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流动人口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是转移就业风险。转移就业风险可以被分解为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及侵权风险五个层面。本文通过对东莞市流动人口的实地调研，通过排序Logit模型得出：失业风险、收入风险、侵权风险对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的影响最显著。
【关键词】流动人口 转移就业风险 排序Logit模型
产业结构演进和升级，一方面使得新型产业不断发展，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传统产业不断衰落，就业机会减少，使就业机会在产业间发生转移。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必然要存在与之相适应的能流动、可聚散的机制，就业风险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就业风险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一致导致的，当人口流动体现在数量、增量与结构上异常时，流动人口就会暴露在多重风险并存的社会环境中，而在我国这个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大量存在的国度里，其多重风险则集中体现在转移就业风险上。
一 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理论分析
只有能掌握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的实质驅动力，才能更好地掌握流其所面临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的措施。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庭是承受外出就业风险的主体。在经济落后地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其受不可控自然因素影响较大，是家庭收入波动的主要因素。现阶段中国土地分配制度与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让农民家庭通过大规模以及多元化的农业经营降低风险。此外，由于地区差异与城乡分割的影响作用依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从事非农就业与在落后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这种收入差异是农民工转移就业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动因。但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非农就业也受到失业、保障缺乏、健康受损、欠薪、侵权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当前的就业水平下，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相对收益逐渐下降，但是其从事非农产业的绝对收益还是要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对收益的。所以他们的最优策略就是在考虑转移就业风险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其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对于，迁出地因经济发展落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外来流动人口，除少数人每年会把一些时间分配到农业生产外，大部分都会在本县（市）、本省或外省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中就业，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就业风险。
因此，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可以界定为，其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活动的过程以及在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其就业收益的损失以及成本的增加。
二 数据来源与收集
本研究运用同一地区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数据，研究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问题并解释现实的人口流动现象。调查数据来自东莞市，调查由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设计并与东莞市人力资源局联合进行。此次调查涉及该市28个镇的94家企业，共收回原始问卷2949份，有效问卷2723份，问卷有效率为94.24%。
三 建立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防范指标体系
风险变量主要由虚拟变量与被调查对象个人的主观评价变量构成。利用主观评价变量，主要考虑转移就业风险是流动人口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因素的主观认识，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来说，流动人口是转移就业风险的主要承受者，其对风险的评价具有理所当然的代表性。
本文以流动人口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多少来代表就业风险的大小，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越多，说明流动人口的转移就业风险越大，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等于来东莞工作后转换工作的次数除以在东莞工作的年限。
本文将因变量“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分为五个等级，由数字0～4表示，具体说明如表1。例如，被调查对象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小于或等于0.2次时，则赋值为0，表示被调查对象五年之内没有转换过工作，说明就业风险非常低。
本文结合已有理论研究与实际问卷调查，从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以及侵权风险五个层面选择不同的向量集，衡量对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的影响效果的大小，其中，每个向量包括两到三个子向量，具体参考表2。
四 流动人口就业风险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排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实证结果见表3。
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样本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作用显著。性别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是正向显著说明男性转换工作的次数高于女性，由于男性比女性的忍耐度低，而且对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更加没有耐性，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婚姻状况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负向显著，说明已婚者转换工作的次数低于未婚者，因为已婚者如果要转换工作，则会面临与配偶分开的可能性，而且已婚者有家庭观念，需要支持家庭的生活，不会轻易转换工作。所以，男性流动人口和未婚的流动人口相对来说面临的就业风险更加突出。
“失业风险”向量方面，“目前工作岗位”指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个结果较出人意料，因为工作岗位的级别越高则风险的承受能力越高，普工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最差的，这可能与本文所选取数据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关系；“从事该行业时间”指标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从事该行业的时间越长，对该行业的了解程度越高，对该行业的工作流程更加熟悉，所在工厂对这类员工的依赖度越高，面临的就业风险就越低。
“政策风险”向量方面，良好的政策环境能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降低其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创业成本，从制度层面上降低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风险。“是否接受过政府组织的培训”指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组织的培训不能对流动人口降低或者规避就业风险起到一定作用，说明政府在为流动人口就业提供的政策支持方面还没有做到位；“企业对资格证书的态度”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企业对职业资格证书越是重视，说明流动人口中持有资格证书人员的职业技能确实是企业所希望得到的，所以流动人口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
收入水平和生活费用高低是流动人口群体共同认为面临的首要风险。“收入风险”向量方面、“升职空间如何”指标的影响不显著，流动人口中就业的劳动者大部分从事的是普通岗位，而且在被调查的企业中，经过统计往往管理岗位、高级技术岗位等核心岗位80%是由本地户籍人口担任的，外来流动人口升职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该指标对于流动人口就业风险没有显著性影响；“目前每月工资”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流动人口选择外出就业，首要目的就是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所以收入是其关注的主要指标，从分析结果中也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与年平均就业转换次数是成反比关系的，即月收入越高，年平均就业工作转换次数就越低，相应就业风险就越低。
“健康风险”向量方面、“每周工作时长”指标的影响正向显著，一般情况下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如果超过40小时则要支付相应的加班费用，但是在东莞的实际调查中发现，87%被调查的对象都有加班的经历，而且只有加班才能赚到更多的工资，但是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果，加班虽然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每周工作时间的多少对于流动人口的转换工作次数是成正比的，每周的工作时间越长表示其工作辛苦指数越高，所以转换工作的次数越多，导致就业风险越高；“是否受过工伤”指标的影响不显著。
侵权风险变量方面，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经历会阻碍人口的转移就业进程。“签订劳动合同”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即签订劳动合同降低流动人口的就业风险，虽然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权益就一定能够得到保障，但签订劳动合同后流动人口与雇主之间就形成了正式的劳动关系，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到雇主侵害的可能性相对会降低；“单位有否购买保险”指标的影响显著，单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可以降低流动人口的就业风险。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没有维权意识，但是随着近年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政策与劳动法规宣传力度的加大，流动人口开始关注起自身的权益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天惠、刘盛和.我国人口流动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9（30）
［2］谌新民、吴森富.流动人口的结果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段小梅.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农村经济，2003（3）
［4］吴森富、谌新民.沿海省市流动人口结构特征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5］钱雪飞.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构成——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J］.改革与战略，2008（2）
【关键词】流动人口 转移就业风险 排序Logit模型
产业结构演进和升级，一方面使得新型产业不断发展，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传统产业不断衰落，就业机会减少，使就业机会在产业间发生转移。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必然要存在与之相适应的能流动、可聚散的机制，就业风险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就业风险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一致导致的，当人口流动体现在数量、增量与结构上异常时，流动人口就会暴露在多重风险并存的社会环境中，而在我国这个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大量存在的国度里，其多重风险则集中体现在转移就业风险上。
一 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理论分析
只有能掌握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的实质驅动力，才能更好地掌握流其所面临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的措施。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庭是承受外出就业风险的主体。在经济落后地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其受不可控自然因素影响较大，是家庭收入波动的主要因素。现阶段中国土地分配制度与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让农民家庭通过大规模以及多元化的农业经营降低风险。此外，由于地区差异与城乡分割的影响作用依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从事非农就业与在落后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这种收入差异是农民工转移就业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动因。但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非农就业也受到失业、保障缺乏、健康受损、欠薪、侵权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当前的就业水平下，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相对收益逐渐下降，但是其从事非农产业的绝对收益还是要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对收益的。所以他们的最优策略就是在考虑转移就业风险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其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对于，迁出地因经济发展落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外来流动人口，除少数人每年会把一些时间分配到农业生产外，大部分都会在本县（市）、本省或外省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中就业，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就业风险。
因此，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可以界定为，其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活动的过程以及在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其就业收益的损失以及成本的增加。
二 数据来源与收集
本研究运用同一地区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数据，研究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问题并解释现实的人口流动现象。调查数据来自东莞市，调查由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设计并与东莞市人力资源局联合进行。此次调查涉及该市28个镇的94家企业，共收回原始问卷2949份，有效问卷2723份，问卷有效率为94.24%。
三 建立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防范指标体系
风险变量主要由虚拟变量与被调查对象个人的主观评价变量构成。利用主观评价变量，主要考虑转移就业风险是流动人口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因素的主观认识，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来说，流动人口是转移就业风险的主要承受者，其对风险的评价具有理所当然的代表性。
本文以流动人口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多少来代表就业风险的大小，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越多，说明流动人口的转移就业风险越大，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等于来东莞工作后转换工作的次数除以在东莞工作的年限。
本文将因变量“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分为五个等级，由数字0～4表示，具体说明如表1。例如，被调查对象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小于或等于0.2次时，则赋值为0，表示被调查对象五年之内没有转换过工作，说明就业风险非常低。
本文结合已有理论研究与实际问卷调查，从失业风险、政策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以及侵权风险五个层面选择不同的向量集，衡量对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风险的影响效果的大小，其中，每个向量包括两到三个子向量，具体参考表2。
四 流动人口就业风险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排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实证结果见表3。
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样本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作用显著。性别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是正向显著说明男性转换工作的次数高于女性，由于男性比女性的忍耐度低，而且对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更加没有耐性，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婚姻状况对“年平均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负向显著，说明已婚者转换工作的次数低于未婚者，因为已婚者如果要转换工作，则会面临与配偶分开的可能性，而且已婚者有家庭观念，需要支持家庭的生活，不会轻易转换工作。所以，男性流动人口和未婚的流动人口相对来说面临的就业风险更加突出。
“失业风险”向量方面，“目前工作岗位”指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个结果较出人意料，因为工作岗位的级别越高则风险的承受能力越高，普工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最差的，这可能与本文所选取数据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关系；“从事该行业时间”指标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从事该行业的时间越长，对该行业的了解程度越高，对该行业的工作流程更加熟悉，所在工厂对这类员工的依赖度越高，面临的就业风险就越低。
“政策风险”向量方面，良好的政策环境能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降低其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创业成本，从制度层面上降低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风险。“是否接受过政府组织的培训”指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组织的培训不能对流动人口降低或者规避就业风险起到一定作用，说明政府在为流动人口就业提供的政策支持方面还没有做到位；“企业对资格证书的态度”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企业对职业资格证书越是重视，说明流动人口中持有资格证书人员的职业技能确实是企业所希望得到的，所以流动人口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
收入水平和生活费用高低是流动人口群体共同认为面临的首要风险。“收入风险”向量方面、“升职空间如何”指标的影响不显著，流动人口中就业的劳动者大部分从事的是普通岗位，而且在被调查的企业中，经过统计往往管理岗位、高级技术岗位等核心岗位80%是由本地户籍人口担任的，外来流动人口升职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该指标对于流动人口就业风险没有显著性影响；“目前每月工资”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流动人口选择外出就业，首要目的就是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所以收入是其关注的主要指标，从分析结果中也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与年平均就业转换次数是成反比关系的，即月收入越高，年平均就业工作转换次数就越低，相应就业风险就越低。
“健康风险”向量方面、“每周工作时长”指标的影响正向显著，一般情况下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如果超过40小时则要支付相应的加班费用，但是在东莞的实际调查中发现，87%被调查的对象都有加班的经历，而且只有加班才能赚到更多的工资，但是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果，加班虽然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每周工作时间的多少对于流动人口的转换工作次数是成正比的，每周的工作时间越长表示其工作辛苦指数越高，所以转换工作的次数越多，导致就业风险越高；“是否受过工伤”指标的影响不显著。
侵权风险变量方面，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经历会阻碍人口的转移就业进程。“签订劳动合同”指标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即签订劳动合同降低流动人口的就业风险，虽然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权益就一定能够得到保障，但签订劳动合同后流动人口与雇主之间就形成了正式的劳动关系，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到雇主侵害的可能性相对会降低；“单位有否购买保险”指标的影响显著，单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可以降低流动人口的就业风险。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没有维权意识，但是随着近年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政策与劳动法规宣传力度的加大，流动人口开始关注起自身的权益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天惠、刘盛和.我国人口流动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9（30）
［2］谌新民、吴森富.流动人口的结果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段小梅.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农村经济，2003（3）
［4］吴森富、谌新民.沿海省市流动人口结构特征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5］钱雪飞.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构成——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J］.改革与战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