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中，作者张三夕要我们记住两位哲人的名言，一是“人固有一死”，一是“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前者是司马迁讲的，后一句话是海德格尔说的。作者的吁请是建立在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死亡的不同态度的对比上的。他说中国自古就很达观，知道人固有一死，所以用不着像西方人那样请出上帝来慰藉自己，也所以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斤斤计较，弄出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来。这种达观的突出表述，差不多就是庄子的“齐生死”——作者用此来概括庄子死亡论的核心。
　　然而老、庄一脉的虚伪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以死为乐”也好，“齐寿命”也好，甚至他们衍出的左道如炼丹以求成仙，统统都不过是在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是“贪生怕死”，“贵生贱死”。所以作者愤愤然说他们其实表示出对死亡的“漠不关心”，而且这正是“陈独秀、鲁迅等先贤们曾痛斥中国社会的麻木不仁”的“重要表现之一”。
　　于是就到中华文化之精华血脉的儒学中去找死的意义，恰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死亡本身是无从怕起的——因为人经验不到。真正害怕的是亡，即没有了，失去了。所以，思考死、以致于延缓死、设法不死，都是为了不亡。如何能够不亡呢——既然肉身已经不在了，没有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活着开始一直到死后都能够有一种延续有效的作用，甚至生前就只为了培植死后仍能起的作用而活着。
　　这样，死而不亡的追求使死亡的要义总归成为一种政治。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当然是一种“闪烁其词”，其真实含义在于“生的理想没有实现，死就毫无意义。”所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把死亡价值的砝码压在个人名誉是否得到人们称颂之上。”作者说孔子的死亡观是“为了生前的荣誉而死”，这甚至成了“中国文人传统的积极入世的思想”的“更为内在的根源”。
　　作者把苏格拉底的死作为西方死亡观的先驱典范来对比孔、孟的死亡观，说在苏格拉底那里，“死亡就是死亡，死亡的外在条件越少越好，死亡的自觉意识越强越好。”的确，由不想亡而怕死，无论如何都会使死成为有条件的。达观的、自私的、利他的各种死亡观都由外在条件而成为政治态度和行为。文学形象是不死的，然而他们所体现的死亡价值大多却是由政治内容来支撑的。正因为如此，“屈原‘预谋’了死亡”；曹植是为了“克服政治生活中死亡的阴影”；而“功名事业，国家兴亡，政治志向，这是中国诗人不能忘却的人生三件大事”。怕死和不怕死的“内在同一性”，就在于“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是同一的，个人死亡态度的变化取决于政治生涯中的沉浮、得志或失意。”
　　死亡的政治性当然在于死了之后亡与不亡。追求不亡，就要有所作用，就要使自己的理念、原则、事业、能量一直按既定目标乃至方式延续下去。历来从天子皇帝到一般文人皆是如此。看来，死亡问题的隆重实在不是哲人们吃饱饭编造出来的。在死亡具有政治性这个意义上，作者说，“道家的逃避政治，本质上是逃避死亡。”其实反过来也一样：道家用达观来逃避死亡的命定(如果真的是逃避死而不是回避亡与不亡的话)，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乃至参与方式。
　　死，看来由于不可避免而成为一种苦役，而亡之可以避免就是值得一乐的尝试了。张三夕不无感叹地说：“人类文明真正走向全面的‘以死为乐’将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在这里，可以感到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中的隐隐悲哀。
　　
　　(《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张三夕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6.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