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词史，柳永是杰出词人中一个极具色彩的人物。柳永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悲剧不仅在于生活的困顿流离，宦运的艰辛多多，更在于他那柔弱善感而又多情艳羡的性格为自己织就了一张感伤主义的“网”，使其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极为拘谨，极为艰难，他瞻前顾后，犹疑不定，始终未走到“阳关大道”上来。
　　柳永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悲剧之因，历来就有人品和文品之说，认为柳永“薄于操行”“风前月下”的人品和“词语尘下”“淫冶讴歌”的文品是造成其命运坎坷、迂擢无门的原因。这样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若认为柳永的人生悲剧完全是由其人品和文品造成的，则未免过于肤浅而牵强。因为这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是统治阶级用以否定柳永的“理由”，我们应在北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看待这个“理由”。
　　首先，看柳永的人品。柳永长期混迹青楼，过着放浪的生活，“南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然而，“薄于操行”和“风前月下”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时代似乎并不算什么大错。自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城市中的游乐活动随之迅速繁荣，文人狎妓成为一种风尚，文人浪迹酒家、妓馆是普遍现象，不足为怪。而且，当时朝野上下皆以浅斟低唱、蓄妓嫖娼为尚。所以，柳永作为一个风流词客长期流连于青楼楚馆，也是受当时风气的濡染，与其他文人和官员并没有特别不同。因此，其人品也不会比那些官员和文人更糟。
　　再看他的文品。有人认为他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并以此否定柳永。实际上，俗词艳曲并非发端于柳永，也并非柳永独自为之。早在五代末，词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卷六里已谈到艳词。他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在宋代，很多文人都写作艳词，黄庭坚也作过俚俗的淫冶歌词，并为晏几道词集《小山集》作序云：“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事，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梨舌地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可见，晏几道也是作过艳词的。由此可见，若以艳词作为攻击柳永的理由，也是不公正的。
　　人品和文品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柳永一直受打击的悲剧命运另有原因。
　　第一，柳永以艳词成名的时间问题。柳永的错误在于他进官之前就以俗艳词名广被于世，这样才断送了他的前程。进宫之前，柳永就盛负词名，其词广为天下传诵，甚至传入皇宫大内，而仁宗却是个“留意儒雅，务本理道”的皇帝。于是，及临放榜，特落之，让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正是上层统治阶级对柳永“先入为主”的坏印象，使他在仕途上饱受坎坷，终身沉沦。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道德权威，当然不会放心让这个“品行极差”的学进入统治阶层。
　　第二，对小词的态度问题。柳永大量写作小词，并成为专事写词的职业词人，这无疑与当时宋代文人的文学观念相左。宋人大致以为人生应努力建功立业，在政事之余可以作文章，文章之余可以作诗，作诗之余始可作词。显然词的位置是最卑末的，往往称之为“小词”。所以，在上层文人圈内柳永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也是受嘲讽、受打击的对象。晏殊当面批评他写了“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有碍令闻的词，对他的求官不予援手。正因为对小词态度不同，柳永才备受歧视。歧视的结果，不仅使他宦途受阻，也带给他无尽的精神苦闷。
　　第三，柳永的个性使然。柳永所生长的背景，是一个重儒家思想的士族家庭。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柳永，自然也不免养成一种欲求仕富的用世之志。就柳永自身而言，他生而稟赋一种浪漫的天性和音乐才能，因此在他所处身的环境与他个人的禀赋之间，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但他毕竟是性性中人，他的浪漫天性和音乐才能，促使他愿意为俗曲写作歌词，而谱写歌词的结果，却使他的欲求仕宦的用世之志，受到终生挫辱。柳永的少年时代，是在北宋这样一个到处是妓馆歌楼勾栏瓦舍的都市中度过的。一个天性浪漫而又是有音乐才能的年轻人，不免被流行歌曲所吸引而为之谱写歌词，这是极为自然的结果，因为一个真正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尤其是像柳永这样具有开放性格与锐敏感觉者，对自己的才能是难以毁弃的，要他不写俗曲歌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柳永虽然为了写作俗益歌词受尽挫折而始终没有放弃的一个原因。
　　第四，两种文化对抗的结果。俗艳小词在宋代遭到了理学家的深恶痛绝，而北宋封建统治者亦加强了思想的统治。政治家和理学家们代表了统治阶级利益.表现在文化层面上，他们代表了正统文化，即主流文化、雅文化，而柳永的俗艳词的地位使他代表了市民文化，即支流文化、俗文化。这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冲突。文化冲突的结果，便使柳永成为这种交锋中的牺牲品。所以仁宗在进士榜上除去柳永的姓名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他的实质是对柳永所代表的文化的一种压制，这是一种故意的打击行为。与统治阶级的打击相反，柳永根本无意对抗统治阶级，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反，他曾努力消解他们之间的某种对抗。为能求取功名，他不但拜谒名宦显官，而且写词歌颂最高统治者。但无论他怎样歌功颂德，都未能给统治阶层留下一个好印象，为了获取功名，他在统治阶层面前表示了悔改，改名为永。即使这样，也仍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柳永浓厚的“士大夫情结”造就了他极具悲剧色彩的命运，其人生悲剧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柳永的一生所演绎的不仅是他个人与整个统治阶层的对立，更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对立。他的人生悲剧本身就是一个有强烈的文化冲突的时代悲剧，时代是造成他生存悲剧的重要因素。无论传统词论家及世人对柳永及其词有怎样的鄙视，但柳永对宋词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留下的《乐章集》，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美学风貌，蕴含着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