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政策官员出身的学者，温铁军青年时期下乡为知青，经历过工、农、商、学、兵，后来考入人大新闻系，学生时代就有国际视野，之后历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人大农发院院长等职直至退休。
70岁的温铁军还是“愤青”。人们常说，人年轻时不愤青是没心，年老时还愤青则无脑。但温铁军并不赞同，“不信邪”是他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拟给自己的墓志铭。
→ 《慧见》栏目负责人包慧采访温铁军 资料图
虽然温铁军以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而声名远扬，但他真正的价值既是“三农”，也远非“三农”。他早在1996年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周期规律的判断都非常有见地，但他对世界更为深远的价值还是一种全新的看问题视角，提醒人们看到任何改变都要多问那么一句：代价呢？
用脚做研究是温铁军一生信奉的信条。1985年，34岁的温铁军骑着摩托车用4个月跑了8个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再下到豫鲁平原和入海口的三角洲，遍览大国地理；沿途住过农家炕、老窑洞。1991年，40岁的温铁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又花了40天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一路与难民同居一室，穿行全是军人的街道，亲眼看见激进变革给普通人带来的切身影响。
他是一个对农民获得公平待遇抱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激进现代化持警惕态度的学者。9月12日，温铁军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学者，他的思考已经成为了国家政策，他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问：你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就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現在你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温铁军：其实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不太合适，我不外乎就是把上世纪90年代那种比较偏重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讨论，增加了两个维度：认为应该强调农民利益维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讲农村发展只讲农业生产，政策是有偏差的。
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景；只不过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改革带来的一部分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上世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
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
问：你所指的全球化挑战是疫情以来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吗？
温铁军：其实不是。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因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近这两届政府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
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好处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走吗？为什么我们要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近年来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走老路，人家也不让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不仅仅是全球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破坏，实际上疫情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问：从《八次危机》到最新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你的著作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就四个字——成本转嫁。我对此的理解是当风吹过来，人们会注意到风吹来了什么，而忽略被风吹走的东西。创造和消耗是一体两面，人们容易只看到改变的创造性，忽视了改变的消耗性，你为什么能一直反复提醒我们要对任何改革（改变）都要问一句，那么代价呢？
温铁军：很高兴你能用一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描述。诚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被风吹走了什么！可见，我无外乎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常识。其实，咱们从小就学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no pains no gains。既然是普通人都有的常识，为什么好像只有我在这样说。故意忽略常识的人可能背后有某种利益在引导。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相互博弈，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利益，甩掉成本。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现象。 问：农民其实是弱势群体，你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先后进入了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什么让你注意到被转嫁了成本的弱势群体？
温铁军：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了基层的锻炼，老三届都有十几年在基层的工农兵生活，高考恢复上大学的“新三届”在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机关要更新换代，需要人，于是，这些有过基层实践的人就参与了国家政策研究，就会比较贴近底层。
三农是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但特别关注三农就是那个阶段开始的，以农民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农村的发展作为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要方向。到上世纪90年代，主管部门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就爱说美国农民如何，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如何，然后把西方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斗胆多提了几句质疑，请注意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这种基本概念的内涵不同，也许应该归因于翻译有误。
问：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三农问题的文章中总结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基本矛盾还存在吗？
温铁军：两个基本矛盾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属于“土地密集型”的资源和农产品，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折抵中国的耕地总量已经占到了30%以上。
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全部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于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
问：你觉得制度层面未来可能最先破题的会是哪里？
温铁军：我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之际就提出应以城乡土地“同权同利”为原则，现在看有所改进。首先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外部开发必须保留50%以上的土地用于本村或收益返还本村，这是一个重要调整。再有就是现有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价值化，例如闲置物业、土地、山林、水面等都开始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票证化交易，意味着从实体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问：之前你通过实验和调研下过结论“东亚农业模式就应该是小农村社模式” ，而不是建成“像美国大农场那样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这是当时的国情。现在你认为这种国情改变了吗？
温铁军：我一直强调世界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野蛮资本主义，最大的野蛮在于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大陆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光了，外来殖民者把土地和资源占为己有，移民就有了大农场。但中国人是原住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农业模式只能学习东亚模式，不妨多向旁边看一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比我们先进入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是小农村社制，这就叫东亚模式。这两种异质性很强的模式之外，就是欧洲那些大量移出人口的殖民地宗主国形成了“莱茵模式”，也叫“温和资本主义”。
我国多年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基本国情还是如此。虽然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推动了一些群体获益，但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成本，主要是发展的代价被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承载，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担了代价却无声，说不出来，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才会爆发式地演变成危机。比如现在全球气候灾变，就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是听任那些“技术至上”的专家们去处理，往往事倍功半，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思想没调过来。
问：你曾提到过农村是稳定器，因为农村本来就百业兴旺而不只是农业生产，这和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并不矛盾。现在中国的农村已经越来越具备扁平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带动，加上发达的高铁、高速、物流、村村通。你认为如今实现农村现代化还存在哪些障碍？
温铁军：首先，切不可把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照搬到农村，简单地把工业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导致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形成混合型的“面源污染”，这就很难再靠技术手段治理。所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能照搬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旧模式。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应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城乡融合战略，更多鼓励市民下鄉，来形成城乡要素市场化条件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农村的水、电、路、气、宽带五通都已经到户了，就是说每村每户都有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硬件条件。五通进村意味着每个村都是一个开发区，成为大众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比如，浙江安吉现在就有大量上海人在那创业，有个村就有几千上海人投资4亿在山区创业。既不用造成污染，生活充满自然情趣，又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态，农村可持续了，国家也更稳定。
问：所以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已经慢慢走对了吗？
温铁军：对与不对倒不是谁的主观愿望，而是这个人口大国的客观趋势。例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人到浙江安吉创业，不就是安吉到上海去对市民做招商了。
我去年以来做了两期视频，讲“大疫止于村野”。有些人说农村难道没发生疫情吗？我说没有野的村才发生疫情，只要是有野的村，自然资源多样化就是阻挡疫情扩散的天然屏障。
问：你觉得金融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什么作用？
温铁军：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让金融供给侧改革直接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那过剩金融的出路就在乡村振兴。
最近十几年，国内金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跟地产泡沫化紧密绑在一起的，现在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它们分开。那现在要让过剩金融下乡，工具是什么？渠道是什么？乡村中有庞大的空间生态资源亟待货币化、价值化，最终实现生态资本深化，但是，有哪个投资商懂得如何做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必须面对金融供给侧不能对应生态化乡村需求的现实困境。
问：大的社会环境对思想的原创力至关重要，但现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普遍面临困境，大师少见、创新不足，你认为人文学科为什么有危机？
温铁军：最近一个高校校长演讲也说了，高校教学科研严重落后于社会，不仅是中国，世界上也都是这样，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严重落后社会，这是个全球普遍问题，并且很难解决。因为我们国内高校学科化的利益分配体制、考核体制、职称晋升体制等，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的；而所有相关主体都是在维护这种落后于社会的状态，你怎么能让这些教条化、形式主义制度下的教师靠个人努力就取得进步？
问：你如何评价“双减”，是不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危机，你认为教育怎么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能否分享一下你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经验？
温铁军：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怎么长大，我小的时候放学就疯玩，想看闲书就上图书馆去借。不像现在看到的孩子书包背得那么重，还得去这个培训班那个补习班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搞的是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变成了想要如何从孩子身上更多抽取利益。我们的大学很多教授都被学生当老板，请问那些开公司的教授是什么身份？
我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上学，还没有教育产业化机构，教师还不是老板，大都很自觉，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现在你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对老师教学内容方法都还提出过批评。如果班主任老师做得不对，学生党支部可以要他改进。因为观点不同，我对老师给的成绩也提出过抗辩，最后顶多就是我不要这个学分。现在不行了。当年我们这帮学生跟老师的辩论能力远比现在的孩子要强10倍100倍，现在教育比较欠缺这种鼓励学生思辨能力的宽容度。
问：你这一代人，毕业后就能进入国家党政机关，参与政策制定。但现在有的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就业困难，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我们那个时候人民大学一届学生才几百个人，现在得有几千人。全国高校毕业一届大学生得有九百多万人，就业情况完全不能比。年轻人还是应该脚踏实地、自主创新，并不是书中才有黄金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领域中，有相当多的发展途径，会背那些照搬的学问又能怎么着？花了好多借来的钱去上热门专业，最后弄得家里因教育致贫，何必呢？！
所以在严重分层的情况下，又把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投向那些实力强的高校，他们占了最大的教育经费和资源，其他的高校越是得不到财政经费，就越得向学生收钱，却不能将交了很多钱的学生通过培养成为社会中层。金融专业学生毕业能去当个银行柜员就算不错，但这本来职校生或高中生就能做，何必非得再花4年教育经费，交十几万去培养一个柜员？甚至还有硕士去送外卖。
问：你认为外界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温铁军：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首先是没时间，第二是看实践，如果批判者没有去做实践，只是批评，那我只能表示感谢。我跑了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不仅是交流，也是尽可能做调查研究，如果你也做过几个国别比较，那就可以交流了。我的研究经历中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做实验研究。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只是拿照搬的教科书来批评，那我尊重你批评我的权力，也请你尊重我不回应的权力。
问：人民大学退休之后，现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我的精力都花在我认为国家的三农战略需要做的事情上。比如，现在就主要是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包括脱贫攻坚大量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怎么能够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县域化需求结合在一起，怎么能够使几百万亿的国家沉淀投资被激活，用于以乡村为主体的生态资源的价值化，怎么用村集体生态资源货币化来吸納已过剩的金融资产，使国家能在全球化挑战之下可持续发展。
问：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读的书？
温铁军：我最近来不及看书，而是在看书稿。因为手头文字工作压力太大。这个月正在修改的一本书是我们科研团队做出来的《农业从1.0到4.0——生态化转型与农业可持续》，另外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现在遭遇的所谓新冷战。
问：你会给自己的人生考卷打多少分？
温铁军：我没想过。我六十几岁的时候，有人在组织亚洲另类学者写作计划，认为我算是中国另类学者，他们把我的自述整理出来了，出版社也发了广告。原来说等到70岁的时候再出。现在70岁了，想想也许80岁可以？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做个总结。但书名定了，就叫《此生无憾》。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时代，后人也很难再有谁像我这样上至党政军高层，下至工农兵基层，啥都干过。我经过了，我努力了，所以此生无憾。
问：此生无憾这个书名也很适合做未来在墓志铭上刻的标签，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你会刻什么？学者型官员、三农专家？
温铁军：在墓志铭上我想刻的是三个字——不信邪。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官方网站）
70岁的温铁军还是“愤青”。人们常说，人年轻时不愤青是没心，年老时还愤青则无脑。但温铁军并不赞同，“不信邪”是他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拟给自己的墓志铭。
虽然温铁军以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而声名远扬，但他真正的价值既是“三农”，也远非“三农”。他早在1996年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周期规律的判断都非常有见地，但他对世界更为深远的价值还是一种全新的看问题视角，提醒人们看到任何改变都要多问那么一句：代价呢？
用脚做研究是温铁军一生信奉的信条。1985年，34岁的温铁军骑着摩托车用4个月跑了8个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再下到豫鲁平原和入海口的三角洲，遍览大国地理；沿途住过农家炕、老窑洞。1991年，40岁的温铁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又花了40天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一路与难民同居一室，穿行全是军人的街道，亲眼看见激进变革给普通人带来的切身影响。
他是一个对农民获得公平待遇抱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激进现代化持警惕态度的学者。9月12日，温铁军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作为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学者，他的思考已经成为了国家政策，他如何看待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风吹走了什么？
问：你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就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現在你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温铁军：其实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不太合适，我不外乎就是把上世纪90年代那种比较偏重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讨论，增加了两个维度：认为应该强调农民利益维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讲农村发展只讲农业生产，政策是有偏差的。
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景；只不过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改革带来的一部分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上世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
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
问：你所指的全球化挑战是疫情以来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吗？
温铁军：其实不是。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因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近这两届政府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
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好处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走吗？为什么我们要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近年来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走老路，人家也不让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不仅仅是全球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破坏，实际上疫情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问：从《八次危机》到最新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你的著作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就四个字——成本转嫁。我对此的理解是当风吹过来，人们会注意到风吹来了什么，而忽略被风吹走的东西。创造和消耗是一体两面，人们容易只看到改变的创造性，忽视了改变的消耗性，你为什么能一直反复提醒我们要对任何改革（改变）都要问一句，那么代价呢？
温铁军：很高兴你能用一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描述。诚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被风吹走了什么！可见，我无外乎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常识。其实，咱们从小就学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no pains no gains。既然是普通人都有的常识，为什么好像只有我在这样说。故意忽略常识的人可能背后有某种利益在引导。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相互博弈，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利益，甩掉成本。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现象。 问：农民其实是弱势群体，你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先后进入了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什么让你注意到被转嫁了成本的弱势群体？
温铁军：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了基层的锻炼，老三届都有十几年在基层的工农兵生活，高考恢复上大学的“新三届”在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机关要更新换代，需要人，于是，这些有过基层实践的人就参与了国家政策研究，就会比较贴近底层。
三农是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但特别关注三农就是那个阶段开始的，以农民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农村的发展作为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要方向。到上世纪90年代，主管部门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就爱说美国农民如何，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如何，然后把西方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斗胆多提了几句质疑，请注意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这种基本概念的内涵不同，也许应该归因于翻译有误。
三农问题亟待制度体系破题
问：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三农问题的文章中总结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基本矛盾还存在吗？
温铁军：两个基本矛盾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属于“土地密集型”的资源和农产品，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折抵中国的耕地总量已经占到了30%以上。
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全部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于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
问：你觉得制度层面未来可能最先破题的会是哪里？
温铁军：我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之际就提出应以城乡土地“同权同利”为原则，现在看有所改进。首先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外部开发必须保留50%以上的土地用于本村或收益返还本村，这是一个重要调整。再有就是现有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价值化，例如闲置物业、土地、山林、水面等都开始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票证化交易，意味着从实体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问：之前你通过实验和调研下过结论“东亚农业模式就应该是小农村社模式” ，而不是建成“像美国大农场那样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这是当时的国情。现在你认为这种国情改变了吗？
温铁军：我一直强调世界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野蛮资本主义，最大的野蛮在于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大陆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光了，外来殖民者把土地和资源占为己有，移民就有了大农场。但中国人是原住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农业模式只能学习东亚模式，不妨多向旁边看一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比我们先进入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是小农村社制，这就叫东亚模式。这两种异质性很强的模式之外，就是欧洲那些大量移出人口的殖民地宗主国形成了“莱茵模式”，也叫“温和资本主义”。
我国多年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基本国情还是如此。虽然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推动了一些群体获益，但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成本，主要是发展的代价被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承载，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担了代价却无声，说不出来，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才会爆发式地演变成危机。比如现在全球气候灾变，就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是听任那些“技术至上”的专家们去处理，往往事倍功半，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思想没调过来。
问：你曾提到过农村是稳定器，因为农村本来就百业兴旺而不只是农业生产，这和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并不矛盾。现在中国的农村已经越来越具备扁平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带动，加上发达的高铁、高速、物流、村村通。你认为如今实现农村现代化还存在哪些障碍？
温铁军：首先，切不可把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照搬到农村，简单地把工业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导致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形成混合型的“面源污染”，这就很难再靠技术手段治理。所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能照搬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旧模式。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应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城乡融合战略，更多鼓励市民下鄉，来形成城乡要素市场化条件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农村的水、电、路、气、宽带五通都已经到户了，就是说每村每户都有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硬件条件。五通进村意味着每个村都是一个开发区，成为大众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比如，浙江安吉现在就有大量上海人在那创业，有个村就有几千上海人投资4亿在山区创业。既不用造成污染，生活充满自然情趣，又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态，农村可持续了，国家也更稳定。
问：所以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已经慢慢走对了吗？
温铁军：对与不对倒不是谁的主观愿望，而是这个人口大国的客观趋势。例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人到浙江安吉创业，不就是安吉到上海去对市民做招商了。
我去年以来做了两期视频，讲“大疫止于村野”。有些人说农村难道没发生疫情吗？我说没有野的村才发生疫情，只要是有野的村，自然资源多样化就是阻挡疫情扩散的天然屏障。
问：你觉得金融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什么作用？
温铁军：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让金融供给侧改革直接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那过剩金融的出路就在乡村振兴。
最近十几年，国内金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跟地产泡沫化紧密绑在一起的，现在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它们分开。那现在要让过剩金融下乡，工具是什么？渠道是什么？乡村中有庞大的空间生态资源亟待货币化、价值化，最终实现生态资本深化，但是，有哪个投资商懂得如何做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必须面对金融供给侧不能对应生态化乡村需求的现实困境。
并非“书中才有黄金屋”
问：大的社会环境对思想的原创力至关重要，但现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普遍面临困境，大师少见、创新不足，你认为人文学科为什么有危机？
温铁军：最近一个高校校长演讲也说了，高校教学科研严重落后于社会，不仅是中国，世界上也都是这样，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严重落后社会，这是个全球普遍问题，并且很难解决。因为我们国内高校学科化的利益分配体制、考核体制、职称晋升体制等，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的；而所有相关主体都是在维护这种落后于社会的状态，你怎么能让这些教条化、形式主义制度下的教师靠个人努力就取得进步？
问：你如何评价“双减”，是不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危机，你认为教育怎么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能否分享一下你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经验？
温铁军：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怎么长大，我小的时候放学就疯玩，想看闲书就上图书馆去借。不像现在看到的孩子书包背得那么重，还得去这个培训班那个补习班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搞的是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变成了想要如何从孩子身上更多抽取利益。我们的大学很多教授都被学生当老板，请问那些开公司的教授是什么身份？
我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上学，还没有教育产业化机构，教师还不是老板，大都很自觉，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现在你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对老师教学内容方法都还提出过批评。如果班主任老师做得不对，学生党支部可以要他改进。因为观点不同，我对老师给的成绩也提出过抗辩，最后顶多就是我不要这个学分。现在不行了。当年我们这帮学生跟老师的辩论能力远比现在的孩子要强10倍100倍，现在教育比较欠缺这种鼓励学生思辨能力的宽容度。
问：你这一代人，毕业后就能进入国家党政机关，参与政策制定。但现在有的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就业困难，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我们那个时候人民大学一届学生才几百个人，现在得有几千人。全国高校毕业一届大学生得有九百多万人，就业情况完全不能比。年轻人还是应该脚踏实地、自主创新，并不是书中才有黄金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领域中，有相当多的发展途径，会背那些照搬的学问又能怎么着？花了好多借来的钱去上热门专业，最后弄得家里因教育致贫，何必呢？！
所以在严重分层的情况下，又把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投向那些实力强的高校，他们占了最大的教育经费和资源，其他的高校越是得不到财政经费，就越得向学生收钱，却不能将交了很多钱的学生通过培养成为社会中层。金融专业学生毕业能去当个银行柜员就算不错，但这本来职校生或高中生就能做，何必非得再花4年教育经费，交十几万去培养一个柜员？甚至还有硕士去送外卖。
问：你认为外界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温铁军：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首先是没时间，第二是看实践，如果批判者没有去做实践，只是批评，那我只能表示感谢。我跑了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不仅是交流，也是尽可能做调查研究，如果你也做过几个国别比较，那就可以交流了。我的研究经历中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做实验研究。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只是拿照搬的教科书来批评，那我尊重你批评我的权力，也请你尊重我不回应的权力。
问：人民大学退休之后，现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我的精力都花在我认为国家的三农战略需要做的事情上。比如，现在就主要是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包括脱贫攻坚大量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怎么能够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县域化需求结合在一起，怎么能够使几百万亿的国家沉淀投资被激活，用于以乡村为主体的生态资源的价值化，怎么用村集体生态资源货币化来吸納已过剩的金融资产，使国家能在全球化挑战之下可持续发展。
问：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读的书？
温铁军：我最近来不及看书，而是在看书稿。因为手头文字工作压力太大。这个月正在修改的一本书是我们科研团队做出来的《农业从1.0到4.0——生态化转型与农业可持续》，另外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现在遭遇的所谓新冷战。
问：你会给自己的人生考卷打多少分？
温铁军：我没想过。我六十几岁的时候，有人在组织亚洲另类学者写作计划，认为我算是中国另类学者，他们把我的自述整理出来了，出版社也发了广告。原来说等到70岁的时候再出。现在70岁了，想想也许80岁可以？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做个总结。但书名定了，就叫《此生无憾》。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时代，后人也很难再有谁像我这样上至党政军高层，下至工农兵基层，啥都干过。我经过了，我努力了，所以此生无憾。
问：此生无憾这个书名也很适合做未来在墓志铭上刻的标签，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你会刻什么？学者型官员、三农专家？
温铁军：在墓志铭上我想刻的是三个字——不信邪。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