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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始终具有充分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并继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的优秀科技干部，否则就很难完成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周恩来则明确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①
综观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1956年党实施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一、知识分子问题的由来
新中国建立后，党通过对知识分子队伍的调查分析，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中央认为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同时，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广大知识分子，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满腔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三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认为：“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由于党刚刚走上执政地位不久，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方面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经验，因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后期普遍开展思想检查、“下水洗澡”，组织清理工作中，采用了过去习惯的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伤害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对党的隔阂。1955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谈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②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二、初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党的知识分子问题，在1955年底，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就知识分子问题向毛泽东作专门汇报，并忧虑地指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③次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决定在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会议筹办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底，果断作出调整和完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六年中，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的执政者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完整的政策体系，保证知识分子应有的工作、生活条件，学术民主和政治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建国后首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有1279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及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医院、文艺团体等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上述两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为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而出台的两份重要文献。这两份历史性文献，不但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重新界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进行了重新估价和判断，而且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关系，周恩来做了精辟的阐述：“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④
同时，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使用和安排，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以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两份文件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首先，强调给予知识分子以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明确要克服过去工作中在政治和业务上对知识分子过分信任和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两种倾向，特别是后者，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尽可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结论”，“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⑤
其次，强调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建国后，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已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专长都得到了发挥，但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不当，存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等问题。报告和指示明确“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迅速地加以解决”。⑥
再次，强调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给予适当的生活待遇。针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社会活动多，图书资料、工作设备、研究助手缺乏，生活待遇偏低等问题，报告和指示明确“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必须按照需要，给他们以应有的资料、图书、试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的必要条件”，“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⑦
最后，强调要按照党员条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针对过去六年中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报告指出“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并根据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提出了到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目标。⑧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新界定，以及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的确立，为全面、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必备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导向。之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遍开展。
三、迎来知识分子工作的春天
上海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1955年底，上海共有高级知识分子约11000余人。⑨根据中央关于各地也要像中央一样成立一个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上海于1955年底，成立了由主管知识分子工作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科学、教育、卫生、工程技术、文艺、军事及社会失业无业知识分子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排摸。
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和上海实际，一方面起草了《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供党内干部讨论，征求党外知识分子意见，并于1956年4月起执行；另一方面，于2月下旬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市党员干部思想，重新确立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上海知识分子工作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年上海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成效：
1、全面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在贯彻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中，中共上海市委首先抓思想统一，特别是党内思想统一工作。市委不但在全市传达学习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时着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集中批判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和对科学技术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总结会上，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又针对党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各种错误思想，如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可有可无，知识分子待遇太高等思想作了批判，着重指出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党与知识分子的团结，从改善关系着手，切实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通过传达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
2、切实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
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执行中央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着力点。1956年7月20日，国务院向各地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十四个问题，包括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规定今后有关研究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由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把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进展情况，向国务院专家局作一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市人委随即发出《关于检查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及《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提纲》，要求全市150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这些单位所属的689个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基层单位，进行一次检查。
落实中央和市人委的指示精神，上海各相关单位在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例195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图书馆全年的购书经费从7万元增加到30万元。上半年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图书2528种，期刊391种，外文报纸62种。复旦大学的购书经费从16万元增加到40多万元。各医疗机构购置医学书刊经费普遍增加50%，订购图书杂志共1100余种。⑩
在生活福利方面，首先，按中央规定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在1956年6月普遍得到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原来253元提高到345元，增加幅度为36.4%。其次，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为解决因住房过小而影响知识分子工作及健康问题，提出让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一间适宜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书室的目标。市房管局从市级机关用房及其他房屋中，拨出条件较好的公寓、花园洋房23，800平方公尺，用于改善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等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到1956年底，共改善了340户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一些文化界著名人士，如杨宽、盖叫天、袁雪芬、傅全香、丁是娥、应云卫、汤化达、汤小丹、吴仞之等的住房，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了改善。{11}再次，改善知识分子医疗和福利条件。市卫生局和商业局对全市3000名副教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分发了医疗证和购物证，凭证可到设备较好的医院进行治疗，到指定的商店比较便利地购买副食品。{12}同时，各相关单位还从点滴小事抓起，从就医、理发、洗澡、公共食堂、购粮、安装煤气、孩子入托等具体生活问题入手，改善普通知识分子生活条件。
3、着力解决失业知识分子工作问题
上海在制定《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时，明确“劳动局在6月前系统调查一次有工作能力的本市失业无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能力和国家的需要，逐步解决就业问题”。
据市劳动局的统计，当时全市有失业无业知识分子24481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1212人，具有就业条件的16608人。当时对这批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工作安排的主要方法，是由市劳动局统一筹划，然后由教育、卫生、高等教育、工业部、农业局、文化艺术工作部等归口处理。凡是本市能解决的，尽量在本市解决；本市确实难以解决的，报请中央调配。到9月，在各归口单位的努力下，全市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实现就业3888人。上海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上海国画院、历史文献图书馆、科技图书馆都先后安排了一大批具有相关技艺的失业知识分子就业；一些文艺名家的就业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如上海京剧院正式聘盖叫天为顾问，月薪800元，聘言慧珠为正式职工，月薪1000元。此外，尚有745名失业知识分子正在办理就业手续，即将实现就业；另有1368人准备投考高等学校。{13}考虑到上海安排失业知识分子能力有限，3月底，经市劳动局与兄弟省市接洽，又从上海调出10916名失业或无业知识分子，到外地参加工作。
4、大力加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
建国后，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地各级组织部门，根据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普遍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发展党员工作。以上海为例，1954年、1955年两年中，在各类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3300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党员477名，占总数4.3%。{14}但必须指出的是，建国初期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工作，特别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55年12月16日《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意见中明确指出：“过去6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15}
当时全市16所高等院校，教师总计3796人，但党员教师只有120余名，教授党员更少。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副研究员以上党员尚为空白。{16}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上海加快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到3月，先后发展110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7}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名专家、名教授。3月，市委组织部制定《1956年、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草案）》，提出了两年内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6500余人的目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1100余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0%。之后，上海进一步加快了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到年底，上海各高等院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共吸收党员2500名。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567人。
通过1956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新界定，使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知识分子对党的感情进一步融洽，大家心情舒畅，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实际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思想认识并没有真正统一，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所做的界定，并没有在全党达成真正的思想统一，以至于不久后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作出的一系列科学判断和成功实践，仍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并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反思与纠正的历史进程中，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成为解决各类知识分子问题的先导。
注释：
①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所作的报告记录。《周恩来传》第1188页。
②③《周恩来传》第1194页至1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④⑤⑥⑦⑧《周恩来选集》（下）第162～163、169～170、168、172、171、179～18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⑨《关于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学习的一些主要情况》（1955年12月）。
⑩《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11日）。
{11}《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情况》（1956年10月15日）。
{12}《上海市委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1956年5月2日），《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11日）。
{13}《关于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全面调查情况与安排意见的报告》（1956年9月）。
{14}《市委组织部发言稿》（1956年2月）。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1955年12月16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6}《关于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发展党员情况和对今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1956年2月）。
{17}《上海市委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1956年4月3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关兴
综观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1956年党实施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一、知识分子问题的由来
新中国建立后，党通过对知识分子队伍的调查分析，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中央认为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同时，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广大知识分子，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满腔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三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认为：“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由于党刚刚走上执政地位不久，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方面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经验，因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后期普遍开展思想检查、“下水洗澡”，组织清理工作中，采用了过去习惯的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伤害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对党的隔阂。1955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谈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②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二、初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党的知识分子问题，在1955年底，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就知识分子问题向毛泽东作专门汇报，并忧虑地指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③次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决定在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会议筹办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底，果断作出调整和完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六年中，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的执政者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完整的政策体系，保证知识分子应有的工作、生活条件，学术民主和政治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建国后首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有1279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及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医院、文艺团体等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上述两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为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而出台的两份重要文献。这两份历史性文献，不但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重新界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进行了重新估价和判断，而且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关系，周恩来做了精辟的阐述：“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④
同时，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使用和安排，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以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两份文件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首先，强调给予知识分子以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明确要克服过去工作中在政治和业务上对知识分子过分信任和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两种倾向，特别是后者，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尽可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结论”，“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⑤
其次，强调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建国后，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已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专长都得到了发挥，但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不当，存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等问题。报告和指示明确“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迅速地加以解决”。⑥
再次，强调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给予适当的生活待遇。针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社会活动多，图书资料、工作设备、研究助手缺乏，生活待遇偏低等问题，报告和指示明确“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必须按照需要，给他们以应有的资料、图书、试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的必要条件”，“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⑦
最后，强调要按照党员条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针对过去六年中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报告指出“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并根据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提出了到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目标。⑧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新界定，以及比较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的确立，为全面、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必备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导向。之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遍开展。
三、迎来知识分子工作的春天
上海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1955年底，上海共有高级知识分子约11000余人。⑨根据中央关于各地也要像中央一样成立一个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上海于1955年底，成立了由主管知识分子工作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科学、教育、卫生、工程技术、文艺、军事及社会失业无业知识分子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排摸。
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和上海实际，一方面起草了《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供党内干部讨论，征求党外知识分子意见，并于1956年4月起执行；另一方面，于2月下旬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市党员干部思想，重新确立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上海知识分子工作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6年上海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成效：
1、全面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在贯彻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中，中共上海市委首先抓思想统一，特别是党内思想统一工作。市委不但在全市传达学习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时着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集中批判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和对科学技术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总结会上，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又针对党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各种错误思想，如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可有可无，知识分子待遇太高等思想作了批判，着重指出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党与知识分子的团结，从改善关系着手，切实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通过传达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
2、切实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
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执行中央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着力点。1956年7月20日，国务院向各地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十四个问题，包括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规定今后有关研究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由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把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进展情况，向国务院专家局作一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市人委随即发出《关于检查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及《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提纲》，要求全市150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这些单位所属的689个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基层单位，进行一次检查。
落实中央和市人委的指示精神，上海各相关单位在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例195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图书馆全年的购书经费从7万元增加到30万元。上半年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图书2528种，期刊391种，外文报纸62种。复旦大学的购书经费从16万元增加到40多万元。各医疗机构购置医学书刊经费普遍增加50%，订购图书杂志共1100余种。⑩
在生活福利方面，首先，按中央规定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在1956年6月普遍得到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原来253元提高到345元，增加幅度为36.4%。其次，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为解决因住房过小而影响知识分子工作及健康问题，提出让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一间适宜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书室的目标。市房管局从市级机关用房及其他房屋中，拨出条件较好的公寓、花园洋房23，800平方公尺，用于改善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等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到1956年底，共改善了340户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一些文化界著名人士，如杨宽、盖叫天、袁雪芬、傅全香、丁是娥、应云卫、汤化达、汤小丹、吴仞之等的住房，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了改善。{11}再次，改善知识分子医疗和福利条件。市卫生局和商业局对全市3000名副教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分发了医疗证和购物证，凭证可到设备较好的医院进行治疗，到指定的商店比较便利地购买副食品。{12}同时，各相关单位还从点滴小事抓起，从就医、理发、洗澡、公共食堂、购粮、安装煤气、孩子入托等具体生活问题入手，改善普通知识分子生活条件。
3、着力解决失业知识分子工作问题
上海在制定《上海市1956年到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时，明确“劳动局在6月前系统调查一次有工作能力的本市失业无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能力和国家的需要，逐步解决就业问题”。
据市劳动局的统计，当时全市有失业无业知识分子24481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1212人，具有就业条件的16608人。当时对这批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工作安排的主要方法，是由市劳动局统一筹划，然后由教育、卫生、高等教育、工业部、农业局、文化艺术工作部等归口处理。凡是本市能解决的，尽量在本市解决；本市确实难以解决的，报请中央调配。到9月，在各归口单位的努力下，全市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实现就业3888人。上海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上海国画院、历史文献图书馆、科技图书馆都先后安排了一大批具有相关技艺的失业知识分子就业；一些文艺名家的就业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如上海京剧院正式聘盖叫天为顾问，月薪800元，聘言慧珠为正式职工，月薪1000元。此外，尚有745名失业知识分子正在办理就业手续，即将实现就业；另有1368人准备投考高等学校。{13}考虑到上海安排失业知识分子能力有限，3月底，经市劳动局与兄弟省市接洽，又从上海调出10916名失业或无业知识分子，到外地参加工作。
4、大力加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
建国后，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地各级组织部门，根据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普遍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发展党员工作。以上海为例，1954年、1955年两年中，在各类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3300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党员477名，占总数4.3%。{14}但必须指出的是，建国初期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工作，特别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55年12月16日《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意见中明确指出：“过去6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15}
当时全市16所高等院校，教师总计3796人，但党员教师只有120余名，教授党员更少。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副研究员以上党员尚为空白。{16}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上海加快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到3月，先后发展110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7}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名专家、名教授。3月，市委组织部制定《1956年、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草案）》，提出了两年内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6500余人的目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1100余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0%。之后，上海进一步加快了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到年底，上海各高等院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共吸收党员2500名。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567人。
通过1956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重新界定，使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知识分子对党的感情进一步融洽，大家心情舒畅，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实际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思想认识并没有真正统一，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所做的界定，并没有在全党达成真正的思想统一，以至于不久后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作出的一系列科学判断和成功实践，仍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并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反思与纠正的历史进程中，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成为解决各类知识分子问题的先导。
注释：
①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所作的报告记录。《周恩来传》第1188页。
②③《周恩来传》第1194页至1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④⑤⑥⑦⑧《周恩来选集》（下）第162～163、169～170、168、172、171、179～18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⑨《关于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学习的一些主要情况》（1955年12月）。
⑩《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11日）。
{11}《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情况》（1956年10月15日）。
{12}《上海市委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1956年5月2日），《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11日）。
{13}《关于失业无业知识分子全面调查情况与安排意见的报告》（1956年9月）。
{14}《市委组织部发言稿》（1956年2月）。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1955年12月16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6}《关于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发展党员情况和对今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1956年2月）。
{17}《上海市委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1956年4月3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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