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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寸简板汝手握,铿锵击节吟坠歌;
叱咤曲苑三鼎甲,不让须眉称巾帼。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论文武还是社行,各有翘楚与能匠。坠子界赵铮、吕明琴、徐玉兰三位大家视对方艺术为师,敬对方人品作友,无不用一生践行了做人行艺的“本”和“真”这两个字。她们三人分别在各自的发迹地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流派,同时也携手谱写了曲艺教育的神话,培育出了现代曲艺界颗颗灼热闪光的鼓曲之星,为后人树立了坠子艺术三座高峰……
坠子的“化妆师”,教育界的楷模
赵铮以《摘棉花》斐声曲坛,在常人匪夷所思的质疑声中,从大学戏曲艺术教员投身坠子艺术演员行列“华丽转身”。这个“不安分”的人,大刀阔斧地修葺了这段成名作(原名《小姐俩摘棉花》),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湛处理手法,巧夺天工地使她成为闻名全国的河南曲艺演员。此后效仿和学习者无数,自她开始坠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她所言,坠子是一个不加修饰的“村姑”,如果乔装打扮,必定会艳惊四座,所以赵铮愿意做坠子的“化妆师”。由此,惊天动地引发一场艺术改革的“攻坚持久战”开始了,赵铮利用自身优势在这方阵地上大展拳脚。
在饱受争议的那个年代,她的“洋坠子”、“歌坠子”给她带来了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从划成“右派”到文革十年,她身心饱受摧残。下乡劳改的无助,清洁工作的无奈都曾让她迷茫过、怠懈过、失望过。一个有品格,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只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她,“坠子,我还能唱坠子?我还要唱坠子!”下乡劳改时,面对风雪交加的窗外萧瑟之景她想到了穷途末路的曹雪芹,口中默吟着红楼段子。上堤下河,抢种秋收,疲惫之时她想到的是怀才不遇的何文秀,想着怎样才能“衣锦还乡”。文革扫马路的十年,腰揣简板,手挥扫帚开始“写意山水”。见到老观众打趣,她也不避讳地掏出简板干唱一个书帽,了解到来问好的是个木匠,便寻思着怎样改良一下乐队脚梆的音域,脑中勾勒着设计图……
人之使命,暗道始然。赵铮的一生,从开始从事艺术工作到最后完美谢幕,在人生道路上完美地画了一个圆圈。从教员——演员——教师的转换,她认为这是“命”,无论是手持简板还是手握教鞭,她秉承的永远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文艺方针。她路走得直,人也走得正。曲艺班招生之时为了照顾贫弱的学子,多少人走“后门”,她不畏权势强行关闭;建立曲艺班后哺育学员,她攻克恶劣的环境关,愣是在荒无一人的旷野中培育出一株株曲艺新苗;为了能让学生“两条腿走路”,因材施教,才有了现在河南文艺界的骨干栋梁。“请进来,走出去”的育人方针堪称曲艺教育的典范,请进名家名师,走出汇演比赛,张弛有度地给学生铺垫好了一层又一层的台阶,造就了首届毕业生个个成绩斐然。在个人从艺55周年专场活动上,她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中国嘞根,河南嘞魂,河南坠子不会灭亡……”在赵派儿徒的努力下,坚信河南坠子绝不会有《汨罗悲歌》的悲怆和感叹,有的是《岳母刺字》的气势和振奋。
书场上的“黄鹂鸟”,讲台上的“好园丁”
吕明琴是安徽亳州人,7岁登台演出。作为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吕派”坠子艺术创始人,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1953年经商丘专区的选拔,她前往武汉与其他艺术形式“会师”,在张凌怡的带领下组队赴朝慰问演出。在战壕里、地窖内、防空洞、封锁区轻击着简板,低声地哼唱,给“最可爱的人”带去乡土乡音的问候,鼓舞着同胞们的士气。抗美援朝荣归后虽受到国家的表扬奖励,可作为一个对名利看得不重,感恩党把其从旧社会救活的说书人,她无以回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行走在山水之间,说书劝世。正因为她的勤奋和谦卑才成就了她独树一帜的坠子艺术。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不断攀登从而厚积薄发。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晚年的吕明琴收到河南戏校和北方曲校的“授课请柬”,她感恩党的这份信任,欣然前往。通过她和其他老师的言传身教,造就了陈梅生、李爱红等一批当下的鼓曲栋梁,“吕派”坠子由此影响深远,现在颍河上下的艺人声腔中还能寻觅到那股特殊质感的“吕”音。
吕明琴一生从事河南坠子演唱,深受战士和群众的赞誉,无数学者和专家撰文给予好评。她的优势在于她不仅会“段子活”(俗称小段),还会“蔓子活”(俗称大书),“一人救一团”是其艺术生涯的浓墨一笔。当年,城市娱乐呈现多元化,曲艺艺术走“下坡路”的时候,她所在团体困难得“揭不开锅”,领导只能诉求吕老越涧过河地去乡下演出,以此解决全团的工资问题。吕明琴服从安排,扛个包裹,带上弦师和她的大女儿(也唱坠子,给吕老开场前垫段子)一出去一二个月,回来时就是全团的“工资日”。她全盘托出报酬所得,交给领导自己乡下演出的时间、书目表,按照工资标准不多拿一分,不好大喜功,全团无不感激。她永远秉承的是一份坠子演员的“本真”,她的小段注重“味儿”,唱腔圆润婉约,不失文人墨客的抒情雅怀,代表作有《取成都》《猪八戒拱地》等;大书则是刚柔相济,粗中有细,一部《何文秀私访》彰显了她独特的艺术造诣,其中的“擀面条”“哭灵牌”“思夫”演绎出了无法逾越的经典。
宁做坚硬的“璞玉”,不做观赏的“兰花”
徐玉兰,1932年11月出生,现年84岁,原籍山东济宁,甘肃省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她幼年随母学唱山东梨花大鼓,后改唱河南坠子。了解徐玉兰的人都知道,其聪慧过人,记忆力颇佳,善于根据个人条件进行艺术创造。她与弦师郭元喜共同磨合研究,在借鉴“三路坠子”唱法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了越剧、黄梅戏、京剧、豫剧、民歌等姊妹艺术的音调加以糅合,并突破了坠子原4/4节拍的限制,在演出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曲头空拍起板,曲尾归音”的行腔特色,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徐派”坠子。如果说吕明琴是东路坠子“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那么“豪放”派非徐玉兰莫属。徐玉兰演唱的河南坠子嗓音醇厚,音域宽阔,气壮腔圆,在发音、咬字、吐气、喷声等唱腔的表现方面运用自如。在河南坠子表演实践中,她注重旋律的多样变化,多用声音创造故事环境,善用肢体表现人物感情。她以坠子的旋律为母体,既擅长情感细腻深沉的《宝玉哭黛》《晴雯撕扇》等唱段,又能演唱词句铿锵的《舌战群儒》等名段,特别是经武生泰斗盖叫天指点的《林冲发配》,其身段干净,气势恢弘,堪称一时之绝。每逢演出连续返场,听众反响极为热烈。1959年徐玉兰在北京怀仁堂演唱此曲目时,声情并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夸赞。1963年,河南省召开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期间,依旧戴着“右派帽子”的赵铮演唱了《双枪老太婆》,演出后很多人都敬而远之,而秉性耿直的徐玉兰却找到赵铮探讨艺术,赵铮怕自己的政治身份影响到她,徐玉兰则说:“我才不管什么右派左派,只要唱得好我就该学,都是两个膀子扛个头有啥不一样,我欣赏你……”短短的几句话,让两个人心贴心地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知己。多年后,政治风云已过,在北京的文代会上,两位挚友久别重逢激动万分。赵铮邀请徐玉兰去河南戏校她创办的曲艺班任教,徐爽快答应了。她认为,河南坠子的根在中原,她有责任为坠子艺术播种耕田,培养接班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徐玉兰十几岁在安徽走穴时就和吕明琴搭档演出,两人互敬友爱,亲如一家。徐玉兰的率真、果敢、洒脱的性格又与赵铮有着几分相似,两人惺惺相惜,一生交好 ,而由徐的这根纽带,吕明琴和赵铮也视对方为知己。他们三人联袂携手缔造了曲艺教育界的佳话,现在无论各省市院团还是军区文工团体,有坠子声腔的地方,就有这三位艺术家唱腔中的音乐符号。
一个时代的记忆可翻阅卷宗档案的历史记录,一门艺术的兴衰则需看后辈人的传承。这三位老师都曾感慨命运的多舛,但无不感恩党和政府的关怀,感激这门艺术的滋养。惟愿坠子艺术源远流长,愿逝者欣慰,存者荣兴!
叱咤曲苑三鼎甲,不让须眉称巾帼。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论文武还是社行,各有翘楚与能匠。坠子界赵铮、吕明琴、徐玉兰三位大家视对方艺术为师,敬对方人品作友,无不用一生践行了做人行艺的“本”和“真”这两个字。她们三人分别在各自的发迹地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流派,同时也携手谱写了曲艺教育的神话,培育出了现代曲艺界颗颗灼热闪光的鼓曲之星,为后人树立了坠子艺术三座高峰……
坠子的“化妆师”,教育界的楷模
赵铮以《摘棉花》斐声曲坛,在常人匪夷所思的质疑声中,从大学戏曲艺术教员投身坠子艺术演员行列“华丽转身”。这个“不安分”的人,大刀阔斧地修葺了这段成名作(原名《小姐俩摘棉花》),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湛处理手法,巧夺天工地使她成为闻名全国的河南曲艺演员。此后效仿和学习者无数,自她开始坠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她所言,坠子是一个不加修饰的“村姑”,如果乔装打扮,必定会艳惊四座,所以赵铮愿意做坠子的“化妆师”。由此,惊天动地引发一场艺术改革的“攻坚持久战”开始了,赵铮利用自身优势在这方阵地上大展拳脚。
在饱受争议的那个年代,她的“洋坠子”、“歌坠子”给她带来了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从划成“右派”到文革十年,她身心饱受摧残。下乡劳改的无助,清洁工作的无奈都曾让她迷茫过、怠懈过、失望过。一个有品格,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只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她,“坠子,我还能唱坠子?我还要唱坠子!”下乡劳改时,面对风雪交加的窗外萧瑟之景她想到了穷途末路的曹雪芹,口中默吟着红楼段子。上堤下河,抢种秋收,疲惫之时她想到的是怀才不遇的何文秀,想着怎样才能“衣锦还乡”。文革扫马路的十年,腰揣简板,手挥扫帚开始“写意山水”。见到老观众打趣,她也不避讳地掏出简板干唱一个书帽,了解到来问好的是个木匠,便寻思着怎样改良一下乐队脚梆的音域,脑中勾勒着设计图……
人之使命,暗道始然。赵铮的一生,从开始从事艺术工作到最后完美谢幕,在人生道路上完美地画了一个圆圈。从教员——演员——教师的转换,她认为这是“命”,无论是手持简板还是手握教鞭,她秉承的永远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文艺方针。她路走得直,人也走得正。曲艺班招生之时为了照顾贫弱的学子,多少人走“后门”,她不畏权势强行关闭;建立曲艺班后哺育学员,她攻克恶劣的环境关,愣是在荒无一人的旷野中培育出一株株曲艺新苗;为了能让学生“两条腿走路”,因材施教,才有了现在河南文艺界的骨干栋梁。“请进来,走出去”的育人方针堪称曲艺教育的典范,请进名家名师,走出汇演比赛,张弛有度地给学生铺垫好了一层又一层的台阶,造就了首届毕业生个个成绩斐然。在个人从艺55周年专场活动上,她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中国嘞根,河南嘞魂,河南坠子不会灭亡……”在赵派儿徒的努力下,坚信河南坠子绝不会有《汨罗悲歌》的悲怆和感叹,有的是《岳母刺字》的气势和振奋。
书场上的“黄鹂鸟”,讲台上的“好园丁”
吕明琴是安徽亳州人,7岁登台演出。作为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吕派”坠子艺术创始人,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1953年经商丘专区的选拔,她前往武汉与其他艺术形式“会师”,在张凌怡的带领下组队赴朝慰问演出。在战壕里、地窖内、防空洞、封锁区轻击着简板,低声地哼唱,给“最可爱的人”带去乡土乡音的问候,鼓舞着同胞们的士气。抗美援朝荣归后虽受到国家的表扬奖励,可作为一个对名利看得不重,感恩党把其从旧社会救活的说书人,她无以回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行走在山水之间,说书劝世。正因为她的勤奋和谦卑才成就了她独树一帜的坠子艺术。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不断攀登从而厚积薄发。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晚年的吕明琴收到河南戏校和北方曲校的“授课请柬”,她感恩党的这份信任,欣然前往。通过她和其他老师的言传身教,造就了陈梅生、李爱红等一批当下的鼓曲栋梁,“吕派”坠子由此影响深远,现在颍河上下的艺人声腔中还能寻觅到那股特殊质感的“吕”音。
吕明琴一生从事河南坠子演唱,深受战士和群众的赞誉,无数学者和专家撰文给予好评。她的优势在于她不仅会“段子活”(俗称小段),还会“蔓子活”(俗称大书),“一人救一团”是其艺术生涯的浓墨一笔。当年,城市娱乐呈现多元化,曲艺艺术走“下坡路”的时候,她所在团体困难得“揭不开锅”,领导只能诉求吕老越涧过河地去乡下演出,以此解决全团的工资问题。吕明琴服从安排,扛个包裹,带上弦师和她的大女儿(也唱坠子,给吕老开场前垫段子)一出去一二个月,回来时就是全团的“工资日”。她全盘托出报酬所得,交给领导自己乡下演出的时间、书目表,按照工资标准不多拿一分,不好大喜功,全团无不感激。她永远秉承的是一份坠子演员的“本真”,她的小段注重“味儿”,唱腔圆润婉约,不失文人墨客的抒情雅怀,代表作有《取成都》《猪八戒拱地》等;大书则是刚柔相济,粗中有细,一部《何文秀私访》彰显了她独特的艺术造诣,其中的“擀面条”“哭灵牌”“思夫”演绎出了无法逾越的经典。
宁做坚硬的“璞玉”,不做观赏的“兰花”
徐玉兰,1932年11月出生,现年84岁,原籍山东济宁,甘肃省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她幼年随母学唱山东梨花大鼓,后改唱河南坠子。了解徐玉兰的人都知道,其聪慧过人,记忆力颇佳,善于根据个人条件进行艺术创造。她与弦师郭元喜共同磨合研究,在借鉴“三路坠子”唱法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了越剧、黄梅戏、京剧、豫剧、民歌等姊妹艺术的音调加以糅合,并突破了坠子原4/4节拍的限制,在演出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曲头空拍起板,曲尾归音”的行腔特色,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徐派”坠子。如果说吕明琴是东路坠子“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那么“豪放”派非徐玉兰莫属。徐玉兰演唱的河南坠子嗓音醇厚,音域宽阔,气壮腔圆,在发音、咬字、吐气、喷声等唱腔的表现方面运用自如。在河南坠子表演实践中,她注重旋律的多样变化,多用声音创造故事环境,善用肢体表现人物感情。她以坠子的旋律为母体,既擅长情感细腻深沉的《宝玉哭黛》《晴雯撕扇》等唱段,又能演唱词句铿锵的《舌战群儒》等名段,特别是经武生泰斗盖叫天指点的《林冲发配》,其身段干净,气势恢弘,堪称一时之绝。每逢演出连续返场,听众反响极为热烈。1959年徐玉兰在北京怀仁堂演唱此曲目时,声情并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夸赞。1963年,河南省召开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期间,依旧戴着“右派帽子”的赵铮演唱了《双枪老太婆》,演出后很多人都敬而远之,而秉性耿直的徐玉兰却找到赵铮探讨艺术,赵铮怕自己的政治身份影响到她,徐玉兰则说:“我才不管什么右派左派,只要唱得好我就该学,都是两个膀子扛个头有啥不一样,我欣赏你……”短短的几句话,让两个人心贴心地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知己。多年后,政治风云已过,在北京的文代会上,两位挚友久别重逢激动万分。赵铮邀请徐玉兰去河南戏校她创办的曲艺班任教,徐爽快答应了。她认为,河南坠子的根在中原,她有责任为坠子艺术播种耕田,培养接班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徐玉兰十几岁在安徽走穴时就和吕明琴搭档演出,两人互敬友爱,亲如一家。徐玉兰的率真、果敢、洒脱的性格又与赵铮有着几分相似,两人惺惺相惜,一生交好 ,而由徐的这根纽带,吕明琴和赵铮也视对方为知己。他们三人联袂携手缔造了曲艺教育界的佳话,现在无论各省市院团还是军区文工团体,有坠子声腔的地方,就有这三位艺术家唱腔中的音乐符号。
一个时代的记忆可翻阅卷宗档案的历史记录,一门艺术的兴衰则需看后辈人的传承。这三位老师都曾感慨命运的多舛,但无不感恩党和政府的关怀,感激这门艺术的滋养。惟愿坠子艺术源远流长,愿逝者欣慰,存者荣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