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启功先生发表了《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一文，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至少在树立鉴别『王书』标本、认同南北书风相似和有助划分『王书』分期等三个方面都有参考价值。现在就这三个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启功先生认为，在『二王』真迹不存的情况下，研究唐摹『王书』是『最直接的材料』。他认为当时确认为唐摹的『王书』只有九件。这九件作品以一九五八年为界，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标志作品是唐代传人日本后又重新传回中国的《丧乱帖》和《孔侍中帖》。因为帖上有『延历敕定』印记和东大寺献物赈的记录，可以认定传人日本时间在唐开元十七年一七二九一以前，证据比较有力。后三十年的标志作品就是《唐摹万岁通天帖》的重新发现。该帖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完成，史书和原帖上都有详细记载。有如此完整记载者，再无第二件。故其重要性独一无二。
　　《丧乱帖》等帖何时传回中国？据祁小春先生说，是杨守敬清朝末年一光绪六年，一八八O年一到日本后见到此帖，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刻入他的《邻苏园法帖》。据沈尹默先生自述，他是一九三O年买到此帖的照片。有文章说，容庚先生一九三六年出版《二王墨影》，此帖方广为人知。启功先生所说前三十年，大致不错。据我个人研究，《丧乱帖》中所指丧乱地点为旧京洛阳，书写时间以永和七（二一五）年可能性最大。已有文章，不细谈。
　　《万岁通天帖》原藏清官，后溥仪带出后藏长春伪宫，日本投降后散人民间，为郑洞国将军购得，一九四八年将军起义时将此帖和其他军用物资一起上缴解放军。无人问津者十年。一九五八年当郑将军重新提起此事时才引起高度重视，在一堆军用地图中发现了此帖，同时发现的还有杨凝式《夏热帖》等。
　　此帖重新出现后以其鲜明的魏晋风采和精准的勾摹技艺使人感到震惊。但在清官之中并未受到重视。如《三希堂法帖》中所收王羲之十帖和王献之四帖都未收入此帖中的『二王』作品。在王羲之名下却收入了与『王书』不类的《临钟繇千字文》和有争议的《曹娥碑》。王献之名下收入了南宋才出现的可疑作品《保母志》一拓本一。对当代人所盛赞的《远宦帖》《十七帖》等都未收入。可见乾隆等人鉴赏水平不高。他们将此帖放入第五册怀素、柳公权等人之后，名为『无名氏抚王氏《万岁通天帖》。』
　　当年武则天向王方庆访求王书时，王方庆已经讲得很清楚：『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之，唯有一卷现今存……』可见此卷中的王书是太宗时都不愿交出，想自己留存精品中的精品。元人张雨曾赞此帖说：『晋人风裁赖此以存』，又说与《阁帖》比较『彼特土苴（渣）耳』。明代董其昌也说：『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还认为前人所说之『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直论下技耳』。意思是摹书得位失神那是对技术不高的人所说，此帖却是神形俱得之作。清人朱彝尊也说：『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启功先生甚至说：『钩笔极细。棘刺蝇须，不足为状也』。徐邦达先生也作了类似的描述。这些评论，可以说给予了此帖以不能再高的评价。
　　如何认定『王书』的真实面目，并不容易；而认定『王书』的某些作品可以作为鉴定『王书』的标准范本，就尤其不易。而《万岁通天帖》的出现，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启功先生说：『《姨母帖》钩摹精妙，有「下真迹一等」之誉。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杨仁恺先生也说：『世传王氏父子书法的真实性和可学性（按此处之「可」字，疑为「科」字之误，见下引），也只有（它）作最可靠的佐证』。又说：『更为宝贵的在于它的科学性。……用它来衡量传世的王氏一门作品，总算有了个标准』。我们也看过不少『王书』作品，刻帖方面《十七帖》差可考虑。但就墨迹而言，就其来源清楚、气息可信、勾摹精良诸多方面考量，尚都不能同《万岁通天帖》相比。
　　《万岁通天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它以墨迹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南北书风相似的鲜明例证。启功先生说：『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一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的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我还可以补充一下：再看王慈的《翁遵体帖》中的『翁尊体安』等字，尤其王志《喉痛帖》中的『祗』『雨气』『深慰』『喉痛』和『造』等字，也都与北碑（斜画紧结）写法十分相似。王慈和王志都是王僧虔的儿子。王慈逝世于南齐永明九年（四九一），比《龙门廿品》中最早的《牛橛造像记》和《元桢墓志》还早四年和五年；王志死于梁天监十二年（五二一），可以说与《龙门廿品》同时，按他的死期来算，晚于《牛橛》而早于《元祐》和《慈香》。更何况他还可能书于更早的时间。
　　从帖中可以看出从王献之、王僧虔到王慈、王志，一脉相承，一百二十多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书法系列。正像启功先生所说『自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有人说王慈是受到北碑雄强书风的影响，无论从时间和传承上讲，都是正好说反了。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南北『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南北实不相袭』『梁亡之后，秘阁二王之书初人北朝』『南派入北，惟有王褒』。这些说法都过于简单，不够准确。事实上，不论皇室、贵族或民间相互都有交往。如北魏皇室曾向南朝借书；著名的郑羲和名士李璧都曾作为使节出使南朝。《郑文公碑》和《李璧墓志》都有明确记述。李璧和南朝名士王融之间的友谊更是影响巨大。
　　如果从地区上讲，阮说就更难成立。以洛阳为例，从永和十二年一三五六一东晋收复洛阳到北魏占领洛阳的七十四年中，洛阳为南朝占领共三十八年，为北朝一前燕、前秦和后秦一分别占领只有三十六年。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的晚年和死后的四年；王献之在世的三年和后来影响最大的十四年，洛阳都是在东晋和南朝统治之下。北朝三个政权占领洛阳时间都很短一多则十几年，少则几年一，他们又都没有自己民族的一鲜卑，氐、羌一书法家，不可能与『二王』书法对抗，更无法取代。故洛阳地区受『二王』影响是没有疑问的。 　　再说北魏晚期书坛有影响的人物如刘芳、崔光等人也都是受过『二王』影响的。以刘芳为例，他是彭城一今徐州一人，为南朝属地，十六岁才被迁往平城一今大同一为平齐民，他先以佣书为生，后位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可惜其书不传，无法印证。
　　以碑志来说，南朝的《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吕超静墓志》《王慕韶墓志》《萧儋碑》等，从宋至梁，与相应的北碑都非常类似。这一点沙孟海和许多学者都已讲过，不再重复。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二三年间就出现了一批如《牛橛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元桢墓志》等十分成熟的一斜画紧结式的一楷书作品，只要了解了南朝书法发展脉络和洛阳地区历史情况就都不难得到解释。总之，从王志逝世算起，比王褒入北早了四十余年，如从王献之、徽之之死算起，更早了一百余年。故相同写法只能是南书北传不可能是相反。
　　《万岁通天帖》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它刊载了其真实性无人怀疑，而有些『另类』的『二王』书作。这些作品具有划分『大王』书法分期和揭示『小王』书法本来面目（至少是一种面目）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姨母帖》，在整个『大王』书中，这种面目的书作，几乎看不到第二件，显得有些『另类』。但气息又与『二王书』相通，也与近年出现的晋人墨迹相近。故无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此帖笔画凝重，书风古朴，写法中还略带一丝隶书遗意。一般都认为他应属于王羲之早、中期或说早、中年的作品。但早到何时，语焉不详。我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姨母帖》中的姨母很可能是王羲之的书法蒙师卫夫人。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此书应书于永和五年（三四九），时间比较具体；如果我的推测不能成立，亦可定为永和五年左右。因为永和元年，庾翼死前己盛赞羲之章草的成就可比张芝。而陶弘景认为羲之『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假如陶氏所说『好迹』是指他所创造的新体，那么新体创造完成应在永和元年至永和七年之间（三四九三五一）（永和七年羲之始去会稽）定为永和五年，或略早一些，是比较合理的。
　　《初月帖》根据我的研究，应书于永和十二年以后，升平年间居住剡县（今嵊州市）期间，不细谈。
　　王献之《廿九日帖》在『小王』书中，也显得很『另类』，很难找到类似风格的作品。但在他的同龄人中（如王徽之《新月帖》）和宋、齐年间人如王僧虔父子、以及宋、齐、梁人和南北朝相同时期的碑刻中却可以大量发现。假如说王羲之《姨母帖》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供划分其书法分期的典型，那么王献之《廿九日帖》则提出了一个王献之书法本来面目究竟如何一至少有一种是这种面貌一的重大问题。可以设想，那个影响了上百年、名声还曾一度超过乃父和锺繇的书法式样，是否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大量作品怎样解释？（主要是如何识别和清除如启功先生所说经过『千翻百摹，早己不成样子』的《阁帖》及其流派的影响）都还需要化大力气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