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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十七年》在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等方面，都提供了确切的知识和洞见。研究者通世事、达人情，对人的选择和行动有同情的理解，他的理论是有温度的，他的分析有时剥皮见骨，直指人心。”
某日，到红强办公室闲聊，才知道他的大作已出版，随即向他索书。这位老兄好不抠门，磨蹭半天才从柜里摸出本递我。我开玩笑：“题个名吧!”这哥们哈哈大笑，写了一句：“丁波兄弟一笑。”题签颇有点“江湖”气!用了几个晚上展读这部《(人民文学)十七年》，不禁暗叹：红强的大作为我们呈现的也正是“《人民文学》的江湖”。
这是一个怎样的江湖呢?
正如作者所言，《人民文学》“生而权威”。在创刊伊始，毛泽东应《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的“请示”，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茅盾还请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转请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作者在此却有深刻的挖掘，他指出：“郭沫若题写刊名这一事件，似乎隐喻着文学赢得权力资本的另一种更为隐蔽性的方式，或者说它是新中国的政权力量抵达文学对象所采用的转换方式。”在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就被中央以内部决议的方式塑造为文化界的领袖，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具象化的、最高的形态。因此，“题写刊名事件中的郭沫若，其实可理解为政权力量以隐蔽的‘转换方式’渗透文学，在赐予文学以权力资本对对文学进行‘规约’所采纳的一种华丽形式。”
此外，作为文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也自然被纳入到了党领导下的组织秩序和程序中，茅盾、艾青成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正、副主编，是经过文协全国委员会选举和党组织批准的。《人民文学》创刊时的登记人，既不是主编茅盾，也不是文协中人，而是时任出版工作委员会、分管出版工作的黄洛峰。黄洛峰何许人也?黄洛峰，1949年前为三联书店的经理，1949年后被任命为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管出版工作，1949年11月，任国家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所以，《人民文学》“生而权威”。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学界的“江湖”起伏跌宕，“江湖”中的“权威”有起有落。《人民文学》的日子有时也不好过。作者在“期刊群体之间的等级性秩序”一节中，试图为读者重现风浪中的《人民文学》，其中《人民文学》与《文艺报》之间的风波颇具代表性。《文艺报》代表着文协的上级机关文联的意志，有对下属协会机关刊物的批评责任，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权力性“宗派”关系，这种宗派关系，主要来自于主事者之间的差异：“胡乔木与周扬，周扬与丁玲，丁玲与艾青、茅盾，相互之间的人生经验、个人性格、文学理想都有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在1951年文艺整风进行时，正如艾青的戏言：“《人民文学》发表什么，《文艺报》批判什么。”两方的明争暗斗，最终以《人民文学》1952年2月号上登出“休刊启事”告一段落，当1952年3、4月合刊号面世时，丁玲已经取代了艾青，成了《人民文学》副主编，艾青只是列名于编委，这期刊物上出现了“三反、五反特辑”。
作者在挖掘《人民文学》外面的“江湖”的同时，更关注其内部的“江湖”。“《人民文学》的内部生产机制”一章，着重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编辑群体的选择；二、稿件内容的选择；三、作者群体的选择，三个方面环环相扣，编辑的取向，直接决定着作者和稿件内容的选择。编辑群体中，主编的地位最为核心，主编的选择对刊物影响最为直接。作者对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主编的六次更迭给予了重点关注，从几个方面探案式地追寻主编更迭背后的故事。主编更迭与“问题作品”，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指出，“每一任主编在位时都有‘问题作品’，新一任主编在上任之初，往往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开始，但不久就重蹈前任的覆辙。这既显示出主编在工作于文学理想之间的矛盾性，又显示出《人民文学》在1949～1966年的悲剧性。激越的配合与沉静的文学交相辉映，构成《人民文学》的寒热交替的历史状态。”就文学与政治这个话题而言，《人民文学》的问题仅仅是当时“江湖”中的一叶，在作者关注之前，这一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矣。作者是关注的是《人民文学》主编的更迭，同一时期，其他文学刊物、学术刊物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呢?作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希望更多的人能往里面张望，看的人多了，江湖也就明了了。
《<人民文学>十七年》精彩的内容远不止这些，看的人兴趣不同，产生的联想就不同，这也是读书的乐趣。《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曾这样评价《<人民文学>十七年》：“《<人民文学>十七年》在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等方面，都提供了确切的知识和洞见。研究者通世事、达人情，对人的选择和行动有同情的理解，他的理论是有温度的，他的分析有时剥皮见骨，直指人心。”
某日，到红强办公室闲聊，才知道他的大作已出版，随即向他索书。这位老兄好不抠门，磨蹭半天才从柜里摸出本递我。我开玩笑：“题个名吧!”这哥们哈哈大笑，写了一句：“丁波兄弟一笑。”题签颇有点“江湖”气!用了几个晚上展读这部《(人民文学)十七年》，不禁暗叹：红强的大作为我们呈现的也正是“《人民文学》的江湖”。
这是一个怎样的江湖呢?
正如作者所言，《人民文学》“生而权威”。在创刊伊始，毛泽东应《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的“请示”，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茅盾还请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转请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作者在此却有深刻的挖掘，他指出：“郭沫若题写刊名这一事件，似乎隐喻着文学赢得权力资本的另一种更为隐蔽性的方式，或者说它是新中国的政权力量抵达文学对象所采用的转换方式。”在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就被中央以内部决议的方式塑造为文化界的领袖，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具象化的、最高的形态。因此，“题写刊名事件中的郭沫若，其实可理解为政权力量以隐蔽的‘转换方式’渗透文学，在赐予文学以权力资本对对文学进行‘规约’所采纳的一种华丽形式。”
此外，作为文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也自然被纳入到了党领导下的组织秩序和程序中，茅盾、艾青成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正、副主编，是经过文协全国委员会选举和党组织批准的。《人民文学》创刊时的登记人，既不是主编茅盾，也不是文协中人，而是时任出版工作委员会、分管出版工作的黄洛峰。黄洛峰何许人也?黄洛峰，1949年前为三联书店的经理，1949年后被任命为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管出版工作，1949年11月，任国家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所以，《人民文学》“生而权威”。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学界的“江湖”起伏跌宕，“江湖”中的“权威”有起有落。《人民文学》的日子有时也不好过。作者在“期刊群体之间的等级性秩序”一节中，试图为读者重现风浪中的《人民文学》，其中《人民文学》与《文艺报》之间的风波颇具代表性。《文艺报》代表着文协的上级机关文联的意志，有对下属协会机关刊物的批评责任，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权力性“宗派”关系，这种宗派关系，主要来自于主事者之间的差异：“胡乔木与周扬，周扬与丁玲，丁玲与艾青、茅盾，相互之间的人生经验、个人性格、文学理想都有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在1951年文艺整风进行时，正如艾青的戏言：“《人民文学》发表什么，《文艺报》批判什么。”两方的明争暗斗，最终以《人民文学》1952年2月号上登出“休刊启事”告一段落，当1952年3、4月合刊号面世时，丁玲已经取代了艾青，成了《人民文学》副主编，艾青只是列名于编委，这期刊物上出现了“三反、五反特辑”。
作者在挖掘《人民文学》外面的“江湖”的同时，更关注其内部的“江湖”。“《人民文学》的内部生产机制”一章，着重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编辑群体的选择；二、稿件内容的选择；三、作者群体的选择，三个方面环环相扣，编辑的取向，直接决定着作者和稿件内容的选择。编辑群体中，主编的地位最为核心，主编的选择对刊物影响最为直接。作者对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主编的六次更迭给予了重点关注，从几个方面探案式地追寻主编更迭背后的故事。主编更迭与“问题作品”，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指出，“每一任主编在位时都有‘问题作品’，新一任主编在上任之初，往往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开始，但不久就重蹈前任的覆辙。这既显示出主编在工作于文学理想之间的矛盾性，又显示出《人民文学》在1949～1966年的悲剧性。激越的配合与沉静的文学交相辉映，构成《人民文学》的寒热交替的历史状态。”就文学与政治这个话题而言，《人民文学》的问题仅仅是当时“江湖”中的一叶，在作者关注之前，这一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矣。作者是关注的是《人民文学》主编的更迭，同一时期，其他文学刊物、学术刊物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呢?作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希望更多的人能往里面张望，看的人多了，江湖也就明了了。
《<人民文学>十七年》精彩的内容远不止这些，看的人兴趣不同，产生的联想就不同，这也是读书的乐趣。《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曾这样评价《<人民文学>十七年》：“《<人民文学>十七年》在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等方面，都提供了确切的知识和洞见。研究者通世事、达人情，对人的选择和行动有同情的理解，他的理论是有温度的，他的分析有时剥皮见骨，直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