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是易卜生著名的戏剧作品之一。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的生活幸福甜蜜，海尔茂总是对妻子说，希望有一件危险的事发生，“到时候我自有胆子和力量。……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他不知道在幸福生活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危机：八年前他生病时，娜拉伪造父亲的笔迹签字借钱，挽救了他的生命。娜拉的这一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能毁掉人的信誉。柯洛克斯泰就是因伪造签字一直被人摒弃、处处碰壁。他丢了工作，想通过娜拉的帮助恢复职位，当这一愿望破灭时，他写信告知海尔茂娜拉伪造签字的事。海尔茂看到信后，对娜拉严加指责；当意识到危机过去了，又对娜拉和颜悦色，进行安抚。丈夫态度的变化，使娜拉一下子清醒过来，她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处境，自我意识得到觉醒，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搜索》是一部以女性生存状态为主题的电影。女主人公叶蓝秋被检查出患淋巴癌，心情极度不佳，坐公交车时不仅没给老人让座，并语出惊人地指着自己的大腿说：“要坐坐这”。这一事件被记者陈若兮大肆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事态的发展，网络上谣言四起，最受关注的是说叶蓝秋是老板沈流舒的小三。小三之说最初是沈流舒的妻子——莫小渝提出来的：她曾撞见叶蓝秋趴在沈流舒肩膀上痛哭，产生了误会。媒体对叶蓝秋的负面报道影响了她所在公司与斯通集团的合作。为了挽救局面，沈流舒在与斯通的晚宴上，利用妻子，大秀夫妻恩爱牌，最终促成了与斯通的合作，使公司成为跨国集团。叶蓝秋事件与斯通事件使莫小渝看清了自己在丈夫心中的地位，为了自由、为了获取自我存在的价值，莫小渝也选择了离开家庭，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娜拉与莫小渝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没有经济权、自主权、与丈夫在地位上不平等，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她们逐渐觉醒、获得自我意识，选择出走以探寻更广阔、更自由的生活。出走也是她们寻求自我的正确道路。
　　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信奉按照性别进行分工的理念，“男人的角色是出去谋生，女人的角色职责是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男人外出工作挣工资，按月或周支付女人一定量的金钱，维持日常生计，他们掌握家里的经济权。女人的金钱来源有两个：父亲或者丈夫，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都注定了女人的资金由男人控制，她们没有经济主动权。海尔茂外出工作，领取工资，掌握家里的经济主动权；娜拉在家庭私人领域的无私奉献，却领取不到工资，在家庭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娜拉是家庭的管理者，负责家里的一切事物与日常开支，所需费用却要从海尔茂那里定量支取。如果她想多要一些钱，就要用尽浑身解数使海尔茂高兴，娜拉想让海尔茂给自己一些现金作为圣诞节礼物，“好托伐，别多说了，快把钱给我吧，我要用漂亮的金纸把钱包起来挂在圣诞树上。你说好玩不好玩？”。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足以实现一个人的工资供养一家人的理想，这样“女主内”的呼声越来越高，促使家庭妇女再次出现。莫小渝是新时代、新的经济水平促生出来的众多家庭妇女之一。她要负责家庭生活中的一切事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她的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家里的开支需要丈夫沈流舒来维持。沈流舒的收入为她提供了大量可供支配的金钱，可是这些钱也由沈流舒管理。当她因为嫉妒叶蓝秋而得罪丈夫时，他毫不迟疑地冻结了她所有的银行卡。卡被停以及沈流舒一句“我的钱不是你想花就能花的”使她意识到了经济自主权的重要性，所以她后来把自己的珠宝转移走了。
　　鲁迅在《娜拉走后会怎样》中指出“与其出走，断不如自己掌握着经济权更为可靠”，波伏娃也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正是通过财产基本上依附于丈夫；财产被取消，他们的地位就是并列的，甚至孩子构成的联系，也不能与利益的稳固性相比。”可见经济对女性解放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女性独立自主的坚实基础。莫小渝与娜拉的区别在于：莫小渝意识到了经济自主的重要性，而娜拉满足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忽视了经济的重要性。
　　小男孩因为有阴茎，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阴茎的把玩发现、确认自我。而“小女孩缺乏这‘他我’，没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东西中异化，没有得到补偿，由此导致她使自身完全成为客体，导致将自我确立为他者”，海尔茂与沈流舒视娜拉与莫小渝为 “他者”：把她们看成异于自己的客体、不承认她们的主体性、不允许她们有自主权。海尔茂不喜欢柯洛克斯泰，就不允许娜拉与他交往；他认为吃甜点对牙齿不好，就不允许娜拉吃甜点杏仁饼干；由于陈若兮的报道侵犯了沈流舒的利益，所以他对她非常不满，也就不希望莫小渝与她有任何联系。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沐都觉得莫小渝与陈若兮走动太近是不明智的选择：“夫人是不是不想过了”，“要是想过下去，干嘛跟陈若兮搞在一起。”在自主权本身就不对等的情况下，她们的权利进一步被剥夺，连人身自由都受到干预。自主权的缺失进一步促进了莫小渝自我觉醒，而娜拉对丈夫的行为一味忍让，没有意识到自主权的重要性。
　　结婚对男人与女人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男人从婚姻中体现了超越性，女人注定属于内在性。男人是婚姻的主宰者，而女人是承受者，她们要在男人的光环下确认自己、实现自己。婚姻性别意义的不同，注定了男人与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家庭主妇的身份地位与时代习俗，更加加剧了娜拉和莫小渝家庭地位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她们玩偶的身份上。
　　娜拉是一个被玩弄的木偶。少女时代，她是父亲的“泥娃娃孩子”，要依据父亲的意愿办事，做事情的原则就是让父亲高兴，如果与父亲意见不合，她也会保留自己的观点，以免父亲不高兴；结婚之后，她从父亲手中转移到丈夫这里，取乐对象也由父亲变成了丈夫，她开始一切按照丈夫的意愿去做，处处维护丈夫的利益：不允许柯洛克斯泰指出丈夫的缺点，向林丹太太夸耀“托伐真的有本事把家里安排得又精致又漂亮”。海尔茂高兴时称她为小鸟儿、小松鼠等，生气时责备她是下贱女人、伪君子。娜拉是海尔茂供自己取乐的一个玩物，是可以任他随意摆布的木偶。
　　沈流舒一再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莫小渝只是他手中的一个玩偶。由于叶蓝秋事件的负面影响，沈流舒与斯通的合作出现了问题，工于心计的他很完美地利用了妻子。在与斯通的晚宴上，他宣称当天是他们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并送给莫小渝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以示庆祝。当莫小渝提醒他，他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时，他蛮横地说“我说哪天就哪天”。这一次晚宴奠定了斯通与他合作的基础，“能和这样有家庭责任感的人合作，我们很有安全感。”。一离开斯通的视线，沈流舒马上对莫小渝不理不睬。莫小渝的玩偶身份不仅体现在经济合作上，还体现在媒体宣传上，沈流舒先是让人写了一则新闻，说他另结新欢并大肆炒作，第二天又做一个官方说明：那个“新欢”就是自己结婚十几年的妻子，这样就很有力地回应了网上炒作的叶蓝秋是自己小三的谣言。在整个过程中，莫小渝只是被别人控制着行动，没有一点反抗之力，她被自己的丈夫利用得非常成功、漂亮。
　　在玩偶身份上，她们都觉醒了，莫小渝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娜拉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有时候是真，有时候是假”，最终她意识到自己在家里“简直像个叫花子，要一口，吃一口”，自己要靠给别人耍把戏过日子。
　　出走是娜拉与莫小渝共同的选择，是作者与导演赋予她们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易卜生因为妻子苏珊娜的付出，“非常体谅妇女的疾苦，经常思考着如何使男女平等、妇女得到解放的问题”显然，出走是易卜生为妇女解放探寻的出路。娜拉出走后生活怎样，易卜生没有给我们做明确地说明。但她“最后砰然一响的关门声，响彻了全欧洲的屋顶，击中男士们的心弦。”也达到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效果。娜拉的出走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自由，更为当时数以万计的妇女开辟了一条获得自我意识、自我解放的道路。陈凯歌认为“做导演的不能把自己当成一名老师，我（陈凯歌）只是一名观察者，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裁判者，对错的标准在观众那里，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我想要说什么”，他更注重电影的表现功能，而不是启发意义。但是莫小渝出走后，影片中给出了一个特写镜头：她开着自己的车自由地行驶在道路上，享受着自然赋予的一切、享受着自我所需要的生活，她完全获得了自我。这不得不说导演也认为，摆脱束缚的家庭能换来自由、轻松、快乐的自我。
　　经济权、自主权、家庭地位的不平等促使娜拉与莫小渝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她们都选择出走，与以往不平等的家庭决裂。出走后的她们为自己生活，成为自己的主人，享受自我带来的自由快乐。
　　作者简介：马亚超（1989-），女，河南漯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暨世界文学专业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