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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社”，另一个便是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曾被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特殊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亦是一种罪。郭世英很快遭批斗，被反捆双臂后坠亡；张郎郎则曾因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
“我认为我们热爱诗歌、热爱美术、热爱艺术，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不可能永远变成一个罪行。”张郎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已年逾花甲的张郎郎，黑框眼镜，白衬衫，V领毛衣，儒雅的学者装束，但是当诗句突然从他口中奔涌而出，热情坚定、略带狡黠的目光透过玻璃片射出来，老文青的原形就毕露。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提起当年的“太阳纵队”，他称写诗为“玩诗”，或“玩写诗游戏”。但在一个全民都戴上思想紧箍咒的年代里，“玩游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义，证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纸片都滚他妈的去”。这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是张郎郎们朗诵最多的诗，他解释：“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这一套系统是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红色政权上的，而真正的红色政权是不需要这个的”。
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老师，她很少对^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其父为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张振洲(其父为大提琴家)、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当晚的朗诵会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带来的集体狂欢的热力仍在持续。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张郎郎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则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阳，北师大莜庄楼的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阳光照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但阴影就此埋下。他们无法预知，这个组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给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将之形容为“凛冽冬风百草散”，他后来表示：“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父亲、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被当做走资派 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开始他们斗我爸，弄特别高的台子，从上边打下来，后来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行为。”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父亲被打倒后，母亲让张郎郎去找剧作家海默帮忙劝慰父亲，在那里张郎郎又遇见了好朋友“老七”。从海默家出来时，“老七”突然问海默：你还相信毛主席吗?海默反问：你们呢?“老七”说：我不信了。张郎郎摇头：我不知道。
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张郎郎为自己辩护。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王东白和郭路生他们送我嘛，他们当时都是小孩，我当时就是写诗的老大了，说走以前再给我们留下几首诗，我说逃跑哪有心思写诗啊，王东白还拿了本子，我说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然后我就写了‘相信未来’四个字，还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此时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
彻底被解构
“橡皮筋，我爱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投机倒把我反对。”1970年，这只是孩子们口中的一首普通儿歌，但大人们的世界却因此风声鹤唳。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结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党史纵横》作者阎志峰在《“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一文中记述：“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可以因言论和思想获罪，且不经审判可直接判处死刑。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子里。当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张郎郎家，通知说张郎郎要被处死，母亲陈布文一直没有表态。张郎郎后来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里说，有人因为写东西而判死刑，她觉得这个人是英雄，她说我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么个英雄。那警察以为老太太疯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
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我妈不信，因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枪毙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没下死亡通知书，他们也不知道我死没死。但死缓几个月后，就能让家里寄东西，给一表，让画钩，家里就知道我没死。”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1970年代，继“x社”和“太阳纵队”之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陆陆续续又兴盛起来，参加者包括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芒克等，他们构成北京地下文艺的潜流，只为着自由思考与自由创作的那一天到来。而“太阳纵队”的后备力量——郭路生和张寥寥，其诗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剑作为纵队标志，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有学者说，这柄剑象征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张郎郎认为，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脉相承。
而“太阳纵队”已烟消云散。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
在张郎郎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后，附了部分成员的现状：很少有人再写诗，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张郎郎总结他们这一批人远离诗歌后的状态：“不光是转向文艺，还有商业，对政治普遍厌倦。从王朔后，它就彻底被解构了。好处是没人再做这种梦，坏处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品就没什么热情了。”
“我认为我们热爱诗歌、热爱美术、热爱艺术，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不可能永远变成一个罪行。”张郎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已年逾花甲的张郎郎，黑框眼镜，白衬衫，V领毛衣，儒雅的学者装束，但是当诗句突然从他口中奔涌而出，热情坚定、略带狡黠的目光透过玻璃片射出来，老文青的原形就毕露。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提起当年的“太阳纵队”，他称写诗为“玩诗”，或“玩写诗游戏”。但在一个全民都戴上思想紧箍咒的年代里，“玩游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义，证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纸片都滚他妈的去”。这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是张郎郎们朗诵最多的诗，他解释：“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这一套系统是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红色政权上的，而真正的红色政权是不需要这个的”。
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老师，她很少对^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其父为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张振洲(其父为大提琴家)、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当晚的朗诵会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带来的集体狂欢的热力仍在持续。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张郎郎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则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阳，北师大莜庄楼的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阳光照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但阴影就此埋下。他们无法预知，这个组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给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将之形容为“凛冽冬风百草散”，他后来表示：“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父亲、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被当做走资派 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开始他们斗我爸，弄特别高的台子，从上边打下来，后来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行为。”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父亲被打倒后，母亲让张郎郎去找剧作家海默帮忙劝慰父亲，在那里张郎郎又遇见了好朋友“老七”。从海默家出来时，“老七”突然问海默：你还相信毛主席吗?海默反问：你们呢?“老七”说：我不信了。张郎郎摇头：我不知道。
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张郎郎为自己辩护。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王东白和郭路生他们送我嘛，他们当时都是小孩，我当时就是写诗的老大了，说走以前再给我们留下几首诗，我说逃跑哪有心思写诗啊，王东白还拿了本子，我说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然后我就写了‘相信未来’四个字，还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此时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
彻底被解构
“橡皮筋，我爱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投机倒把我反对。”1970年，这只是孩子们口中的一首普通儿歌，但大人们的世界却因此风声鹤唳。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结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党史纵横》作者阎志峰在《“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一文中记述：“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可以因言论和思想获罪，且不经审判可直接判处死刑。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子里。当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张郎郎家，通知说张郎郎要被处死，母亲陈布文一直没有表态。张郎郎后来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里说，有人因为写东西而判死刑，她觉得这个人是英雄，她说我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么个英雄。那警察以为老太太疯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
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我妈不信，因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枪毙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没下死亡通知书，他们也不知道我死没死。但死缓几个月后，就能让家里寄东西，给一表，让画钩，家里就知道我没死。”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1970年代，继“x社”和“太阳纵队”之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陆陆续续又兴盛起来，参加者包括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芒克等，他们构成北京地下文艺的潜流，只为着自由思考与自由创作的那一天到来。而“太阳纵队”的后备力量——郭路生和张寥寥，其诗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剑作为纵队标志，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有学者说，这柄剑象征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张郎郎认为，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脉相承。
而“太阳纵队”已烟消云散。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
在张郎郎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后，附了部分成员的现状：很少有人再写诗，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张郎郎总结他们这一批人远离诗歌后的状态：“不光是转向文艺，还有商业，对政治普遍厌倦。从王朔后，它就彻底被解构了。好处是没人再做这种梦，坏处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品就没什么热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