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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3-2015年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调查数据，运用投入型数据包络模型，分别对蔬菜种植、果蔗（香蕉）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4种不同类型农产品的农户家庭生产效率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纯技术生产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而畜禽养殖类农户家庭规模效率年平均值最高，最终结果导致畜禽养殖类农户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生产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7）03-0008-06
一、引言
1978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项制度依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有效地克服了农业生产因分散劳动产生过高的监督成本；与此同时，农户家庭能够较好地遵循市场运行机制，合理安排好家庭生产经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奇迹”（林毅夫，2003）。然而，“均分制”的土地分配政策必然造成农户家庭土地经营分散化和细碎化等不利结局，从而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次，伴随工业化和新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众多农村人口逐步转移至城镇工作和生活，农村“空心村”增多，大量闲置的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地利用，造成有限资源的土地浪费；第三，伴随大量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从业者年龄持续攀升且女性比例进一步提高，农业从业劳动力素质持续下降，阻碍了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和应用，并最终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当前，农户家庭经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仍然占据着较高的份额，不断提升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成为提升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的关键，因此，开展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测量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几乎都实行土地私人所有制，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因此家庭农场生产效率自然成为学者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也是研究整个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研究方法涉及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和SFA-Malquist指数模型，也有学者运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方法。Farrell（1957）最早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以“非预设生产函数”代替常用的“预设函数”以此推算英国农业生产率的数值；Kawagoe等（1985）对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测算后指出，一个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关联度不强，但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Ball等（2001）对包括美国在内10个国家1973-1993年间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认为资本积累有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且成為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Gopinath和Kennedy，2000）；Ruttan（2002）面对资源和环境约束状态下，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问题，分别提出促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不同路径；Vollrath（2007）使用跨国数据探讨因土地分配不公所引发的农业生产效率差异性的问题；Coelli（2003）等结合尼日利亚农业生产相关数据得到其技术效率比配置效率更低，从而影响该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提出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具体对策。
农业生产效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从使用分析方法看，研究大致可分为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基于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两种。相关研究主题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效率的测度和评价，其中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法（杨威 等，2011）；第二，农户及农户组织相关行为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张宁，陆文聪，2006；高强 等，2013）；第三，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机制的政策制度（耿明斋，2009；杜文杰，2009）。从研究内容上看，农业生产效率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等3个重要方面，其中配置效率倍受关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础，国外研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有较大的差异性，而国内研究主要是聚集在全国、某个省或不同省际间的农业生产效率对比研究（周晓林，2009；王文刚，2011），但针对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的研究鲜能见到（吴晨，2016）。基于此，本项研究结合广州市农户家庭的调查资料，分别构建测量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数据包络模型，并注重从微观的视角提出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三、农业生产效率测算方法
（一）数据包络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由查恩斯等人（1978）最提出的，后经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该方法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推广到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的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s，DMU）的有效评价中，主要应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部门”或“单位”相对有效性的方法。当DMU被用来研究多输入、多输出的生产函数理论时，由于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因而在避免主观因素和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诸多优点。通常情况下，数据包络分析主要有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在具体使用中，CCR模型和BCC模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为便于从理论和经济意义上作深入研究，可将CCR模型表达转化为如下的对偶规划：
为了讨论和计算的方便，我们可以引入松弛变量和，令是一个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根据对偶理论中的紧松定理，模型（1）可转化为： 上式中S-与S+分别为m×1阶松弛向量和s×1松弛向量，与分别为1×m的单位向量和1×s阶的单位向量。设，S-0，S+0，为上述模型的最优解，a=，表示决策单元ji的效率指数，b则表示投入过剩（）与产出不足（）之和。
根据模型（2）可以判断决策单元的DEA有效与弱DEA有效。一般将CCR模型度量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则有：
其中：TE为技术效率，PEC为纯技术效率，SEC为规模效率。
（二）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测度
1.指标选择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时，应注意三方面问题：首先，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不能存在线性关系；其次，样本观测值个数需在投入、产出变量个数之和的3倍以上；第三，投入、产出指标应体现出易获得性及代表性。本项研究涉及蔬菜种植、果蔗（香蕉）種植、家禽养殖和水产养殖4类不同的农户家庭，且各类农产品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也不尽相同。
2.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农业局开展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调查时间为2013-2015年。调查样本主要分布在白云、番禺、南沙3个区，其中，白云区调查了1个村（长岗村，40户），番禺区调查了1个村（沙北村，20户），南沙区调查了2个村（大坳村，20户；雁沙村，20户），共涉及4个村、100个户农户家庭。农户家庭成员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一定的变动性，3年间每年平均涉及450人左右的总人口。
由于广州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户家庭可用于耕种的土地数量相对有限，而且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就业的机会较高，因此，当地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比例相对偏低；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还规定若农户家庭年农产品销售收入不超过5000元，则未被认定为农业生产农户。结合2013-2015年100户入户调查的统计数据，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样本农户家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分别为54户、56户和52户，3年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家庭占全部样本比重大致在54%；此外，调查结果还表明，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白云区、番禺区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南沙区主要以水产养殖为主，增城和从化两区主要以果蔗（香蕉）、畜禽养殖为主；此外，由于受到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影响，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环境污染整治的力度加大，整体而言，广州市农村居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类的农户所占比例相对偏低（见表1）。
3.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生产效率测算
在假设规模报酬可不变的情况下，运用VRS模型。为了对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生产效率作出更加详细地评价，本项研究主要以农户家庭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变量，而以化肥、农药、农膜、生产性固定资产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蔬菜种植农业生产效率；以种苗、化肥、农药、农膜、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租金、雇工费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果蔗（香蕉）种植生产效率；以仔畜（种苗）、畜药、生产性固定资产、雇工费、饲料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畜禽养殖生产效率；以种苗、鱼药、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租金、雇工费、饲料为测算农户家庭水产养殖农业生产效率。然后分别将农户家庭每年所用各类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代入其中，运用DEAP2.1版本对蔬菜种植、果蔗（香蕉）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4类不同农产品生产分别进行计量，测算农户家庭以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目标标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综合技术效率（见表2）。
（1）从纯技术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水产养殖类家庭纯技术生产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959，其次为畜禽养殖类农户家庭，纯技术效率达0.942，而纯生产技术效率最低为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仅为0.746。相对于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而言，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在开展生产活动前，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整治河塘，兴建进排水渠道、道路等基础设施外，同时还需投资购置生产用的渔船、增氧机、投饵机等固定资产；其次，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水产养殖变得越来越困难，对生产技术的要求逐年提升；第三，水产养殖涉及到种苗繁育技术要求较高，虽然中国从2003年就成为全球对虾第一大对虾养殖国，但至今为止，对虾虾苗的繁育技术仍然被美国科那湾公司、泰国正大集团等国外少数几个生物育种高科技公司所掌握，中国每年需要花费4.5-5.5千万美元用于进口国外对虾种苗（吴晨、李孔岳，2012）。综上所述，水产养殖需要养殖户掌握较高的技术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畜禽养殖也与水产养殖具有相似的情形，然而大多数情形下，蔬菜种植对农户家庭生产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此外，果蔗（香蕉）种植农户的技术效率年平均值为0.884，仍然处于纯技术效率相对偏低的现状，从这一测算结果来看，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水果生产领域的技术研发水平仍然较落后，还远远满足不了果农对抗病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水果生产寄托靠天收的思想一去不复返。因此，相对于其他三类农产品生产而言，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生产技术效率最高，这一计量结果比较符合客观事实。
（2）从规模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畜禽养殖类家庭规模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917，其次为果蔗（香蕉）种植类农户家庭，其规模生产效率达0.915，而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规模技术效率最低，仅为0.875。畜禽养殖是我国传统的优势农业产业，特别是伴随着大量畜禽种苗繁育和饲料加工企业成功上市，募集到大量的资金，用于畜禽养殖技术开发和饲料研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其次，众多大型上市公司借助公司技术和资本的力量，采用关系合约的组织模式与广大农户开展畜禽分散养殖的合作模式，通常上市公司负责为农户提供畜禽苗种、饲料和养殖技术培训，并提供畜禽养殖全过程病害预防以及养殖后的畜禽产品收购服务，畜禽养殖农户极容易达到养殖规模效率。虽然蔬菜种植的生产周期相对较短，但几乎每天都需要人工对其进行锄草、修枝、洒水、喷药等诸多工作程序，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农户家庭种植面积相对偏小，调查统计表明，样本农户家庭蔬菜种植平均面积仅为1.62亩，农户家庭蔬菜种植的规模效率偏低。 （3）从综合技术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畜禽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876，其次为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年平均值达0.854，而蔬菜类农户家庭的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低，仅为0.656。凭借着地理区位和气候等方面的优势，以及较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缘故，一大批民营企业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这些企业广泛涉猎种苗繁育、饲料加工、病害药物开发、畜禽产品深加工等等，大大促进了广东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日益激励的现实条件下，这些畜禽和水产养殖企业技术扩散的能力较强，而且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农户也极易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撑，因此，畜禽和水产养殖的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较高。然而，以蔬菜种植类的农户家庭对生产技术的要求相对偏低，同時，因蔬菜种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其适度规模面积相对较小，无法实现规模效率，其最终结果导致以蔬菜种植类的农户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的结果。
相对而言，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而言，其中，畜禽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经营主体从事畜禽业养殖的积极性较高，这或许与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对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研究结合广州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调查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针对4种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研究得到：
首先，畜禽养殖类家庭农产品生产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而蔬菜种植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低；其次，在市场竞争日益激励的客观条件下，畜禽和水产养殖类的企业技术扩散能力较强，并且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农户家庭极易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撑；第三，畜家和水产养殖类家庭需要投入的资金量相对较多，也容易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畜禽和水产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较高。虽然蔬菜种植类家庭对生产技术要求相对偏低，然而，蔬菜种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成本，家庭经营面积相对偏小，无法实现规模技术效率，其最终结果导致蔬菜种植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的结果。
（二）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的稳定增长，提升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的国内外竞争力，促进农户家庭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应制定差异化财政支持政策，体现出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策支持观点。要充分发挥广州在气候和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大力鼓励以蔬菜和果蔗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努力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和单位面积产量，为超过1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提供新鲜时令的蔬菜和特色水果，在满足广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前提下，确保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收入持续增长创造了牢固的基础保障。
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应积极创新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机制，逐步建立针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人员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州市农业科技人员从事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积极性。加强对蔬菜品种技术开发和研发力度，尤其需要加大对适应当地反季节蔬菜的种植研究力度；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荔枝、龙眼、香蕉等热带水果栽培技术的研究，不断培育新的种苗，为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努力提高当地特色果蔗种植的单位面积和产量。
第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转，努力化解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投入的“冗余”。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民人力资本以及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各地应逐步营造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努力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便捷、即时的信息服务，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投入的“冗余”，努力提高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技术效率，促进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国内外竞争力。
第四，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正确处理农村集体土地所肩负的所有权、承包权与流转权三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土地逐步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努力逐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规模技术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
第五，加快推进“公司+基地+农户”组织模式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农户家庭应借助农业龙头企业在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等诸多优势，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努力提高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科技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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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勇）
关键词：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生产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7）03-0008-06
一、引言
1978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项制度依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有效地克服了农业生产因分散劳动产生过高的监督成本；与此同时，农户家庭能够较好地遵循市场运行机制，合理安排好家庭生产经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奇迹”（林毅夫，2003）。然而，“均分制”的土地分配政策必然造成农户家庭土地经营分散化和细碎化等不利结局，从而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其次，伴随工业化和新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众多农村人口逐步转移至城镇工作和生活，农村“空心村”增多，大量闲置的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地利用，造成有限资源的土地浪费；第三，伴随大量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从业者年龄持续攀升且女性比例进一步提高，农业从业劳动力素质持续下降，阻碍了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和应用，并最终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当前，农户家庭经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仍然占据着较高的份额，不断提升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成为提升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的关键，因此，开展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测量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几乎都实行土地私人所有制，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因此家庭农场生产效率自然成为学者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也是研究整个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研究方法涉及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和SFA-Malquist指数模型，也有学者运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方法。Farrell（1957）最早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以“非预设生产函数”代替常用的“预设函数”以此推算英国农业生产率的数值；Kawagoe等（1985）对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测算后指出，一个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关联度不强，但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Ball等（2001）对包括美国在内10个国家1973-1993年间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认为资本积累有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且成為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Gopinath和Kennedy，2000）；Ruttan（2002）面对资源和环境约束状态下，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问题，分别提出促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不同路径；Vollrath（2007）使用跨国数据探讨因土地分配不公所引发的农业生产效率差异性的问题；Coelli（2003）等结合尼日利亚农业生产相关数据得到其技术效率比配置效率更低，从而影响该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提出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具体对策。
农业生产效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从使用分析方法看，研究大致可分为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基于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两种。相关研究主题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效率的测度和评价，其中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法（杨威 等，2011）；第二，农户及农户组织相关行为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张宁，陆文聪，2006；高强 等，2013）；第三，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机制的政策制度（耿明斋，2009；杜文杰，2009）。从研究内容上看，农业生产效率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等3个重要方面，其中配置效率倍受关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础，国外研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有较大的差异性，而国内研究主要是聚集在全国、某个省或不同省际间的农业生产效率对比研究（周晓林，2009；王文刚，2011），但针对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的研究鲜能见到（吴晨，2016）。基于此，本项研究结合广州市农户家庭的调查资料，分别构建测量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效率的数据包络模型，并注重从微观的视角提出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三、农业生产效率测算方法
（一）数据包络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由查恩斯等人（1978）最提出的，后经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该方法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推广到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的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s，DMU）的有效评价中，主要应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部门”或“单位”相对有效性的方法。当DMU被用来研究多输入、多输出的生产函数理论时，由于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因而在避免主观因素和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诸多优点。通常情况下，数据包络分析主要有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在具体使用中，CCR模型和BCC模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为便于从理论和经济意义上作深入研究，可将CCR模型表达转化为如下的对偶规划：
为了讨论和计算的方便，我们可以引入松弛变量和，令是一个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根据对偶理论中的紧松定理，模型（1）可转化为： 上式中S-与S+分别为m×1阶松弛向量和s×1松弛向量，与分别为1×m的单位向量和1×s阶的单位向量。设，S-0，S+0，为上述模型的最优解，a=，表示决策单元ji的效率指数，b则表示投入过剩（）与产出不足（）之和。
根据模型（2）可以判断决策单元的DEA有效与弱DEA有效。一般将CCR模型度量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则有：
其中：TE为技术效率，PEC为纯技术效率，SEC为规模效率。
（二）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测度
1.指标选择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时，应注意三方面问题：首先，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不能存在线性关系；其次，样本观测值个数需在投入、产出变量个数之和的3倍以上；第三，投入、产出指标应体现出易获得性及代表性。本项研究涉及蔬菜种植、果蔗（香蕉）種植、家禽养殖和水产养殖4类不同的农户家庭，且各类农产品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也不尽相同。
2.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农业局开展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调查时间为2013-2015年。调查样本主要分布在白云、番禺、南沙3个区，其中，白云区调查了1个村（长岗村，40户），番禺区调查了1个村（沙北村，20户），南沙区调查了2个村（大坳村，20户；雁沙村，20户），共涉及4个村、100个户农户家庭。农户家庭成员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一定的变动性，3年间每年平均涉及450人左右的总人口。
由于广州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户家庭可用于耕种的土地数量相对有限，而且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就业的机会较高，因此，当地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比例相对偏低；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还规定若农户家庭年农产品销售收入不超过5000元，则未被认定为农业生产农户。结合2013-2015年100户入户调查的统计数据，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样本农户家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分别为54户、56户和52户，3年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家庭占全部样本比重大致在54%；此外，调查结果还表明，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白云区、番禺区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南沙区主要以水产养殖为主，增城和从化两区主要以果蔗（香蕉）、畜禽养殖为主；此外，由于受到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影响，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环境污染整治的力度加大，整体而言，广州市农村居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类的农户所占比例相对偏低（见表1）。
3.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生产效率测算
在假设规模报酬可不变的情况下，运用VRS模型。为了对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生产效率作出更加详细地评价，本项研究主要以农户家庭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变量，而以化肥、农药、农膜、生产性固定资产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蔬菜种植农业生产效率；以种苗、化肥、农药、农膜、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租金、雇工费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果蔗（香蕉）种植生产效率；以仔畜（种苗）、畜药、生产性固定资产、雇工费、饲料为投入变量测算农户家庭畜禽养殖生产效率；以种苗、鱼药、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租金、雇工费、饲料为测算农户家庭水产养殖农业生产效率。然后分别将农户家庭每年所用各类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代入其中，运用DEAP2.1版本对蔬菜种植、果蔗（香蕉）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4类不同农产品生产分别进行计量，测算农户家庭以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目标标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综合技术效率（见表2）。
（1）从纯技术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水产养殖类家庭纯技术生产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959，其次为畜禽养殖类农户家庭，纯技术效率达0.942，而纯生产技术效率最低为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仅为0.746。相对于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而言，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在开展生产活动前，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整治河塘，兴建进排水渠道、道路等基础设施外，同时还需投资购置生产用的渔船、增氧机、投饵机等固定资产；其次，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水产养殖变得越来越困难，对生产技术的要求逐年提升；第三，水产养殖涉及到种苗繁育技术要求较高，虽然中国从2003年就成为全球对虾第一大对虾养殖国，但至今为止，对虾虾苗的繁育技术仍然被美国科那湾公司、泰国正大集团等国外少数几个生物育种高科技公司所掌握，中国每年需要花费4.5-5.5千万美元用于进口国外对虾种苗（吴晨、李孔岳，2012）。综上所述，水产养殖需要养殖户掌握较高的技术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畜禽养殖也与水产养殖具有相似的情形，然而大多数情形下，蔬菜种植对农户家庭生产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此外，果蔗（香蕉）种植农户的技术效率年平均值为0.884，仍然处于纯技术效率相对偏低的现状，从这一测算结果来看，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水果生产领域的技术研发水平仍然较落后，还远远满足不了果农对抗病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水果生产寄托靠天收的思想一去不复返。因此，相对于其他三类农产品生产而言，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生产技术效率最高，这一计量结果比较符合客观事实。
（2）从规模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畜禽养殖类家庭规模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917，其次为果蔗（香蕉）种植类农户家庭，其规模生产效率达0.915，而蔬菜种植类农户家庭规模技术效率最低，仅为0.875。畜禽养殖是我国传统的优势农业产业，特别是伴随着大量畜禽种苗繁育和饲料加工企业成功上市，募集到大量的资金，用于畜禽养殖技术开发和饲料研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其次，众多大型上市公司借助公司技术和资本的力量，采用关系合约的组织模式与广大农户开展畜禽分散养殖的合作模式，通常上市公司负责为农户提供畜禽苗种、饲料和养殖技术培训，并提供畜禽养殖全过程病害预防以及养殖后的畜禽产品收购服务，畜禽养殖农户极容易达到养殖规模效率。虽然蔬菜种植的生产周期相对较短，但几乎每天都需要人工对其进行锄草、修枝、洒水、喷药等诸多工作程序，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农户家庭种植面积相对偏小，调查统计表明，样本农户家庭蔬菜种植平均面积仅为1.62亩，农户家庭蔬菜种植的规模效率偏低。 （3）从综合技术效率的视角看。对4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家庭而言，畜禽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高，达0.876，其次为水产养殖类农户家庭，年平均值达0.854，而蔬菜类农户家庭的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低，仅为0.656。凭借着地理区位和气候等方面的优势，以及较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缘故，一大批民营企业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这些企业广泛涉猎种苗繁育、饲料加工、病害药物开发、畜禽产品深加工等等，大大促进了广东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日益激励的现实条件下，这些畜禽和水产养殖企业技术扩散的能力较强，而且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农户也极易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撑，因此，畜禽和水产养殖的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较高。然而，以蔬菜种植类的农户家庭对生产技术的要求相对偏低，同時，因蔬菜种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其适度规模面积相对较小，无法实现规模效率，其最终结果导致以蔬菜种植类的农户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的结果。
相对而言，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而言，其中，畜禽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经营主体从事畜禽业养殖的积极性较高，这或许与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对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研究结合广州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调查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针对4种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研究得到：
首先，畜禽养殖类家庭农产品生产综合技术效率最高，而蔬菜种植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最低；其次，在市场竞争日益激励的客观条件下，畜禽和水产养殖类的企业技术扩散能力较强，并且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农户家庭极易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撑；第三，畜家和水产养殖类家庭需要投入的资金量相对较多，也容易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畜禽和水产养殖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较高。虽然蔬菜种植类家庭对生产技术要求相对偏低，然而，蔬菜种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成本，家庭经营面积相对偏小，无法实现规模技术效率，其最终结果导致蔬菜种植类家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的结果。
（二）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效率的稳定增长，提升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的国内外竞争力，促进农户家庭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政府应制定差异化财政支持政策，体现出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策支持观点。要充分发挥广州在气候和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大力鼓励以蔬菜和果蔗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努力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和单位面积产量，为超过1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提供新鲜时令的蔬菜和特色水果，在满足广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前提下，确保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收入持续增长创造了牢固的基础保障。
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应积极创新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机制，逐步建立针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人员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州市农业科技人员从事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积极性。加强对蔬菜品种技术开发和研发力度，尤其需要加大对适应当地反季节蔬菜的种植研究力度；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荔枝、龙眼、香蕉等热带水果栽培技术的研究，不断培育新的种苗，为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努力提高当地特色果蔗种植的单位面积和产量。
第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转，努力化解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投入的“冗余”。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农民人力资本以及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各地应逐步营造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努力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便捷、即时的信息服务，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投入的“冗余”，努力提高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技术效率，促进广州市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国内外竞争力。
第四，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正确处理农村集体土地所肩负的所有权、承包权与流转权三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土地逐步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努力逐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规模技术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
第五，加快推进“公司+基地+农户”组织模式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农户家庭应借助农业龙头企业在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等诸多优势，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努力提高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科技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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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