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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阅《陶瓷词典》第一条，便是“九江瓷”，注解为“九江瓷即景德镇瓷”。其实不然，九江也生产瓷器，而且九江与官窑瓷器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此篇拙文即在于理清九江瓷在我国瓷业的历史传承，发掘九江与陶校以及民国瓷的渊源。
【关键词】：九江瓷历史;九江与陶校;九江瓷与民国瓷
一、九江瓷器的历史整理：
景德镇为著名瓷都，而九江素有“瓷都橱窗”之称。瓷器业有荣华、振华、丽华、茂记、长记、公记、远东、义和、王璋、德成、景德、华美、鸿仁昌、宗同茂、黄源茂、雷德茂、瑞荣庆、宝生祥、润生元、朱义泰、衡利永、同顺福和江西瓷业、菁华瓷业、华盛瓷业、振西瓷业、振东瓷业、华昌瓷业、大兴瓷业、九江白胚等38家，分布在滨江路的，有16家，其次大中路有13家，营业颇为发达，销路东至江浙，北至燕沈，西至川滇，南至粤桂，远如南洋，派专人驻浔采办。
真正意义上的九江瓷，应该是九江加工生产的瓷器，业内称为“红店”。九江瓷以釉上彩居多：粉彩、蓝彩、墨彩、金彩、红绿彩都有。九江作坊生产的瓷，绝大多数有款，以底款居多，如“九江光华瓷号”，“九江顺生瓷号”，民国初年九江余师生出品的九十二头粉彩龙凤餐具，曾是富人家的宠玩。
九江瓷商，大户多数销景德镇成品瓷，小户则购进白胎瓷，自行起彩加工。独家开炉者谓之“大炉”，合伙开炉者谓“春炉”。都是前店后坊，店铺前部摆放货架，各色瓷器制品陈列其上，顾客来玩选择，而有些客人则会进入后堂，在那里有店里最能干的师傅，专事描画纹彩。各店业务，多有侧重，有的专做日用瓷，有的专制艺术瓷。有的以琢器为主，有的专制园器，有的专生产套具（茶、餐具）。
清末民初，“珠山八友”中的一些人迫于生计，有的在九江瓷坊当画师，有的在九江街头开瓷器店。如程意亭曾在九江“普芳居”瓷店、远东”瓷庄当过画师。何许人在九江也自设店号，自画自销。他传世的四幅雪景山水，都是1934年在九江所做，落款均为“时在甲戍许人、画于湓浦客次”。这一时期，九江瓷市中最多的是粉彩、胭脂红、单色釉和蓝彩。
清宫有件档案，直接说明九江与官窑瓷的关系。清史档案中有：九江关光绪二十六年御瓷器报销清册四种：一、《杂项钱粮清册》;二、《传办瓷器清册》;《各瓷次色变价清册》;四、《报销瓷务清册》。把每件瓷都計有二本费：如琢器：天青釉四方象耳瓶，每件二两四钱六;均釉四方杏元双耳瓶：每件一两六钱九分;哥釉四方八卦瓶：每件一两五钱五分。圆器：彩夔凤串花大碗：每件二两三钱;霁红敞口七寸盘;每件七钱五分。皇帝赏用器：青花起线玉壶春瓶：每件二两三四钱七厘;五彩八吉祥足尺大盘：每件三两五钱等等数万件均有造价。说明御用瓷是要计成本费的。也说明九江与官窑瓷有极密的关系。
二、陶校（景德镇陶瓷大学）与九江的渊源：
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虽然夭折，但它所倡导的废科举、办学校、引进西方科技等都深入人心。资本主义不仅对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传统手工制瓷业在遭遇洋瓷对其进行分解作用时，不得不同时酝酿着生产关系的蜕变。于是，从1904年（清光绪30年）到1910年（宣统2年），七个新式瓷厂在中国先后应运而生。生产关系的蜕变，又引发连锁反应，例如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坐落在景德镇的江西瓷业公司便是其中典型。
公司经办人名叫康特璋，是一位徽州祁门的贡生。康特璋觉得景德镇制瓷工艺上的思想保守、墨守成规，是长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小生产的积习造成的。他无法改变这种因循守旧的局面，只有“迁地以避之”，其用心可谓良苦。
那么，既然要进行实验改良，必然需要技艺教授与人才培养。所以他又在波阳分厂中，附设了一所陶业学堂，校名很大气，叫中国陶业学堂。类似它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传统陶瓷教育模式的一种颠覆，将以往“师徒”单对单的教授模式引入“师生”单对多的新形式。
自那时起，该校就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陶瓷专门学府，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毕业后担负各地工业试验所和工厂窑业技术的革新改良工作。
在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高涨期间，分校的校务陷于停顿，本校也改为“江西省立窑业学校”。1927年，又改名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34年，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张浩又被聘任为該局工务科长。这一年学校由波阳迁往九江，改名为“江西省九江陶瓷职业学校”。
当时是，省政府拟在九江创设机械化新型瓷厂，又适逢九江圣约翰中学停办，有空闲校舍，张浩取得教育厅的同意，率陶校迁入九江，改名为“省立九江陶瓷科职业学校”。1943年冬，张浩受杜重远来景德镇筹建江西陶业管理局，任副局长，协助杜重远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学校由舒信伟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南京失守，危及九江，12月，九江陶校开始“流亡”。
然而，也正是陶校在九江期间，厂校合一，一时使陶业人才荟萃，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三、九江瓷与民国瓷的关系：
还得从蒋介石和民国时江西省陶校校长汪璠一段对话说起：
蒋介石问的是，如何能把瓷器做得很好，意思是，民国瓷器能做到什么程度？
汪璠回答说，只要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就可以登峰造极！
看到这里，我们先想，这话校长是随便一说的么？面对总统，应该不是。那么，怎么叫登峰造极？假如比历史上的差很多，或者，差一点，可以这样讲么？不可以！必须是，比清三代官窑不差，或者还好，才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大师说的，民国已经有能力制作比历代都好的瓷器！能都做到但是，哪里有这样的民国瓷器呢？
答案就是这两年大型拍卖上频频出现的一个名词了，叫文人瓷。就是晚晴程门等三大家开始的以瓷入画。民国珠山八友时期这方面达到一个顶峰。晚清时期国家孱弱，虽然画工很有创新，但是晚清瓷器的工艺水平，还是不行的。到了八友时期，民国经历了黄金十年。总之经济有所恢复，这时候进一步的研究提高，才有了条件。
珠山八友时期瓷板画比较突出。典型的以瓷入画。这是清代之前所不具备的。
民国大师说登峰造极，应该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以往的制瓷师傅，属于工艺大师，而民国大师则该具备工艺大师加绘画大师两种身份。其绘画水平要超出清代。而工艺水平要不低于清代。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登峰造极。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之间，珠山八友的瓷板画，在绘画方面创造了里程碑。而蔣瓷送给蒋介石本人的，则在绘画和工艺方面都有所突破。
民国大师不愧是大师，心思缜密，这点也想到了。回答说，我们也能完全做到传统的那样，只是想创新。不惜你看，象儿的画法。细看象儿，完全是跟乾隆官一样的作法。红色铺底，之后加白。之后不是划，而是点点，露出底色的红色。这是乾隆官窑的典型做法。点点比勾划难度还大。勾划要求整齐，点点整齐的话就难看了，如果凌乱更难看。要求似乎整齐，而又不很规则，似乎没规律又不凌乱。恰到好处！
这是告诉受礼者总统及其身边人，我们没完全用乾隆官窑做法，但我们是完全会那样作的。
通过上面这些心思缜密的设计和做法，民国大师跟当时的总统介绍，民国瓷器完全可以做到登峰造极！
蒋介石怎样看待大师们的回答呢？----------没有说，但他做了一件事，他要求浮梁陶校做一些国宾瓷，二战胜利后作为礼品送给各大国元首，作为礼品。这就是他的态度了。
【关键词】：九江瓷历史;九江与陶校;九江瓷与民国瓷
一、九江瓷器的历史整理：
景德镇为著名瓷都，而九江素有“瓷都橱窗”之称。瓷器业有荣华、振华、丽华、茂记、长记、公记、远东、义和、王璋、德成、景德、华美、鸿仁昌、宗同茂、黄源茂、雷德茂、瑞荣庆、宝生祥、润生元、朱义泰、衡利永、同顺福和江西瓷业、菁华瓷业、华盛瓷业、振西瓷业、振东瓷业、华昌瓷业、大兴瓷业、九江白胚等38家，分布在滨江路的，有16家，其次大中路有13家，营业颇为发达，销路东至江浙，北至燕沈，西至川滇，南至粤桂，远如南洋，派专人驻浔采办。
真正意义上的九江瓷，应该是九江加工生产的瓷器，业内称为“红店”。九江瓷以釉上彩居多：粉彩、蓝彩、墨彩、金彩、红绿彩都有。九江作坊生产的瓷，绝大多数有款，以底款居多，如“九江光华瓷号”，“九江顺生瓷号”，民国初年九江余师生出品的九十二头粉彩龙凤餐具，曾是富人家的宠玩。
九江瓷商，大户多数销景德镇成品瓷，小户则购进白胎瓷，自行起彩加工。独家开炉者谓之“大炉”，合伙开炉者谓“春炉”。都是前店后坊，店铺前部摆放货架，各色瓷器制品陈列其上，顾客来玩选择，而有些客人则会进入后堂，在那里有店里最能干的师傅，专事描画纹彩。各店业务，多有侧重，有的专做日用瓷，有的专制艺术瓷。有的以琢器为主，有的专制园器，有的专生产套具（茶、餐具）。
清末民初，“珠山八友”中的一些人迫于生计，有的在九江瓷坊当画师，有的在九江街头开瓷器店。如程意亭曾在九江“普芳居”瓷店、远东”瓷庄当过画师。何许人在九江也自设店号，自画自销。他传世的四幅雪景山水，都是1934年在九江所做，落款均为“时在甲戍许人、画于湓浦客次”。这一时期，九江瓷市中最多的是粉彩、胭脂红、单色釉和蓝彩。
清宫有件档案，直接说明九江与官窑瓷的关系。清史档案中有：九江关光绪二十六年御瓷器报销清册四种：一、《杂项钱粮清册》;二、《传办瓷器清册》;《各瓷次色变价清册》;四、《报销瓷务清册》。把每件瓷都計有二本费：如琢器：天青釉四方象耳瓶，每件二两四钱六;均釉四方杏元双耳瓶：每件一两六钱九分;哥釉四方八卦瓶：每件一两五钱五分。圆器：彩夔凤串花大碗：每件二两三钱;霁红敞口七寸盘;每件七钱五分。皇帝赏用器：青花起线玉壶春瓶：每件二两三四钱七厘;五彩八吉祥足尺大盘：每件三两五钱等等数万件均有造价。说明御用瓷是要计成本费的。也说明九江与官窑瓷有极密的关系。
二、陶校（景德镇陶瓷大学）与九江的渊源：
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虽然夭折，但它所倡导的废科举、办学校、引进西方科技等都深入人心。资本主义不仅对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传统手工制瓷业在遭遇洋瓷对其进行分解作用时，不得不同时酝酿着生产关系的蜕变。于是，从1904年（清光绪30年）到1910年（宣统2年），七个新式瓷厂在中国先后应运而生。生产关系的蜕变，又引发连锁反应，例如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坐落在景德镇的江西瓷业公司便是其中典型。
公司经办人名叫康特璋，是一位徽州祁门的贡生。康特璋觉得景德镇制瓷工艺上的思想保守、墨守成规，是长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小生产的积习造成的。他无法改变这种因循守旧的局面，只有“迁地以避之”，其用心可谓良苦。
那么，既然要进行实验改良，必然需要技艺教授与人才培养。所以他又在波阳分厂中，附设了一所陶业学堂，校名很大气，叫中国陶业学堂。类似它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传统陶瓷教育模式的一种颠覆，将以往“师徒”单对单的教授模式引入“师生”单对多的新形式。
自那时起，该校就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陶瓷专门学府，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毕业后担负各地工业试验所和工厂窑业技术的革新改良工作。
在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高涨期间，分校的校务陷于停顿，本校也改为“江西省立窑业学校”。1927年，又改名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34年，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张浩又被聘任为該局工务科长。这一年学校由波阳迁往九江，改名为“江西省九江陶瓷职业学校”。
当时是，省政府拟在九江创设机械化新型瓷厂，又适逢九江圣约翰中学停办，有空闲校舍，张浩取得教育厅的同意，率陶校迁入九江，改名为“省立九江陶瓷科职业学校”。1943年冬，张浩受杜重远来景德镇筹建江西陶业管理局，任副局长，协助杜重远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学校由舒信伟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南京失守，危及九江，12月，九江陶校开始“流亡”。
然而，也正是陶校在九江期间，厂校合一，一时使陶业人才荟萃，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三、九江瓷与民国瓷的关系：
还得从蒋介石和民国时江西省陶校校长汪璠一段对话说起：
蒋介石问的是，如何能把瓷器做得很好，意思是，民国瓷器能做到什么程度？
汪璠回答说，只要不计工本，不计时间，就可以登峰造极！
看到这里，我们先想，这话校长是随便一说的么？面对总统，应该不是。那么，怎么叫登峰造极？假如比历史上的差很多，或者，差一点，可以这样讲么？不可以！必须是，比清三代官窑不差，或者还好，才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大师说的，民国已经有能力制作比历代都好的瓷器！能都做到但是，哪里有这样的民国瓷器呢？
答案就是这两年大型拍卖上频频出现的一个名词了，叫文人瓷。就是晚晴程门等三大家开始的以瓷入画。民国珠山八友时期这方面达到一个顶峰。晚清时期国家孱弱，虽然画工很有创新，但是晚清瓷器的工艺水平，还是不行的。到了八友时期，民国经历了黄金十年。总之经济有所恢复，这时候进一步的研究提高，才有了条件。
珠山八友时期瓷板画比较突出。典型的以瓷入画。这是清代之前所不具备的。
民国大师说登峰造极，应该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以往的制瓷师傅，属于工艺大师，而民国大师则该具备工艺大师加绘画大师两种身份。其绘画水平要超出清代。而工艺水平要不低于清代。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登峰造极。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之间，珠山八友的瓷板画，在绘画方面创造了里程碑。而蔣瓷送给蒋介石本人的，则在绘画和工艺方面都有所突破。
民国大师不愧是大师，心思缜密，这点也想到了。回答说，我们也能完全做到传统的那样，只是想创新。不惜你看，象儿的画法。细看象儿，完全是跟乾隆官一样的作法。红色铺底，之后加白。之后不是划，而是点点，露出底色的红色。这是乾隆官窑的典型做法。点点比勾划难度还大。勾划要求整齐，点点整齐的话就难看了，如果凌乱更难看。要求似乎整齐，而又不很规则，似乎没规律又不凌乱。恰到好处！
这是告诉受礼者总统及其身边人，我们没完全用乾隆官窑做法，但我们是完全会那样作的。
通过上面这些心思缜密的设计和做法，民国大师跟当时的总统介绍，民国瓷器完全可以做到登峰造极！
蒋介石怎样看待大师们的回答呢？----------没有说，但他做了一件事，他要求浮梁陶校做一些国宾瓷，二战胜利后作为礼品送给各大国元首，作为礼品。这就是他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