但其创富速度丝毫不慢。除了其创业初期父亲给的启动资本，在其目前财富主要来源地的中信泰富，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东(第一大股东为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香港)；而虽然中信集团为荣毅仁一手创建，但至今却是标准的国有企业，在产权上与荣氏家族并无关联。
1986年6月15～18日，荣氏五代海外亲属200余人与国内亲属20余人在北京聚首。之后，中信集团在成功开发了国际大厦之后，旗下的京城大厦也开始动工了。此时，荣智健正在香港单枪匹马进行房地产买卖，而其加盟中信一事已露出端倪。
荣智健要加盟的中信香港公司，于1985年5月正式挂牌，但初期业务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在投资方向上中信总部也有不同见解。荣智健在业务上与中信香港时有往来，有一次从协助父亲的工作出发，他对中信香港的投资重点提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集中力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搞香港东区海底隧道。
之后中信集团便有人出面邀请荣智健来做投资和策划等工作，但他笑着说“我还要忙于推销自己的房地产呢。”进入1986年下半年，香港房地产涨幅不大，中信集团再次发出加盟邀请，荣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此时的董事长为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公子王军。
在就任之前，荣智健向父亲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公司的用人制度必须由我决定，其二，要赋予我相当的权力。”荣毅仁问原因，他则回答：“凡事都须向上请示，不利于开展工作。”后经董事会研究，中信集团决定接受他的条件。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其首任总经理米国钧出任董事长，王军卸任，从此荣智健成了中信香港的主要决策者。荣智健对于中信香港的发展和谋划早有盘算，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其从香港众多的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并且决定采用并购之法达成这种突破。
借中信香港成收购巨子
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英资国泰航空(大股东为太古洋行)。这一收购建议曾遭到米国钧的反对，在说服米之后，董事局也认为风险太大，给予否定。荣智健感到很难过，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多月的考察、分析、研究，很具有可行性。
荣智健万般无奈下，回北京找父亲汇报，荣毅仁听完后让他写两份报告，一份给中信集团，一份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一建议最终获得同意，而且有关部门专门借给中信香港8亿元以作收购资金。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此一役，不仅打出了中信香港的威风，也增强了荣智健在公司内的权威地位。
接下来，被荣智健看上的是香港电讯，其第一大股东乃是英资的大东电报局。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达21．57％，为1987年10月“八七股灾”后的历史第二大跌幅。公司外迁之风日盛，香港电讯股东由于股价大跌和前途难料而心急如焚。荣智健感到机会来了。最终，中信香港在1990年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收购案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尽管收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荣智健事前没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的做法在北京引起高层有关领导微词。事后，荣毅仁的好友、中信集团时任总经理徐昭隆协助其写了“陈情表”，说明事情整个经过。尽管如此，还有人乱扣帽子，说荣氏父子帮助英国人在回归之前抽走资金。最后，邓小平和杨尚昆出面表明支持态度，才算平息事端。
收购国泰航空不久，荣智健就盯上了港龙航空，并最终以5亿港元收购其46．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旋即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港龙成为后者的子公司。
经过以上3次大收购后，中信香港已持有国泰航空12．5％o股权、香港电讯20％股权、港龙航空38．3％股权、东区海底隧道23．5％权益、澳门电讯20％股权，加上其他房地产等业务，其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迅速改头换面为一家中资大公司。
但荣智健深知自己几次收购都依靠借贷，必须化解其中可能的财务风险，便琢磨上市。那时中资企业上市手续较繁琐，香港股市也处在低靡时期，荣智健便提出买壳上市，获得董事会同意。正在苦于没有合适的壳之际传来消息，永新企业的曹光彪称要出售旗下所持泰富发展(HK 0267)50．7％的股权。
1990年1月，中信香港收购曹光彪所持泰富发展股份，并提出全面收购， 同时泰富发行3．11亿股新股筹资3．73亿港元，购买了中信香港持有的38．3％港龙股权。中信香港还将一些盈利较好的工业、仓储、物业项目以5亿港元出售给泰富，中信香港取得泰富49％股权。1991年7月，泰富再发新股筹资，从中信香港手中购入12．5％国泰航空股权以及20％澳门电讯股份，并更名为泰富发展，荣智健出任董事局主席。
至此，荣智健的资本平台打造完成，但这一年已经58岁的他仍是中信集团的高级打工仔，每年不过收取数百万港元的年薪，并不拥有任何股权。接下来，荣智健就要以中信泰富作为核心，向这一目标迈进了。
升级为大财团
就在中信香港收购泰富发展时，郑裕彤等人正在准备收购恒昌企业。恒昌企业是一家大型的多元化非上市公司，由恒生银行元老何善衡、梁球瑶、何添等人创立，旗下有7家全资子公司，当时年营业额高达100亿港元。恒昌的主体企业大昌贸易行，除传统的粮油贸易外，还代理化妆品、家电音响、汽车、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其占全港汽车销量的四成。
当时恒昌掌权的两位元老：何善衡九十高龄，其13名子女无一人愿打理恒昌；梁球瑶88岁，膝下则无子女。又逢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以贸易为主的恒昌前景不为人看好。两位老人遂生退休之意。
1990年8月，郑裕形联合恒生银行首任董事长林炳炎之子林秀峰、中华制漆主席徐展堂合组备怡公司，作为收购恒昌的主体。据传闻，当时恒昌元老原则同意备怡公司每股254港元的报价，但备怡计划在收购后将恒昌分为三大块：郑裕彤得物业，林氏得汽车销售代理权，而徐氏得粮油等贸易经营业务。这是恒昌元老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最终备怡收购流产。
这再一次成为荣智健的机会。他自知中信泰富实力不够，便找到李嘉诚和郭鹤年作为合作伙伴，并成功说服郑裕彤易帜，几方成立了大牌公司(GreatStyle)完成收购，中信泰富持有36％。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又向其他合作方收购所持恒昌股权，持有其97．12％股权，市值超过100亿港元。1993年1月，中信泰富发行新股筹资，以87亿港元的代价收购中信香港所持香港电讯12％股权，市值增至285亿港元。
1995年初，荣智健第一次被香港最权威的财经媒体排为香港十大财阀第九位，其中有这样的评论：“中信泰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集团公司，既有财阀特色亦有国企背景。在荣智健的领导下，因中信泰富表现似财阀多于国企，因此决定把它列入财阀的评比。”
到了1996年，荣智健终于成了“真正”意义的财阀。这一年年末，由于中信集团资金紧张，已接替魏鸣一出任董事长的王军决定，中信香港将所持3．2亿股中信泰富股份(占15．47％)，以每股33港元(低于市价25％)出售给荣智健、范鸿龄等65位管理层，总金额达109亿港元。其中荣智健以96亿港元购入2．91亿股，成为第二大股东。而在亚洲金融风暴后，中信泰富股价大跌，荣智健继续增持，目前持股量稳定在18％之上。
荣氏第一代的借贷、收购
在从荣毅仁向其子荣智健的传承中，除了荣智健早期的创业启动资金外(详见附文)，并未看到更多的家族关联。但正是这笔资金，使得荣智健迅速在此后短短几年内完成原始积累，而后进入父亲创立的企业任职。尽管中信为国有企业，但荣智健的切入点选在了子公司中信香港，这已为其后可能的产权变动埋下了伏笔。
而荣智健依靠贷款、收购以扩大企业规模这种操作手法，与其祖辈的创业过程倒有几分类似之处。尤其是敢于冒险博取利益的特点，很像其叔公荣宗敬。
荣智健的曾祖父荣熙泰生有二子，长子宗敬和次子德生(即荣毅仁的父亲)。受父亲常年外出谋生的影响，荣氏两兄弟十几岁时先后到了上海，在钱庄里做学徒。在父子三人因各种原因回到无锡老家后，荣熙泰最终决定在上海开办钱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八，广生钱庄在上海南市鸿升码头开业了，荣氏持股50％。
不久荣熙泰病逝。而广生钱庄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多，3个合伙人因为信心不足撤股退出，从1898年起由荣家独资经营。一年下来，没什么盈利。之后，荣氏兄弟决定向实业发展，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在无锡正式开机生产。初期荣氏兄弟并不控股，直到1904年原大股东退出后，荣氏兄弟增资成为最大股东，厂名也改为“茂新”。荣氏兄弟又联合其他人设立振新纱厂，1907年建成投产。
后来，由于竞争力口剧，茂新面粉厂连续发生亏损；1908年，荣氏兄弟跟着别人投机橡胶股票失败，连老本都赔了；1909年，做进口面粉贸易时又发生沉船意外，货物全部沉人大海。荣氏兄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荣氏兄弟被迫关闭了广生钱庄，保住了振新纱厂，而茂新面粉厂的其他股东纷纷出售股份。面对困境，荣宗敬决定借债扩大市场规模，最后向美商恒丰洋行借款12万两白银，购买了全套最新的面粉机。1910年，茂新获得新生，产能达到每年89万包，比建厂之初提高10倍，跻身于全国大厂之列。1912年，茂新营业利润达到12．8万两，还清所有债务之后仍有盈余。
此时，荣氏兄弟的两位得力助手，即分别管理销售和采购的王禹卿和浦文汀想自己独立办厂，并且找到荣宗敬借钱。最终，荣氏兄弟与王氏兄弟、浦氏兄弟合资，在上海新闸桥开了福新面粉厂，荣氏兄弟出资2万元占50％股份，荣宗敬出任经理。
福新开业几个月就赚了4万元，有股东便提出要分红，荣德生提议三年不分红以扩大规模，获得通过。1913年夏，福新租用了中兴面粉厂；同年冬天又建了福新二厂；1914年6月又建了福新三厂。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粉销售紧俏。与福新的扩张同时，茂新又买下了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还租用了泰隆和宝新两个厂子，并入股了九丰。
1915年，福新买下了原先租用的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8年，福新五厂在汉口建成，接着又租用了华兴面粉厂，后来买下改为福新六厂。至此，荣氏兄弟俩主要经营的10家面粉厂，每日产量可达到惊人的4.2万袋，而10家厂子中有5家皆是通过收购而得。
在面粉业兴旺时，荣德生就想扩展振新纱厂，并计划在上海建二厂，在南京建三厂，在郑州建四厂。因此他又提出暂不分红，但其他股东都不同意，荣氏兄弟最终退出振新，在上海筹办申新纱厂。不久买下恒昌源纱厂，荣德生入股四成，后来改名申新二厂。
1922q~2月，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和纱厂已经达到16个。不久，荣宗敬决定在汉口福新五厂附近设申新四厂，但荣德生认为负债经营风险大。后来因为荣宗敬决意上马申新四厂，导致总公司 (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茂福申总公司，作为家族企业的统一管理机构)周转资金发生困难，拖债累累。这时，荣宗敬再次冒险，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贷款350万日元(折合220万两白银)，终于闯过难关。从此，荣氏兄弟博得“面粉大王”和“纺纱大王”的称号，确立起大资本家的地位。
真正的家族控制
与后辈荣智健不同的是，在茂福申企业集团中，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占有企业全部股本的70％以上，他们甚为重视保持高比例股权。如在1933年，申新四厂失火，同年恢复重建，厂方便通知各股东，要求“除前缴本外，照前缴之数再缴两倍”，另外还须“筹填新股，以弥前亏和解决以后营运款项等问题。”结果有24位股本额1万元以下的股东表示财力有限而愿意退股，终于由荣氏兄弟继续追加股本。通过此次扩股，荣氏兄弟在申新四厂所占的股本比例由1932年的52．6％攀升到1934年的94．1％。
到了1941年，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培植自己在企业中的势力，主张申新四厂的几个高级职员(李国伟的中学同学)入股，但荣德生则以为吸收新股将损及老股东权益，表示坚决反对。后经人调解，重新调整申四新老股东股权，并保持了荣家股权占总股额的60％以上。到1944年底，荣家持有申新四厂62％的股份，其女婿亲家持有13．2％的股份。
在企业管理上，荣氏兄弟基本上也是大权独揽，并主要依靠家族成员或者同乡。在开始创办面粉厂和纺纱厂时，荣氏兄弟模仿的是当时西方盛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在发展振兴纱厂过程中，荣氏兄弟感到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在企业经营方面掣肘甚多，此后另谋发展乃至成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时都不再选择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即无限公司形式。
在荣氏企业集团中，各厂总经理一职均由荣宗敬一人兼任，实行集权制。企业内无锡籍人士占集团职员人数60％以上，至于各厂的经理、副经理几乎全部由他们的亲属、好友、族人、乡亲等担任。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矣!”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荣氏兄弟的子女相继成人，也都被安排到各厂或各部门的领导岗位。
家族分拆
在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荣家已经颇有实力，生活无忧无虑，过的是名副其实的少爷生活。1937年夏，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即出任茂新二厂助理经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都遭受重创，身体不好的荣宗敬移居香港，而荣德生则在汉口坐镇。
荣宗敬于1938年病逝后，荣氏家族内部也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渐增长，企业进入停滞发展阶段。在上海形势转好后，荣德生感到大房和二房早已各成系统，便有意淡出一直由大房主持的总公司管理，交由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出任。这即是典型的中国家族传承方式。
度过艰难的抗战后，荣氏家族企业希望进行内部改革，但由于意见不统一，最终分化成三大系统：大房以荣溥仁为代表，管辖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各厂，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名称；二房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及茂新的一、二、三、四各厂和天元、合丰，称之为“总管理处系统”；再有以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称之为“申四福五系统”。
之后，荣德生满怀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应该说是较好的实业复兴计划。天元实业公司不吸收大房系投资，由二房系专营，实际是荣氏家族帝国的再造，但由于战乱频仍，计划未能实现。
随着内战开打，荣氏家族的一部分企业开始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转移资金和设备。比如李国伟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龙设立纱厂，荣德生五子荣研仁也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资金去了泰国，二子荣尔仁移拆一部分设备到广州开厂。
1949年荣德生赶到上海，已经控制不了大局，大房系统负责人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
资金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其实对于荣毅仁来说，究竟是去是留，也是很矛盾的选择，其妻儿已到了香港。最终，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在内地，荣毅仁将妻儿从香港接回。1952年7月荣德生去世后，从此荣毅仁便成为这一家族留在内地的代表人物。
老年创出辉煌国企
解放后，公私合营乃大势所趋，尽管荣毅仁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对于其家族企业的命运已改弦更张，其商业才能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现。直到文革以后，荣毅仁已进入耳顺之年，才又面临创造实业的机遇。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
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而荣毅仁以个人拥有的资金投入，只能算是借款，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在中信挂牌之前，荣毅仁请来了原来在上海工商界的旧知好友：原上海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经叔平、原上海闸北水电厂总经理王兼士、原上海中国燃料工业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后出任中信总经理)、原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的儿子吴志超等来襄助。但公司成立初期，业务发展没有预想中的好。
1980年，荣毅仁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当时大型项目仪征化纤由于资金短缺准备停建，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其直接反应便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最终在1982年1月，中信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其中80％投入了仪征化纤。
1985年，仪征化纤建成投产，到1988年6月底，全公司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短短几年就赚回一个大型化工综合企业。这一不俗表现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却说，“什么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法!”荣毅仁听到此言，也忍不住 乐了。此后，中信步入快速发展期。
第四代超越太难
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目前拥有44家子公司(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领域。截至2004年底，中信集团的总资产为7014．11亿元(金融类资产占80％以上)，当年净利润为17．82亿元。
在中信从1亿元发展到目前7000亿元规模的过程中，国有背景以及领政策风气之先，使得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荣毅仁个人也毫无疑问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尽管荣毅仁在中信集团并不拥有股份，但“荣老板”这一称呼还是叫开了，即便在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在中信内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作为荣氏家族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毅仁在青年时期并未经过艰难的创业阶段，进入家族企业后，由于连年战争企业经营受到很大制约；而在战争结束后，又由于先后经历家族分化、公私合营，家族企业最终失去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荣毅仁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受惠于家族，而没能充分证明自我的商业才能；而其祖辈则从一介平民出身，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家族大业。
命运总让人捉摸不定，荣毅仁在63岁上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不过打下的基业却是一家标准国企中信集团，与其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子荣智健则在进入中信系统10年后，成为旗下一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总算又有了一点儿“父业子承”的味道。
如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在1993年就加入中信泰富，并在2000年进入董事会，并为国泰航空及其他有关中国基建及工业项目的公司董事；其女儿荣明方则于1995年加入中信泰富，现为科技发展部之董事，负责旗下科技项目的发展。相比荣智健当年只身闯荡香港，荣家第四代两兄妹起点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想在父辈眩目的成就之上再图超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荣氏家族讲究门当户对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成为大资本家之前，其家境并不富裕，因此虽然逐渐发家的荣宗敬娶了三房太太，荣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亲皆属贫民之家。
而从其下一代开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转变，姻亲就明显出现了“门当户对”的格局，出身名门望族成为其后代择偶的标准。比如：
荣毅仁的大姐荣慕蕴的丈夫李国伟，乃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的侄子；
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为无锡名门杨干卿的二女儿；
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
荣漱仁的丈夫杨通谊，为杨味云之子。杨味云乃清末官员，后成为大企业家；
荣智健的妻子任顺弥，为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
荣智健的妹妹荣智婉的丈夫马有恒，为政协副主席马万琪的儿子；
荣鸿仁的女儿荣智丰的丈夫成之德，为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