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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曼·罗兰对茨威格的生活、思想道德、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茨威格敬佩罗兰的品德人格、精神信仰，赞赏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此带着感激和钦佩之情创作了论述罗兰及其创作的传记《罗曼·罗兰》。该传记从罗兰儿时写起，截至1919年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但不拘泥于传主生平历史，更多的是通过解释，探究罗兰从小对音乐的爱好，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玛尔维达等榜样对他的影响，分析罗兰执著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思想信仰，对其文学创作择其要者进行简明扼要的剖析，而贯穿整部传记的则是分析阐释罗兰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而将《罗曼·罗兰》称为“评传”，似乎更为切合文本实际。也正是因为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人们更加热爱这位出类拔萃的人，迄今还以不同的方式热爱着罗曼·罗兰。
关键词：茨威格 《罗曼·罗兰》 榜样的力量 思想家 艺术家 评传
一、引言
在茨威格一生中，有几个人对他影响重大，其中就有罗曼·罗兰（以下简称罗兰）。茨威格对他和罗兰的友谊充满感激并深情地说：“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我的道路的友谊。”①
茨威格回忆说，发现罗兰“纯属偶然”②。他在一位俄罗斯女雕塑家的创作室不经意间在《半月丛刊》上读到罗兰的《黎明》，“越读越兴奋，越读越惊讶”③，为了和他取得联系，就寄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他。不久罗兰来信请他去，“友谊就这样开始了”④。他们初次见面是1913年，在巴黎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罗兰的寓所里。结识罗兰后，信念和追求的极其相似和相互欣赏，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从此他们按时通信，持续到“二战”中失去联系为止。“一战”结束后，茨威格将罗兰及其作品介绍、翻译给了德国。茨威格敬佩罗兰的品德人格、精神信仰，赞赏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感激罗兰以人格的力量支持他渡过了“一战”的严峻考验，钦佩他以实际行动减轻了千百万人身受的战争苦难，为此带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在1919年开始创作《罗曼·罗兰》。他在“题献”中说：“本书也受到个人感激之情的激励”⑤，还说“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本书”⑥。
茨威格在传记书写中“非常重视传主的身份界定”⑦。“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作品的主题”⑧，而茨威格给罗兰定位的身份是“思想家”和“艺术家”。他说《罗曼·罗兰》构思的精神是，“仿效他本人的古典人物传记，努力表现一位艺术家的伟大精神，同时也广泛地涉及其本人及其对道德领域的影响”。该传记从罗兰儿时写起，截至1919年其《精神独立宣言》发表，涉及罗兰从小对音乐的爱好，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玛尔维达等榜样对他的影响，罗兰的主要思想，并扼要剖析其代表性作品，贯穿始终的是分析罗兰思想与创作的巨大影响。本文从榜样的力量、思想家罗兰和艺术家罗兰三个部分来分析论述这部传记。
一、榜样的力量
罗兰生于1866年，“这是个政治上动荡不宁，文学上流派纷呈的年代，普奥之间的萨多瓦战役也是在这一年爆发的”。传记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传主出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继而分析罗兰所受到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与当时某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接触……莎士比亚、莫扎特、贝多芬是他童年时代的明星；在学校生活期间，苏亚雷斯、克洛岱尔成了他的至交；作为一名学生，在需要贤能帮助的时刻，他跟随着勒南；斯宾诺莎把他的思想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从遥远的地方又传来了托尔斯泰兄弟般的问候。在罗马，通过莫诺的一封介绍信，他结识了玛尔维达·封·梅森巴格”。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玛尔维达，以及瓦格纳、斯宾诺莎、克洛岱尔、苏亚雷斯……以智慧、人格、思想、信仰等照亮罗兰的心灵，指引他的人生，影响他的文学，坚定他的信仰。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玛尔维达，他们成了罗兰的榜样，对他影响极大，这种影响甚至直至终生。
贝多芬是罗兰的第一位导师。幼年时期，敬爱的母亲就把罗兰领进了迷人的音乐世界，他“很早就与人类无词的语言——音乐进行交往”。后来，“贝多芬就一直是他的导师”。他孩提时代的其他爱好也许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但“对贝多芬的爱慕和虔诚却始终不渝”。罗兰对音乐很感兴趣，曾无限欣赏地描绘德国音乐对他的启迪：“我们有一些陈旧的德国音乐书籍。……旋律上那些音符似沟壑溪流一样灌溉着我的身心，像雨水渗入土壤般渗进了我那干涸的心田。……在怀疑和沉沦的危险时刻，贝多芬的音乐又为我点燃起生命永恒的火花”。后来，罗兰每当精神消沉或内心苦闷时，便求助于钢琴，沐浴在音乐中。他“发现了音乐——这一语言中的语言，灵魂的首要信息”，从儿时开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他每周甚至每天，都要与贝多芬在琴键上倾谈。贝多芬成了罗兰从孩提直到成年的圣人之一，一度还是他的告诫者和安慰者。他还特别崇拜既是博学诗人又是艺术家的理查德·瓦格纳。正是通过音乐，包容一切的和谐与理解，为他建立起无垠的感情世界，很早就使他超越了本城、本省和本国的地域界线，超越了时代的界线，超越了民族的局限性和樊篱，而走向全人类。
莎士比亚是罗兰孩提时代敬奉的另一圣人。他在阁楼上一堆尘埃覆盖的木箱里发现了一部莎士比亚专集，“童年的兴趣第一次被一部用镌版印刷的褪了色的《莎剧中的女性》激发了”。他的幻想力受到了震动，被她们迷人的面孔震动了，被她们魔力一般的名字震动了。阅读莎翁剧作后，错综复杂的事件、性格鲜明的人物、强大的艺术力量，吸引着他、影响着他，使他神迷心醉，整个灵魂都被吸引住了。他完全被莎翁征服了，“把自己投给了他”。
罗兰最初的热情被贝多芬、莎士比亚强有力地激发起来了，“这种对伟大人物强烈的钦佩之情从童年传到了青年，又从青年传到了成年”。以至于很长时间，罗兰的头脑里“塞满了莎士比亚和音乐”。
托尔斯泰在罗兰心目中，犹如“上帝的使者”，是激励他不断上进的重要人物。他全身心地去研究这位全人类的艺术家，研究他的作品，研究作品中的主人翁，并在他身上找到了自我。在他二十二岁，“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拿不定主意”，心中矛盾重重时，主动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使自己良心困惑不安的疑团”。令罗兰备感惊喜的是，竟意外地收到了他敬爱的托尔斯泰的亲笔信。托尔斯泰的回信是以“亲爱的兄弟”这样极其亲热的称呼开头的，信中还阐述了他对艺术的见解，给罗兰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事件，一方面对罗兰影响极大且极其深远。托尔斯泰已是举世闻名的伟人，但并未忽视远在他乡的并不熟悉的来信人，而是丢下手中工作，花时间回信给一位无人知晓的青年人，安慰他心目中素不相识的兄弟。托尔斯泰乐于助人的品格、仁爱的种子，产生了无限的力量，从此以后，罗兰“就把每一次良心危机当作最神圣的考验，把乐于助人当作艺术家首要的道德责任”。此后，无论时间如何紧迫，他都牢记着托尔斯泰的帮助；任何陌生人感到良心不安求他帮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他继承并发扬托尔斯泰这一精神，写了上千封信给上千个陌生的朋友。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见解和思想，对罗兰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罗兰由此把托尔斯泰视为是“自己的真正的导师和文学大师”，且他对托尔斯泰的热情，终身不渝。 玛尔维达对罗兰影响颇为深远。他在意大利见到玛尔维达时，她已是七十高龄的老妪，但仍像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幻想依然如故。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才气横溢，观点清晰，身上有一种“柔美的光辉和激情后神采超逸的恬静”。她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人，在她那里不存在“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她犹如一块“人类的磁铁”，法国青年和德国老妪发生了奇迹般的忘年交，共同的理想主义激励着双方，使他们互相受惠、蒙恩。她使罗兰认识到“艺术是一门通用语言，它的崇高的思想和感情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都融为一体”。后来罗兰在《给不朽的安提戈涅》中说：“他对艺术和人生意义的充分认识应该归功于两位夫人：一是他的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是玛尔维达，一位淳朴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与玛尔维达邂逅所学到的东西，“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茨威格认为，正是由于罗兰研究了榜样的生活，他才“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欧洲精神”。罗兰最热切的抱负是越过法国疆域，追求一个自由的欧洲。榜样的影响，对罗兰成为“欧洲良知”⑨至关重要。
二、思想家罗兰
罗兰说：“只有思想自由，只有精神独立，艺术家才有助于他的民族，才能为他的一代人效劳，才能为全人类服务。”文学艺术家义不容辞的最高职责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用行动赋予语言以生气”。诗人须是时代灵魂的一部分，投入战斗，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思想。在罗兰看来，“真理如若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就不能算作完完全全的真理，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执行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生命力，一种信仰能得到公众的承认，才是名副其实的信仰”。有创见的文学艺术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加强人类团结的纽带。罗兰既是这样说的，更是如此做的，“行动、创作、战斗”⑩，就是他的座右铭。
罗兰投身社会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是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炮兵上尉，1894年被控向德国泄露国家机密。这一案件即刻将整个法国投入危机的漩涡，每个法国人都面临着良心的选择，被迫在祖国和正义之间做出抉择。家庭被无情地分裂了，父子、兄弟和朋友被疏远了，一夜之间把法国分成两半。罗兰和少数人一开始就坚持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率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笔名“正义之圣”发表寓言剧《群狼》，“把问题从时代的高度提到了永恒的高度”，捍卫正义。
罗兰还与佩吉等肩并肩地投入反对贫瘠的资产阶级艺术的战斗中。当时，以反映资产阶级内部因生活的单调乏味而造成的屡见不鲜的通奸行为为中心内容的“林荫道戏剧”在巴黎盛行一时，文学界充斥着平庸陈腐的观念。罗兰等人认识到这对公众有害而无益，误导观众贪图廉价的感官娱乐欢心，缺少道德情操的启迪净化，决心给这种戏剧灌注新的精神。他起草宣言，撰写文章，呼唤创建大众剧场，甚至发表了专著。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国大革命为思路，编写了一系列戏剧，颂扬革命精神，献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虽然，他们的正面攻击失败了，但罗兰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和朋友们利用道德榜样的力量，以不屈不挠的韧性、默默的牺牲坚持长期战斗。在其后十五年里，他们编辑出版杂志《半月丛刊》，不花一分钱做广告，也不兜售杂志，读者仅限于少数文人和学生。前后十年，罗兰的作品都发表在该杂志上，包括《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全文和一些戏剧。尽管那时罗兰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但他却没有为这些著作收一分钱稿费。“为了加强理想主义，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这些英勇无畏的志士放弃了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发行和领取稿酬的机会，捐弃了文学承诺中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制。”当罗兰等人都已声名远扬后，《半月丛刊》才停刊。
“在西方，罗曼·罗兰是第一个大声疾呼并起来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作家。”{11}为此，他对民族主义狂态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体现了为最人道的理想而忘我的献身精神。
罗兰在“一战”前就不停地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12}。人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歇斯底里的时代，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煽起仇恨的人，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而普通百姓容易轻信上当，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呢？
1914年8月4日，以德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欧洲大战。“自1914年之后，罗兰总是伴随着理想，伴随着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再是作家，不再是诗人，也不再是艺术家，他不再属于他自己。”罗兰的个人生活结束了，个人经历与社会活动再也无法分开了，他的事业属于全世界了。
战争爆发后，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场欧洲大战是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它一举毁灭了我们最热切的希望——人类皆兄弟。”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在他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罗兰说他的天职就是，“在与我观点相同的志士仁人的帮助下，从泛滥成灾的洪水中，救出欧洲精神的残骸”。其后罗兰英勇无畏地进行斗争，在疯狂的人们之中，保持自己的理智；在混战的各民族之间，追随自己的目标；在舆论被奴役的状态下，坚守着自己的思想自由。
罗兰看到，大战甫一开始，战斗的凶狠和血腥，物质和精神的残暴，“都使先前的一切战争黯然失色”。深仇大恨和邪恶冲动，蔓延之广，涉及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许多知识分子也被激起了空前的盛怒，“整个感情世界，整个思想领域，变得军事化”。甚至科学、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破天荒地第一次去为战争效劳。”他反对去制造和散播仇恨，梦想创立“欧洲自由精神联谊会”。期望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能够超越各个民族，在更高的水平线上相互交流，成为反对谎言的支柱。于是，罗兰写信给盖哈特·豪普特曼、埃米尔·维尔哈伦等，恳求他们放下仇恨，保卫欧洲文明和欧洲精神，但均告失败。因为此时差不多整个世界都陷入仇恨之中，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没有人再信奉全世界的共同事业。虽如此，罗兰仍孑然一身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罗兰“在战争初期就站在当时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对立面”。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像罗兰一样，热爱和平，从内心深深懂得什么叫公正，确认欧洲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是罪恶，是对文明的亵渎。但他们的信仰既缺乏激情，又缺乏坚定性，因而当考验来临，他们改变了和平主义的伦理标准，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很快成了民族主义者。当千千万万的人们沉醉于疯狂的战争之中，欧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弃戈投降时，罗兰仍然保持着清醒、自由、明晰的头脑，忠于自己的理想，执著于自己的信仰。以他一帜独树的旺盛活力，与这庞大的队伍进行斗争，以保卫欧洲精神。 茨威格认为，“战争是一种罪行”{13}，他用自己的创作向当时利用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发表的《致外国的朋友们》一文公开表示：“为了日后我们将要履行责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我也同样忠实于你们，比我现在所能表达出来的更为深刻地忠实于你们。”{14}十四天后罗兰从瑞士写来信说：“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15}茨威格备受鼓舞，感受到罗兰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不久罗兰发表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在前言中写道：“伟大的国家不仅要保卫自己的疆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理智，保卫自己免受战争助长的幻觉、不义、愚行的侵害。做到人尽其责：军人保卫自己的国土，思想家保卫法兰西思想……精神绝不是民族遗产中可有可无的东西。”{16}罗兰提倡文学艺术家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抨击国家间的仇恨精神。他还说：“人类是一切人的伟大的交响曲……欧洲精神的精髓，寄居在两个地方：我们尘世间的祖国和上帝的天国。我们是祖国的匆匆过客，是天国的建设者……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天国之墙建造得高高牢牢，以便能控制各民族间的不义和仇恨。到那时，我们就有了保护区，把全世界兄弟般的自由精神集合在一起。”{17}罗兰痛击战争思潮，呼吁人道主义和国际团结。在战争年代，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讦和辱骂时，罗兰的忠于自己的思想，向仇恨宣战，反对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罗兰一直致力于阐明“道德法则高于武力法则”，坚持一种公正的不流血的和平，认为“和平主义者不只是热爱和平，而且要为和平作出努力……和平主义意味着志在为和平进行有力的活动，而不只是热爱安逸、恬静的生活。它意味着战斗，像任何其他的战斗一样，在危险时刻，需要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罗兰认为，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是勇于直面现实，了解生活，热爱生活，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生区区小事，而是为了整体，为了整个人类。他说：“我不会把英雄的称号嘉许给胜利者，无论是思想上的胜利还是体力上的胜利。我说的英雄是指那些通过精神力量而变得伟大的人物。”
罗兰坚持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积极参与人道援助工作。战争的炮火一打响，叫苦不迭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到了瑞士。千千万万的人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望地伸出双臂向上天呼救。千万封信件、电报涌向日内瓦红十字会总部，红十字会却无力应对这铺天盖地的悲惨局面。罗兰在瑞士主动参加红十字会，展开了反对战争苦难的战斗。他把信件归档，为来访者写信，为无数不明真相的人提供失散亲人的信息，默默地做着为无数受难者减轻一份痛苦的事，并通过促进信息的交流促使民族和解。他给战壕里的士兵，给后方的母亲，给匿名的作家，给素不相识求助的人们，写了难以数计的信。“这些信件给无数孤独的灵魂送去了欢乐，给动摇不定的人送去了力量，给感到绝望的人送去了希望。”它们既是罗兰文学创作中最优秀最成熟的一部分，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美最动人的诗篇。作家的崇高使命完成得如此异常出色，是当时许多作家望尘莫及的。罗兰这位站在“超乎混战之上”的英雄，表现了比在战壕里真枪实弹地拼搏更加崇高的英雄主义，“战士们显示了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罗兰则显示了精神上的英雄主义”。为此茨威格说：“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18}
罗兰渴望全面的和解，全欧洲民族兄弟般的团结，“他的夙愿就是要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在他看来，造成民族隔阂和背离的原因是误解，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正确的信仰，把自己的人性当作唯一善良的人性。“整个人类都被一圈一圈的栅栏团团围住了……我们有祖国这一樊篱，把我们同其他国家隔开；有语言障碍，强行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宗教隔阂，使我们不理解异种信仰；我们自己性格的局限，以偏见和伪学阻挡了接触事实的通途。这样造成的与世隔绝的恶果是可怕的。”民族成员中共同的傲慢与偏见，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疏远。只有心灵与心灵相互了解，才能把诸民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许多人对民族的差异却一无所知，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方法、形式、习俗、弱点和谎言，正像有它自己的气候、历史、天空和种族一样”。人们应该抛开偏见，公正地不把自己的民族特性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愉快地面对各民族的永恒差异，“正如光是由七色光谱组成的一样，从民族的差异中奇妙地升起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全人类的友谊”。而且，“每个种族都是必要的，他们的特殊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其结果便扩大了人类生活”。各国各民族人民，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宽容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从而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天空下和睦相处，“全欧洲的大团结，全人类的大团结”这一最高理想方能得以实现。
当瑞典皇家学院拟授予罗兰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法国政府坚决反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超脱于混战之上》发表后，触犯了法兰西民族的民族主义，罗兰遭到同胞们的怀疑、批判、谴责、鄙弃、围剿，他们愤激若狂，甚至妄图把他推上审判台。所以，拖延到1917年6月才最终授予罗兰此项殊荣。获奖评语这样说：“他在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19}当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把全部奖金贡献了出来，用于减轻欧洲的灾难。为此，茨威格称道：“他真是一位言行一致、言真信笃的人，一个戴刺冠的耶稣！一位耶稣式的诗人！”
战火终于在遍体鳞伤的欧洲大陆上停息了，人们欢庆胜利时，罗兰却高兴不起来。在他看来，“武装胜利是灾难性的”，自由和人权被忘却得干干净净了。虽然签署了停战协约，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了。但是，“邪恶的感情和仇恨依然未消”“人道主义在人们的心中找不到栖息之地”。相反，“播下了新的仇恨、新的暴力行动的种子”。为此，世界公民罗兰高瞻远瞩地为永久和平、为未来和睦而呼吁呐喊：“这时候制定出一套有道德的而不是军事化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政策，比什么都重要。”在和平签约的那一天，罗兰发表了一篇宣言，号召人们“重新创建一个兄弟联盟”。 罗兰不仅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渝，而且决不盲从别人的观点。他的一生，是信仰热忱而坚定的一生，是理想执著而不懈追求的一生。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的思想和全部创作活动，从不间断地集中在精神与力量、自由与祖国、胜利与失败的对抗上；他描述伴随战争会相继发生的灾难，讨论群众显示出的心理状态，指出战时的心态对个人的影响；他认为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用爱去理解别人，了解人类热爱人类；他反映欧洲共同精神，追求国际和睦与永久和平；他为一切人拯救了对人道主义的信仰。茨威格认为“罗兰对于战争及其灾难预先研究的深度，超出了所有想象力丰富的现代作家”。罗兰清醒地意识到，信仰给人以责任，光凭口头说说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几乎从战争一开始，罗兰就展开了反对仇恨的攻坚战”。但罗兰的行动，“从来不跟人斗争，只是同思想斗争”。他以艺术形式表现真正伟大的人性，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丧失理智的仇恨做斗争，多年如一日默默地努力，召唤人民走向自由和仁爱。虽然一波三折，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的深渊，但他每一次都在思想和信仰的高峰上站了起来，成为最勇敢、最自由、最人道的榜样和典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罗兰“还为我们救出了另一种信仰，即具有创见的作家是精神领袖，是他自己的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的道德发言人”。正是罗兰坚定的反战立场，其自由信仰、人道言行、真实自我、人格魅力，最终为他赢得了世人的高度尊敬。
罗兰的思想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20}，所以，只有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茨威格认为，罗兰就是“真正欧洲的心脏”，“代表着欧洲的良知”{21}，是欧洲在极度痛苦中发出的声音，也是“世界的良心”，故此才“誉满全球”。
三、艺术家罗兰
在传记中，茨威格分析了艺术家罗兰的戏剧、传记、小说、政论文等体裁中的代表性作品，且主要论述“一战”之前的文学创作。茨威格把罗兰的创作划分成五个“循环系列”：第一，戏剧系列；第二，《信仰悲剧》系列；第三，《革命剧》系列；第四，名人传记系列；第五，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虽是一部传记，但对罗兰作品的分析已具备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
关于戏剧，茨威格指出，“罗兰的所有戏剧都是问题戏剧”，剧中人物都表现了正论与反论的对立斗争。主要内容不是活着的人物，而是思想。真正的斗争是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展开的。《圣路易斯》《埃尔特》《七月十四》《群狼》等所涉及的多是“政治、理想、英雄主义、革命方面的问题”，根本不涉及色情问题，故注定要遭到当时观众的攻击和谩骂。茨威格认为要了解罗兰的戏剧作品，“就得了解诞生这些作品的时代”。1870年的普法战争失败在许多法国人心上投下了一片阴影，全民族蒙辱的失望心理和消沉情绪，使人们备感压抑。罗兰的理想和目标是通过戏剧创作担负起神圣的使命，构筑起精神桥梁，从血染的土地上突起，以一种新的精神，“把战后支离破碎，悲痛欲绝的法兰西拯救出来”，“给那些怀疑绝望的人们提供新的信念”。他通过剧作，阐明一种辩证的失败观，让希望代替失望，“安慰人民，使他们的失败感有所减轻”。他通过剧作，“劝法国把失败变成高贵的道德源泉，进而认识到在浸透鲜血的战场上萌发出的精神种子的价值”。罗兰一贯的目的，“不是激起新的民族自尊心，而是谆谆教诲人们培养一种新的自我克制的英勇主义，一种对正义的新的信仰”。也就是要阻止胜败双方可怕的隔阂的复发，从而制止一场新的战争。茨威格认为，罗兰是“被征服者的诗人，绝望者的安抚人，无所畏惧的引导人；在他引导下的世界里，苦难具有积极价值，不幸成了力量的源泉”。遗憾的是，罗兰的戏剧“早写了二十年”，人们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他的戏剧被批评家的敌意和观众的冷淡扼杀了。
关于名人传记，茨威格认为，罗兰的戏剧创作暂时失败了，但他从不轻言放弃，不改变人生信仰，反而苦苦思索着人类的灾难。当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了给人们注入英雄的灵魂，他创作了英雄传记系列。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活，热爱生活。”真正崇高的英雄主义，必须“懂得生活，而且热爱生活”。伟人，光靠经受苦难是不够的，还必须战胜苦难；屈服于生活苦难的人，尤其是逃避生活苦难的人，已打上了失败的烙印。只有在征服苦难中表现出的伟大精神，才令人佩服和憧憬，才能给人以启示和沉思。罗兰说：“贝多芬中年身残造成了命运不济；米开朗琪罗的悲惨命运属于先天不足；托尔斯泰却是精心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创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作品，书写苦难的英雄，用光辉的榜样人物，呼唤英雄主义。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曾向茨威格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22}罗兰有感于当时没有人给大家写书，没有人为大家战斗，当时的欧洲没有一本共同的书。这关系到时代艺术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希望革除这一弊端，不只是为自己的祖国写作，还要为各民族写作。他决心“把人类生活环境的画卷不仅展现给艺术家、学者们观看，还要展现给一切热心于了解生活、了解时代的人们观看”。
罗兰是在欧洲的心脏、各个民族兄弟般友好相处的国家——瑞士的捷尼库伦散步时想象中突然有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随后动笔写作的。最初是从1904年2月至1912年10月在《半月丛刊》上陆续发表的，后出了十卷本的单行本，以后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的两种版本。再后来以四册本的版本出版，罗兰称之为“定本”。他为四册本写了序，在“序”中说：“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这样，整个作品就给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第一册（黎明，清晨，少年）；第二册（反抗，节场）；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23} 毋庸置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兰文学创作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代表作，生活图景广阔生动、现实内容丰富深厚、人道主义精神高昂感人、艺术形象鲜明成功、篇章结构富有音乐性、艺术规模恢弘庞大、艺术魅力激荡心魄……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对世界图景全面描绘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在文学上没有任何依据的蓝本，其丰富多彩的人物和事件，多种多样的鲜明对比，由“音乐”这条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小说的写作，产生于音乐灵感。音乐，“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既是它的核，又是它的壳”。归根结底，小说是一部由音乐灵魂产生的交响曲。小说如果只是按照明显划分的十卷去考虑，是不可能理解作品的结构及其内在建筑艺术的，小说的构造设计技巧“只能通过音乐灵魂去理解”。茨威格认为，它“不只是一本叙事小说，它是一部试图包揽总体的创作，一部带有普遍性的百科全书，一部反复地论述全球性中心问题的巨著。……是伟大的欧洲友谊的英雄交响曲……整个作品是无法用一言一语论定的”。它的内容广泛涉及全人类，它试图包容一切问题，不只是描写他一代人的历史，他论述整个时代的文化史，展现光芒四射的时代精神，还涉及到诗歌艺术、社会主义、音乐美术、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等，“是一部包含了全部人道主义在精神领域的呈体系的著作”。小说把世界历史画卷与心灵的纯洁过程、狂热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既提供了一种宇宙观，也是一部哲学著作，一部宗教小说，一本启示录，一部时代的档案，一部历史著作，还是音乐作品，是一种强大无比的文学表现形式。“它跨越了民族、职业和信仰的界线，具有普遍的、无限的生命。”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开始时似乎是贝多芬。小说的起始几卷中，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正是模仿这位大师的。后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单个音乐家的形象，贝多芬、弗里德曼·巴赫、莫扎特、格鲁克、韩德尔、瓦格纳、雨果·沃尔夫、古斯塔夫·马勒、凯撒·弗朗克……是所有伟大音乐家拼构而成的完美典型，“展现了音乐史上先贤祠里所有贤能的合成形象”。他是古典音乐家和现代音乐家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部音乐的升华，“他的身体特征使我们想起了韩德尔、贝多芬和格鲁克；他的精神状态却是充满活力的，与伟大的作曲家沃尔夫十分相像”。罗兰立足真实生活原型，又毫不犹豫地从伟大人物身上借来了一些特征，匠心独具地把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使得单个人物带上一种新的综合体的特点。约翰·克利斯朵夫继承了德意志活力的精华，奥利维尔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精髓，他们俩相得益彰，象征着两个民族，“他们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两个兄弟民族精神联盟的原型。法国和德国是‘西方的双翅’，欧洲精神将在过去血染的大地上空高高飞翔”。在当时那样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身为法国人的罗兰却以超脱国籍的构想，以一个德国人作为长篇巨著的主人翁，来讴歌民族间的兄弟情谊、赞美欧洲精神。茨威格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不仅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24}。现在终于有了第一部有意描写欧洲的小说，“它第一次提出决定性的号召：建立欧洲的和睦关系”{25}。由于小说深入广大群众，它所起的作用比一切传单和抗议都更有力，且牢固地奠定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
关于政论文，主要是罗兰在那被奴役的混乱时代，发表的多篇呼吁和宣言，被后辈们收集在《超乎混战之上》和《先驱》之中。“一战”中，罗兰单枪匹马地以满腔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只身赴敌，既“向民众的幻想展开猛烈的进攻”，又身单影只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尽人皆知的弥天大谎。虽然这些文章，从艺术观点来看，“显得逊色”。但是，从道德意义来看，却“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到之处”，“他的每一句话都曾经起过钢鞭利剑的作用。”文章所表达的强劲思想和自由精神，对保持自由的少数人物和精神团结的先驱者的赞美，照亮了人们的良心之光，在整个欧洲激发了人们的精神烈焰。所到之处，群情鼎沸，“所产生的既激发又净化了人类灵魂的巨大影响，也许历来任何报刊文章也不能与之相比”。它们集中显示出罗兰“是一个无形的共同欧洲的倡导者”。
茨威格指出，罗兰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除了文学天赋和勤勉，更有赖于他特有的道德、理想、信仰——重新塑造一代人的精神、反对民族仇恨与战争等所激发的常人少有的坚强意志，以及绝无仅有的一身勇气、孤独前行的行动力量。他是以一名世界公民来写作的，他很早就把祖国换成了人类，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而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五、结语
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传记一般由传主生平、个性展示、解释传主三大主要部分构成。茨威格的《罗曼·罗兰》却不拘泥于传主生平历史，而是重在探究罗兰一生所受到的影响，分析罗兰执著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思想信仰，对其文学创作择其要者进行简明扼要的剖析，而贯穿整部传记的则是分析阐释罗兰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解读，勾勒罗兰个性气质、人格发展、性格命运等，彰显其蕴含的人性，揭示其生命的内涵与韵味。把《罗曼·罗兰》称为“评传”，似乎更为切合文本实际。
《罗曼·罗兰》写于一个野蛮、疯狂、失去理性的时代，且是德意志人茨威格为法国人罗曼·罗兰写的传记，显示了不容置辩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具有独特的意义。高尔基称赞它是“绝妙的书”{26}，“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真正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精神魅力的人的出色的书”“这本书使罗兰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更加亲切了。”{27}
茨威格认为，人们曾经敬奉之至的多少座丰碑都已坍塌、破碎，被动荡夷为平地，在一切都行将毁灭，人们出于绝望都准备进行某种逃避的时候，“堪称典范的欧洲人”罗兰“却没有发生动摇”{28}。罗兰用创作和思想竖起的丰碑，挺过枪林弹雨，穿过唇枪舌剑，依然傲然屹立，成了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们，都能从中寻求安慰。“我不相信，当代有哪位艺术家像罗曼·罗兰这样对如此之多的人产生过如此使人净化、如此使人坚强和如此令人感到鼓舞的影响。”{29}茨威格由衷地敬佩和感激罗兰。 罗兰为人们“树立了精神英雄主义的不朽的榜样”，对人们产生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写下的书面文字”。加之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罗兰的精神面貌，更加热爱这位出类拔萃的人。迄今，还有无数人默默地从罗曼·罗兰的身上和文章中汲取力量，并以不同的方式热爱着他。
{1}②④⑨{12}{13}{15}{18}{20}{21}{22}{24}{25} [德]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7页，第226页，第227页，第294页，第230页，第264页，第267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4页，第230页，第226页，第227页。
③ [德]茨威格：《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徐友敬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⑤ [德]茨威格：《罗曼·罗兰》，杨善禄、罗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题献”（文中所引该传记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⑦ 杨荣：《从身份认同看茨威格之死》，《当代文坛》2014年第2期，第94-99页。
⑧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⑩{11} [苏]纳尔基里耶尔：《传记大师莫洛亚》，靳建国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第193页。
{14} [德]茨威格：《茨威格文集》（6），高中甫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16}{17} ROMAIN ROLLAND.Au-dessus de la mêlée.Paris：Librairie·Paul·Ollendorff，1915：1，36-37.
{19}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第270-275页。
{23}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见《傅雷译文集》（第七卷），傅雷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26}{27} 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臧乐安、范信龙、井勤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第133页。
{28}{29} [德]茨威格：《回归自我》，高中甫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第40页。
关键词：茨威格 《罗曼·罗兰》 榜样的力量 思想家 艺术家 评传
一、引言
在茨威格一生中，有几个人对他影响重大，其中就有罗曼·罗兰（以下简称罗兰）。茨威格对他和罗兰的友谊充满感激并深情地说：“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我的道路的友谊。”①
茨威格回忆说，发现罗兰“纯属偶然”②。他在一位俄罗斯女雕塑家的创作室不经意间在《半月丛刊》上读到罗兰的《黎明》，“越读越兴奋，越读越惊讶”③，为了和他取得联系，就寄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他。不久罗兰来信请他去，“友谊就这样开始了”④。他们初次见面是1913年，在巴黎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罗兰的寓所里。结识罗兰后，信念和追求的极其相似和相互欣赏，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从此他们按时通信，持续到“二战”中失去联系为止。“一战”结束后，茨威格将罗兰及其作品介绍、翻译给了德国。茨威格敬佩罗兰的品德人格、精神信仰，赞赏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感激罗兰以人格的力量支持他渡过了“一战”的严峻考验，钦佩他以实际行动减轻了千百万人身受的战争苦难，为此带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在1919年开始创作《罗曼·罗兰》。他在“题献”中说：“本书也受到个人感激之情的激励”⑤，还说“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本书”⑥。
茨威格在传记书写中“非常重视传主的身份界定”⑦。“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作品的主题”⑧，而茨威格给罗兰定位的身份是“思想家”和“艺术家”。他说《罗曼·罗兰》构思的精神是，“仿效他本人的古典人物传记，努力表现一位艺术家的伟大精神，同时也广泛地涉及其本人及其对道德领域的影响”。该传记从罗兰儿时写起，截至1919年其《精神独立宣言》发表，涉及罗兰从小对音乐的爱好，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玛尔维达等榜样对他的影响，罗兰的主要思想，并扼要剖析其代表性作品，贯穿始终的是分析罗兰思想与创作的巨大影响。本文从榜样的力量、思想家罗兰和艺术家罗兰三个部分来分析论述这部传记。
一、榜样的力量
罗兰生于1866年，“这是个政治上动荡不宁，文学上流派纷呈的年代，普奥之间的萨多瓦战役也是在这一年爆发的”。传记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传主出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继而分析罗兰所受到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与当时某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接触……莎士比亚、莫扎特、贝多芬是他童年时代的明星；在学校生活期间，苏亚雷斯、克洛岱尔成了他的至交；作为一名学生，在需要贤能帮助的时刻，他跟随着勒南；斯宾诺莎把他的思想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从遥远的地方又传来了托尔斯泰兄弟般的问候。在罗马，通过莫诺的一封介绍信，他结识了玛尔维达·封·梅森巴格”。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玛尔维达，以及瓦格纳、斯宾诺莎、克洛岱尔、苏亚雷斯……以智慧、人格、思想、信仰等照亮罗兰的心灵，指引他的人生，影响他的文学，坚定他的信仰。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玛尔维达，他们成了罗兰的榜样，对他影响极大，这种影响甚至直至终生。
贝多芬是罗兰的第一位导师。幼年时期，敬爱的母亲就把罗兰领进了迷人的音乐世界，他“很早就与人类无词的语言——音乐进行交往”。后来，“贝多芬就一直是他的导师”。他孩提时代的其他爱好也许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但“对贝多芬的爱慕和虔诚却始终不渝”。罗兰对音乐很感兴趣，曾无限欣赏地描绘德国音乐对他的启迪：“我们有一些陈旧的德国音乐书籍。……旋律上那些音符似沟壑溪流一样灌溉着我的身心，像雨水渗入土壤般渗进了我那干涸的心田。……在怀疑和沉沦的危险时刻，贝多芬的音乐又为我点燃起生命永恒的火花”。后来，罗兰每当精神消沉或内心苦闷时，便求助于钢琴，沐浴在音乐中。他“发现了音乐——这一语言中的语言，灵魂的首要信息”，从儿时开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他每周甚至每天，都要与贝多芬在琴键上倾谈。贝多芬成了罗兰从孩提直到成年的圣人之一，一度还是他的告诫者和安慰者。他还特别崇拜既是博学诗人又是艺术家的理查德·瓦格纳。正是通过音乐，包容一切的和谐与理解，为他建立起无垠的感情世界，很早就使他超越了本城、本省和本国的地域界线，超越了时代的界线，超越了民族的局限性和樊篱，而走向全人类。
莎士比亚是罗兰孩提时代敬奉的另一圣人。他在阁楼上一堆尘埃覆盖的木箱里发现了一部莎士比亚专集，“童年的兴趣第一次被一部用镌版印刷的褪了色的《莎剧中的女性》激发了”。他的幻想力受到了震动，被她们迷人的面孔震动了，被她们魔力一般的名字震动了。阅读莎翁剧作后，错综复杂的事件、性格鲜明的人物、强大的艺术力量，吸引着他、影响着他，使他神迷心醉，整个灵魂都被吸引住了。他完全被莎翁征服了，“把自己投给了他”。
罗兰最初的热情被贝多芬、莎士比亚强有力地激发起来了，“这种对伟大人物强烈的钦佩之情从童年传到了青年，又从青年传到了成年”。以至于很长时间，罗兰的头脑里“塞满了莎士比亚和音乐”。
托尔斯泰在罗兰心目中，犹如“上帝的使者”，是激励他不断上进的重要人物。他全身心地去研究这位全人类的艺术家，研究他的作品，研究作品中的主人翁，并在他身上找到了自我。在他二十二岁，“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拿不定主意”，心中矛盾重重时，主动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使自己良心困惑不安的疑团”。令罗兰备感惊喜的是，竟意外地收到了他敬爱的托尔斯泰的亲笔信。托尔斯泰的回信是以“亲爱的兄弟”这样极其亲热的称呼开头的，信中还阐述了他对艺术的见解，给罗兰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事件，一方面对罗兰影响极大且极其深远。托尔斯泰已是举世闻名的伟人，但并未忽视远在他乡的并不熟悉的来信人，而是丢下手中工作，花时间回信给一位无人知晓的青年人，安慰他心目中素不相识的兄弟。托尔斯泰乐于助人的品格、仁爱的种子，产生了无限的力量，从此以后，罗兰“就把每一次良心危机当作最神圣的考验，把乐于助人当作艺术家首要的道德责任”。此后，无论时间如何紧迫，他都牢记着托尔斯泰的帮助；任何陌生人感到良心不安求他帮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他继承并发扬托尔斯泰这一精神，写了上千封信给上千个陌生的朋友。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见解和思想，对罗兰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罗兰由此把托尔斯泰视为是“自己的真正的导师和文学大师”，且他对托尔斯泰的热情，终身不渝。 玛尔维达对罗兰影响颇为深远。他在意大利见到玛尔维达时，她已是七十高龄的老妪，但仍像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幻想依然如故。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才气横溢，观点清晰，身上有一种“柔美的光辉和激情后神采超逸的恬静”。她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人，在她那里不存在“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她犹如一块“人类的磁铁”，法国青年和德国老妪发生了奇迹般的忘年交，共同的理想主义激励着双方，使他们互相受惠、蒙恩。她使罗兰认识到“艺术是一门通用语言，它的崇高的思想和感情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语言都融为一体”。后来罗兰在《给不朽的安提戈涅》中说：“他对艺术和人生意义的充分认识应该归功于两位夫人：一是他的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是玛尔维达，一位淳朴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与玛尔维达邂逅所学到的东西，“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茨威格认为，正是由于罗兰研究了榜样的生活，他才“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欧洲精神”。罗兰最热切的抱负是越过法国疆域，追求一个自由的欧洲。榜样的影响，对罗兰成为“欧洲良知”⑨至关重要。
二、思想家罗兰
罗兰说：“只有思想自由，只有精神独立，艺术家才有助于他的民族，才能为他的一代人效劳，才能为全人类服务。”文学艺术家义不容辞的最高职责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用行动赋予语言以生气”。诗人须是时代灵魂的一部分，投入战斗，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思想。在罗兰看来，“真理如若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就不能算作完完全全的真理，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执行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生命力，一种信仰能得到公众的承认，才是名副其实的信仰”。有创见的文学艺术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加强人类团结的纽带。罗兰既是这样说的，更是如此做的，“行动、创作、战斗”⑩，就是他的座右铭。
罗兰投身社会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是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炮兵上尉，1894年被控向德国泄露国家机密。这一案件即刻将整个法国投入危机的漩涡，每个法国人都面临着良心的选择，被迫在祖国和正义之间做出抉择。家庭被无情地分裂了，父子、兄弟和朋友被疏远了，一夜之间把法国分成两半。罗兰和少数人一开始就坚持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率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笔名“正义之圣”发表寓言剧《群狼》，“把问题从时代的高度提到了永恒的高度”，捍卫正义。
罗兰还与佩吉等肩并肩地投入反对贫瘠的资产阶级艺术的战斗中。当时，以反映资产阶级内部因生活的单调乏味而造成的屡见不鲜的通奸行为为中心内容的“林荫道戏剧”在巴黎盛行一时，文学界充斥着平庸陈腐的观念。罗兰等人认识到这对公众有害而无益，误导观众贪图廉价的感官娱乐欢心，缺少道德情操的启迪净化，决心给这种戏剧灌注新的精神。他起草宣言，撰写文章，呼唤创建大众剧场，甚至发表了专著。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国大革命为思路，编写了一系列戏剧，颂扬革命精神，献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虽然，他们的正面攻击失败了，但罗兰并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和朋友们利用道德榜样的力量，以不屈不挠的韧性、默默的牺牲坚持长期战斗。在其后十五年里，他们编辑出版杂志《半月丛刊》，不花一分钱做广告，也不兜售杂志，读者仅限于少数文人和学生。前后十年，罗兰的作品都发表在该杂志上，包括《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全文和一些戏剧。尽管那时罗兰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但他却没有为这些著作收一分钱稿费。“为了加强理想主义，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这些英勇无畏的志士放弃了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发行和领取稿酬的机会，捐弃了文学承诺中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制。”当罗兰等人都已声名远扬后，《半月丛刊》才停刊。
“在西方，罗曼·罗兰是第一个大声疾呼并起来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作家。”{11}为此，他对民族主义狂态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体现了为最人道的理想而忘我的献身精神。
罗兰在“一战”前就不停地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12}。人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歇斯底里的时代，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煽起仇恨的人，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而普通百姓容易轻信上当，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呢？
1914年8月4日，以德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欧洲大战。“自1914年之后，罗兰总是伴随着理想，伴随着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再是作家，不再是诗人，也不再是艺术家，他不再属于他自己。”罗兰的个人生活结束了，个人经历与社会活动再也无法分开了，他的事业属于全世界了。
战争爆发后，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场欧洲大战是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它一举毁灭了我们最热切的希望——人类皆兄弟。”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在他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罗兰说他的天职就是，“在与我观点相同的志士仁人的帮助下，从泛滥成灾的洪水中，救出欧洲精神的残骸”。其后罗兰英勇无畏地进行斗争，在疯狂的人们之中，保持自己的理智；在混战的各民族之间，追随自己的目标；在舆论被奴役的状态下，坚守着自己的思想自由。
罗兰看到，大战甫一开始，战斗的凶狠和血腥，物质和精神的残暴，“都使先前的一切战争黯然失色”。深仇大恨和邪恶冲动，蔓延之广，涉及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许多知识分子也被激起了空前的盛怒，“整个感情世界，整个思想领域，变得军事化”。甚至科学、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破天荒地第一次去为战争效劳。”他反对去制造和散播仇恨，梦想创立“欧洲自由精神联谊会”。期望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能够超越各个民族，在更高的水平线上相互交流，成为反对谎言的支柱。于是，罗兰写信给盖哈特·豪普特曼、埃米尔·维尔哈伦等，恳求他们放下仇恨，保卫欧洲文明和欧洲精神，但均告失败。因为此时差不多整个世界都陷入仇恨之中，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没有人再信奉全世界的共同事业。虽如此，罗兰仍孑然一身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罗兰“在战争初期就站在当时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对立面”。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像罗兰一样，热爱和平，从内心深深懂得什么叫公正，确认欧洲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是罪恶，是对文明的亵渎。但他们的信仰既缺乏激情，又缺乏坚定性，因而当考验来临，他们改变了和平主义的伦理标准，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很快成了民族主义者。当千千万万的人们沉醉于疯狂的战争之中，欧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弃戈投降时，罗兰仍然保持着清醒、自由、明晰的头脑，忠于自己的理想，执著于自己的信仰。以他一帜独树的旺盛活力，与这庞大的队伍进行斗争，以保卫欧洲精神。 茨威格认为，“战争是一种罪行”{13}，他用自己的创作向当时利用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发表的《致外国的朋友们》一文公开表示：“为了日后我们将要履行责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我也同样忠实于你们，比我现在所能表达出来的更为深刻地忠实于你们。”{14}十四天后罗兰从瑞士写来信说：“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15}茨威格备受鼓舞，感受到罗兰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不久罗兰发表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在前言中写道：“伟大的国家不仅要保卫自己的疆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理智，保卫自己免受战争助长的幻觉、不义、愚行的侵害。做到人尽其责：军人保卫自己的国土，思想家保卫法兰西思想……精神绝不是民族遗产中可有可无的东西。”{16}罗兰提倡文学艺术家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抨击国家间的仇恨精神。他还说：“人类是一切人的伟大的交响曲……欧洲精神的精髓，寄居在两个地方：我们尘世间的祖国和上帝的天国。我们是祖国的匆匆过客，是天国的建设者……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天国之墙建造得高高牢牢，以便能控制各民族间的不义和仇恨。到那时，我们就有了保护区，把全世界兄弟般的自由精神集合在一起。”{17}罗兰痛击战争思潮，呼吁人道主义和国际团结。在战争年代，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讦和辱骂时，罗兰的忠于自己的思想，向仇恨宣战，反对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罗兰一直致力于阐明“道德法则高于武力法则”，坚持一种公正的不流血的和平，认为“和平主义者不只是热爱和平，而且要为和平作出努力……和平主义意味着志在为和平进行有力的活动，而不只是热爱安逸、恬静的生活。它意味着战斗，像任何其他的战斗一样，在危险时刻，需要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罗兰认为，真正的英雄主义一定是勇于直面现实，了解生活，热爱生活，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生区区小事，而是为了整体，为了整个人类。他说：“我不会把英雄的称号嘉许给胜利者，无论是思想上的胜利还是体力上的胜利。我说的英雄是指那些通过精神力量而变得伟大的人物。”
罗兰坚持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积极参与人道援助工作。战争的炮火一打响，叫苦不迭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到了瑞士。千千万万的人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望地伸出双臂向上天呼救。千万封信件、电报涌向日内瓦红十字会总部，红十字会却无力应对这铺天盖地的悲惨局面。罗兰在瑞士主动参加红十字会，展开了反对战争苦难的战斗。他把信件归档，为来访者写信，为无数不明真相的人提供失散亲人的信息，默默地做着为无数受难者减轻一份痛苦的事，并通过促进信息的交流促使民族和解。他给战壕里的士兵，给后方的母亲，给匿名的作家，给素不相识求助的人们，写了难以数计的信。“这些信件给无数孤独的灵魂送去了欢乐，给动摇不定的人送去了力量，给感到绝望的人送去了希望。”它们既是罗兰文学创作中最优秀最成熟的一部分，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美最动人的诗篇。作家的崇高使命完成得如此异常出色，是当时许多作家望尘莫及的。罗兰这位站在“超乎混战之上”的英雄，表现了比在战壕里真枪实弹地拼搏更加崇高的英雄主义，“战士们显示了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罗兰则显示了精神上的英雄主义”。为此茨威格说：“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18}
罗兰渴望全面的和解，全欧洲民族兄弟般的团结，“他的夙愿就是要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在他看来，造成民族隔阂和背离的原因是误解，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正确的信仰，把自己的人性当作唯一善良的人性。“整个人类都被一圈一圈的栅栏团团围住了……我们有祖国这一樊篱，把我们同其他国家隔开；有语言障碍，强行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宗教隔阂，使我们不理解异种信仰；我们自己性格的局限，以偏见和伪学阻挡了接触事实的通途。这样造成的与世隔绝的恶果是可怕的。”民族成员中共同的傲慢与偏见，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疏远。只有心灵与心灵相互了解，才能把诸民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许多人对民族的差异却一无所知，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方法、形式、习俗、弱点和谎言，正像有它自己的气候、历史、天空和种族一样”。人们应该抛开偏见，公正地不把自己的民族特性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愉快地面对各民族的永恒差异，“正如光是由七色光谱组成的一样，从民族的差异中奇妙地升起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全人类的友谊”。而且，“每个种族都是必要的，他们的特殊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其结果便扩大了人类生活”。各国各民族人民，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宽容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从而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天空下和睦相处，“全欧洲的大团结，全人类的大团结”这一最高理想方能得以实现。
当瑞典皇家学院拟授予罗兰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法国政府坚决反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超脱于混战之上》发表后，触犯了法兰西民族的民族主义，罗兰遭到同胞们的怀疑、批判、谴责、鄙弃、围剿，他们愤激若狂，甚至妄图把他推上审判台。所以，拖延到1917年6月才最终授予罗兰此项殊荣。获奖评语这样说：“他在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19}当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把全部奖金贡献了出来，用于减轻欧洲的灾难。为此，茨威格称道：“他真是一位言行一致、言真信笃的人，一个戴刺冠的耶稣！一位耶稣式的诗人！”
战火终于在遍体鳞伤的欧洲大陆上停息了，人们欢庆胜利时，罗兰却高兴不起来。在他看来，“武装胜利是灾难性的”，自由和人权被忘却得干干净净了。虽然签署了停战协约，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了。但是，“邪恶的感情和仇恨依然未消”“人道主义在人们的心中找不到栖息之地”。相反，“播下了新的仇恨、新的暴力行动的种子”。为此，世界公民罗兰高瞻远瞩地为永久和平、为未来和睦而呼吁呐喊：“这时候制定出一套有道德的而不是军事化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政策，比什么都重要。”在和平签约的那一天，罗兰发表了一篇宣言，号召人们“重新创建一个兄弟联盟”。 罗兰不仅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渝，而且决不盲从别人的观点。他的一生，是信仰热忱而坚定的一生，是理想执著而不懈追求的一生。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的思想和全部创作活动，从不间断地集中在精神与力量、自由与祖国、胜利与失败的对抗上；他描述伴随战争会相继发生的灾难，讨论群众显示出的心理状态，指出战时的心态对个人的影响；他认为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用爱去理解别人，了解人类热爱人类；他反映欧洲共同精神，追求国际和睦与永久和平；他为一切人拯救了对人道主义的信仰。茨威格认为“罗兰对于战争及其灾难预先研究的深度，超出了所有想象力丰富的现代作家”。罗兰清醒地意识到，信仰给人以责任，光凭口头说说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几乎从战争一开始，罗兰就展开了反对仇恨的攻坚战”。但罗兰的行动，“从来不跟人斗争，只是同思想斗争”。他以艺术形式表现真正伟大的人性，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丧失理智的仇恨做斗争，多年如一日默默地努力，召唤人民走向自由和仁爱。虽然一波三折，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的深渊，但他每一次都在思想和信仰的高峰上站了起来，成为最勇敢、最自由、最人道的榜样和典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罗兰“还为我们救出了另一种信仰，即具有创见的作家是精神领袖，是他自己的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的道德发言人”。正是罗兰坚定的反战立场，其自由信仰、人道言行、真实自我、人格魅力，最终为他赢得了世人的高度尊敬。
罗兰的思想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20}，所以，只有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茨威格认为，罗兰就是“真正欧洲的心脏”，“代表着欧洲的良知”{21}，是欧洲在极度痛苦中发出的声音，也是“世界的良心”，故此才“誉满全球”。
三、艺术家罗兰
在传记中，茨威格分析了艺术家罗兰的戏剧、传记、小说、政论文等体裁中的代表性作品，且主要论述“一战”之前的文学创作。茨威格把罗兰的创作划分成五个“循环系列”：第一，戏剧系列；第二，《信仰悲剧》系列；第三，《革命剧》系列；第四，名人传记系列；第五，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虽是一部传记，但对罗兰作品的分析已具备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
关于戏剧，茨威格指出，“罗兰的所有戏剧都是问题戏剧”，剧中人物都表现了正论与反论的对立斗争。主要内容不是活着的人物，而是思想。真正的斗争是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展开的。《圣路易斯》《埃尔特》《七月十四》《群狼》等所涉及的多是“政治、理想、英雄主义、革命方面的问题”，根本不涉及色情问题，故注定要遭到当时观众的攻击和谩骂。茨威格认为要了解罗兰的戏剧作品，“就得了解诞生这些作品的时代”。1870年的普法战争失败在许多法国人心上投下了一片阴影，全民族蒙辱的失望心理和消沉情绪，使人们备感压抑。罗兰的理想和目标是通过戏剧创作担负起神圣的使命，构筑起精神桥梁，从血染的土地上突起，以一种新的精神，“把战后支离破碎，悲痛欲绝的法兰西拯救出来”，“给那些怀疑绝望的人们提供新的信念”。他通过剧作，阐明一种辩证的失败观，让希望代替失望，“安慰人民，使他们的失败感有所减轻”。他通过剧作，“劝法国把失败变成高贵的道德源泉，进而认识到在浸透鲜血的战场上萌发出的精神种子的价值”。罗兰一贯的目的，“不是激起新的民族自尊心，而是谆谆教诲人们培养一种新的自我克制的英勇主义，一种对正义的新的信仰”。也就是要阻止胜败双方可怕的隔阂的复发，从而制止一场新的战争。茨威格认为，罗兰是“被征服者的诗人，绝望者的安抚人，无所畏惧的引导人；在他引导下的世界里，苦难具有积极价值，不幸成了力量的源泉”。遗憾的是，罗兰的戏剧“早写了二十年”，人们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他的戏剧被批评家的敌意和观众的冷淡扼杀了。
关于名人传记，茨威格认为，罗兰的戏剧创作暂时失败了，但他从不轻言放弃，不改变人生信仰，反而苦苦思索着人类的灾难。当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了给人们注入英雄的灵魂，他创作了英雄传记系列。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活，热爱生活。”真正崇高的英雄主义，必须“懂得生活，而且热爱生活”。伟人，光靠经受苦难是不够的，还必须战胜苦难；屈服于生活苦难的人，尤其是逃避生活苦难的人，已打上了失败的烙印。只有在征服苦难中表现出的伟大精神，才令人佩服和憧憬，才能给人以启示和沉思。罗兰说：“贝多芬中年身残造成了命运不济；米开朗琪罗的悲惨命运属于先天不足；托尔斯泰却是精心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创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作品，书写苦难的英雄，用光辉的榜样人物，呼唤英雄主义。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曾向茨威格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22}罗兰有感于当时没有人给大家写书，没有人为大家战斗，当时的欧洲没有一本共同的书。这关系到时代艺术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希望革除这一弊端，不只是为自己的祖国写作，还要为各民族写作。他决心“把人类生活环境的画卷不仅展现给艺术家、学者们观看，还要展现给一切热心于了解生活、了解时代的人们观看”。
罗兰是在欧洲的心脏、各个民族兄弟般友好相处的国家——瑞士的捷尼库伦散步时想象中突然有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随后动笔写作的。最初是从1904年2月至1912年10月在《半月丛刊》上陆续发表的，后出了十卷本的单行本，以后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的两种版本。再后来以四册本的版本出版，罗兰称之为“定本”。他为四册本写了序，在“序”中说：“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这样，整个作品就给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第一册（黎明，清晨，少年）；第二册（反抗，节场）；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23} 毋庸置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兰文学创作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代表作，生活图景广阔生动、现实内容丰富深厚、人道主义精神高昂感人、艺术形象鲜明成功、篇章结构富有音乐性、艺术规模恢弘庞大、艺术魅力激荡心魄……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对世界图景全面描绘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在文学上没有任何依据的蓝本，其丰富多彩的人物和事件，多种多样的鲜明对比，由“音乐”这条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小说的写作，产生于音乐灵感。音乐，“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既是它的核，又是它的壳”。归根结底，小说是一部由音乐灵魂产生的交响曲。小说如果只是按照明显划分的十卷去考虑，是不可能理解作品的结构及其内在建筑艺术的，小说的构造设计技巧“只能通过音乐灵魂去理解”。茨威格认为，它“不只是一本叙事小说，它是一部试图包揽总体的创作，一部带有普遍性的百科全书，一部反复地论述全球性中心问题的巨著。……是伟大的欧洲友谊的英雄交响曲……整个作品是无法用一言一语论定的”。它的内容广泛涉及全人类，它试图包容一切问题，不只是描写他一代人的历史，他论述整个时代的文化史，展现光芒四射的时代精神，还涉及到诗歌艺术、社会主义、音乐美术、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等，“是一部包含了全部人道主义在精神领域的呈体系的著作”。小说把世界历史画卷与心灵的纯洁过程、狂热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既提供了一种宇宙观，也是一部哲学著作，一部宗教小说，一本启示录，一部时代的档案，一部历史著作，还是音乐作品，是一种强大无比的文学表现形式。“它跨越了民族、职业和信仰的界线，具有普遍的、无限的生命。”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开始时似乎是贝多芬。小说的起始几卷中，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正是模仿这位大师的。后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单个音乐家的形象，贝多芬、弗里德曼·巴赫、莫扎特、格鲁克、韩德尔、瓦格纳、雨果·沃尔夫、古斯塔夫·马勒、凯撒·弗朗克……是所有伟大音乐家拼构而成的完美典型，“展现了音乐史上先贤祠里所有贤能的合成形象”。他是古典音乐家和现代音乐家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部音乐的升华，“他的身体特征使我们想起了韩德尔、贝多芬和格鲁克；他的精神状态却是充满活力的，与伟大的作曲家沃尔夫十分相像”。罗兰立足真实生活原型，又毫不犹豫地从伟大人物身上借来了一些特征，匠心独具地把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使得单个人物带上一种新的综合体的特点。约翰·克利斯朵夫继承了德意志活力的精华，奥利维尔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精髓，他们俩相得益彰，象征着两个民族，“他们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两个兄弟民族精神联盟的原型。法国和德国是‘西方的双翅’，欧洲精神将在过去血染的大地上空高高飞翔”。在当时那样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身为法国人的罗兰却以超脱国籍的构想，以一个德国人作为长篇巨著的主人翁，来讴歌民族间的兄弟情谊、赞美欧洲精神。茨威格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不仅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24}。现在终于有了第一部有意描写欧洲的小说，“它第一次提出决定性的号召：建立欧洲的和睦关系”{25}。由于小说深入广大群众，它所起的作用比一切传单和抗议都更有力，且牢固地奠定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
关于政论文，主要是罗兰在那被奴役的混乱时代，发表的多篇呼吁和宣言，被后辈们收集在《超乎混战之上》和《先驱》之中。“一战”中，罗兰单枪匹马地以满腔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只身赴敌，既“向民众的幻想展开猛烈的进攻”，又身单影只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尽人皆知的弥天大谎。虽然这些文章，从艺术观点来看，“显得逊色”。但是，从道德意义来看，却“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到之处”，“他的每一句话都曾经起过钢鞭利剑的作用。”文章所表达的强劲思想和自由精神，对保持自由的少数人物和精神团结的先驱者的赞美，照亮了人们的良心之光，在整个欧洲激发了人们的精神烈焰。所到之处，群情鼎沸，“所产生的既激发又净化了人类灵魂的巨大影响，也许历来任何报刊文章也不能与之相比”。它们集中显示出罗兰“是一个无形的共同欧洲的倡导者”。
茨威格指出，罗兰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除了文学天赋和勤勉，更有赖于他特有的道德、理想、信仰——重新塑造一代人的精神、反对民族仇恨与战争等所激发的常人少有的坚强意志，以及绝无仅有的一身勇气、孤独前行的行动力量。他是以一名世界公民来写作的，他很早就把祖国换成了人类，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而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五、结语
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传记一般由传主生平、个性展示、解释传主三大主要部分构成。茨威格的《罗曼·罗兰》却不拘泥于传主生平历史，而是重在探究罗兰一生所受到的影响，分析罗兰执著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思想信仰，对其文学创作择其要者进行简明扼要的剖析，而贯穿整部传记的则是分析阐释罗兰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解读，勾勒罗兰个性气质、人格发展、性格命运等，彰显其蕴含的人性，揭示其生命的内涵与韵味。把《罗曼·罗兰》称为“评传”，似乎更为切合文本实际。
《罗曼·罗兰》写于一个野蛮、疯狂、失去理性的时代，且是德意志人茨威格为法国人罗曼·罗兰写的传记，显示了不容置辩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具有独特的意义。高尔基称赞它是“绝妙的书”{26}，“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真正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精神魅力的人的出色的书”“这本书使罗兰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更加亲切了。”{27}
茨威格认为，人们曾经敬奉之至的多少座丰碑都已坍塌、破碎，被动荡夷为平地，在一切都行将毁灭，人们出于绝望都准备进行某种逃避的时候，“堪称典范的欧洲人”罗兰“却没有发生动摇”{28}。罗兰用创作和思想竖起的丰碑，挺过枪林弹雨，穿过唇枪舌剑，依然傲然屹立，成了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们，都能从中寻求安慰。“我不相信，当代有哪位艺术家像罗曼·罗兰这样对如此之多的人产生过如此使人净化、如此使人坚强和如此令人感到鼓舞的影响。”{29}茨威格由衷地敬佩和感激罗兰。 罗兰为人们“树立了精神英雄主义的不朽的榜样”，对人们产生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写下的书面文字”。加之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罗兰的精神面貌，更加热爱这位出类拔萃的人。迄今，还有无数人默默地从罗曼·罗兰的身上和文章中汲取力量，并以不同的方式热爱着他。
{1}②④⑨{12}{13}{15}{18}{20}{21}{22}{24}{25} [德]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7页，第226页，第227页，第294页，第230页，第264页，第267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4页，第230页，第226页，第227页。
③ [德]茨威格：《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徐友敬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⑤ [德]茨威格：《罗曼·罗兰》，杨善禄、罗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题献”（文中所引该传记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⑥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⑦ 杨荣：《从身份认同看茨威格之死》，《当代文坛》2014年第2期，第94-99页。
⑧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⑩{11} [苏]纳尔基里耶尔：《传记大师莫洛亚》，靳建国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第193页。
{14} [德]茨威格：《茨威格文集》（6），高中甫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16}{17} ROMAIN ROLLAND.Au-dessus de la mêlée.Paris：Librairie·Paul·Ollendorff，1915：1，36-37.
{19}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第270-275页。
{23}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见《傅雷译文集》（第七卷），傅雷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26}{27} 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臧乐安、范信龙、井勤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第133页。
{28}{29} [德]茨威格：《回归自我》，高中甫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