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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的乐趣
我应该是最早知道王竹立老师要点评我们所写案例的人。我清晰地记得，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看到了我们写的案例（其时我尚未拿到2014年12期杂志），打算写一篇点评文章，还不无“虚伪”地征询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他具体会怎么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大唱赞歌。
我们俩见面次数不多，见面主要就是“争吵”，而且可以持续争论几个小时，大多是围绕教学问题。这并非代表我和王老师分歧很大。恰恰相反，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持有共识，只是我们都知道自己不需要用对方的赞许来获得对自身的肯定，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争论我们关心的问题。
同样，对于王老师的这篇评论，我认为很多地方都是有道理的。网上有不少朋友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我也觉得挺有道理，所以开始我并不想写文章去回应——与其花时间去争论，还不如多做些实践。但我没想到这个案例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论，包括高校学者、行政部门领导、一线教师，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王竹立老师还在另一篇博文《微课、翻转课堂讨论再起波澜》中预言将掀起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高潮。所以当编辑再次问我是否要回应时，我还是答应了。
意料外的反响
说实话，我没想到我们的案例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因为这种失败的情况我见得太多了。
我目前做微课和翻转课堂实践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自己在大学的课堂，两门课，前后做了两年多；二是中小学，主要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五所学校，持续了两年，其中有一所学校后来退出了；三是一所技师学校，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14年底开始，做了第一轮实践，今年还将继续。
有一次我指导一位中学英语老师设计了一个用翻转课堂开展英文写作教学的方案。试教下来，我和那位老师都觉得效果不错，但遭到教研员的激烈批判。后来我建议那位老师做个对比实验，在两个平行班用翻转和不翻转的方法分别教学，然后比对效果。实验做完了，教师主观感受和初步分析都觉得翻转的效果好，但最终的数据分析却没有做完。中断的原因是，为了分析更客观，我让那位老师找两位同科组的老师帮她批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作文。结果她告诉我，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帮改作文。我到现在都很难接受这个结果：实验都做完了，竟然卡在这个环节。本来这篇文章也是我们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最终却难产了。
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这可能是个借口，改几十本作文而已，难道找不到人帮忙？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只是这位老师参与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一年多来所遇到的诸多困难的一个集中爆发而已。我常去这所学校听课、研讨，校领导也很重视，但学校的工作就是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太可能为了某些教师做教学实验，就免去她其他工作。所以参与教改的实验教师，需要额外付出很多，能坚持下来的也不容易。我们项目校的实验教师流动性也很大——有些人试过了，退出了，有些人又被吸引进来了——这就是现实。
我还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指导的一位技师学校的老师，第一轮实践完毕，他迟迟没有跟我联系讨论实验的情况和改进。我忍不住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传来情绪低落的声音：“汪博士，这次的实验做得很失败，我觉得可能翻转课堂在我们技师学院不太适合。”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前置学习的工作单完成情况不理想，课堂讨论时又没有把握好节奏，教学环节完成不理想，所以他也没有信心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后测和调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补了一个后测，但一直不愿去做测试结果的分析。后来我专门跑去他的学校，中午请他在学校旁边的餐馆吃饭，在饭桌上我们把后测的结果统计出来了。结果显示，在主要的两个知识点上，实验班（翻转）比对照班（常规）平均得分都高出20%～30%。从此他信心倍增，后几轮实验都做得饶有趣味。
我自己在大学教学的翻转课堂实践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我的现代教育技术课是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的。第一次上课进机房的时候，我就傻了眼。设备老化不用说（差不多十年前建的），关键是学生用的电脑没有配耳机，没法看微课。于是我打电话给教务员，请她帮我换一个有耳机的机房，答复是只有这间机房了。我不死心，课间休息在楼上楼下跑了一圈，发现有一间机房空着。于是又打电话给教务员询问。过了一会儿，教务员打回来问我：“汪老师，你确定要用这间机房吗？”我说：“确定。”教务员迟疑了一会儿告诉我，这间机房之所以没排课，就是因为机房太旧（也差不多十年了），没人愿意用。最后我搬进了这间全学校第二差的机房，在那里搞了一年多的翻转课堂实验（我另一门用翻转课堂模式上的专业英语课是在普通教室上的）。即便没有调换机房，我也会坚持做翻转课堂。事实上，第一节课我就和学生讨论过了，如果找不到新的机房，就请大家以后上课把自己手机上的耳机带来，学生表示完全没问题。
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很多。做微课、翻转课堂，遇到的困难不会少，不用说教学方面的困难，就是场地和设备已经可以难倒一批人了。所以我基本赞同王竹立老师评论文章中关于翻转课堂难以推广的分析。我们当时写那篇案例的原因之一也是想告诉大家取得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做还是不做，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翻转课堂失去了信心。如果大家回过头去看看我们从2014年1月开始发的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系列文章，不难发现，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我本人而言，我之所以愿意花那么大代价在自己的课堂中做“翻转”，恰恰是因为它能解决我教学中的很多问题。
与大多数实践翻转课堂的教师不同，我选择实验的两门课，都是我难以对付的课程。从学生评分来看，专业英语课曾经是我得分最低的课，现代教育技术则是我之前从未上过的课，并且教的是体育系的学生。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效果还不错，特别是专业英语，“翻转”的这两个学期，学生评分都高达97分（满分100），是我拿过的学生评价的最高分，同时从前后测分析和调查来看，教学效果也很不错。换句话说，通过翻转课堂，专业英语从我教得最差的一门课一跃变成我教得最好的课。现代教育技术效果也不错，我们做了一年，实验了三个不同的班，总体数据还在分析，但初步分析的结果基本令我们满意。正是因为在教学上有效果，我才有动力持续做下去，否则，我也早就加入退出者的行列了。 因此，当我看到有朋友从我们写的案例推导出“翻转课堂是行不通”这一结论时，我只能苦笑。也许是我的文章没写明白，也许是他们只看到了我这个失败的案例而没有看到我们系列中的其他文章。
激情并不都是美好的，有时候也会害人
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目前我听到的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派是热情鼓吹，认为这些东西非常好，代表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另一派是认为不可行，根本不现实。
我属于中间派，或者说骑墙派。一方面，我本身就是鼓吹者。从微课的酝酿、诞生开始，我就参与其中。我也早在2012年就用自己的课堂做了一个学期的翻转课堂实践。我自觉我能理解微课和翻转课堂的价值，也确实从中获得了益处，所以我自然愿意去推广它们。但另一方面，我对批评者们提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又有切肤之痛，毕竟大部分问题我在自己的教学和项目中都遇到过。我也经常问自己：微课和翻转课堂到底能走多远？
“微课到底能走多远？”这是我在“全国首届微课建设与创新应用高峰论坛” （广东教育学会网络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于2014年1月在顺德召开）上发言时提出的问题。回顾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新名词和新理论层出不穷，从e-mail到课件再到资源库，从WebQuest到专题教学网站再到博客教学，两三年就有一个新名词，但真正落到教学一线的有几个？这些名词和理念都是好东西，为何大部分都走向失败的下场了呢？殷鉴不远，我们自然需要警惕微课是否也会重蹈覆辙。
有很多学者和教师都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较“另类”的看法——有些时候，我们是被激情给害了。
每当一项新技术或一个新教学模式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鼓吹它的好处。这固然有必要，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我们在推销这些新东西的时候过高地估计了它的效果，同时又过低地估计了它的复杂度，那么就很有可能给一线老师一种错觉，即这个东西一用就灵、立竿见影。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一旦教师在实践中受到了挫折，没有达到宣传所鼓吹的效果，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对教改失去信心乃至怀疑和反对。
我在与一线老师的交流中，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早就试过了，不行。”这些人的质疑比一般没有尝试过的教师更有分量，因为他们确实尝试过，并且失败了。前述我指导的那位职教老师的第一次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失败，只是他对困难的预期不足和对成功的期望太高，因而产生了失望的心理。如果不是我强迫他做那个后测，证明了翻转课堂的效果，恐怕他不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事实上，他当时就明确地在电话中告诉我，不想再试了。
激情不都是美好的，有时候也会害人，特别是当大家都坚信应该变革却不知道该如何变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不容置疑的论断、简洁的路径、美好的未来，往往会把事情带向反面，但烦琐的技术方案、渐进式的变革、妥协的艺术恐怕才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写那篇案例之前，我们是打算写一篇研究文章，讨论翻转课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但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出现这个结果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李月霞是第一次尝试，而且她凭借之前累积起来的教学经验，自然不会在意我的提醒。她曾略带嘲讽地问我：“如果让你们这些专家做节微课来翻转一下，你说效果会怎样？”我竟无言以对。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李月霞全盘采纳了我的建议，这轮实验就一定能成功。我相信仍然是失败的几率比较大。听过我讲座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论断——“头三次的实验一定是失败的”——这是基于自己的实践和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毕竟，教学是要由教师自己去实施的，专家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建议，更何况，我这种专家自己也未必就真的搞清楚了。所以我完全能够接受李月霞第一次实践的失败，难得的是，她也能够接受。
这轮实验之后，李月霞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认识有一个较大的改变，从曾经的轻视到重新审视，也意识到这绝不仅是个热情问题，而是一种细致的技术性工作。后来她们又尝试了一次，效果就好很多。以叙事的方式来写那篇案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种转变。
最好的回应是把事情做出来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柴静的《穹顶之下》发布。这个视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教学角度看，我是非常欣赏这个视频的，也许我会专门就此写一篇文章。但引发我另一方面思考的是，柴静给我们展现了一种行动力。她觉得雾霾必须治理，她就去拍这个视频，去一点一点地推动雾霾的治理。这件事注定要载入雾霾治理的史册。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我觉得微课和翻转课堂好，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动手做些微课拿到课堂中用呢？我可否像她一样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实践去告诉别人，微课和翻转课堂是有用的、是可用的，而不是仅仅做个“理论家”？
两个多月前，当李月霞得知王竹立老师要对我们写的翻转课堂案例《一朵带刺的玫瑰》进行评论时，略带担忧地问我将如何回应，我说：“最好的回应是把事情做出来”。
我应该是最早知道王竹立老师要点评我们所写案例的人。我清晰地记得，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时接到王老师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看到了我们写的案例（其时我尚未拿到2014年12期杂志），打算写一篇点评文章，还不无“虚伪”地征询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他具体会怎么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大唱赞歌。
我们俩见面次数不多，见面主要就是“争吵”，而且可以持续争论几个小时，大多是围绕教学问题。这并非代表我和王老师分歧很大。恰恰相反，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持有共识，只是我们都知道自己不需要用对方的赞许来获得对自身的肯定，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争论我们关心的问题。
同样，对于王老师的这篇评论，我认为很多地方都是有道理的。网上有不少朋友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我也觉得挺有道理，所以开始我并不想写文章去回应——与其花时间去争论，还不如多做些实践。但我没想到这个案例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论，包括高校学者、行政部门领导、一线教师，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王竹立老师还在另一篇博文《微课、翻转课堂讨论再起波澜》中预言将掀起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高潮。所以当编辑再次问我是否要回应时，我还是答应了。
意料外的反响
说实话，我没想到我们的案例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因为这种失败的情况我见得太多了。
我目前做微课和翻转课堂实践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自己在大学的课堂，两门课，前后做了两年多；二是中小学，主要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五所学校，持续了两年，其中有一所学校后来退出了；三是一所技师学校，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14年底开始，做了第一轮实践，今年还将继续。
有一次我指导一位中学英语老师设计了一个用翻转课堂开展英文写作教学的方案。试教下来，我和那位老师都觉得效果不错，但遭到教研员的激烈批判。后来我建议那位老师做个对比实验，在两个平行班用翻转和不翻转的方法分别教学，然后比对效果。实验做完了，教师主观感受和初步分析都觉得翻转的效果好，但最终的数据分析却没有做完。中断的原因是，为了分析更客观，我让那位老师找两位同科组的老师帮她批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作文。结果她告诉我，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帮改作文。我到现在都很难接受这个结果：实验都做完了，竟然卡在这个环节。本来这篇文章也是我们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最终却难产了。
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这可能是个借口，改几十本作文而已，难道找不到人帮忙？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只是这位老师参与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一年多来所遇到的诸多困难的一个集中爆发而已。我常去这所学校听课、研讨，校领导也很重视，但学校的工作就是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太可能为了某些教师做教学实验，就免去她其他工作。所以参与教改的实验教师，需要额外付出很多，能坚持下来的也不容易。我们项目校的实验教师流动性也很大——有些人试过了，退出了，有些人又被吸引进来了——这就是现实。
我还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指导的一位技师学校的老师，第一轮实践完毕，他迟迟没有跟我联系讨论实验的情况和改进。我忍不住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传来情绪低落的声音：“汪博士，这次的实验做得很失败，我觉得可能翻转课堂在我们技师学院不太适合。”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前置学习的工作单完成情况不理想，课堂讨论时又没有把握好节奏，教学环节完成不理想，所以他也没有信心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后测和调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补了一个后测，但一直不愿去做测试结果的分析。后来我专门跑去他的学校，中午请他在学校旁边的餐馆吃饭，在饭桌上我们把后测的结果统计出来了。结果显示，在主要的两个知识点上，实验班（翻转）比对照班（常规）平均得分都高出20%～30%。从此他信心倍增，后几轮实验都做得饶有趣味。
我自己在大学教学的翻转课堂实践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我的现代教育技术课是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的。第一次上课进机房的时候，我就傻了眼。设备老化不用说（差不多十年前建的），关键是学生用的电脑没有配耳机，没法看微课。于是我打电话给教务员，请她帮我换一个有耳机的机房，答复是只有这间机房了。我不死心，课间休息在楼上楼下跑了一圈，发现有一间机房空着。于是又打电话给教务员询问。过了一会儿，教务员打回来问我：“汪老师，你确定要用这间机房吗？”我说：“确定。”教务员迟疑了一会儿告诉我，这间机房之所以没排课，就是因为机房太旧（也差不多十年了），没人愿意用。最后我搬进了这间全学校第二差的机房，在那里搞了一年多的翻转课堂实验（我另一门用翻转课堂模式上的专业英语课是在普通教室上的）。即便没有调换机房，我也会坚持做翻转课堂。事实上，第一节课我就和学生讨论过了，如果找不到新的机房，就请大家以后上课把自己手机上的耳机带来，学生表示完全没问题。
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很多。做微课、翻转课堂，遇到的困难不会少，不用说教学方面的困难，就是场地和设备已经可以难倒一批人了。所以我基本赞同王竹立老师评论文章中关于翻转课堂难以推广的分析。我们当时写那篇案例的原因之一也是想告诉大家取得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做还是不做，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翻转课堂失去了信心。如果大家回过头去看看我们从2014年1月开始发的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系列文章，不难发现，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我本人而言，我之所以愿意花那么大代价在自己的课堂中做“翻转”，恰恰是因为它能解决我教学中的很多问题。
与大多数实践翻转课堂的教师不同，我选择实验的两门课，都是我难以对付的课程。从学生评分来看，专业英语课曾经是我得分最低的课，现代教育技术则是我之前从未上过的课，并且教的是体育系的学生。从这两年的实践来看，效果还不错，特别是专业英语，“翻转”的这两个学期，学生评分都高达97分（满分100），是我拿过的学生评价的最高分，同时从前后测分析和调查来看，教学效果也很不错。换句话说，通过翻转课堂，专业英语从我教得最差的一门课一跃变成我教得最好的课。现代教育技术效果也不错，我们做了一年，实验了三个不同的班，总体数据还在分析，但初步分析的结果基本令我们满意。正是因为在教学上有效果，我才有动力持续做下去，否则，我也早就加入退出者的行列了。 因此，当我看到有朋友从我们写的案例推导出“翻转课堂是行不通”这一结论时，我只能苦笑。也许是我的文章没写明白，也许是他们只看到了我这个失败的案例而没有看到我们系列中的其他文章。
激情并不都是美好的，有时候也会害人
关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目前我听到的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派是热情鼓吹，认为这些东西非常好，代表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另一派是认为不可行，根本不现实。
我属于中间派，或者说骑墙派。一方面，我本身就是鼓吹者。从微课的酝酿、诞生开始，我就参与其中。我也早在2012年就用自己的课堂做了一个学期的翻转课堂实践。我自觉我能理解微课和翻转课堂的价值，也确实从中获得了益处，所以我自然愿意去推广它们。但另一方面，我对批评者们提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又有切肤之痛，毕竟大部分问题我在自己的教学和项目中都遇到过。我也经常问自己：微课和翻转课堂到底能走多远？
“微课到底能走多远？”这是我在“全国首届微课建设与创新应用高峰论坛” （广东教育学会网络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于2014年1月在顺德召开）上发言时提出的问题。回顾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新名词和新理论层出不穷，从e-mail到课件再到资源库，从WebQuest到专题教学网站再到博客教学，两三年就有一个新名词，但真正落到教学一线的有几个？这些名词和理念都是好东西，为何大部分都走向失败的下场了呢？殷鉴不远，我们自然需要警惕微课是否也会重蹈覆辙。
有很多学者和教师都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较“另类”的看法——有些时候，我们是被激情给害了。
每当一项新技术或一个新教学模式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鼓吹它的好处。这固然有必要，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我们在推销这些新东西的时候过高地估计了它的效果，同时又过低地估计了它的复杂度，那么就很有可能给一线老师一种错觉，即这个东西一用就灵、立竿见影。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一旦教师在实践中受到了挫折，没有达到宣传所鼓吹的效果，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对教改失去信心乃至怀疑和反对。
我在与一线老师的交流中，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早就试过了，不行。”这些人的质疑比一般没有尝试过的教师更有分量，因为他们确实尝试过，并且失败了。前述我指导的那位职教老师的第一次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失败，只是他对困难的预期不足和对成功的期望太高，因而产生了失望的心理。如果不是我强迫他做那个后测，证明了翻转课堂的效果，恐怕他不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事实上，他当时就明确地在电话中告诉我，不想再试了。
激情不都是美好的，有时候也会害人，特别是当大家都坚信应该变革却不知道该如何变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不容置疑的论断、简洁的路径、美好的未来，往往会把事情带向反面，但烦琐的技术方案、渐进式的变革、妥协的艺术恐怕才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写那篇案例之前，我们是打算写一篇研究文章，讨论翻转课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但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出现这个结果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李月霞是第一次尝试，而且她凭借之前累积起来的教学经验，自然不会在意我的提醒。她曾略带嘲讽地问我：“如果让你们这些专家做节微课来翻转一下，你说效果会怎样？”我竟无言以对。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李月霞全盘采纳了我的建议，这轮实验就一定能成功。我相信仍然是失败的几率比较大。听过我讲座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论断——“头三次的实验一定是失败的”——这是基于自己的实践和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毕竟，教学是要由教师自己去实施的，专家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建议，更何况，我这种专家自己也未必就真的搞清楚了。所以我完全能够接受李月霞第一次实践的失败，难得的是，她也能够接受。
这轮实验之后，李月霞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认识有一个较大的改变，从曾经的轻视到重新审视，也意识到这绝不仅是个热情问题，而是一种细致的技术性工作。后来她们又尝试了一次，效果就好很多。以叙事的方式来写那篇案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种转变。
最好的回应是把事情做出来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柴静的《穹顶之下》发布。这个视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教学角度看，我是非常欣赏这个视频的，也许我会专门就此写一篇文章。但引发我另一方面思考的是，柴静给我们展现了一种行动力。她觉得雾霾必须治理，她就去拍这个视频，去一点一点地推动雾霾的治理。这件事注定要载入雾霾治理的史册。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我觉得微课和翻转课堂好，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动手做些微课拿到课堂中用呢？我可否像她一样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实践去告诉别人，微课和翻转课堂是有用的、是可用的，而不是仅仅做个“理论家”？
两个多月前，当李月霞得知王竹立老师要对我们写的翻转课堂案例《一朵带刺的玫瑰》进行评论时，略带担忧地问我将如何回应，我说：“最好的回应是把事情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