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东西的第一本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这是他20多年来散文创作的一次总集结。
东西的散文无论是追忆故乡、谈论文学，还是记叙游历、为人物立传，都紧紧扣住“情感”二字，在创作中始终跟踪自我真实的情感，或书写友人印象中的喜怒哀乐，或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感怀，对人文地理的文学想象，并通过人类情感缺失的普遍性的揭示，强调挖掘“内心的秘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故乡的深情回望
“故乡回望”系列是体现作者怀乡情绪的篇章，东西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寄托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作者对故乡的自然山水的摹写中，也渗透在关于故乡的人与事的深情叙说里。
《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母亲在身边的时候，作者时时会感觉到故乡的气息，因为母亲就是故乡的象征，母亲的话语覆盖了故乡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母亲离开“我”之后，故乡的一切便直逼“我”的内心，此时的故乡“像我的外婆，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如今，故乡代替了母亲，故乡的天空、草地、树、牛、山坡上的玉米棒子，还有村民的白发和脸上皱纹，无不带着母亲的影子萦绕在作家的脑际。以至于“我跟他们(村民)说粮食，谈学费，讨论从交祥村拉自来水，研究怎样守住被邻村抢占的地盘，仿佛是在讨好我的母亲”。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为作者对母亲的那份深深的眷念之情而感动。文章以母亲的形象来体认和呈现故乡的人事与自然景物，反过来，又以故乡的人事与自然景物来怀念母亲，传达了一种亲情与乡情互相辉映互相缠绕的情感经验。
在回望故乡时，东西大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以童年的视角和回望的姿态直接诉诸乡土的童年经验。那口泛着死亡气息的“水井”(《记忆水》)，村头村尾零星的“鞭炮声”和“剁肉的声音”(《远去的年》)，坐在前桌的女同学那“乌黑的长辫”……这些带着乡村气息和童年意绪的意象，都是作者阐释故乡情结的注解，凝聚着作者浓浓的乡情和愁绪。同时，我们也从作品对意象的阐释中，可以领会到作家对命运的追问、对苦难的悲悯、对生命的形而上的思索。
身体与心灵的文学感应
东西认为，有觉悟的写作者都“呼唤心灵”，主张“用心灵写作”。同时，东西提倡“身体写作”，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的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由此，作家必须把自己当作“一部生活的接受机”和“情感的试验器”。人类情感体验与身体反应的通约性，又使东西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读者意识。东西在《小说的魔力》中提到，如果要抓住读者，作家不仅要具备超越生活的想象力，还要正确处理倾诉和聆听的关系。文章从接受学的角度，指出当前文学失去读者的根源，从而强调文学回归艺术本源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化潮流的无孔不入，情感的本义在当今社会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东西结合自身的文学实践，敏锐地指出当前社会中的情感严重缺失的可悲现状。作者以《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痛苦比赛》等小说的创作的审美动机为例，深怀忧虑地指出现代社会的精神病象，以及情感的商业化、游戏化尴尬情状，从而提出回归人类健康情感和健康心理的殷切期待。在所有阐释“情感”的创作谈中，《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无疑是最集中最典型的一篇，作者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展示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情感不断地被稀释的质变历程。市场经济对人从外到内的改造，使人类最初的那种纯正、清澈的情感处于日渐式微的状态，“敏感”、“害羞”、“同情”等词语被现代人从心里放逐。通过现象的列举，笔锋直指问题的要害，在令人警醒之余，让读者不能不佩服作家直抵灵魂的洞见和敏锐的观察力。
人生之旅与文化之旅
东西的游记散文不是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照相式摹写，也不是登山临水的零碎感念和心境的直露表白，而是渗透着作家深层的情感体验和丰盈的生命体悟，蕴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比想象多一点》为例，东西的笔触不啻于景点的感官印象层次的勾勒，也不仅仅停留在情致恣肆和闲散不羁的情感层次，而是突入城市的灵魂的内部，展开作家对水墨桂林的文学想象。文章从山人手，作者的观察视点由外而内，既写桂林山峰的外部的独特构造和自然气候，又写到山峰内部所隐藏的“秘密”。然后转入对水的描述，写到两江四湖赐予桂林以秀美的特质。在这里，作者笔锋陡转，指向桂林的历史和文化，直抵城市的精神内核。山水的阴柔和秀美，并未理所当然地造就桂林人的绵软和温柔的个性，倒是山的巍峨与雄浑构成了桂林人的文化基因，使他们体内充溢者反叛的能量、血性与阳刚之气。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发动抗击日寇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桂林战役中，曾上演了八百名桂军伤兵在七星岩抵抗日军，终因弹尽粮绝而慷慨就义的壮举。这使我想起余秋雨的名篇《白发苏州》，桂林山水的秀美之于桂军的悲壮，犹如苏州的阴柔灵秀之于阉党之乱。作为文化散文，二者异曲同工，其笔触都相当自觉地向历史的纵深掘进，向文化的根部掘进，钩沉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揭示出这个城市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人文视野中的人物传
东西的散文中有一类以与作者本人关系甚密的诗人、作家和编辑为审美观照对象，为读者呈现了艺术家在创作之外的生活场景和人生遭际。他把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纳入审美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一批艺术家的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所持有的人生观念和艺术信仰，为读者将艺术家的诗性人格与日常人格进行对照提供了可能，进而为读者深层解读和把握艺术家的文本信息提供了重要参照。
比如，《凡一平的流言飞语》充分展现了东西出众的幽默才华。作者借助诙谐甚至调侃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与作家文本世界构成极大反差的形象。《常哥》则以人物游戏式的人生态度为着眼点，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细节向精神内部拓展，戏剧家常剑钧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其文风心性也跃然纸上。这类作品皆为作者与所写人物精神碰撞的结果。
在写作中，东西试图让自己的心扉最大程度地敞开，感受人物的生命的律动和心灵的呼吸。《阳光男人杨克》在列数诗人杨克诗歌创作的重大成就之后，再通过逆向式描述，表现了杨克平易近人、蔼然可掬的诗人品质。接着，作者又写到杨克的个性与气质，认为杨克的“乐”永远大于“忧”，诗人对诗、对人生的乐观心态赋予了他青春常驻的精神面貌。
东西的散文无论是追忆故乡、谈论文学，还是记叙游历、为人物立传，都紧紧扣住“情感”二字，在创作中始终跟踪自我真实的情感，或书写友人印象中的喜怒哀乐，或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感怀，对人文地理的文学想象，并通过人类情感缺失的普遍性的揭示，强调挖掘“内心的秘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故乡的深情回望
“故乡回望”系列是体现作者怀乡情绪的篇章，东西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寄托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作者对故乡的自然山水的摹写中，也渗透在关于故乡的人与事的深情叙说里。
《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母亲在身边的时候，作者时时会感觉到故乡的气息，因为母亲就是故乡的象征，母亲的话语覆盖了故乡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母亲离开“我”之后，故乡的一切便直逼“我”的内心，此时的故乡“像我的外婆，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如今，故乡代替了母亲，故乡的天空、草地、树、牛、山坡上的玉米棒子，还有村民的白发和脸上皱纹，无不带着母亲的影子萦绕在作家的脑际。以至于“我跟他们(村民)说粮食，谈学费，讨论从交祥村拉自来水，研究怎样守住被邻村抢占的地盘，仿佛是在讨好我的母亲”。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为作者对母亲的那份深深的眷念之情而感动。文章以母亲的形象来体认和呈现故乡的人事与自然景物，反过来，又以故乡的人事与自然景物来怀念母亲，传达了一种亲情与乡情互相辉映互相缠绕的情感经验。
在回望故乡时，东西大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以童年的视角和回望的姿态直接诉诸乡土的童年经验。那口泛着死亡气息的“水井”(《记忆水》)，村头村尾零星的“鞭炮声”和“剁肉的声音”(《远去的年》)，坐在前桌的女同学那“乌黑的长辫”……这些带着乡村气息和童年意绪的意象，都是作者阐释故乡情结的注解，凝聚着作者浓浓的乡情和愁绪。同时，我们也从作品对意象的阐释中，可以领会到作家对命运的追问、对苦难的悲悯、对生命的形而上的思索。
身体与心灵的文学感应
东西认为，有觉悟的写作者都“呼唤心灵”，主张“用心灵写作”。同时，东西提倡“身体写作”，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的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由此，作家必须把自己当作“一部生活的接受机”和“情感的试验器”。人类情感体验与身体反应的通约性，又使东西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读者意识。东西在《小说的魔力》中提到，如果要抓住读者，作家不仅要具备超越生活的想象力，还要正确处理倾诉和聆听的关系。文章从接受学的角度，指出当前文学失去读者的根源，从而强调文学回归艺术本源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化潮流的无孔不入，情感的本义在当今社会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东西结合自身的文学实践，敏锐地指出当前社会中的情感严重缺失的可悲现状。作者以《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痛苦比赛》等小说的创作的审美动机为例，深怀忧虑地指出现代社会的精神病象，以及情感的商业化、游戏化尴尬情状，从而提出回归人类健康情感和健康心理的殷切期待。在所有阐释“情感”的创作谈中，《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无疑是最集中最典型的一篇，作者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展示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情感不断地被稀释的质变历程。市场经济对人从外到内的改造，使人类最初的那种纯正、清澈的情感处于日渐式微的状态，“敏感”、“害羞”、“同情”等词语被现代人从心里放逐。通过现象的列举，笔锋直指问题的要害，在令人警醒之余，让读者不能不佩服作家直抵灵魂的洞见和敏锐的观察力。
人生之旅与文化之旅
东西的游记散文不是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照相式摹写，也不是登山临水的零碎感念和心境的直露表白，而是渗透着作家深层的情感体验和丰盈的生命体悟，蕴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比想象多一点》为例，东西的笔触不啻于景点的感官印象层次的勾勒，也不仅仅停留在情致恣肆和闲散不羁的情感层次，而是突入城市的灵魂的内部，展开作家对水墨桂林的文学想象。文章从山人手，作者的观察视点由外而内，既写桂林山峰的外部的独特构造和自然气候，又写到山峰内部所隐藏的“秘密”。然后转入对水的描述，写到两江四湖赐予桂林以秀美的特质。在这里，作者笔锋陡转，指向桂林的历史和文化，直抵城市的精神内核。山水的阴柔和秀美，并未理所当然地造就桂林人的绵软和温柔的个性，倒是山的巍峨与雄浑构成了桂林人的文化基因，使他们体内充溢者反叛的能量、血性与阳刚之气。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发动抗击日寇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桂林战役中，曾上演了八百名桂军伤兵在七星岩抵抗日军，终因弹尽粮绝而慷慨就义的壮举。这使我想起余秋雨的名篇《白发苏州》，桂林山水的秀美之于桂军的悲壮，犹如苏州的阴柔灵秀之于阉党之乱。作为文化散文，二者异曲同工，其笔触都相当自觉地向历史的纵深掘进，向文化的根部掘进，钩沉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揭示出这个城市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人文视野中的人物传
东西的散文中有一类以与作者本人关系甚密的诗人、作家和编辑为审美观照对象，为读者呈现了艺术家在创作之外的生活场景和人生遭际。他把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纳入审美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一批艺术家的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所持有的人生观念和艺术信仰，为读者将艺术家的诗性人格与日常人格进行对照提供了可能，进而为读者深层解读和把握艺术家的文本信息提供了重要参照。
比如，《凡一平的流言飞语》充分展现了东西出众的幽默才华。作者借助诙谐甚至调侃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与作家文本世界构成极大反差的形象。《常哥》则以人物游戏式的人生态度为着眼点，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细节向精神内部拓展，戏剧家常剑钧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其文风心性也跃然纸上。这类作品皆为作者与所写人物精神碰撞的结果。
在写作中，东西试图让自己的心扉最大程度地敞开，感受人物的生命的律动和心灵的呼吸。《阳光男人杨克》在列数诗人杨克诗歌创作的重大成就之后，再通过逆向式描述，表现了杨克平易近人、蔼然可掬的诗人品质。接着，作者又写到杨克的个性与气质，认为杨克的“乐”永远大于“忧”，诗人对诗、对人生的乐观心态赋予了他青春常驻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