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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0年二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学成归国不到两年的梁思成，作为法式组的组长，成为学社的灵魂人物之一。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现代城市建筑和规划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梁思成的思想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他的贡献蕴藏着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的价值。然而，如若我们不再满足于对梁思成的空洞缅怀和颂扬，抑或沉醉于他与林徽因之间的爱情传奇，而是想要走进其更为深邃和复杂的思想世界，便不能不将他置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加以分析和理解。朱涛所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正是近年来梁思成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和突破性的论著之一。
作为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梁思成早年与林徽因一道留学宾大、游访欧洲，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栉沐;父亲梁启超的亲身教导和他童年时期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复使其对于国学和日本之所谓东洋学的脉络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联系的加强，梁思成的建筑和城市規划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由此而论，梁思成的思想既涉及了中国、欧美、日本，以至苏联和东欧等多元复杂的学术脉络;其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又跨越中国古代和现代这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内在相系的不同时段，充满着互动和张力。朱涛一书的重要贡献，便是将梁思成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地展开分析，他的思想世界也变得更为丰富而立体，彰显出内在的矛盾与彷徨、孔隙和断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是抗战军兴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梁思成一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他在文献分析和实物调查方面齐头并进，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索，撰成《〈营造法式〉注释》和《清式营造则例》二书，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其与刘敦桢、莫宗江、林徽因等人对于华北、西南古建筑遗存的大规模调查和测绘，不仅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古建实测数据，也为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在一九四四年撰成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建筑史》一书的初稿中，梁思成明确地声称这一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这一进路，显然与王国维在二十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也与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学术理念同声相应，体现出明确的现代性诉求。
无论是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还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都是以对传统中国史学、文学之既有模式的质疑、批判和颠覆为出发点的，其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和学术现代性的诉求，更多以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甚至有破无立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为基调。然与五四时期已经活跃于学界和思想界的胡、顾等人有所不同的是：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梁思成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并无一个既存的“偶像”或者深厚的“传统”需要打破和颠覆;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所谓“不看二十四史”，即对于传统史料和史观的祛魅与批判，而是发现和揭示原本就为主流学界所忽视和遗忘的《营造法式》《工部则例》等边缘性史料和口传心授的所谓工匠传统。换言之，梁思成的研究虽然受到了王、胡、顾、傅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思潮和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注重田野考察和实物资料的获取，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使命和任务—并非想要通过这些材料来挑战和解构既有的体系，而是希望通过此种现代性的研究方式，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
朱涛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概括性地给出了梁、林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三段论：“一、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二、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建筑史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三、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27 页）由此可见，梁、林“整理国故”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其建筑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史观和目的所主导”（28 页），试图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传统和现代建筑理念之间架起一道逻辑自洽、融贯一气的桥梁，发现其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
在梁思成等人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三四十年代，民族存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促使其在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灌注了更多民族主义的豪情壮志。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林徽因便在其颇具理论概括意味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中强调：“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由此而论，梁、林在这份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宣言书”中便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显然少有现代反思意味的批判，而是更多包含了钱穆式的“温情与敬意”。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还体现在林文中对于西人（主要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 和弗莱彻尔[Banister Fletcher] 的观点）“浮躁轻率的结论”毫不客气的批评。在她看来，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视其为“非历史的建筑”。
结合朱涛对于弗莱彻尔“建筑之树”图解的分析，从广义的历史进化来看，这一图解虽为“建筑之树”，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世界种族文化竞争和进化的“文化之树”。在这棵树上，中国文化是一片古旧、孤零的树叶。无疑这使青年梁思成、刘敦桢等感到屈辱，并产生以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有力驳斥这种认识的冲动（参见57 页）。这种对于中国建筑“非历史性”的认识，不仅刺激了梁、刘等人，也刺激了更早关注中国建筑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甚为有趣的是，伊东对于法隆寺木构建筑中“古希腊”传统的揭示，并希图在云冈石窟中寻找希腊、罗马文化借佛教传播中国的若干证据（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44、49—50 页），的确是为了将东亚的古代建筑传统历史化，寻找其与世界建筑进步系谱的结合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进路，却是不断强调中国建筑渊源深远、演进单纯、历代承续而线索不紊的独立性，使之自外于西方建筑学的传统叙事和演进体系。 从内部视角而言，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当然是历史主义的，借用温克尔曼式“起源—发展—变化—衰亡”之艺术发展周期的理论范式，梁思成系统性地揭示了以斗栱为代表的中国建筑有机生长、繁荣和衰落的历史。但从世界建筑发展和交互影响的外部视角来看，且不论此寻找纯洁的上古本源，鲜有曲折、侵害、颠覆和中断，甚至任何剧烈波动的论述体系究竟是事实还是建构，梁、林等人充满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尤其是所谓中国诸重要建筑物虽在艺术工程方面进化至极高程度而又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的看法，是否又会吊诡性地陷入一种新的“非历史”困境和矛盾之中呢？
正如朱书中所言，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史演变脉络的描绘，已经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条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参见29 页）。这种戏剧性的纽合所形成的完整而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并非无懈可擊，而是充满了异质性的因素和内在的矛盾，使梁思成等人不得不时常“溢出”固有的体系，不断寻找弥合的途径。在此冲突和弥合的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二者也相互交融、互为牵扯，共同构成了梁思成学术思想中的二元基色。
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梁思成是在追寻现代性与民族主义情结的交融和矛盾中，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体系构建;那么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改造和自我否定，则使这位“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梁思成：《登桂林叠彩山》，一九六一年）的建筑史权威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与迷惘之中。
“迫于外界政治压力，建筑师们纷纷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实施‘定向爆破’，自我瓦解、自我否定，再通过忏悔和清洗，来实现时代所要求的‘进步’。”（115 页）而在梁思成身上，最为引人深思的悖论是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所谓“民族形式”的倡导。在梁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之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尤其对民族形式的倡导，成为他构筑新时代建筑理论的政治基础（参见117页）。然而，这种对于“民族形式”的倡导，尤其是苏联斯大林式的民族建筑观念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与西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理念，即梁思成四十年代曾一度推崇的“国际式”相悖的。这一时期，梁思成吊诡性地被革命一路驱使，走向了对于布杂体系的“复辟”（参见163 页）。
正如朱涛所言：“社会革命和建筑演化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革命也许可以在一夜间转换政权，让无数人变换他们呼喊的口号，革命也试图通过‘彻底改造’建筑师的思想，催发出与革命理念绝对相配的建筑语言，但实际情形却是：革命在某个层面上摧毁旧时代的激进话语的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得不借用它所意欲摧毁的旧时代中的各种遗产。”（163 页）对于梁思成而言，布杂古典主义作为其早在宾大留学时期便已奠定的学术底色，无疑是其必须借用之旧时代的遗产。在“国际式”受到激烈的抨击和批判之后，梁思成通过“文法—词汇论”“可译论”等一系列反思和表述，响应了苏联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号召，也呼应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受布杂影响至深的欧美折中主义实践，乃至中华民国时期对于“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由此，梁思成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努力在思想方面消除旧有观念的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筑观，却无法即时创造出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全新建筑语言，只能以机会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态度，在既存的几种语言体系中挑选出相对来说“政治上最正确”的一种，运用于建筑创作的具体实践之中。
但是，随着一九五六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风云突变，斯大林式的民族复古主义建筑理念受到了激烈批判;而其在中国的投影，则是建筑学界对于复古主义，即所谓“大屋顶”建筑的批判。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局，使刚刚在痛苦的回归中找到新的前进方向的梁思成再度陷入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即如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言：“过去，我们建筑界曾经刮过一阵复古主义的歪风，我自己就是这一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折中主义者把建筑的形式和内容完全割裂开来，随着业主的爱好把任何一种古代的形式生吞活剥地套用或是把若干种古代的形式七拼八凑在一起，贴在建筑物的外表上。每一个建筑师一般的都熟悉若干种建筑风格和特征，犹之乎一位大师傅会做各种中西大菜一样。”在此，梁思成以厨师为喻，用一种生动而苦涩的自嘲方式，再次否定了其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间在“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口号下对于布杂体系的回归。至此，梁思成既无法公开地宣扬他在四十年代所强调的“国际式”，又无法顺利地回归布杂体系的传统，可谓左支右绌、无措手足，找不到一个思想的“出口”，陷入了更为痛苦和无奈的彷徨与迷惘之中。
但是，如果沿着朱涛的论述，只注意到梁思成学术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或其在时代大潮和政治运动裹挟之下的彷徨和迷惘，便极有可能从空洞缅怀和颂扬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忘却了梁思成身上坚守的力量。较之僻居南方，践行不古不今之学，尽可能避免政治运动之影响的陈寅恪，长居北京、一度身居要职、参与共和国建设之各项事业的梁思成显然必须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新形势的需要。然而，这位想要追逐时代潮流、跟上前进步伐的红色专家，却又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成为时代的逆行者。
在此方面，讨论最多的当属首都中央行政区的选址规划和北京城墙的存废保护问题。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粗暴无情，使梁思成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而据林洙回忆，一九六九年冬春之交，北京市民为了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向城墙要砖。梁思成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随后，梁思成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林洙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林洙为了避免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批斗风险，没有答应他的这一请求。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像个挨了批评的孩子一般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而在其他地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方面：据林洙回忆，当梁思成得知宝坻县即将拆除三大士殿时，曾向河北省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无论如何要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一九六四年考察赵县、正定的古建筑之后，梁思成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借用“输血、打针”的比喻，对地方文物保护部门将有限的维修经费主要用于修补大觉六师殿殿基和佛坛石作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将维修的重点放在摩尼殿木构柱梁等岌岌可危的木构建筑方面。
再及于建筑学专业的育人理念方面：梁思成在钱伟长的“理工合院”思想遭到严厉批判之后，也并未从思想和理论上放弃自己的“通才”思想。在政治气氛稍有缓和之后，他便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新清华》上发表了《谈“博”而“精”》的短文，强调以专业为中心的外围学科知识对于建筑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地求“精”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里。这种对于通识教育和人文素养的强调，在今天已然成为国内外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在当时的情境下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前瞻性方能提出和倡导的。
由是而论，梁思成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中陷入了迷惘和彷徨，卻并没有丧失其坚守和执着的力量。令人唏嘘的是，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之下，梁思成的坚守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之内，只有在局势相对较为宽松缓和时方能见诸报端杂志等公共媒介，成为公开的立场。这种自我压抑与防御性的心理，在一九六九年英国作家韩素音到中国访问过程中与梁思成的谈话中可见一斑。尽管军宣队的刘主任一再叮嘱说：“你可以随便地和她谈谈体会，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的谈话，千万不要认罪检查。”这次谈话还是令人遗憾地失败了。在这样公开的场合，那个活跃、诙谐、自信，敢于发表不同看法的梁思成已经一去不返。
即使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梁思成也没有放弃他内心中坚守的一些理念。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由其口授、林洙笔录并亲自送往中南海北门传达室的《致周恩来信》中，重病中的梁思成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乒乓球队来华、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信息，并就费正清之妻费慰梅（WilmaC.Fairbank）访华和来函一事征求总理的意见。随后，他又就自己曾经的学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沃克（RichardWalker）来函希望其协助向总理申请来华访问，并于五月到香港办理入境签证而未获批准一事向总理汇报。在信的最后，梁思成言道：“沃克是十分坦率地表示不赞成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敌意。但他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并与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像这样的人我们是否也应做工作。复信或不复信都是我们的态度，请批示。”依此来看，梁思成信中的态度虽然非常谦虚、谨慎，多有忐忑、顾虑，但包含着执着和坚定，隐约间流露出对于有关部门不予回应、不置可否的忧虑和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之下，即便是对于沃克等政治观点明显不同的人士，梁思成也未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希望得到总理的批示，体现出宽大的胸襟和促进中美正常学术交流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梁思成于第二年溘然长逝，终究未能等到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再度来访，重续这段分别二十二年之久的珍贵情谊。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言：“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梁思成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也是悬挂在他自己及其时代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通过朱涛一书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到了梁思成思想中的矛盾与彷徨。其中既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诉求间的交织与矛盾，又有多变的政治风向和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所带来的迷惘和彷徨;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和彻底掩藏梁思成内心对于中国古建保护、通才教育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理念的执着和坚守。这一彷徨与坚守之间的拉锯，奠定了其一生两种不同的基调，也诠释了一个更为真实而丰富的梁思成。
作为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梁思成早年与林徽因一道留学宾大、游访欧洲，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栉沐;父亲梁启超的亲身教导和他童年时期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复使其对于国学和日本之所谓东洋学的脉络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联系的加强，梁思成的建筑和城市規划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由此而论，梁思成的思想既涉及了中国、欧美、日本，以至苏联和东欧等多元复杂的学术脉络;其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又跨越中国古代和现代这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内在相系的不同时段，充满着互动和张力。朱涛一书的重要贡献，便是将梁思成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地展开分析，他的思想世界也变得更为丰富而立体，彰显出内在的矛盾与彷徨、孔隙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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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是抗战军兴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梁思成一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他在文献分析和实物调查方面齐头并进，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索，撰成《〈营造法式〉注释》和《清式营造则例》二书，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其与刘敦桢、莫宗江、林徽因等人对于华北、西南古建筑遗存的大规模调查和测绘，不仅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古建实测数据，也为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在一九四四年撰成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建筑史》一书的初稿中，梁思成明确地声称这一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这一进路，显然与王国维在二十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也与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学术理念同声相应，体现出明确的现代性诉求。
无论是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还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都是以对传统中国史学、文学之既有模式的质疑、批判和颠覆为出发点的，其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和学术现代性的诉求，更多以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甚至有破无立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为基调。然与五四时期已经活跃于学界和思想界的胡、顾等人有所不同的是：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梁思成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并无一个既存的“偶像”或者深厚的“传统”需要打破和颠覆;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所谓“不看二十四史”，即对于传统史料和史观的祛魅与批判，而是发现和揭示原本就为主流学界所忽视和遗忘的《营造法式》《工部则例》等边缘性史料和口传心授的所谓工匠传统。换言之，梁思成的研究虽然受到了王、胡、顾、傅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思潮和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注重田野考察和实物资料的获取，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使命和任务—并非想要通过这些材料来挑战和解构既有的体系，而是希望通过此种现代性的研究方式，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
朱涛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概括性地给出了梁、林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三段论：“一、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二、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建筑史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三、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27 页）由此可见，梁、林“整理国故”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其建筑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史观和目的所主导”（28 页），试图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传统和现代建筑理念之间架起一道逻辑自洽、融贯一气的桥梁，发现其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
在梁思成等人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三四十年代，民族存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促使其在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灌注了更多民族主义的豪情壮志。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林徽因便在其颇具理论概括意味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中强调：“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由此而论，梁、林在这份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宣言书”中便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显然少有现代反思意味的批判，而是更多包含了钱穆式的“温情与敬意”。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还体现在林文中对于西人（主要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 和弗莱彻尔[Banister Fletcher] 的观点）“浮躁轻率的结论”毫不客气的批评。在她看来，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视其为“非历史的建筑”。
结合朱涛对于弗莱彻尔“建筑之树”图解的分析，从广义的历史进化来看，这一图解虽为“建筑之树”，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世界种族文化竞争和进化的“文化之树”。在这棵树上，中国文化是一片古旧、孤零的树叶。无疑这使青年梁思成、刘敦桢等感到屈辱，并产生以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有力驳斥这种认识的冲动（参见57 页）。这种对于中国建筑“非历史性”的认识，不仅刺激了梁、刘等人，也刺激了更早关注中国建筑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甚为有趣的是，伊东对于法隆寺木构建筑中“古希腊”传统的揭示，并希图在云冈石窟中寻找希腊、罗马文化借佛教传播中国的若干证据（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44、49—50 页），的确是为了将东亚的古代建筑传统历史化，寻找其与世界建筑进步系谱的结合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进路，却是不断强调中国建筑渊源深远、演进单纯、历代承续而线索不紊的独立性，使之自外于西方建筑学的传统叙事和演进体系。 从内部视角而言，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当然是历史主义的，借用温克尔曼式“起源—发展—变化—衰亡”之艺术发展周期的理论范式，梁思成系统性地揭示了以斗栱为代表的中国建筑有机生长、繁荣和衰落的历史。但从世界建筑发展和交互影响的外部视角来看，且不论此寻找纯洁的上古本源，鲜有曲折、侵害、颠覆和中断，甚至任何剧烈波动的论述体系究竟是事实还是建构，梁、林等人充满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尤其是所谓中国诸重要建筑物虽在艺术工程方面进化至极高程度而又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的看法，是否又会吊诡性地陷入一种新的“非历史”困境和矛盾之中呢？
正如朱书中所言，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史演变脉络的描绘，已经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条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参见29 页）。这种戏剧性的纽合所形成的完整而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并非无懈可擊，而是充满了异质性的因素和内在的矛盾，使梁思成等人不得不时常“溢出”固有的体系，不断寻找弥合的途径。在此冲突和弥合的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二者也相互交融、互为牵扯，共同构成了梁思成学术思想中的二元基色。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梁思成是在追寻现代性与民族主义情结的交融和矛盾中，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体系构建;那么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改造和自我否定，则使这位“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梁思成：《登桂林叠彩山》，一九六一年）的建筑史权威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与迷惘之中。
“迫于外界政治压力，建筑师们纷纷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实施‘定向爆破’，自我瓦解、自我否定，再通过忏悔和清洗，来实现时代所要求的‘进步’。”（115 页）而在梁思成身上，最为引人深思的悖论是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所谓“民族形式”的倡导。在梁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之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尤其对民族形式的倡导，成为他构筑新时代建筑理论的政治基础（参见117页）。然而，这种对于“民族形式”的倡导，尤其是苏联斯大林式的民族建筑观念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与西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理念，即梁思成四十年代曾一度推崇的“国际式”相悖的。这一时期，梁思成吊诡性地被革命一路驱使，走向了对于布杂体系的“复辟”（参见163 页）。
正如朱涛所言：“社会革命和建筑演化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革命也许可以在一夜间转换政权，让无数人变换他们呼喊的口号，革命也试图通过‘彻底改造’建筑师的思想，催发出与革命理念绝对相配的建筑语言，但实际情形却是：革命在某个层面上摧毁旧时代的激进话语的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得不借用它所意欲摧毁的旧时代中的各种遗产。”（163 页）对于梁思成而言，布杂古典主义作为其早在宾大留学时期便已奠定的学术底色，无疑是其必须借用之旧时代的遗产。在“国际式”受到激烈的抨击和批判之后，梁思成通过“文法—词汇论”“可译论”等一系列反思和表述，响应了苏联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号召，也呼应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受布杂影响至深的欧美折中主义实践，乃至中华民国时期对于“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由此，梁思成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努力在思想方面消除旧有观念的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建筑观，却无法即时创造出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全新建筑语言，只能以机会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态度，在既存的几种语言体系中挑选出相对来说“政治上最正确”的一种，运用于建筑创作的具体实践之中。
但是，随着一九五六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风云突变，斯大林式的民族复古主义建筑理念受到了激烈批判;而其在中国的投影，则是建筑学界对于复古主义，即所谓“大屋顶”建筑的批判。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局，使刚刚在痛苦的回归中找到新的前进方向的梁思成再度陷入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即如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言：“过去，我们建筑界曾经刮过一阵复古主义的歪风，我自己就是这一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折中主义者把建筑的形式和内容完全割裂开来，随着业主的爱好把任何一种古代的形式生吞活剥地套用或是把若干种古代的形式七拼八凑在一起，贴在建筑物的外表上。每一个建筑师一般的都熟悉若干种建筑风格和特征，犹之乎一位大师傅会做各种中西大菜一样。”在此，梁思成以厨师为喻，用一种生动而苦涩的自嘲方式，再次否定了其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间在“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口号下对于布杂体系的回归。至此，梁思成既无法公开地宣扬他在四十年代所强调的“国际式”，又无法顺利地回归布杂体系的传统，可谓左支右绌、无措手足，找不到一个思想的“出口”，陷入了更为痛苦和无奈的彷徨与迷惘之中。
三
但是，如果沿着朱涛的论述，只注意到梁思成学术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或其在时代大潮和政治运动裹挟之下的彷徨和迷惘，便极有可能从空洞缅怀和颂扬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忘却了梁思成身上坚守的力量。较之僻居南方，践行不古不今之学，尽可能避免政治运动之影响的陈寅恪，长居北京、一度身居要职、参与共和国建设之各项事业的梁思成显然必须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和新形势的需要。然而，这位想要追逐时代潮流、跟上前进步伐的红色专家，却又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成为时代的逆行者。
在此方面，讨论最多的当属首都中央行政区的选址规划和北京城墙的存废保护问题。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粗暴无情，使梁思成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而据林洙回忆，一九六九年冬春之交，北京市民为了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向城墙要砖。梁思成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随后，梁思成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林洙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林洙为了避免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批斗风险，没有答应他的这一请求。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像个挨了批评的孩子一般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而在其他地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方面：据林洙回忆，当梁思成得知宝坻县即将拆除三大士殿时，曾向河北省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无论如何要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一九六四年考察赵县、正定的古建筑之后，梁思成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借用“输血、打针”的比喻，对地方文物保护部门将有限的维修经费主要用于修补大觉六师殿殿基和佛坛石作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将维修的重点放在摩尼殿木构柱梁等岌岌可危的木构建筑方面。
再及于建筑学专业的育人理念方面：梁思成在钱伟长的“理工合院”思想遭到严厉批判之后，也并未从思想和理论上放弃自己的“通才”思想。在政治气氛稍有缓和之后，他便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新清华》上发表了《谈“博”而“精”》的短文，强调以专业为中心的外围学科知识对于建筑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地求“精”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里。这种对于通识教育和人文素养的强调，在今天已然成为国内外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在当时的情境下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前瞻性方能提出和倡导的。
由是而论，梁思成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中陷入了迷惘和彷徨，卻并没有丧失其坚守和执着的力量。令人唏嘘的是，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之下，梁思成的坚守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之内，只有在局势相对较为宽松缓和时方能见诸报端杂志等公共媒介，成为公开的立场。这种自我压抑与防御性的心理，在一九六九年英国作家韩素音到中国访问过程中与梁思成的谈话中可见一斑。尽管军宣队的刘主任一再叮嘱说：“你可以随便地和她谈谈体会，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的谈话，千万不要认罪检查。”这次谈话还是令人遗憾地失败了。在这样公开的场合，那个活跃、诙谐、自信，敢于发表不同看法的梁思成已经一去不返。
即使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梁思成也没有放弃他内心中坚守的一些理念。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由其口授、林洙笔录并亲自送往中南海北门传达室的《致周恩来信》中，重病中的梁思成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乒乓球队来华、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信息，并就费正清之妻费慰梅（WilmaC.Fairbank）访华和来函一事征求总理的意见。随后，他又就自己曾经的学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沃克（RichardWalker）来函希望其协助向总理申请来华访问，并于五月到香港办理入境签证而未获批准一事向总理汇报。在信的最后，梁思成言道：“沃克是十分坦率地表示不赞成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敌意。但他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并与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像这样的人我们是否也应做工作。复信或不复信都是我们的态度，请批示。”依此来看，梁思成信中的态度虽然非常谦虚、谨慎，多有忐忑、顾虑，但包含着执着和坚定，隐约间流露出对于有关部门不予回应、不置可否的忧虑和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之下，即便是对于沃克等政治观点明显不同的人士，梁思成也未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希望得到总理的批示，体现出宽大的胸襟和促进中美正常学术交流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梁思成于第二年溘然长逝，终究未能等到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再度来访，重续这段分别二十二年之久的珍贵情谊。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言：“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梁思成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也是悬挂在他自己及其时代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通过朱涛一书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到了梁思成思想中的矛盾与彷徨。其中既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诉求间的交织与矛盾，又有多变的政治风向和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所带来的迷惘和彷徨;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和彻底掩藏梁思成内心对于中国古建保护、通才教育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理念的执着和坚守。这一彷徨与坚守之间的拉锯，奠定了其一生两种不同的基调，也诠释了一个更为真实而丰富的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