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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戊午春词社是叶玉森、胡璧城和袁天庚在1918年于安徽蚌埠成立的一个小型词社。当时国家经历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词人们于此动荡中仿效清末《庚子秋词》的唱和，运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方法，表达国家动乱和对个人前途的忧虞，甚至以佛语和佛家境界超脱苦境，风格清新空灵，别具时代意义。
【关键词】 戊午春词社;民国词社;安徽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33-02
戊午春词社是民国初年在安徽蚌埠成立的一个小型词社。1918年，叶玉森、胡璧城和袁天庚同时于安徽蚌埠担任军阀倪嗣冲的幕僚，三人相聚唱和，共结戊午春词社。当时国家政局动荡，历经了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和张勋复辟等，北洋军阀又分裂出直、皖和奉系三股勢力，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引发数次军阀混战。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词人们仿效清末王鹏运、朱祖谋和刘福姚《庚子秋词》的唱和，并运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方法，将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和国家个人前途的忧虞，以幽眇婉转的咏物和相思离愁的形式表达出来，汇刊成《戊午春词》，具有词史意义。本文重点在探讨戊午春词社的唱和与当时政局的关系，以及文人在乱世中的心态和词风的进境，凸显时局发展对词的创作的影响。
一、戊午春词社的概况
辛亥革命结束、共和政制成立后，国家的状况因为袁世凯称帝而更趋混乱。在国内外一片反对浪潮下，讨袁的护国运动爆发。不久，袁世凯称帝不遂逝世，国内旋即分裂成三股势力，志在夺取北洋政府的控制权。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多次混战，期间还有张勋复辟（1917年）。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叶玉森、袁天庚和胡璧城都在安徽，并因缘际会投靠倪嗣冲幕府，促成了戊午春词社的唱和。最先，叶玉森和袁天庚因为加入了南社而相识，两人一同住在安徽，并唱和诗词，作品很快汇刊成《白鲽红鹣集》。1917年，柳亚子把叶玉森介绍给安徽省长倪嗣冲，出任文学秘书。其时，袁天庚已经在倪嗣冲幕府任职多年。最后，胡璧城在1918年，担当倪嗣冲的庶务主任，于是三人互相唱和，结成戊午春词社[1]。
据《戊午春词》的记载，词社社员只有叶玉森、胡璧城和袁天庚三人。袁天庚（1862—？），字梦白，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在倪嗣冲幕府任职多年。胡璧城（1868—1925），字夔文，安徽泾县人。民国时历任安徽临时省议会议长、参议院议员等。因国会解散，投靠倪嗣冲。叶玉森（1880—1933），字荭渔，江苏镇江人。1913年，出任镇江县立议会议员，后任苏州高等法院推事兼检察庭长。1916年，先任安徽和县厘金局局长，在叶州、舒城等地任税务官。1917年，担任倪嗣冲文学秘书。他们共举行十一次唱和，最后一集收录樊增祥词作一首，共三十四首词。社集镂版后，叶玉森离开蚌埠，出任安徽滁县县知事，后又调任颍上县、当涂县县知事，社事告一段落。
二、意内言外，以史入词：戊午春词社的唱和与写作特色
学人李鹤丽尝指出《戊午春词》是受《庚子秋词》的启发唱和而成的，并以叶玉森《浪淘沙·用沤尹韵自题〈春冰词〉卷后》的注“辛亥春仲羁迹吴门，成《春冰词》两卷，全用《庚子秋词》韵，寓言十九，聊写心忧” [2]为理据。首先，从词集的命名来看，《戊午春词》和《庚子秋词》均是由干支纪年及季节组成;其次，叶玉森曾经参与朱祖谋为社长的舂音词社，而且两人“交谊在师友之间”。他的《春冰词》，甚至请得朱祖谋亲自校斠。[3]第三，《戊午春词》和《庚子秋词》的写作背景和词人身处的动乱环境类似。《庚子秋词》是王鹏运、朱祖谋和刘福姚在庚子事变（1900）中，围困于北京城内的所写之词。至于《戊午春词》，词人们经历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并见证倪嗣冲的贪婪与虚伪，以及每况愈下的国势，怎会不沉痛、悲慨？因此，《戊午春词》不乏怨恨、沉痛、忧虑和愁苦的作品，这都是他们沉痛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时局混乱的反映。出于避免直言贾祸的考虑，他们自觉模仿《庚子秋词》，以词去书写世变中的特定历史事件，抒发国家和个人身世的怀抱;并采用寄托的方式，曲笔婉转道出历史面目，虽不能以正史看待，却可补史之阕，体现意内言外的效果。
例如袁天庚《国香慢·赋三海牡丹》，表面是一首咏物词，描绘牡丹的鲜艳、意态和与群芳争妍，却隐藏战火遍地、府院之争的恶劣形势，开首“劫海桑枯”[4]，直接道出国家经历了无数的劫乱。接着以麻姑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为喻，暗示亲历多次兵燹。“人间几回烽火，北胜难图”，意味各系军阀统领明争暗斗，却始终无人能够统一全国。“賸得残阳一地”三句，就是军阀混战的结果——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胡璧城《金缕曲·落花》，托意则更含蓄，有无之间，可说达到物我浑融的境界。整首词既是写花的凋零，又是写时局变化。而“愁怨”“苦” “清泪”“断肠”和“相思”等字词，是词人担忧国家，并将主观的心情，投射到落花这种柔弱不堪，又饱受摧残的物象，以此呈现出时局动荡，军阀夺权的困境，充满爱国忧国的情怀[5]。
三、失意落拓，清空疏放：词人的心态与风格特色
戊午春词社里，除了袁天庚外，[6]胡璧城和叶玉森都是热衷仕途的人，希望在乱世中有一番作为，因此叶玉森在怀着报国的热忱，毅然留学日本，学习法律。①归国后，一直都担任议员和官职。至于胡璧城，又出任参议院议员、政治会议秘书长等。他们都有治国安邦的理念，渴望拯时救世，改变国家的积弱。然而，亲历军阀的勾心斗角和倪嗣冲的卑劣，然又为了赡养家庭，不得不效劳军阀，所以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失意落拓的悲慨，充满自怨自伤，同时为了超脱国家和个人前景的忧虞，他们又以佛语和佛家境界入词，形成多样风格，既有婉约沉郁、豪情壮志，也有清空骚雅的一面，突破《庚子秋词》，促使词作风格的融和。 叶玉森的《莺啼序·春晚感怀》，就是一首风格浑融的词作，表面写晚春的景色和诗客寄情歌酒的感怀，实际寄寓时局动荡，表达忧心国家的前途，以及个人屈身军阀幕僚的苦闷心情，风格婉约中见悲壮。
全词描绘暮春之景，词笔婉约;写淮河气象，风格清新。至第二片今昔对照，回忆昔日的狂放不羁，感叹今日寄身军阀，并借郝隆参军和杜牧屈身幕僚，表达逼迫于生计，屈身军阀幕僚之职。职位卑微，无力报国，忧心愁苦，长歌当哭，形成悲壮的风格。第三片借张炎早年生活优裕，却因亡国而漂泊落拓的遭遇，以及屈原忠贞爱国之心来自喻，抒发渴望报国，却落得年华渐老，功名未就的下场。叶玉森自从日本归国后，虽出任议员和官职，但在兵荒马乱、军阀争权的时势，却是前路茫茫，于是借用《庄子·人间世》“迷阳却曲”，暗示个人和国家皆是满途荆棘，并以鹃啼、檗苦梅酸来表达极其沉痛的心情。
同样是《莺啼序·春晚感怀》，同样借用杜牧和屈原的事迹，抒发怀才不遇和爱国情怀，胡璧城的词作就显得豪迈奔放，尤其是第三、四片所写，不论英雄还是屠狗，侠义如樊哙、陈登，柔肠似屈原;还是有才如杜牧，才尽如江淹，都终归于黄土，来自我安慰，超脱年华老去、壮志难酬的困境。“狂”“醉”“大笑”和“豪趣”等，都见出词人的豪情壮志。最后“无端证破情禅”，更是领悟了佛法人生无常、有漏皆苦的道理，从而超脱当前的苦境。
词人们不论在选调上，喜效“白石体”和“玉田韵”，还多次以佛语和佛家境界入词，以至形成了南宋姜夔、张炎清空骚雅的风格。例如胡璧城《金缕曲·落花》下片所写从落花联想到佛陀拈花、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一事，说出自己彻悟禅理，参透四大皆空。然后从愁绪中超脱，再以水面霞采，比喻为天女散花。胡璧城又在咏香冢的两阕词调，用了“又响沸僧堂，听诵齐魂经忏”“算金经忏悔，未疗玉环娇妒”，袁天庚也曾用“试乞取、般若心经，为伊忏、为伊痴咒”等佛语，使词风清空，摆脱了晚清以来效法梦窗意象密集、炼字精工的特色。尤其是题咏维摩佛像，袁天庚〈婆羅门引〉更是佛语佛境连篇，风格清旷，以维摩诘证悟实相，点出佛教“因缘”“钲禅”和“空”的核心智慧，甚至引用了《法苑珠林》中南朝上定林寺僧人释普明诵《法华经》和《维摩诘经》而面见普贤菩萨的事迹，清空疏放，成为《戊午春词》内容和风格特色之一。
综上所述，戊午春词社虽仿效《庚子秋词》，运用比兴寄托，将国家感怀和个人身世悲叹融入词中，但在选调和风格上，都突破了《庚子秋词》。在选调上，以慢词为主;在风格上，藉助佛语和佛境入词，不但超脱了内心的苦境，还呈现出清新空灵的风格，突破清末以来梦窗密丽的特色，并将多种风格融汇，使《戊午春词》虽仅有三十四首，却婉约豪放清空悲壮的风格具备，即使在民国词坛的影响力和传播都不普遍，终是以词体反映了民国初年安徽时局，也真实表达了在动乱中士人的凄凉的心境，具有时代的意义。
注释：①据郑逸梅所说，袁天庚耳聋，又号无耳尊者，徐世昌、倪嗣冲和程雪楼都曾经推荐袁天庚为县令，但都被袁所拒，并说：宦海浮沉，非我所乐，愿以幕养贫，不愿以官致富。
参考文献：
[1]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2]李鹤丽.民国社集《戊午春词》述略[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03）：158.
[3]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6.
[4]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1918：234-235.
[5]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1918：245.
[6]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6：281-282.
作者简介：吴嘉慧，女，汉族，中国香港人，博士，黄冈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
【关键词】 戊午春词社;民国词社;安徽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33-02
戊午春词社是民国初年在安徽蚌埠成立的一个小型词社。1918年，叶玉森、胡璧城和袁天庚同时于安徽蚌埠担任军阀倪嗣冲的幕僚，三人相聚唱和，共结戊午春词社。当时国家政局动荡，历经了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和张勋复辟等，北洋军阀又分裂出直、皖和奉系三股勢力，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引发数次军阀混战。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词人们仿效清末王鹏运、朱祖谋和刘福姚《庚子秋词》的唱和，并运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方法，将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和国家个人前途的忧虞，以幽眇婉转的咏物和相思离愁的形式表达出来，汇刊成《戊午春词》，具有词史意义。本文重点在探讨戊午春词社的唱和与当时政局的关系，以及文人在乱世中的心态和词风的进境，凸显时局发展对词的创作的影响。
一、戊午春词社的概况
辛亥革命结束、共和政制成立后，国家的状况因为袁世凯称帝而更趋混乱。在国内外一片反对浪潮下，讨袁的护国运动爆发。不久，袁世凯称帝不遂逝世，国内旋即分裂成三股势力，志在夺取北洋政府的控制权。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多次混战，期间还有张勋复辟（1917年）。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叶玉森、袁天庚和胡璧城都在安徽，并因缘际会投靠倪嗣冲幕府，促成了戊午春词社的唱和。最先，叶玉森和袁天庚因为加入了南社而相识，两人一同住在安徽，并唱和诗词，作品很快汇刊成《白鲽红鹣集》。1917年，柳亚子把叶玉森介绍给安徽省长倪嗣冲，出任文学秘书。其时，袁天庚已经在倪嗣冲幕府任职多年。最后，胡璧城在1918年，担当倪嗣冲的庶务主任，于是三人互相唱和，结成戊午春词社[1]。
据《戊午春词》的记载，词社社员只有叶玉森、胡璧城和袁天庚三人。袁天庚（1862—？），字梦白，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在倪嗣冲幕府任职多年。胡璧城（1868—1925），字夔文，安徽泾县人。民国时历任安徽临时省议会议长、参议院议员等。因国会解散，投靠倪嗣冲。叶玉森（1880—1933），字荭渔，江苏镇江人。1913年，出任镇江县立议会议员，后任苏州高等法院推事兼检察庭长。1916年，先任安徽和县厘金局局长，在叶州、舒城等地任税务官。1917年，担任倪嗣冲文学秘书。他们共举行十一次唱和，最后一集收录樊增祥词作一首，共三十四首词。社集镂版后，叶玉森离开蚌埠，出任安徽滁县县知事，后又调任颍上县、当涂县县知事，社事告一段落。
二、意内言外，以史入词：戊午春词社的唱和与写作特色
学人李鹤丽尝指出《戊午春词》是受《庚子秋词》的启发唱和而成的，并以叶玉森《浪淘沙·用沤尹韵自题〈春冰词〉卷后》的注“辛亥春仲羁迹吴门，成《春冰词》两卷，全用《庚子秋词》韵，寓言十九，聊写心忧” [2]为理据。首先，从词集的命名来看，《戊午春词》和《庚子秋词》均是由干支纪年及季节组成;其次，叶玉森曾经参与朱祖谋为社长的舂音词社，而且两人“交谊在师友之间”。他的《春冰词》，甚至请得朱祖谋亲自校斠。[3]第三，《戊午春词》和《庚子秋词》的写作背景和词人身处的动乱环境类似。《庚子秋词》是王鹏运、朱祖谋和刘福姚在庚子事变（1900）中，围困于北京城内的所写之词。至于《戊午春词》，词人们经历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并见证倪嗣冲的贪婪与虚伪，以及每况愈下的国势，怎会不沉痛、悲慨？因此，《戊午春词》不乏怨恨、沉痛、忧虑和愁苦的作品，这都是他们沉痛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时局混乱的反映。出于避免直言贾祸的考虑，他们自觉模仿《庚子秋词》，以词去书写世变中的特定历史事件，抒发国家和个人身世的怀抱;并采用寄托的方式，曲笔婉转道出历史面目，虽不能以正史看待，却可补史之阕，体现意内言外的效果。
例如袁天庚《国香慢·赋三海牡丹》，表面是一首咏物词，描绘牡丹的鲜艳、意态和与群芳争妍，却隐藏战火遍地、府院之争的恶劣形势，开首“劫海桑枯”[4]，直接道出国家经历了无数的劫乱。接着以麻姑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为喻，暗示亲历多次兵燹。“人间几回烽火，北胜难图”，意味各系军阀统领明争暗斗，却始终无人能够统一全国。“賸得残阳一地”三句，就是军阀混战的结果——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胡璧城《金缕曲·落花》，托意则更含蓄，有无之间，可说达到物我浑融的境界。整首词既是写花的凋零，又是写时局变化。而“愁怨”“苦” “清泪”“断肠”和“相思”等字词，是词人担忧国家，并将主观的心情，投射到落花这种柔弱不堪，又饱受摧残的物象，以此呈现出时局动荡，军阀夺权的困境，充满爱国忧国的情怀[5]。
三、失意落拓，清空疏放：词人的心态与风格特色
戊午春词社里，除了袁天庚外，[6]胡璧城和叶玉森都是热衷仕途的人，希望在乱世中有一番作为，因此叶玉森在怀着报国的热忱，毅然留学日本，学习法律。①归国后，一直都担任议员和官职。至于胡璧城，又出任参议院议员、政治会议秘书长等。他们都有治国安邦的理念，渴望拯时救世，改变国家的积弱。然而，亲历军阀的勾心斗角和倪嗣冲的卑劣，然又为了赡养家庭，不得不效劳军阀，所以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失意落拓的悲慨，充满自怨自伤，同时为了超脱国家和个人前景的忧虞，他们又以佛语和佛家境界入词，形成多样风格，既有婉约沉郁、豪情壮志，也有清空骚雅的一面，突破《庚子秋词》，促使词作风格的融和。 叶玉森的《莺啼序·春晚感怀》，就是一首风格浑融的词作，表面写晚春的景色和诗客寄情歌酒的感怀，实际寄寓时局动荡，表达忧心国家的前途，以及个人屈身军阀幕僚的苦闷心情，风格婉约中见悲壮。
全词描绘暮春之景，词笔婉约;写淮河气象，风格清新。至第二片今昔对照，回忆昔日的狂放不羁，感叹今日寄身军阀，并借郝隆参军和杜牧屈身幕僚，表达逼迫于生计，屈身军阀幕僚之职。职位卑微，无力报国，忧心愁苦，长歌当哭，形成悲壮的风格。第三片借张炎早年生活优裕，却因亡国而漂泊落拓的遭遇，以及屈原忠贞爱国之心来自喻，抒发渴望报国，却落得年华渐老，功名未就的下场。叶玉森自从日本归国后，虽出任议员和官职，但在兵荒马乱、军阀争权的时势，却是前路茫茫，于是借用《庄子·人间世》“迷阳却曲”，暗示个人和国家皆是满途荆棘，并以鹃啼、檗苦梅酸来表达极其沉痛的心情。
同样是《莺啼序·春晚感怀》，同样借用杜牧和屈原的事迹，抒发怀才不遇和爱国情怀，胡璧城的词作就显得豪迈奔放，尤其是第三、四片所写，不论英雄还是屠狗，侠义如樊哙、陈登，柔肠似屈原;还是有才如杜牧，才尽如江淹，都终归于黄土，来自我安慰，超脱年华老去、壮志难酬的困境。“狂”“醉”“大笑”和“豪趣”等，都见出词人的豪情壮志。最后“无端证破情禅”，更是领悟了佛法人生无常、有漏皆苦的道理，从而超脱当前的苦境。
词人们不论在选调上，喜效“白石体”和“玉田韵”，还多次以佛语和佛家境界入词，以至形成了南宋姜夔、张炎清空骚雅的风格。例如胡璧城《金缕曲·落花》下片所写从落花联想到佛陀拈花、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一事，说出自己彻悟禅理，参透四大皆空。然后从愁绪中超脱，再以水面霞采，比喻为天女散花。胡璧城又在咏香冢的两阕词调，用了“又响沸僧堂，听诵齐魂经忏”“算金经忏悔，未疗玉环娇妒”，袁天庚也曾用“试乞取、般若心经，为伊忏、为伊痴咒”等佛语，使词风清空，摆脱了晚清以来效法梦窗意象密集、炼字精工的特色。尤其是题咏维摩佛像，袁天庚〈婆羅门引〉更是佛语佛境连篇，风格清旷，以维摩诘证悟实相，点出佛教“因缘”“钲禅”和“空”的核心智慧，甚至引用了《法苑珠林》中南朝上定林寺僧人释普明诵《法华经》和《维摩诘经》而面见普贤菩萨的事迹，清空疏放，成为《戊午春词》内容和风格特色之一。
综上所述，戊午春词社虽仿效《庚子秋词》，运用比兴寄托，将国家感怀和个人身世悲叹融入词中，但在选调和风格上，都突破了《庚子秋词》。在选调上，以慢词为主;在风格上，藉助佛语和佛境入词，不但超脱了内心的苦境，还呈现出清新空灵的风格，突破清末以来梦窗密丽的特色，并将多种风格融汇，使《戊午春词》虽仅有三十四首，却婉约豪放清空悲壮的风格具备，即使在民国词坛的影响力和传播都不普遍，终是以词体反映了民国初年安徽时局，也真实表达了在动乱中士人的凄凉的心境，具有时代的意义。
注释：①据郑逸梅所说，袁天庚耳聋，又号无耳尊者，徐世昌、倪嗣冲和程雪楼都曾经推荐袁天庚为县令，但都被袁所拒，并说：宦海浮沉，非我所乐，愿以幕养贫，不愿以官致富。
参考文献：
[1]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2]李鹤丽.民国社集《戊午春词》述略[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03）：158.
[3]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6.
[4]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1918：234-235.
[5]叶玉森，胡璧城，袁天庚.戊午春词[M].1918：245.
[6]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6：281-282.
作者简介：吴嘉慧，女，汉族，中国香港人，博士，黄冈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