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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水，据清《读史方舆纪要》载：“在（常宁）县东，自桂阳州流入县界，俱会宜水入湘”，湘江支流。
潭水长，塔山高，山仁水智，自然造化，千百年来孕育出多少志士贤人？
清顺治十四年（1657），32岁的常宁人王祚隆受偏沅巡抚袁廓宇所请，出潭水，泛湘江，登岳麓，掌教岳麓书院。
潭水一脉，书院千年。
35年前，我从潭水河畔来到岳麓山下，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课余常置身千年庭院。斯文在兹，致敬乡贤，何其幸哉！
潭水，倒影里沉淀美丽的乡愁。
潭水，波光中辉映不朽的灵魂。
风雨怜同调
王祚隆（1625-1695），明末清初常宁县南市塘王家（今常宁市三角塘镇市塘村）人，字卜子，号一峰，顺治廪生。
廪生，秀才中的一等。清朝的秀才，考取十分严格，考生通过县试、府试以后，还要通过院试，才能叫秀才，院试则必须由钦派之学政主持。廪生，政府每月给廪食，并有资格被选为贡生。
“王祚隆，才思敏捷，以不合于时，避居武昌。长沙偏沅巡抚袁廓宇奇其才，聘主岳麓书院达7年之久。巡抚高士俊见之，深情赞誉，叹为屈宋种子于今不绝。入都后，又寄书勉其以千秋第一人自待，然竟坎坷不遇以终。著有《易经解》《学庸集》《尘余集》等书传世”——《湖南名人志》对王祚隆的记载虽然仅百字，但高巡抚“屈宋种子”“千秋一人”的赞誉令人肃然起敬！不难想象，高巡抚对王祚隆襟抱才情是何等的赞赏。
然而，王祚隆一生老死书山，未得一官半职。其有《古歌》一首：
美人靓妆度年华，沉吟为我回春妍。
欲言未言心留连，独坐送阴抚素弦。
一曲未終泪潸然，此意为托秋风传。
屈宋种子，千秋一人。美人潸然，秋风传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王祚隆生不逢时的喟叹。
三湘四水，巨泽崇山。楚材斯盛，文气峥嵘。两千多年前，屈原流寓沅湘之地，开创“骚体”这一诗歌形式。屈原洁身自好，一心想追求开明民生的政治，然而事与愿违，他以“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展示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一条延绵千年的文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
潭水无言，塔山不老，见证着王祚隆的行吟与思辨。
但王祚隆并不孤独。
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进行捕杀，王船山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是年冬，王船山从云台山避兵常宁。
清人罗正钧（1855-1919）在《船山师友记》中搜采了船山亲长及并世知闻人士157人。其中常宁人王文俨、殷浴日、王祚隆均有记述。
《常宁县志·流寓》载：王而农先生甲午由南岳移居常宁之西庄源（“源”字应作“园”，则因声致讹）。丙申生子敔。丁酉复返南岳。寓宁三载，为邑人说《春秋》，居游多有题咏。
王船山，字而农，号薑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在《薑斋文集·殷浴日时艺序》有云：“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侄子之恸，浴日拂拭而慰之。”王船山《五十自定稿》丁酉有《西庄源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首》，皆可互为佐证。
因王船山避地常宁，主王文俨家，饮食皆为文俨供瞻之。王祚隆与王文俨同邑，或亦同族，而且心性相通，自然与王船山多有交集。
王船山在常宁讲授《周易》，完成《老子衍》。期间，王祚隆应与王船山多有砥砺，从而写成《易经解》。
《酬王薑斋先生》一诗无疑是王祚隆与比自己年长6岁的王船山心心相印、引为同道、互为知己的真实写照：
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
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
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
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
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照。
途长时亦艰，出处各自劭。
清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三年（1654-1664），诗人张芳任常宁知县，得知王船山寓居常宁，想登门拜访而不得见，曾作《与王而农书》云：王先生芳名飞于大江南，某龊龊湖湘且十年，书简未一相及，虽私心愿言，难觊识面，而鄙人之不足与纳履结袜，固可知矣。张芳在书之结尾盛赞王船山，“以王先生学解深源，物莫之窥，年未五十，著述大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旦暮遇之，必可期也。虽井中铁函，不以当河汾之论著矣。何时得一披帷览秘，极论天人之际哉。”
清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部下命王船山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王船山作《祓禊赋》，抒发对吴三桂称帝的鄙视。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币见王船山，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王船山以“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自署南岳遗民。
由是观之，王祚隆敬慕王船山“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的高洁孤傲，也是以船山先生作为自己的人格典范，故彼此“风雨怜同调”，素心相照，别后亦能遥相劝勉。
潭水有幸，“美人”归来。王祚隆借用屈原笔下的“美人”称誉王船山，亦为自喻，表达了自己对屈原精神的自觉继承、推崇与弘扬。
“中国古代文人有两条命，一个是生命，一个是使命。”自屈原以来，他们所坚守的“气节”与担当，成为历代文人秉承的精神图腾。
澄怀共此清
鉴于明末书院活跃，学术自由，许多士大夫借兴办书院聚党讲学、清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朝政的教训，清初严禁设立书院。 清顺治九年（1652），在全国学校明伦堂立清朝第一例学规禁例卧碑《训士卧碑文》。圣谕云：“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书院禁令。不仅禁止书院，而且还要求对各地官学生员严加管束，不许出现类似书院中的现象。同年又颁布条规，刻于石碑，立于各地官学的明伦堂前。《条规》的第六条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王船山对清初抑制书院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书院为可毁，不得与琳宫梵宇之庄严而并峙;以讲学为必禁，不得与丹灶刹竿之幻术而偕行。非妒贤病国之小人，谁忍为此戕贼仁义之峻法哉！”
王船山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以朱张为宗”的湖湘学统深刻影响了王船山。
清代学者刘献廷（1648-1695）称赞王船山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王氏之学的崛起与显扬，当得之于湖南书院的发展。此后，岳麓书院又因王船山而继往开来，光大卓立，造就了近代以来湖湘士风的独领风骚。
青年王祚隆“才而敏”“名动公卿”，早早迎来了人生的高点。就在他踏入岳麓书院的这一年，清廷对书院的禁令已经松动，聘请他的偏沅巡抚袁廓宇修复石鼓书院的请求也得到朝廷批准。袁廓宇在奏疏中慨言：“臣职是土，日切图维，必使一道同风，修明往学。——复集诸生，岁时课艺，以敦教化之本，续先圣之绪。”这是清代中央政府第一次允许恢复书院，奠定了清初湖南对书院发展的重要贡獻。
王祚隆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应是被赋予了重振书院的历史责任。王祚隆也立志为岳麓书院翻开新的一页。他在《魏禹湘督成岳麓书院赋赠》中慨然有志于天下：
水有蛟龙山有鷟，一代奇人开岳麓。
只今七十如三十，谈笑春风清似穆。
一时协力噪星城，慷当以慷喜推腹。
巨灵创起辟蚕丛，千祀名山应图箓。
创者何人圮者谁，宋元明代皆碌碌。
上日简任得其人，弼予咨汝转天轴。
三朝丕绩一朝成，八旬千仞何奇速。
只此贤劳报必昌，有子七人世其福。
我来书院听笙簧，食苹食蒿皆呦鹿。
有龙还使岳江深，有鷟还使岳山矗。
携君诸嗣过天门，万里长风起飞瀑。
担任山长的王祚隆治学严谨，反对墨守陈规，倡导学以致用，要求弟子应有所超越，进一步彰显出湖湘士风经世济时，务实求新的独特品质。他的《书怀》即可为证：
太平策拟穷途献，故国田无归日耘。
昨夜删诗留栗里，他年续史绌河汾。
古人纸上多生气，我辈胸中怕宿氛。
注脚六经无一字，直从太素想氤氲。
王祚隆治学之风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运用经书的基本精神于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之中，对经书作新的解释和阐发，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故能“坐集千古之智”，成为谭嗣同所说的“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长达七年的山长职上，王祚隆冀望重整书院彻夜不息的灯光，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黑夜里，无从查考。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称：“岳麓书院在顺治、康熙之际的讲学授受历史仍然几近空白。或许，这就是在‘卧碑’压制之下，书院状况的真实历史写照：无法大有作为，维持而已。”
个体的力量也许永远无法冲破时代的蛛网。七年的山长时光猝然飘逝，王祚隆编织的宏图愿景仍然如水中月、镜中花。他在《春日游麓》中抒怀：
为寻岳麓惜年华，一片闲心望转赊。
岭处莺声啼不住，空山惟有杜鹃花。
岳麓巍巍，湘水汤汤。王祚隆之后，“湖南自王夫之以学术闻天下，文炤继起，名与之埒”的李文炤和与王船山、王闿运、王先谦并称湖南“四王”的王文清先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他们冲破朝廷“卧碑”强制性条文的牢笼，扬弃朱子岳麓教条，制定颁行《岳麓书院学规》。“卧碑”中“勿亡行辨难”的教条已被新学规提倡诸生“共相切磋”，师生“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所取代。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更为精炼，共18条，至今犹存岳麓书院的石刻碑文上，这对于岳麓书院辨难求真学风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每次去岳麓书院，我都会伫立在碑文前，用心读一遍《岳麓书院学规》。学规言简意赅，朴实无华，条条切中时弊。注重生徒的道德品格教育，一直是岳麓书院的传统。即使在讲学习方法的条文中也贯穿融合了德育的内容。
正如余秋雨在《山间庭院》中感叹：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其实就是士子文化人格的冶炼所。
作赋我登楼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收录有王祚隆诗作，言其“有《岳麓诗草》《半山草》《长沙吟》《楚江吟》《讲舍塵余》《桑阴晚啸》《荆游唱和》《洞庭杂咏》诸集。卜子以诸生主讲岳麓七年之久，与曹鸣佩同，而俱不以为泰，吾楚当日士风之醇如此。全集未见。近其五世从孙宗骆搜刊《一峰遗草》，为上下二卷。其诗清拔有余，风格少逊。今择其沉着者存之。得十四首。”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谈诗的风格：沉着——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那些“沉着”的诗文，应该是王祚隆心境的写照。其《偕祚宁、祚长两弟过岳阳，风雨不得登楼》心绪黯然，跃然纸上：
城上亭亭隐翠微，去舟空自啸崔嵬。
沧桑五载人谁在，烟雨一楼鸟不飞。
歧路看山风景异，老年作客素心违。
由来登眺皆人事，且与群鸥暂息机。
其《月夜泊衡》亦如是：
水天一色浮空际，古渡寥寥烟雾深。
夜静潮生人语寂，江平沙阔雁声沉。
临风醉影淡相对，忆旧闲情感不禁。
山寺老僧应未睡，拨炉煨芋耐孤吟。
《月夜泊衡》附王祚隆自注：“悲王木庵”。
王木庵，生平无考。但一个“悲”字，应是王祚隆同病相怜之叹。老僧未睡，煨芋孤吟。诗人有感于唐代李泌南岳“食芋得相”的传说，更觉世事沧桑，人生悲凉。
一首《九日送别余西崖》铿锵激越，虽壮志难酬，然热血犹在。
三年为滞客，九日送孤舟。
篱菊无人问，湘云何处秋。
渡江君击楫，作赋我登楼。
莫尽河桥醉，离尊易白头。
祖逖统兵北伐，渡江中流，拍击船桨，立誓收复中原的故事让王祚隆燃烧起青春的火把。
王船山也有一首《赠余西崖谁园》，诗曰：
阴翠凝竹凉，绿烟飞在兹。
乘秋宜微寻，得侣无后时。
使君乌衣旧，投情固不辞。
盈盈钟阜雪，北映邗沟涯。
夙昔故乡心，今者良会期。
鸿鹄薄天径，鷽鸠归故枝。
问己无殊轸，惟君寄遥思。
可以想见，王船山、王祚隆、余西崖三人曾多么的意气相投，他们的天下情怀、担当意识和入世精神彰显了传统士大夫的风貌。然而，“兴亡多事天难定”，王船山最终走进了旷古荒凉的石船山谷地，筑湘西草堂，潜心于从理论上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此作为文化图存的最后绝地。王祚隆也“终身以著书为乐”，终老林泉。
潭水不息，斯人常在。沒有多少文字去渲染王祚隆的功德，没有等身的诗文去炫耀王祚隆的才情。仅有的三五行诗句，可窥见王祚隆与船山先生圣洁的情谊和志向，可证见王祚隆的傲骨与高洁。才而敏，让年轻的王祚隆如日中天，辉耀湖湘;高而洁，让故去的王祚隆如浪涛潭水，默默静流，永远，永远……
夏义生，湖南常宁人，文学博士，文创一级，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
责任编辑 冯祉艾
潭水长，塔山高，山仁水智，自然造化，千百年来孕育出多少志士贤人？
清顺治十四年（1657），32岁的常宁人王祚隆受偏沅巡抚袁廓宇所请，出潭水，泛湘江，登岳麓，掌教岳麓书院。
潭水一脉，书院千年。
35年前，我从潭水河畔来到岳麓山下，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课余常置身千年庭院。斯文在兹，致敬乡贤，何其幸哉！
潭水，倒影里沉淀美丽的乡愁。
潭水，波光中辉映不朽的灵魂。
风雨怜同调
王祚隆（1625-1695），明末清初常宁县南市塘王家（今常宁市三角塘镇市塘村）人，字卜子，号一峰，顺治廪生。
廪生，秀才中的一等。清朝的秀才，考取十分严格，考生通过县试、府试以后，还要通过院试，才能叫秀才，院试则必须由钦派之学政主持。廪生，政府每月给廪食，并有资格被选为贡生。
“王祚隆，才思敏捷，以不合于时，避居武昌。长沙偏沅巡抚袁廓宇奇其才，聘主岳麓书院达7年之久。巡抚高士俊见之，深情赞誉，叹为屈宋种子于今不绝。入都后，又寄书勉其以千秋第一人自待，然竟坎坷不遇以终。著有《易经解》《学庸集》《尘余集》等书传世”——《湖南名人志》对王祚隆的记载虽然仅百字，但高巡抚“屈宋种子”“千秋一人”的赞誉令人肃然起敬！不难想象，高巡抚对王祚隆襟抱才情是何等的赞赏。
然而，王祚隆一生老死书山，未得一官半职。其有《古歌》一首：
美人靓妆度年华，沉吟为我回春妍。
欲言未言心留连，独坐送阴抚素弦。
一曲未終泪潸然，此意为托秋风传。
屈宋种子，千秋一人。美人潸然，秋风传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王祚隆生不逢时的喟叹。
三湘四水，巨泽崇山。楚材斯盛，文气峥嵘。两千多年前，屈原流寓沅湘之地，开创“骚体”这一诗歌形式。屈原洁身自好，一心想追求开明民生的政治，然而事与愿违，他以“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展示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一条延绵千年的文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
潭水无言，塔山不老，见证着王祚隆的行吟与思辨。
但王祚隆并不孤独。
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进行捕杀，王船山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是年冬，王船山从云台山避兵常宁。
清人罗正钧（1855-1919）在《船山师友记》中搜采了船山亲长及并世知闻人士157人。其中常宁人王文俨、殷浴日、王祚隆均有记述。
《常宁县志·流寓》载：王而农先生甲午由南岳移居常宁之西庄源（“源”字应作“园”，则因声致讹）。丙申生子敔。丁酉复返南岳。寓宁三载，为邑人说《春秋》，居游多有题咏。
王船山，字而农，号薑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在《薑斋文集·殷浴日时艺序》有云：“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侄子之恸，浴日拂拭而慰之。”王船山《五十自定稿》丁酉有《西庄源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首》，皆可互为佐证。
因王船山避地常宁，主王文俨家，饮食皆为文俨供瞻之。王祚隆与王文俨同邑，或亦同族，而且心性相通，自然与王船山多有交集。
王船山在常宁讲授《周易》，完成《老子衍》。期间，王祚隆应与王船山多有砥砺，从而写成《易经解》。
《酬王薑斋先生》一诗无疑是王祚隆与比自己年长6岁的王船山心心相印、引为同道、互为知己的真实写照：
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
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
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
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
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照。
途长时亦艰，出处各自劭。
清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三年（1654-1664），诗人张芳任常宁知县，得知王船山寓居常宁，想登门拜访而不得见，曾作《与王而农书》云：王先生芳名飞于大江南，某龊龊湖湘且十年，书简未一相及，虽私心愿言，难觊识面，而鄙人之不足与纳履结袜，固可知矣。张芳在书之结尾盛赞王船山，“以王先生学解深源，物莫之窥，年未五十，著述大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旦暮遇之，必可期也。虽井中铁函，不以当河汾之论著矣。何时得一披帷览秘，极论天人之际哉。”
清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部下命王船山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王船山作《祓禊赋》，抒发对吴三桂称帝的鄙视。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币见王船山，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王船山以“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自署南岳遗民。
由是观之，王祚隆敬慕王船山“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的高洁孤傲，也是以船山先生作为自己的人格典范，故彼此“风雨怜同调”，素心相照，别后亦能遥相劝勉。
潭水有幸，“美人”归来。王祚隆借用屈原笔下的“美人”称誉王船山，亦为自喻，表达了自己对屈原精神的自觉继承、推崇与弘扬。
“中国古代文人有两条命，一个是生命，一个是使命。”自屈原以来，他们所坚守的“气节”与担当，成为历代文人秉承的精神图腾。
澄怀共此清
鉴于明末书院活跃，学术自由，许多士大夫借兴办书院聚党讲学、清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朝政的教训，清初严禁设立书院。 清顺治九年（1652），在全国学校明伦堂立清朝第一例学规禁例卧碑《训士卧碑文》。圣谕云：“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书院禁令。不仅禁止书院，而且还要求对各地官学生员严加管束，不许出现类似书院中的现象。同年又颁布条规，刻于石碑，立于各地官学的明伦堂前。《条规》的第六条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王船山对清初抑制书院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书院为可毁，不得与琳宫梵宇之庄严而并峙;以讲学为必禁，不得与丹灶刹竿之幻术而偕行。非妒贤病国之小人，谁忍为此戕贼仁义之峻法哉！”
王船山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以朱张为宗”的湖湘学统深刻影响了王船山。
清代学者刘献廷（1648-1695）称赞王船山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王氏之学的崛起与显扬，当得之于湖南书院的发展。此后，岳麓书院又因王船山而继往开来，光大卓立，造就了近代以来湖湘士风的独领风骚。
青年王祚隆“才而敏”“名动公卿”，早早迎来了人生的高点。就在他踏入岳麓书院的这一年，清廷对书院的禁令已经松动，聘请他的偏沅巡抚袁廓宇修复石鼓书院的请求也得到朝廷批准。袁廓宇在奏疏中慨言：“臣职是土，日切图维，必使一道同风，修明往学。——复集诸生，岁时课艺，以敦教化之本，续先圣之绪。”这是清代中央政府第一次允许恢复书院，奠定了清初湖南对书院发展的重要贡獻。
王祚隆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应是被赋予了重振书院的历史责任。王祚隆也立志为岳麓书院翻开新的一页。他在《魏禹湘督成岳麓书院赋赠》中慨然有志于天下：
水有蛟龙山有鷟，一代奇人开岳麓。
只今七十如三十，谈笑春风清似穆。
一时协力噪星城，慷当以慷喜推腹。
巨灵创起辟蚕丛，千祀名山应图箓。
创者何人圮者谁，宋元明代皆碌碌。
上日简任得其人，弼予咨汝转天轴。
三朝丕绩一朝成，八旬千仞何奇速。
只此贤劳报必昌，有子七人世其福。
我来书院听笙簧，食苹食蒿皆呦鹿。
有龙还使岳江深，有鷟还使岳山矗。
携君诸嗣过天门，万里长风起飞瀑。
担任山长的王祚隆治学严谨，反对墨守陈规，倡导学以致用，要求弟子应有所超越，进一步彰显出湖湘士风经世济时，务实求新的独特品质。他的《书怀》即可为证：
太平策拟穷途献，故国田无归日耘。
昨夜删诗留栗里，他年续史绌河汾。
古人纸上多生气，我辈胸中怕宿氛。
注脚六经无一字，直从太素想氤氲。
王祚隆治学之风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运用经书的基本精神于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之中，对经书作新的解释和阐发，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故能“坐集千古之智”，成为谭嗣同所说的“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长达七年的山长职上，王祚隆冀望重整书院彻夜不息的灯光，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黑夜里，无从查考。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称：“岳麓书院在顺治、康熙之际的讲学授受历史仍然几近空白。或许，这就是在‘卧碑’压制之下，书院状况的真实历史写照：无法大有作为，维持而已。”
个体的力量也许永远无法冲破时代的蛛网。七年的山长时光猝然飘逝，王祚隆编织的宏图愿景仍然如水中月、镜中花。他在《春日游麓》中抒怀：
为寻岳麓惜年华，一片闲心望转赊。
岭处莺声啼不住，空山惟有杜鹃花。
岳麓巍巍，湘水汤汤。王祚隆之后，“湖南自王夫之以学术闻天下，文炤继起，名与之埒”的李文炤和与王船山、王闿运、王先谦并称湖南“四王”的王文清先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他们冲破朝廷“卧碑”强制性条文的牢笼，扬弃朱子岳麓教条，制定颁行《岳麓书院学规》。“卧碑”中“勿亡行辨难”的教条已被新学规提倡诸生“共相切磋”，师生“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所取代。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更为精炼，共18条，至今犹存岳麓书院的石刻碑文上，这对于岳麓书院辨难求真学风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每次去岳麓书院，我都会伫立在碑文前，用心读一遍《岳麓书院学规》。学规言简意赅，朴实无华，条条切中时弊。注重生徒的道德品格教育，一直是岳麓书院的传统。即使在讲学习方法的条文中也贯穿融合了德育的内容。
正如余秋雨在《山间庭院》中感叹：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其实就是士子文化人格的冶炼所。
作赋我登楼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收录有王祚隆诗作，言其“有《岳麓诗草》《半山草》《长沙吟》《楚江吟》《讲舍塵余》《桑阴晚啸》《荆游唱和》《洞庭杂咏》诸集。卜子以诸生主讲岳麓七年之久，与曹鸣佩同，而俱不以为泰，吾楚当日士风之醇如此。全集未见。近其五世从孙宗骆搜刊《一峰遗草》，为上下二卷。其诗清拔有余，风格少逊。今择其沉着者存之。得十四首。”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谈诗的风格：沉着——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那些“沉着”的诗文，应该是王祚隆心境的写照。其《偕祚宁、祚长两弟过岳阳，风雨不得登楼》心绪黯然，跃然纸上：
城上亭亭隐翠微，去舟空自啸崔嵬。
沧桑五载人谁在，烟雨一楼鸟不飞。
歧路看山风景异，老年作客素心违。
由来登眺皆人事，且与群鸥暂息机。
其《月夜泊衡》亦如是：
水天一色浮空际，古渡寥寥烟雾深。
夜静潮生人语寂，江平沙阔雁声沉。
临风醉影淡相对，忆旧闲情感不禁。
山寺老僧应未睡，拨炉煨芋耐孤吟。
《月夜泊衡》附王祚隆自注：“悲王木庵”。
王木庵，生平无考。但一个“悲”字，应是王祚隆同病相怜之叹。老僧未睡，煨芋孤吟。诗人有感于唐代李泌南岳“食芋得相”的传说，更觉世事沧桑，人生悲凉。
一首《九日送别余西崖》铿锵激越，虽壮志难酬，然热血犹在。
三年为滞客，九日送孤舟。
篱菊无人问，湘云何处秋。
渡江君击楫，作赋我登楼。
莫尽河桥醉，离尊易白头。
祖逖统兵北伐，渡江中流，拍击船桨，立誓收复中原的故事让王祚隆燃烧起青春的火把。
王船山也有一首《赠余西崖谁园》，诗曰：
阴翠凝竹凉，绿烟飞在兹。
乘秋宜微寻，得侣无后时。
使君乌衣旧，投情固不辞。
盈盈钟阜雪，北映邗沟涯。
夙昔故乡心，今者良会期。
鸿鹄薄天径，鷽鸠归故枝。
问己无殊轸，惟君寄遥思。
可以想见，王船山、王祚隆、余西崖三人曾多么的意气相投，他们的天下情怀、担当意识和入世精神彰显了传统士大夫的风貌。然而，“兴亡多事天难定”，王船山最终走进了旷古荒凉的石船山谷地，筑湘西草堂，潜心于从理论上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此作为文化图存的最后绝地。王祚隆也“终身以著书为乐”，终老林泉。
潭水不息，斯人常在。沒有多少文字去渲染王祚隆的功德，没有等身的诗文去炫耀王祚隆的才情。仅有的三五行诗句，可窥见王祚隆与船山先生圣洁的情谊和志向，可证见王祚隆的傲骨与高洁。才而敏，让年轻的王祚隆如日中天，辉耀湖湘;高而洁，让故去的王祚隆如浪涛潭水，默默静流，永远，永远……
夏义生，湖南常宁人，文学博士，文创一级，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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