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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田联韬教授80华诞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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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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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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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民族音乐学家如何探讨“音乐与认同”时，蒂莫西·赖斯指出我们没有质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对两者间可能进行的跨文化的联系方式给予识别。作为民族音乐学家，我们往往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进而论证音乐是如何被牵扯进我们研究的个体和／或社会群体认同等特定方面的建构中。毕竟，对于民族音乐学我们真正感兴趣的、
第一次看到蒂莫西·赖斯这种深思熟虑的介入，导致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术语的批判，一种我不太擅长的短评类型。然而我很快地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质疑术语，而是对民族音乐学家不假思索地使用术语的方式提出质疑。他认为作者们应该扼要重述并参照那些在标题中使用特定术语的其他作者们的著作。
我非常赞成赖斯提出的民族音乐学中广泛的“理论”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从不同的方向推动着理论与民族志的发展。逐渐地，我们似乎认为理论是田野调查之后才做的事情。许多人在研究他者文化的音乐所需要的语言技巧及社交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赖斯提出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认同”的著述中，存在三个普遍缺点。首先，很少有作者引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或哲学等其他学科已经发展的重要“认同”理论著述；其次，很少有作者引用调查结果可能与他们自身研究相关的其他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著述。因此，对于一部民族音乐学家的著作而言，
自1978年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出版专著《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以来，其思想在比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学问，也是西方人贬低、控制东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20世纪80—90年代，“历史本真表演”运动在西方进入一个高度发展阶段。有关“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论题，开始备受各方学者热议，表演家、理论家们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理论、批评与表演彼此交融互动的局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中，
二十多年前，列维一施特劳斯对音乐的看法曾引起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先锋派”音乐拥护者们的加入，对这场争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Eco）。在1968年就对列维一施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中所采取的立场采取了质疑的态度（《音乐游戏》[Musique en jeu]第5期），
《伟大的普通人》是泷本裕造于2002年12月在日本KB社出版的一部新作，中文版于2005年5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在贝多芬研究中颇具特色，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视野和学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