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研究简述
　　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仇英《饯行图》(图1)，徐邦达先生于《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此作“钩笔太软弱生涩……小款字也不同于其他真迹所见”，故定此作品为伪作，就画作时代来看可能绘于明末清初之间。并鉴定周天球诗序、引首均为真，画为后添，同仇英的《送朱子羽令铅山图卷》、同文徵明《芝庭图》《深翠轩图》一样，是被后人添加伪画谋取重利的送迎诗文卷。
　　刘九庵先生于《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典》中鉴定为明人伪作。
　　单国强先生的见解与理由应由徐先生而来，几乎相同，故不赘述。
　　谢稚柳先生认为此画有疑，但题跋可确定为真；而杨仁恺先生仅言画好。
　　二、仇英绘画风格与印章款识特征
　　仇英的山水画风格兼备两种体貌：一种主要以山水人物为内容，早年主宗南宋院体，笔墨劲放，以水墨淡彩与小青绿为主，晚年吸收元明画家含蓄笔墨，更为写意；另一种为工笔青绿山水画格，内容以山水为主人物仅为点景之用，早年以承袭赵伯驹、赵伯骗为主，晚年则吸收了赵孟頫与文徵明的技法特点，笔墨精细而色彩淡雅，形成了秀雅工致的独特风格。
　　如今我们可见的传世作品中，仇英的落款往往为“仇英寅父制”，且其中的“寅”字中间部分大多故意不露头写作“田”(图2)；印鉴则种类不定，但基本内容皆为“仇英”、“实父”或“十洲”。
　　三、《饯行图》书画风格与时间的矛盾分析
　　就绘画风格鉴析，按照其中的所属时间为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648年)，由于缺乏画史记载不知此时仇英确切年龄，但根据可见传世作品，此作已为极晚之作。根据仇英山水画体貌的阶段性特征，此图应隶属工笔青绿山水的晚年风格。而《饯行图》尽管十分工细，构图与树法多有参照赵孟頫之处，青绿设色过于浓重，不符合他晚年绘画的审美追求，可对比于其同年创作的《云溪仙管图》(图3)。至于笔墨的细节，可参照类似构图与设色的《归汾图》卷(图4)。
　　如图可见，《归汾图》中的屋舍轮廓往往重线勾之，线条沉着有力使建筑显得结构坚实；《饯行图》中的屋舍相较而言，则显笔弱，即如徐邦达所言的“钩笔软弱生涩”(图5)。
　　此外，《归汾图》《云溪仙管图》中的山石点苔浑圆、丛丛簇簇，可见是仇英精心为之；而《饯行图》的点苔则为十分密的集短竖线，拘谨而生硬，毫无真迹的从容不迫与胸有成竹。(图6)
　　再看点景人物：《饯行图》似乎过于强调工笔重彩的特征，每个人物都眉眼鲜明、衣纹可见；但实际上在仇英的其他真迹中点景人物往往不会精致至此，而侧重于描绘出其鲜活的动态。(图7)
　　综上可见，在绘画的阶段性特征上《饯行图》与时间上体现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许多画面细节也不符合此时仇英绘画的应有特点。
　　就款识书风鉴析落款的字，虽然是仇英署款的惯用写法，但字迹略显绵软无力，浮于纸面。而确定真迹中的款识往往提按明确，有顿有挫。尽管此作为首张于生宣上的作品，但并不至于字差如此，况且所属款识给人作伪者特有的谨小慎微之感。
　　四、初步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倾向于赞同徐邦达、单国强、刘九庵的意见，认为此作是伪作。
　　理由部分同于徐邦达先生的观点：即一是勾笔生涩；二是小款字绵软无力，不会是仇英晚年功力深厚的作品；三是徐先生认为此图是为真跋的配图，经过与其他周天球的题跋中笔迹进行对照，笔者同意引首、诗序皆为真的观点，另外这是明代惯用的作伪手段，与时代风气相吻合，因此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此外，通过笔者个人对画面更进一步的分析，《饯行图》也远不是仇英晚年工笔青绿山水一路的绘画风格，与年代相互矛盾。画面不仅设色过重，而且人物、屋舍、点苔的具体画法也不同于其流传的真迹，由此可见确实为他人作伪。但就如杨仁恺先生的意见一样，这幅作品的确是具有较高水准的，尽管不能与仇英真迹相提并论，但不失为“好而不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