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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梅 ：展览《公·园》发生在上海多伦美术馆，这座深处在虹口区闹市中心的美术馆旁边就是著名的鲁迅公园，实在是太应题了。先来说说为什么会在多伦美术馆做一个叫“公·园”的摄影展览吧。
施瀚涛：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从建馆之初就非常关注影像的领域，以2004 年的《荷兰录像艺术简史》展览项目肇始，其后不断围绕影像的主题展开，包括《新锐：青年录像展 》《12+ 实验影像回顾展》《第三届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闪影之夜”闪影电影节之2007 作品展》等多个影像项目。自 2016 年以来，以每年一届的频率持续推出小型的主题性影像展览，关注以艺术方式介入社会的艺术家作品及其实践，尤其是影像实验。所以可以说，影像是多伦美术馆展览内容的一条固定线索之一。
所以在今年初，正当疫情严重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心惶惶之际，多伦美术馆的曾玉兰馆长联系到我，问有没有兴趣策划一个摄影展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这样的招呼，让我很受安慰，我欣然同意。为什么会以公园作为展览的主题呢？首先一个原因是疫情中我注意到朋友圈中有两个朋友，严怿波和btr，他们开始在微信上发他们在半封锁状态中的城市闲逛、散步时拍下的照片。那时候公园也刚刚开放，换句话说城里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散步透气的。btr在公园里像一个波德莱尔式的闲逛者（flaner），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正在构思一个跟公园相关的写作计划。在2020年，隔离、封锁、社交距离是年度关键词，做一个展览是关于公园，关于在绿地散步，在湖上泛舟的，这是我们都需要的安慰。至于第二个原因，那一定是与上海有关的，从上海这座城市和摄影的关系出发的。
王凯梅：对啊，中国摄影历史，尤其是城市纪实体的摄影艺术，上海是一个先驱者啊。
施瀚涛：比如说80年代沪上的摄影群体“北河盟”，是较早地用摄影探索都市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摄影运动，与北方群体不同，他们是一群聚焦上海市井生活的都市摄影师。到了 90年代纪实怀旧等题材的影像越来越多，做当代艺术的人在这时也开始拍照片做作品；2000年第一个10年里面出来的人就更多了，宋涛、马良、杨咏良等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上海产生的以摄影媒介展开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尽管摄影开展的时间早，但展示摄影作品的空间却并不多，2002年我开的画廊，2003年爱普森做了一个摄影艺术中心，然后有97画廊，全摄影画廊，好像就没了。总之感觉到了2000年第二个10年当代艺术彻底把所有空间全占满了，摄影的声音越来越弱。
王凯梅：当代艺术也很清晰地划定出来摄影艺术家是属于另一种行业的创作，尽管发展的趋势是当代艺术和摄影这之间的边界开始交叉起来，但摄影仿佛还是位于这个当代艺术鄙视链中的尾端，能这么说吗？
施瀚涛：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要区分开看的。假如作为一个现象来说是这样的，顾铮在写90年代的中国摄影的文章中就写到，从90年代开始，当代艺术以荣荣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出现，就已经开始把摄影艺术家分成两类了：一类是真正做摄影的，另外一类是做当代艺术的，只不过用了影像这个媒介。但是这样划分并不意味做摄影的人就不能称为是当代艺术家，你看蒋鹏奕的作品不就非常回归记录大自然的摄影历史源头吗？如果说真有鄙视链，可能就像美院学油画的人看待学版画人的态度吧，职业技能的荣耀感。
王凯梅：你对摄影在上海的发展历史做过几个比较归纳总结性的展览，这样的展览具有能够把不同年龄段，不同美学追求的艺术家汇聚在一起的感召力，《公·园》也是这样一个范例。我在展览的开幕式上，看到许多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发烧友，他们在当代艺术展览上是不常见的。
施瀚涛：对，我之前在刘海粟美术馆做过1980年代的上海攝影，后来做过1990年代的上海摄影，我做了一个地域性的选择，希望上海摄影历史的故事能够被讲述。公园的展览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情怀。
王凯梅：那就说说你和公园的情结吧，你是上海人吧？公园和你是怎么样的关系？在策划这个展览当中，个人情感和展览的叙事是怎么样相交织的线索呢？
施瀚涛：因为我们是上海人，所以一说公园肯定就是有感觉的。我小时候住在南京路附近，我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人民公园，到了公园里面花个5分钱，给我租一辆小三轮自行车，我就在那里骑，爸爸就跟在后面自己走路。所以今天我看到薛宝其拍的复兴公园的那张照片，男的在前面看书，女的在当中打毛衣，后面小孩子骑着三轮自行车，那就是我的童年啊！只是当中没有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那时被派到农村工作了。所以我小时候对人民公园的印象蛮深的，我爸爸和家里人也常常说起，到底这个情景是我记住的还是家人不断重复变成了我的记忆？我也说不清楚。
在做展览研究的时候，我也想过要不要把鲁迅公园的历史或者鲁迅的一些左翼故事找出来放进展览。有趣的是我和虹口公园的关系全是私人化的，上小学四年级我家搬到虹口区，学校门口是虹口体育场，旁边是虹口公园后来改成鲁迅公园的。我经常是爬到虹口体育场，然后从虹口体育场再爬进虹口公园。 虹口公园边上还有游泳池，冬天时改成溜冰场。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小学生溜出去溜冰，被老师堵在门口给抓回去。
后来读大学就离开虹口区了，更是很少去公园了。大学附近有那种康健公园，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带着女朋友去过。再后来发现公园开始搬进儿童娱乐项目，还有广场舞和合唱团的进驻，对于公园的感受再不是过去那个安静的星期天午后，一家人在公园里散步骑车。
王凯梅：这次展览中也出现了公园里的合唱团的作品，很明显展览上聚集了很多类型、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公园是把他们串联在一起的线索吗？
施瀚涛：也可以这么说吧，薛宝其是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迈的，他是1933年生人，我知道他上世纪80年代拍复兴公园那三组作品，已经被上海美术馆收藏了，这次能够借来展出，非常兴奋。顾铮、陆元敏都在1980年代开启的都市纪实题材中占有重要地位，我想他们在记录都市生活中，镜头一定对准过公园。徐海峰是90年代开始作都市纪实的，2000年后是鸟头，他们俩人的创作也是城市肌肤的再现，我去问他们的时候，果真找到一组中山公园的照片。徐杰前一阵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就叫“公园”，他自己和LAM一起做了一本小册子，他拍的上海东部的公园和LAM拍的奥地利的公园，他们本来就是玩玩的，我觉得也挺好。 我是知道郭盈光拍摄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录像的，这个作品是一个包括动态影像、照片和艺术家出版物的全面的创作。她关注的点：一面是逼近三十岁青年不结婚，一面是焦虑的父母亲，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话题，相亲角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园中的景观。殷漪的作品之前展过，作品中一个隐含的线索是在致敬他的父辈这一代人，那些50年前上山下乡，如今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成为退休老人，在鲁迅公园自发组织大合唱重温逝去的火热青春。殷漪的作品用声音回应“弗搭界”的影像作品。
王凯梅：赵川、吴梦和高子鹏的“弗搭界”创作的《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这个表面非常平静的标题其实蕴含着一个不是那么平静的故事。你能说一下这个三屏录像的诞生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吗？
施瀚涛：赵川、吴梦和高子鹏在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是他们用两年多时间对一批在新疆插队数十年，终于回到故乡上海，但却仍然遭遇不公待遇的上海知青的采访跟拍，原片有五百多分钟。鲁迅公园是这个特殊的知青群体经常聚会活动的地方，是纪录片拍摄前期的一个重要拍摄场景。我在和赵川谈到参加展览的时候，最初是想他能够剪一段纪录片出来放映，他们三个人商量后，想到了在拍摄纪录片中有大量未使用的素材，他们愿意剪辑成一部作品，回应公园的主题。《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其实是他们的纪录片的一个副产品，但它同原作的相通之处，又都落足在鲁迅公园中。我们在录像中看到的唱歌表情夸张的阿姨、叔叔，呈现出这一代人聚在一起时，模式化的动作中真实的情感流露。
王凯梅：与比他们年幼十几岁在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或者在公园里拍跳舞抖音的年轻人相比，真实性是完全无法用一个定义描述的概念。这些昔日的知青，他们在跳集体舞，唱大合唱时，即使是远隔着塑造他们精神信仰的时代，一旦踏在彼此分享共同命运的基础上，一种精神的共鸣就被唤起了。这也触及到这部作品中一个非常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我们如何使用影像和影像自治的权利。
施瀚涛：或许这里的影像能够引导一些年轻人去探索他们知识结构里缺失的那一块。《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的结尾是一系列静态的黑白照片，这是艺术家从纪录片里一帧一帧抠出来的人脸特写，配上窦唯的音乐，刚才很闹的情景就安静下来了。有人从这些黑白照片里面看到了历史，个人的怀旧历史，下一步去看就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历史。三屏录像的展示方法具有代入性，能够起到沉浸效果的。弗搭界的成员之一高子鹏是一位专业的纪录片导演，对于这次再创作他也是表示了满意和惊喜，这些蒙尘十年的影像被重新唤起生命，再次传播。在这个关于公园的展览上，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尝试，借着公园其实我来讨论摄影，当然这个完全分割开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哪一个是更重要的？
王凯梅：所以公园就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从里面望进去凝聚着历史、现实和憧憬未来的微缩景观。公园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中还是一个舶来品，我们都用“园林”来谈古代中国文人对山水想象的私人情怀，而“公园”是面对公众，由政府投资经营的公共建设，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正好和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历史有一种重叠。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上海是中国摄影最活跃的地方。
施瀚涛：因为摄影是现代的视觉工具，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大都市，从都市摄影和现代主义摄影实践这一块来看，上海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行者。 北京、广州都有很多重要的好摄影师，河南、西北还有一群西北风，四川也有自己的摄影群体，但是上海的都市文化提供的视觉经验才真正承袭了摄影做为一个现代主义实验的传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上海就活跃着从事传统摄影、纪实摄影的一代人，也有很前卫的做实验摄影的人。例如有金石生参与创办的《飞鹰》杂志，很认真地探讨摄影器材和作品技术指标的问题，你去看当年《飞鹰》杂志上的照片，就很像欧洲的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摄影了。
王凯梅：再回到公园这个话题上，我在展览的开幕研讨会上，讲了我做为一名内蒙古长大的高中文科生第一次来上海时，首先想去看的不是外滩、大世界，而是虹口区的鲁迅公园，去瞻仰那里的鲁迅墓地。当时在场的艺术家宋涛就接过话题说，你们内蒙古天高地广，随处都是开阔的大自然，我们上海人多可怜啊，只有在公园里才能找到一点点被圈起来的一块假绿地。关于公园，我们确实有不同层面的认知，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
施瀚涛：我觉得宋涛说的是公园的其中一种功能，从它休闲和放松的角度。 但是公园本身有多种层面和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它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既是日常的也是仪式的。 公园是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的，不管是巴黎的凡尔赛还是伦敦的海德公园，都是皇家园林向公众放。因为城市在发展，城市功能性在细分，劳动者的时间被细分，所以有了自然和人工，劳动和休闲的区分。在内蒙大草原上的牧民，谈恋爱、吃饭和买东西的地方是在一起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方式。上海市内有很多公园，可以用“螺蛳壳里做道场”来形容的，有时候就那么一点大地方，但对周边老百姓很重要。上海有个和平公园，许多老人家来这里打牌，有人早早来把桌椅占了，然后20块钱一天出租给来打牌的人。大家打牌总是玩点小赌，很快有关部门就觉得这事不对了，就一开始劝阻，劝阻不行，最后据说鲁迅和平公园现在好多石头的凳子椅子全敲掉了。這是公园在发挥教化和规训的社会功能。
王凯梅：我做了一点研究，上海第一家公园竟然可以追溯到1868年，是在当年的英国领事馆对面的苏州河上，一条沉没的载沙船形成的沙滩基础上建起来的，也是第一次用到“公花园”这个名称。民国政府时期许多私家园林被改建成对公众开放的公园，以法国、英国的西式园林结构为摹本。解放后的公园又学习苏联模式，将公园建设为劳动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强调公园的群众性、公共性和集体性。今天说到公园，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像西岸、北外滩那样的城市开放性绿地，沿江健身步道等等，公园也在与时俱进。现在年轻人说到逛公园，还有谁去鲁迅公园啊？不都奔西岸这样的网红打卡地。我在北外滩跑步的时候，拍了张很美的红色芦苇的照片，朋友说：这就是著名的网红草啊。
施瀚涛：我觉得有一个趋势，传统的公园这种形态其实还是在慢慢消解，更接近于现在说的没有围墙的公园。而且从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城市绿地，滨江沿河健身道。我爸爸每天下午还是会到虹口公园去走一圈的，要想找一个下象棋的棋友，你肯定得去传统的公园。但是你要想去带个狗撩妹的话，肯定得去西岸。就像徐海峰的照片里那样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草坪上过周末的情景，好像也在慢慢被消解掉，或者和周边的商厦餐饮消费溶解在一起了。就像甘莹莹的作品中出现的，人在风景中暂时逃避现实的无名之地。
王凯梅：公园这个话题其实太深广了，有没有想接下去做公园二呢？
施瀚涛：谢谢你这样问，现在没有这个考虑，我更多还是从上海摄影这个角度去考虑展览的，可能可以从其他空间另外的载体，继续讨论城市以及摄影这个媒介和城市的关系。现在，还是让我们去逛公园吧。
施瀚涛：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从建馆之初就非常关注影像的领域，以2004 年的《荷兰录像艺术简史》展览项目肇始，其后不断围绕影像的主题展开，包括《新锐：青年录像展 》《12+ 实验影像回顾展》《第三届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闪影之夜”闪影电影节之2007 作品展》等多个影像项目。自 2016 年以来，以每年一届的频率持续推出小型的主题性影像展览，关注以艺术方式介入社会的艺术家作品及其实践，尤其是影像实验。所以可以说，影像是多伦美术馆展览内容的一条固定线索之一。
所以在今年初，正当疫情严重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心惶惶之际，多伦美术馆的曾玉兰馆长联系到我，问有没有兴趣策划一个摄影展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这样的招呼，让我很受安慰，我欣然同意。为什么会以公园作为展览的主题呢？首先一个原因是疫情中我注意到朋友圈中有两个朋友，严怿波和btr，他们开始在微信上发他们在半封锁状态中的城市闲逛、散步时拍下的照片。那时候公园也刚刚开放，换句话说城里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散步透气的。btr在公园里像一个波德莱尔式的闲逛者（flaner），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正在构思一个跟公园相关的写作计划。在2020年，隔离、封锁、社交距离是年度关键词，做一个展览是关于公园，关于在绿地散步，在湖上泛舟的，这是我们都需要的安慰。至于第二个原因，那一定是与上海有关的，从上海这座城市和摄影的关系出发的。
王凯梅：对啊，中国摄影历史，尤其是城市纪实体的摄影艺术，上海是一个先驱者啊。
施瀚涛：比如说80年代沪上的摄影群体“北河盟”，是较早地用摄影探索都市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摄影运动，与北方群体不同，他们是一群聚焦上海市井生活的都市摄影师。到了 90年代纪实怀旧等题材的影像越来越多，做当代艺术的人在这时也开始拍照片做作品；2000年第一个10年里面出来的人就更多了，宋涛、马良、杨咏良等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上海产生的以摄影媒介展开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尽管摄影开展的时间早，但展示摄影作品的空间却并不多，2002年我开的画廊，2003年爱普森做了一个摄影艺术中心，然后有97画廊，全摄影画廊，好像就没了。总之感觉到了2000年第二个10年当代艺术彻底把所有空间全占满了，摄影的声音越来越弱。
王凯梅：当代艺术也很清晰地划定出来摄影艺术家是属于另一种行业的创作，尽管发展的趋势是当代艺术和摄影这之间的边界开始交叉起来，但摄影仿佛还是位于这个当代艺术鄙视链中的尾端，能这么说吗？
施瀚涛：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要区分开看的。假如作为一个现象来说是这样的，顾铮在写90年代的中国摄影的文章中就写到，从90年代开始，当代艺术以荣荣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出现，就已经开始把摄影艺术家分成两类了：一类是真正做摄影的，另外一类是做当代艺术的，只不过用了影像这个媒介。但是这样划分并不意味做摄影的人就不能称为是当代艺术家，你看蒋鹏奕的作品不就非常回归记录大自然的摄影历史源头吗？如果说真有鄙视链，可能就像美院学油画的人看待学版画人的态度吧，职业技能的荣耀感。
王凯梅：你对摄影在上海的发展历史做过几个比较归纳总结性的展览，这样的展览具有能够把不同年龄段，不同美学追求的艺术家汇聚在一起的感召力，《公·园》也是这样一个范例。我在展览的开幕式上，看到许多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发烧友，他们在当代艺术展览上是不常见的。
施瀚涛：对，我之前在刘海粟美术馆做过1980年代的上海攝影，后来做过1990年代的上海摄影，我做了一个地域性的选择，希望上海摄影历史的故事能够被讲述。公园的展览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情怀。
王凯梅：那就说说你和公园的情结吧，你是上海人吧？公园和你是怎么样的关系？在策划这个展览当中，个人情感和展览的叙事是怎么样相交织的线索呢？
施瀚涛：因为我们是上海人，所以一说公园肯定就是有感觉的。我小时候住在南京路附近，我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人民公园，到了公园里面花个5分钱，给我租一辆小三轮自行车，我就在那里骑，爸爸就跟在后面自己走路。所以今天我看到薛宝其拍的复兴公园的那张照片，男的在前面看书，女的在当中打毛衣，后面小孩子骑着三轮自行车，那就是我的童年啊！只是当中没有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那时被派到农村工作了。所以我小时候对人民公园的印象蛮深的，我爸爸和家里人也常常说起，到底这个情景是我记住的还是家人不断重复变成了我的记忆？我也说不清楚。
在做展览研究的时候，我也想过要不要把鲁迅公园的历史或者鲁迅的一些左翼故事找出来放进展览。有趣的是我和虹口公园的关系全是私人化的，上小学四年级我家搬到虹口区，学校门口是虹口体育场，旁边是虹口公园后来改成鲁迅公园的。我经常是爬到虹口体育场，然后从虹口体育场再爬进虹口公园。 虹口公园边上还有游泳池，冬天时改成溜冰场。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小学生溜出去溜冰，被老师堵在门口给抓回去。
后来读大学就离开虹口区了，更是很少去公园了。大学附近有那种康健公园，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带着女朋友去过。再后来发现公园开始搬进儿童娱乐项目，还有广场舞和合唱团的进驻，对于公园的感受再不是过去那个安静的星期天午后，一家人在公园里散步骑车。
王凯梅：这次展览中也出现了公园里的合唱团的作品，很明显展览上聚集了很多类型、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公园是把他们串联在一起的线索吗？
施瀚涛：也可以这么说吧，薛宝其是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迈的，他是1933年生人，我知道他上世纪80年代拍复兴公园那三组作品，已经被上海美术馆收藏了，这次能够借来展出，非常兴奋。顾铮、陆元敏都在1980年代开启的都市纪实题材中占有重要地位，我想他们在记录都市生活中，镜头一定对准过公园。徐海峰是90年代开始作都市纪实的，2000年后是鸟头，他们俩人的创作也是城市肌肤的再现，我去问他们的时候，果真找到一组中山公园的照片。徐杰前一阵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就叫“公园”，他自己和LAM一起做了一本小册子，他拍的上海东部的公园和LAM拍的奥地利的公园，他们本来就是玩玩的，我觉得也挺好。 我是知道郭盈光拍摄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录像的，这个作品是一个包括动态影像、照片和艺术家出版物的全面的创作。她关注的点：一面是逼近三十岁青年不结婚，一面是焦虑的父母亲，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话题，相亲角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园中的景观。殷漪的作品之前展过，作品中一个隐含的线索是在致敬他的父辈这一代人，那些50年前上山下乡，如今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成为退休老人，在鲁迅公园自发组织大合唱重温逝去的火热青春。殷漪的作品用声音回应“弗搭界”的影像作品。
王凯梅：赵川、吴梦和高子鹏的“弗搭界”创作的《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这个表面非常平静的标题其实蕴含着一个不是那么平静的故事。你能说一下这个三屏录像的诞生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吗？
施瀚涛：赵川、吴梦和高子鹏在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是他们用两年多时间对一批在新疆插队数十年，终于回到故乡上海，但却仍然遭遇不公待遇的上海知青的采访跟拍，原片有五百多分钟。鲁迅公园是这个特殊的知青群体经常聚会活动的地方，是纪录片拍摄前期的一个重要拍摄场景。我在和赵川谈到参加展览的时候，最初是想他能够剪一段纪录片出来放映，他们三个人商量后，想到了在拍摄纪录片中有大量未使用的素材，他们愿意剪辑成一部作品，回应公园的主题。《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其实是他们的纪录片的一个副产品，但它同原作的相通之处，又都落足在鲁迅公园中。我们在录像中看到的唱歌表情夸张的阿姨、叔叔，呈现出这一代人聚在一起时，模式化的动作中真实的情感流露。
王凯梅：与比他们年幼十几岁在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或者在公园里拍跳舞抖音的年轻人相比，真实性是完全无法用一个定义描述的概念。这些昔日的知青，他们在跳集体舞，唱大合唱时，即使是远隔着塑造他们精神信仰的时代，一旦踏在彼此分享共同命运的基础上，一种精神的共鸣就被唤起了。这也触及到这部作品中一个非常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我们如何使用影像和影像自治的权利。
施瀚涛：或许这里的影像能够引导一些年轻人去探索他们知识结构里缺失的那一块。《星期六下午在鲁迅公园》的结尾是一系列静态的黑白照片，这是艺术家从纪录片里一帧一帧抠出来的人脸特写，配上窦唯的音乐，刚才很闹的情景就安静下来了。有人从这些黑白照片里面看到了历史，个人的怀旧历史，下一步去看就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历史。三屏录像的展示方法具有代入性，能够起到沉浸效果的。弗搭界的成员之一高子鹏是一位专业的纪录片导演，对于这次再创作他也是表示了满意和惊喜，这些蒙尘十年的影像被重新唤起生命，再次传播。在这个关于公园的展览上，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尝试，借着公园其实我来讨论摄影，当然这个完全分割开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哪一个是更重要的？
王凯梅：所以公园就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从里面望进去凝聚着历史、现实和憧憬未来的微缩景观。公园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中还是一个舶来品，我们都用“园林”来谈古代中国文人对山水想象的私人情怀，而“公园”是面对公众，由政府投资经营的公共建设，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正好和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历史有一种重叠。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上海是中国摄影最活跃的地方。
施瀚涛：因为摄影是现代的视觉工具，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大都市，从都市摄影和现代主义摄影实践这一块来看，上海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行者。 北京、广州都有很多重要的好摄影师，河南、西北还有一群西北风，四川也有自己的摄影群体，但是上海的都市文化提供的视觉经验才真正承袭了摄影做为一个现代主义实验的传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上海就活跃着从事传统摄影、纪实摄影的一代人，也有很前卫的做实验摄影的人。例如有金石生参与创办的《飞鹰》杂志，很认真地探讨摄影器材和作品技术指标的问题，你去看当年《飞鹰》杂志上的照片，就很像欧洲的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摄影了。
王凯梅：再回到公园这个话题上，我在展览的开幕研讨会上，讲了我做为一名内蒙古长大的高中文科生第一次来上海时，首先想去看的不是外滩、大世界，而是虹口区的鲁迅公园，去瞻仰那里的鲁迅墓地。当时在场的艺术家宋涛就接过话题说，你们内蒙古天高地广，随处都是开阔的大自然，我们上海人多可怜啊，只有在公园里才能找到一点点被圈起来的一块假绿地。关于公园，我们确实有不同层面的认知，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
施瀚涛：我觉得宋涛说的是公园的其中一种功能，从它休闲和放松的角度。 但是公园本身有多种层面和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它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既是日常的也是仪式的。 公园是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的，不管是巴黎的凡尔赛还是伦敦的海德公园，都是皇家园林向公众放。因为城市在发展，城市功能性在细分，劳动者的时间被细分，所以有了自然和人工，劳动和休闲的区分。在内蒙大草原上的牧民，谈恋爱、吃饭和买东西的地方是在一起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方式。上海市内有很多公园，可以用“螺蛳壳里做道场”来形容的，有时候就那么一点大地方，但对周边老百姓很重要。上海有个和平公园，许多老人家来这里打牌，有人早早来把桌椅占了，然后20块钱一天出租给来打牌的人。大家打牌总是玩点小赌，很快有关部门就觉得这事不对了，就一开始劝阻，劝阻不行，最后据说鲁迅和平公园现在好多石头的凳子椅子全敲掉了。這是公园在发挥教化和规训的社会功能。
王凯梅：我做了一点研究，上海第一家公园竟然可以追溯到1868年，是在当年的英国领事馆对面的苏州河上，一条沉没的载沙船形成的沙滩基础上建起来的，也是第一次用到“公花园”这个名称。民国政府时期许多私家园林被改建成对公众开放的公园，以法国、英国的西式园林结构为摹本。解放后的公园又学习苏联模式，将公园建设为劳动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强调公园的群众性、公共性和集体性。今天说到公园，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像西岸、北外滩那样的城市开放性绿地，沿江健身步道等等，公园也在与时俱进。现在年轻人说到逛公园，还有谁去鲁迅公园啊？不都奔西岸这样的网红打卡地。我在北外滩跑步的时候，拍了张很美的红色芦苇的照片，朋友说：这就是著名的网红草啊。
施瀚涛：我觉得有一个趋势，传统的公园这种形态其实还是在慢慢消解，更接近于现在说的没有围墙的公园。而且从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城市绿地，滨江沿河健身道。我爸爸每天下午还是会到虹口公园去走一圈的，要想找一个下象棋的棋友，你肯定得去传统的公园。但是你要想去带个狗撩妹的话，肯定得去西岸。就像徐海峰的照片里那样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草坪上过周末的情景，好像也在慢慢被消解掉，或者和周边的商厦餐饮消费溶解在一起了。就像甘莹莹的作品中出现的，人在风景中暂时逃避现实的无名之地。
王凯梅：公园这个话题其实太深广了，有没有想接下去做公园二呢？
施瀚涛：谢谢你这样问，现在没有这个考虑，我更多还是从上海摄影这个角度去考虑展览的，可能可以从其他空间另外的载体，继续讨论城市以及摄影这个媒介和城市的关系。现在，还是让我们去逛公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