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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58年所写的一篇长文中表示,自己在诗词方面是有点目空一切的,独于毛泽东诗词却是“五体投地”,不下三五次地依毛泽东诗词原韵酬唱,正是表达这种心情的方式。但要说到对一首诗词的一再依韵,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却不是“五体投地”的毛泽东诗词,而是“并世不识面”,却因文字讥诮而屡有冲突,身后则以诗文“恭维一辈子”的鲁迅作品。这就是被郭沫若激赏、誉之为“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的七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20年的时间里,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郭沫若一而再、再而三地依其韵,写了4首感应时事的作品。就其意趣和表现手法衡量,可称为“每况愈下的唱和”。
【从“讥诮”到“唱和”:郭沫若一用鲁迅韵】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就是那篇最为世人诟病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郭沫若在这篇化名之作中对鲁迅大加挞伐,居然攻击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分子)”。问题不仅在于这种严重的误解,还在于变化的突然。1928年6月写作此文的大约半年前,郭沫若还与鲁迅共同列名《〈创造周报〉的复活预告》。(这正是鲁迅所期盼的“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合作。)对于这种作派,鲁迅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以“才子+流氓”讥诮也就不为无故了。直至1936年初,有访者问及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对国内文坛的印象,郭的反应仍是“对鲁迅不大满意”。转机出现在这年春夏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在震动文坛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鲁迅认同郭沫若所提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见解,并说了这样一番情辞恳切的话:我和郭沫若,未尝一面,“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同一的目标”就是同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这使向来心高气傲的郭沫若以称道鲁迅“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作为回报。不久,鲁迅病逝,郭沫若连续撰写《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等文字表示由衷的悼念。身在敌国的郭沫若有这样一段悼念文字:“我们民族所应受着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上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继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基于对鲁迅精神这样的理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出于民族大义,甘冒杀身之祸秘密返回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7月25日,登舟归国的这一天,郭沫若用鲁迅韵志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诗人不愧是大手笔,起句“又当”巧妙地勾联出10年前参加北伐战争的“革命春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郭沫若根据中共的安排流亡日本。10年间著译宏富,人所难及,虽是从事学术研究,心却一直向着祖国和人民。他在出版的《金文丛考》一书的扉页上题诗明志:“大夫去楚,香草美人;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我遭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厉坚贞。”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鲁迅不幸于这个时代到来的前夜去世了,郭沫若秉承了鲁迅的遗愿。这首《归国志感》在上海的救亡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时唱和者甚众。在诗人数以千计的旧体诗中,此诗以感情的真挚和境界的高远而为上品。
关于这首“黄海舟中用鲁迅韵”与鲁迅的关系,郭沫若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的文字有这样的表述:
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着眼泪把诗吐出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这诗所用的韵是什么人的韵呢?就是鲁迅的一首旧诗的原韵。这的的确确是可以证明我在回国的当时是有鲁迅的精神把我笼罩着的。假如没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假使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些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说不定我今天是会在南京和周作人作伴的吧?
事涉民族大义,鲁迅和周作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周氏双雄”)成了鲜明的对照。郭沫若返国之初,即于8月间以饱满的激情写出《国难声中怀知堂》,称道周作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认为是少数几位“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中的“特出一头地者”,因而痛感“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热切呼唤“苦住在敌人重围中的知堂”“飞回南边来”。可惜周作人辜负了郭沫若基于民族大义的情谊,竟自甘堕落。正是在鲁迅精神的笼罩下,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先是救亡宣传的组织者,中后期则以《屈原》、《虎符》、《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一系列文学创作和史学论著而成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
【为民主精神感召:郭沫若二用鲁迅韵】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为和平民主建国事业呼号奔走,一部《南京印象》便是这段历史的实录。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这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0周年忌日,郭沫若在纪念演讲中说:
这十年当中,鲁迅的肉体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始终领导着我们的。他的那种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那种坚忍不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作战的精神,始终领导着我们,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周作人是堕落了,因为他违背了他。闻一多是进步了,因为他追随了他。闻一多说过:“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这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像闻一多正是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鲁迅精神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领导作用,闻一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指标。
1943年,闻一多完成了由书斋学者、讲坛教授而成为民主斗士的角色转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抗战胜利后成为昆明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斥责蒋介石是“混账王八蛋”,在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后,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闻一多为争民主而近乎赤膊上阵的做法,并不合于鲁迅以壕堑战所体现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郭沫若推崇闻一多,为这位民主斗士的遇难写过不少纪念诗文,但绝不会仿效他的赤膊上阵。郭沫若作为政治活动家,毋宁说更受惠于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赴香港的一年间,郭除1946年11月下旬为协商国共和谈再度由上海赴南京,其余时间均在上海从事以文化为主体的民主活动,诸如翻译《浮士德》(第二部),推介《白毛女》等解放区作家作品,出任《文汇报》两个副刊的主编,编辑出版自己的小说、传记、诗歌、杂文等多部文集等。据《张治中回忆录》披露,这期间这位国府要员抵沪,曾宴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文化人士。其实,因张当年主持解散文工会,郭颇怀宿怨,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仍应付裕如,周旋巧妙。194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宣布民盟“非法”,郭沫若遂于11月14日赴香港。13日离沪前夕,再用鲁迅韵抒怀: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原稿首句为“赴汤蹈火此其时”,大概是考虑到由上海赴香港恰好是由险境赴夷地,故有此修改。第二句“效死”原稿为“效命”,显然是为着与首句的“杀身成仁”互为呼应。颔联小有改动,如“白骨”易为“鲠骨”显然较为妥帖。至于“红旗”易为“云旗”,除对仗上的考虑,恐怕更易于产生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联想。颈联改动更大,但无所谓优劣,均系标语口号,较之“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的意气充沛、情致动人、对仗工巧,显见逊色。虽如此,这首《再用鲁迅韵》也还是作者1940年代中后期,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鼓舞下,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一份写照。
【对鲁迅精神的曲解:郭沫若三用鲁迅韵】
仅仅三年功夫,郭沫若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所预言的“人民终究是要翻身的!民主必然是要实现的!法西斯必然是要垮台的!”竟然似乎实现了。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郭沫若写作题为《鲁迅先生笑了》的纪实性分行散文。这与其说是纪念鲁迅,不如说是歌颂毛泽东。文中记述的郭沫若亲历的6个场景,几乎全部充盈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这其实已经与民主和科学精神大异其趣,自然也与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鲁迅精神背道而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49年之后郭沫若关于鲁迅的纪念文字,几乎与鲁迅精神不相干,只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纪念文字是对鲁迅精神的严重曲解。
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郭沫若以《纪念“七七”》为题,用鲁迅韵赋诗两首。“其一”首句为“二十年前国难时”,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一改变其历史命运的人生抉择经久难忘。如果说末句“照耀农民衣锦衣”意在粉饰现实的话,统观全篇,大致还是“怀古”。然“其二”则是不折不扣的“论今”:
右派猖狂蠢动时, 温情那许一丝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 竟有幺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 和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 起舞中宵共振衣。
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头面人物、身居人大副委员长高位的郭沫若,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同右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和温情”,“容许了温情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还在两年前批判胡风时,郭沫若即率先发出“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吁请,由此看来,“温情那许一丝丝”确非艺术的夸张。胡风、冯雪峰这些鲁迅弟子的落难,其实已再明白不过地昭示了“鲁迅如果还活着”这一问题的答案了——在“反右”运动中,罗稷南斗胆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毛的回答毫不含糊:要么顾全大局不说话,要么进班房。郭沫若竟然“用鲁迅韵”来鼓吹“温情那许一丝丝”,真是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1962年10月下旬,郭沫若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及鲁迅幼年读书处“三味书屋”,写了这样一首诗:
昔人深憾不同时,今我同时未相晤。
廿六年来宇宙殊,红旗三面美无度。
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
三味书屋尚依然,拈花欲上腊梅树。
其时,因“三面红旗”而导致的3年大灾难刚刚过去,元气尚未回复,“三面红旗”早已式微。鲁迅九泉有知,当斥之为“瞒和骗”的粉饰之作。
最令人惊讶的是,196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讲话,塑造“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的时代形象——其实这是郭沫若的自画像。在这篇发言中,郭沫若有这样两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文字:
鲁迅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为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为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这当然是郭沫若的“借尸还魂”。还是毛泽东深知鲁迅其人,故有“要么不说话,要么进班房”一说。到了1966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更为险恶,甚至“不说话”都难以保全,恐怕得改为“要么拥戴,要么进班房”。1966年4月,郭沫若公开表示,要将自己所写的书“全部烧掉”,以自诬求自保。可叹的是,还要拉出去世已30年的鲁迅来“陪绑”。这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损毁。
郭沫若对鲁迅的“恭维”确乎每况愈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20年的时间里,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郭沫若一而再、再而三地依其韵,写了4首感应时事的作品。就其意趣和表现手法衡量,可称为“每况愈下的唱和”。
【从“讥诮”到“唱和”:郭沫若一用鲁迅韵】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就是那篇最为世人诟病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郭沫若在这篇化名之作中对鲁迅大加挞伐,居然攻击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分子)”。问题不仅在于这种严重的误解,还在于变化的突然。1928年6月写作此文的大约半年前,郭沫若还与鲁迅共同列名《〈创造周报〉的复活预告》。(这正是鲁迅所期盼的“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合作。)对于这种作派,鲁迅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以“才子+流氓”讥诮也就不为无故了。直至1936年初,有访者问及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对国内文坛的印象,郭的反应仍是“对鲁迅不大满意”。转机出现在这年春夏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在震动文坛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鲁迅认同郭沫若所提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见解,并说了这样一番情辞恳切的话:我和郭沫若,未尝一面,“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同一的目标”就是同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这使向来心高气傲的郭沫若以称道鲁迅“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作为回报。不久,鲁迅病逝,郭沫若连续撰写《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等文字表示由衷的悼念。身在敌国的郭沫若有这样一段悼念文字:“我们民族所应受着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上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继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基于对鲁迅精神这样的理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出于民族大义,甘冒杀身之祸秘密返回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7月25日,登舟归国的这一天,郭沫若用鲁迅韵志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诗人不愧是大手笔,起句“又当”巧妙地勾联出10年前参加北伐战争的“革命春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郭沫若根据中共的安排流亡日本。10年间著译宏富,人所难及,虽是从事学术研究,心却一直向着祖国和人民。他在出版的《金文丛考》一书的扉页上题诗明志:“大夫去楚,香草美人;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我遭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厉坚贞。”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鲁迅不幸于这个时代到来的前夜去世了,郭沫若秉承了鲁迅的遗愿。这首《归国志感》在上海的救亡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时唱和者甚众。在诗人数以千计的旧体诗中,此诗以感情的真挚和境界的高远而为上品。
关于这首“黄海舟中用鲁迅韵”与鲁迅的关系,郭沫若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的文字有这样的表述:
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着眼泪把诗吐出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但这诗所用的韵是什么人的韵呢?就是鲁迅的一首旧诗的原韵。这的的确确是可以证明我在回国的当时是有鲁迅的精神把我笼罩着的。假如没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假使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些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说不定我今天是会在南京和周作人作伴的吧?
事涉民族大义,鲁迅和周作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周氏双雄”)成了鲜明的对照。郭沫若返国之初,即于8月间以饱满的激情写出《国难声中怀知堂》,称道周作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认为是少数几位“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中的“特出一头地者”,因而痛感“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热切呼唤“苦住在敌人重围中的知堂”“飞回南边来”。可惜周作人辜负了郭沫若基于民族大义的情谊,竟自甘堕落。正是在鲁迅精神的笼罩下,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先是救亡宣传的组织者,中后期则以《屈原》、《虎符》、《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一系列文学创作和史学论著而成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
【为民主精神感召:郭沫若二用鲁迅韵】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为和平民主建国事业呼号奔走,一部《南京印象》便是这段历史的实录。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这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0周年忌日,郭沫若在纪念演讲中说:
这十年当中,鲁迅的肉体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始终领导着我们的。他的那种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那种坚忍不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作战的精神,始终领导着我们,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周作人是堕落了,因为他违背了他。闻一多是进步了,因为他追随了他。闻一多说过:“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这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像闻一多正是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鲁迅精神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领导作用,闻一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指标。
1943年,闻一多完成了由书斋学者、讲坛教授而成为民主斗士的角色转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抗战胜利后成为昆明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斥责蒋介石是“混账王八蛋”,在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后,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闻一多为争民主而近乎赤膊上阵的做法,并不合于鲁迅以壕堑战所体现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郭沫若推崇闻一多,为这位民主斗士的遇难写过不少纪念诗文,但绝不会仿效他的赤膊上阵。郭沫若作为政治活动家,毋宁说更受惠于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赴香港的一年间,郭除1946年11月下旬为协商国共和谈再度由上海赴南京,其余时间均在上海从事以文化为主体的民主活动,诸如翻译《浮士德》(第二部),推介《白毛女》等解放区作家作品,出任《文汇报》两个副刊的主编,编辑出版自己的小说、传记、诗歌、杂文等多部文集等。据《张治中回忆录》披露,这期间这位国府要员抵沪,曾宴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文化人士。其实,因张当年主持解散文工会,郭颇怀宿怨,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仍应付裕如,周旋巧妙。194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宣布民盟“非法”,郭沫若遂于11月14日赴香港。13日离沪前夕,再用鲁迅韵抒怀: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原稿首句为“赴汤蹈火此其时”,大概是考虑到由上海赴香港恰好是由险境赴夷地,故有此修改。第二句“效死”原稿为“效命”,显然是为着与首句的“杀身成仁”互为呼应。颔联小有改动,如“白骨”易为“鲠骨”显然较为妥帖。至于“红旗”易为“云旗”,除对仗上的考虑,恐怕更易于产生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联想。颈联改动更大,但无所谓优劣,均系标语口号,较之“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的意气充沛、情致动人、对仗工巧,显见逊色。虽如此,这首《再用鲁迅韵》也还是作者1940年代中后期,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鼓舞下,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一份写照。
【对鲁迅精神的曲解:郭沫若三用鲁迅韵】
仅仅三年功夫,郭沫若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所预言的“人民终究是要翻身的!民主必然是要实现的!法西斯必然是要垮台的!”竟然似乎实现了。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郭沫若写作题为《鲁迅先生笑了》的纪实性分行散文。这与其说是纪念鲁迅,不如说是歌颂毛泽东。文中记述的郭沫若亲历的6个场景,几乎全部充盈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这其实已经与民主和科学精神大异其趣,自然也与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鲁迅精神背道而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49年之后郭沫若关于鲁迅的纪念文字,几乎与鲁迅精神不相干,只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纪念文字是对鲁迅精神的严重曲解。
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郭沫若以《纪念“七七”》为题,用鲁迅韵赋诗两首。“其一”首句为“二十年前国难时”,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一改变其历史命运的人生抉择经久难忘。如果说末句“照耀农民衣锦衣”意在粉饰现实的话,统观全篇,大致还是“怀古”。然“其二”则是不折不扣的“论今”:
右派猖狂蠢动时, 温情那许一丝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 竟有幺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 和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 起舞中宵共振衣。
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头面人物、身居人大副委员长高位的郭沫若,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同右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和温情”,“容许了温情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还在两年前批判胡风时,郭沫若即率先发出“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吁请,由此看来,“温情那许一丝丝”确非艺术的夸张。胡风、冯雪峰这些鲁迅弟子的落难,其实已再明白不过地昭示了“鲁迅如果还活着”这一问题的答案了——在“反右”运动中,罗稷南斗胆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毛的回答毫不含糊:要么顾全大局不说话,要么进班房。郭沫若竟然“用鲁迅韵”来鼓吹“温情那许一丝丝”,真是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1962年10月下旬,郭沫若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及鲁迅幼年读书处“三味书屋”,写了这样一首诗:
昔人深憾不同时,今我同时未相晤。
廿六年来宇宙殊,红旗三面美无度。
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
三味书屋尚依然,拈花欲上腊梅树。
其时,因“三面红旗”而导致的3年大灾难刚刚过去,元气尚未回复,“三面红旗”早已式微。鲁迅九泉有知,当斥之为“瞒和骗”的粉饰之作。
最令人惊讶的是,196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讲话,塑造“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的时代形象——其实这是郭沫若的自画像。在这篇发言中,郭沫若有这样两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文字:
鲁迅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为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为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这当然是郭沫若的“借尸还魂”。还是毛泽东深知鲁迅其人,故有“要么不说话,要么进班房”一说。到了1966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更为险恶,甚至“不说话”都难以保全,恐怕得改为“要么拥戴,要么进班房”。1966年4月,郭沫若公开表示,要将自己所写的书“全部烧掉”,以自诬求自保。可叹的是,还要拉出去世已30年的鲁迅来“陪绑”。这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损毁。
郭沫若对鲁迅的“恭维”确乎每况愈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