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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教会中学的华人师资情形是研究教会学校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广州地区的教会中学为一个区域性个案，通过对教会中学的华人校长和教师群体的考察，探讨教会中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中华人师资的本土培训、教育水平、中外教师的比例、稳定性等演变特点，展示教会中学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培正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教会中学；华人师资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75－05
〔作者简介〕鲍静静，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教会学校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拓者，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但随着它专业化、本土化趋势的演变，华人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教会学校的师资情况，学界已有一些研究，〔1〕但主要是综述性的考察，对于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中小学的师资情况，囿于资料的分散、匮乏，一直没有深入的探讨。本文拟以广州地区的教会中学为一个区域性个案，对其华人师资的状况进行初步梳理，进而探讨华人师资在教会中学专业化、本土化进程中的角色意义。
（一）
广东地区作为基督新教来华最早涉足的地区，也是基督教会发展教会教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其中广州作为广东的中心区域，亦是广东教会中学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全国各城市中其教会中学的数量居于前列，选取广州作为考察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1922年《中华归主》统计的资料显示，广东的教会中学共37所，其中16所是完全中学，位于广州、香港的各5所，此外的21所中学，或正在扩建，或只设有中学一、二年级课程。〔2〕至1949年，广州的教会中学共13所（不包括分校），即培英中学、真光中学、培道女子中学、培正中学、圣心中学、中德中学、圣三一中学、青年会中学、协和女子中学、兴华中学、岭南大学附中、明德中学、美华中学。〔3〕圣心中学和明德中学为天主教学校，本文暂不列入讨论。
教会中学从19世纪产生至20世纪50年代结束，可以立案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师资状况在第一个时期内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即华人师资由占少数到多数，第二个时期内的状况则相对稳定，华人师资在学校中居于主导地位。学校的教职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西籍教师群体，一是华人教师群体。本文以华人教师群体为考察对象，兼及中西教师群体的演变对比。
（二）
学校的教育活动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来完成，在一所学校的教职员中，校长则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教会中学也不例外。我们对教会中学华人师资的分析，先从校长开始。
教会中学的校长早期都是由西籍传教士担任，20世纪后随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家的出现，教会中学中开始有华人校长。具体到广州地区，立案前广州的教会中学中培正中学、兴华中学因是华人办理，校长一直由中国人担任；培英中学1919年由关恩佐担任中学校长，是西人所办教会中学最早的一位华人校长；培道女子中学1923年由唐炳荣担任校长，但同时由美人区慕灵担任监督，1927年李得芬为校长，1929年改选陈元素为校长，均为华人；〔4〕真光中学的附属小学部1917年后由刘心慈担任校长，是第一位华人女校长，但中学部仍是美国人祁约翰任校长，1928年祁离任后才由华人麦廷锦代理校长。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后，教会学校立案的条件之一即必须由华人担任校长，1927年至1932年随着广州主要的教会中学先后立案，其他的教会中学也均由华人担任校长。
教会中学的华人校长作为一个群体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校长人选的稳定和持续性。20世纪前半叶的广州乃至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公立学校的校长随着时局的变动，更换频繁，而教会中学的校长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令公立学校望尘莫及。以培正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为例，历任校长的人选就相当稳定，其任职年份可见下表。
培正中学是由华人自立教会建立的教会中学，故历任校長均为华人，第一任校长李锦纶既是牧师，又是华侨，还是一位混血儿，在培正中学的初期发展中功不可没。其余四位都是培正中学的毕业生，尤其是黄启明，能力很强，在任时期是培正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快速的时期。其他教会中学的校长都和培英中学、真光中学相似，早期是西人，后期均为华人。从上表所示可见，各位华人校长的任期少则两三年，多则15年，稳定的校长任职保证了教会中学在办学宗旨、学校组织、教职员队伍等方面的稳定。
其次，教会学校的华人校长均为基督教徒，且大部分来自教会学校，对学校的认同度高。上面所列三校的华人校长均为教会学校毕业生，其中培正中学的后四位校长，真光中学的李耀宇，培英中学的叶启芳、刘继祖均为本校的毕业校友。〔8〕此外，如1900年到岭南学堂任教，后来成为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的钟荣光，是岭南学堂时期1905年三名毕业生中的一个。先后担任过岭南附中、培英中学校长的关恩佐是岭南学堂1906年的预科毕业生。关是1902年入学的第一批新生，毕业后岭南学堂董事会为他提供奖学金到哈维福德学院深造，条件是学成后回校当教师。1908年预科班上的林耀翔和黄启明也被作为师资送到美国深造。他们回国后都到岭南大学及其附中服务。林后来成为岭南大学预科生部的副主任，1917年到新加坡担任一所岭南学堂许诺要监督的学校的校长。黄在岭南大学的薪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提供，他作为该院聘请的师资，离开岭南大学后又成为培正中学的校长。〔9〕
再次，教会中学的华人校长筹款能力强，为教会中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教会中学初期在资金来源上一直对差会有相当的依赖，收回自办后，差会资金缩减，尤其是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差会资金紧张，教会中学便主要靠自筹资金，除学费收入外需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其中校长的作用不可小觑。
以协和女子中学和培正中学的校长为例，1932年协和女师立案，聘请廖奉灵（岭南大学毕业生）任协和女师首任华人校长。廖上任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筹建了小学课舍和办公大楼各一座，还添置了理化仪器，购置了图书，连前任美国人校长也不得不赞叹“一切事务，均有长足进展”。〔10〕培正中学的几任校长中，尤其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黄启明，在海外华侨中募款最多，培正中学的建筑以美洲堂、古巴堂等命名，即是因此。培正中学在海外华侨中的声誉很高，办有专门的华侨班，很多华侨子弟回国就读。此外像岭南附中的杨重光、培英中学的关恩佐、华英中学的司徒光、真光中学的何荫棠、美华中学的张兴孝等华人校长在各自学校的发展上都贡献良多。1936年，广州各教会筹集的建筑费以及其他经费数额达百万元以上，在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学中首屈一指。〔11〕
（三）
除校长外，一所学校的优劣还取决于教师群体。教会中学后期以师资优良见称，这一特色自1920年代后逐渐形成。
但早期教会学校的华人教师，情形并不乐观。最初教师主要由传教士与华人教师组成。西籍传教士来华前主要接受神学教育以及一些对传教有效的技能性训练如数学、医学、绘画等，开办学校时大多只能根据自身条件开设课程，谈不上系统性的教育。对华人教师的聘用，传教士一般需考虑其宗教信仰，但早期的华人基督教徒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拥有一定知识能力的较少，加上时人对于西方宗教的冷漠和鄙视，一般也不肯应聘于传教学校，教会学校不得不聘请一些贫困潦倒的儒生，对于学识就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以真光中学为例，初期其华人教员程度甚低，“当时教员资格，如能熟圣经、四书、诗经、易经，明心宝鉴，女孝经，烈女传等，则不愧为先进”。而且华人教师的流失率高，更换频繁，〔12〕1884年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真光中学甚至由当时年仅13岁的高班学生刘心慈为教员。由于年幼，教员一职一分为二，由心慈母女共同担任，刘心慈母刘兴贤夫人担任管理职，心慈任教员，上课时，母在右，心慈在左，按个人教授，先背后教，〔13〕可见当时华人师资缺乏的窘况。
真光中学初期华人教师缺乏的状况并非特例，其他教会中学亦有类似情形。岭南学堂初办时，除了哈巴安德夫妇外，另聘请的一位华人教师是从旧金山回国的教徒，第二年增加的两名华人教师，都是下层儒生。〔14〕1899年到岭南学堂任教的钟荣光，是当时教会中学华人教师中少有的拥有举人头衔的。培正中学初创时教职员也只有受薪教员二人，义务教员四人，程度均不高，后来有回忆文章写道，初期的英文教员是国外设洗衣铺回国的侨胞，学生戏称他所说的英语连英国人也听不懂。〔15〕此为教会中学开办初期华人教师的普遍情况。
而到1920年代后教会中学的师资水平高则成为其显著特点，是吸引学生生源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此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从整体上分析20年代后广东教会中学中华人师资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对华人师资的培训成为常态。基督教学校能够形成一个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其对师资的培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早期教会学校师资缺乏的状况，来华传教士一方面向国内差会呼吁派遣具有教育专业技能的教育传教士来华，另一方面则力图培养本地的基督徒师资。19世纪末广东的基督教学校，一般都在学生中选择聪颖有资质的，加以适当的训练，毕业后留本校任教，或去其他学校、乡下的布道学校任职，前文提及的刘心慈即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但这时的师资培训还谈不上系统正规的师范教育。
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广东的基督教传教工作进入突飞猛进时期，基督教学校也形成具有初、中、高三级教育的完整体系，对于师资的需求量大增，中国新式教育的大量开办也需要更多具有西学知识的师资。为适应这种需求，1914年基督教全国大会议案提出：“各中学校须附设师范学校，造就将来之小学教习，或使师范科即为中学课程之一部分……教会学校于栽培教员，尤宜注重中学，兼宜造就手工、农艺、家政等科之男女教员。”〔16〕这一时期教会中学都有意识地开办了师范性质的学校或班级，女校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新式职业女性在当时择业所受的限制，中等学校的女毕业生选择教师职业的人数很多，男学生则有更多的政治、商业、医学等方面的选择，通过师范教育成为小学老师显然不具吸引力。
当时的中国社会，女子受教育机会缺乏，粗通文史者，多为大家女子，一般不会外出就业，通文史兼为基督教徒的就更少，所以早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员非常缺乏。为解决本土师资的问题，1909年，真光书院①在广东各校中首创师范班，由真光书院毕业的学生，经两年师范训练，补充教师人才的缺口。〔17〕数十年后，效果彰显，至20世纪后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师出自教会教育系统成为普遍现象。师范班在1917年真光开办中学后停办，学生转入中学班级。20年代后，本土师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多，真光中学的华人师资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其中仍有相当比例为在真光中学接受初中等教育，深造之后，再回馈母校者。1948年第一学期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教职员48人中有14人是真光中学校友，比例为30%。〔18〕
教会男校中的华人师资培训的渠道更为广泛，除了接受师范教育外，更多的升入高等院校或海外大学，回国后留在母校任教，广州教会中学的名师几乎皆是如此。
其次，随着华人师资力量的增强，学校教师的中外籍比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早期学校主要依赖外籍传教士担任教师相比，华人教师的人数显著上升，占有绝对优势。1904年岭南学堂有西籍教员6人，中籍教员4人，至1915年有西籍教员18人，中籍教员29人。〔19〕1921年真光中学19名教师中，10名为美国籍教师，9名为华人，〔20〕至1935年真光中学有教职员32人，只有2人为美国国籍，且所授科目均为英文。〔21〕对照真光中学校刊所载的教职员信息，1928年后真光中学的教职员大多是华人，只有少数外籍教师。据资料显示，美北长老会定期为真光中学承担一至二位外籍传教士教师的薪酬，上述两位外籍教师应该即是这种情况。至40年代后教会中学中的西籍教师越来越少，有些学校甚至已经没有西籍教师。1941年协和女子中学的教职员共44人，3人为西籍教师，其中2人为美国人，1人为加拿大人。〔22〕1947年培道女中的47位教职员全部是华人，〔23〕1948年美华中学的教职员25人也全部是华人。〔24〕
再次，教会中学的华人教职员由原为下层儒士兼任逐步转为专业教师担任，大多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亦有显著提高。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兴起，一批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传教士和平信徒涌入中国，且有相当数量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真光中学的10名外籍教员中，均有大学学历，其中校长祁约翰还拥有博士学位。至1934年，据真光中学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共有教职员3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1人，为何荫棠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行政博士；拥有硕士学位者2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或修业者23人，其他5人。其中美国籍教师3人，1人为硕士，2人为大学学历。〔25〕从培正中学的情况看，亦是如此。1924年中学部新增化学课教员伍德祺、生物课教员刘瑞为美国伊理柰大学学士，英文教员卓观芳为美国士坦佛大学学士、加省硕士，英文教员彭拔顿为美国列治文大学学士、神道学学士。〔26〕1930年《培正青年》载该年新聘教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化硕士1人，美國大学学士2人。〔27〕培正中学1948年《教职员学历调查表》显示该校有获得博士学位者3人，硕士学位者5人，学士学位者51人，专科学历者13人，大学修业5人，中学学历者10人，师范学历者3人，中学修业6人，其他1人，共97人。〔28〕协和女子中学1941年教职员44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者6人，学士学位者23人，专科学历者5人，中学学历者3人，其他7人，西籍教员只有2人，一为美国人刘信恩，在校服务25年，一为加拿大人包玛利，担任幼稚教育课程。〔29〕华人教职员逐步取代外籍教师，且受教育背景雄厚。教会中学开设的课程也由最初的宗教课程、国文、英语、格致等少量课程逐渐完备起来，开设了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体育等多种课程。
最后，华人师资的稳定性强。教会中学的华人师资在20世纪初期主要由教会学校自身提供，此时教会师范学校所培养的师资不仅在教会系统中任职，也是此时中国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教会初等教育相比，教会中学由于层次较高，师资除了源于本土师范教育中出现的一些优秀者外，另一部分则来自教会学校送到国外的留学生。除了公费留学者，①早期的留学生甚至在出国之前，与学校就签有协议，学成后须回母校服务，教会学校毕业生在教会教育系统中成为华人师资的主体部分。
教会中学的华人师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教师们在教会学校间的流动。教会中学的知名华人教师，几乎每一位都有在几所教会学校任职的经历。如何荫棠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真光中学任教，并担任岭大附中主任和真光中学校长。杨重光从岭南大学毕业后，1914年先在循道会华英中学担任校长司徒光的校长助理，后曾在协和神学院工作，1919-1924年回到华英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洪高煌在获得美士丹福大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1933年在岭南大学任教育系教授、1933-1938年任培英中学校长、1938年在香港创办岭英中学，任校长。与这些知名教师相比，一般教职员的流动性要弱一些，在学校服务的稳定性更高。据1940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员服务奖励规则》，在同一校连续服务满10年、15年、20年者，分别授予勇字、仁字、智字服务奖状。〔30〕教会中学中有多人获得奖状。据《培英史话》记载，培英中学的教师流失率低，服务学校二三十年者甚多，服务年限满40年者也所在多有，如培英中学的周信生自1933年至退休，陈嘉猷自1936年至1975年；〔31〕协和女子中学1947年教职员43人中，服务该校15年以上者2人，10年以上者6人，5年以上者11人，1年以上者14人，新聘者10人。〔32〕
教会中学的此种特征，为20世纪动乱时局下教会中学保持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师资起到了保障作用。而教会中学能够留住一批高素质的教职员，除了宗教人格化的影响，与教会中学资金较为充足，教职员的待遇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而且有相应的进修机会和较好的教师福利有关。如真光中学教职员待遇细则规定：凡在校连续服务10年之专任教员，得请求休假一年，以从事研究或考察。〔33〕此一措施自何时开始，因笔者未找到相关资料验证，不能确定，但刘心慈在《真光光荣简史》中记载，1916年因其连续在校服务32年，校方特给带薪假一年，前往美国游历学习。〔34〕此时应还未形成制度，但已经为之后制度的形成定下基调。岭南附中1942年的职教员待遇规则规定在校服务满20年以上者，退休后可支半薪，服务满一年之教职员子女，可领半费学额。〔35〕其他教会中学也大多有相似的一些福利和保障措施。
教会中学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由于它的宗教性曾遭人质疑，由于它在新式教育开拓史上的地位又为人肯定。在中国社会外在要求和教会教育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随着20世纪20年代立案的进行，教会中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完成了专业化、本土化的进程。作为进程中重要因素之一的华人师资，经历了由从属到主导地位的演变，华人校长和教师在教会中学的经费筹措、教学、管理等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教会中学优越的华人师资条件，展示了教会中学专业化、本土化的一个侧面。
〔参考文献〕
〔1〕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尹文涓主编.基督教與中国近代中等教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修订）〔Z〕.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52.
〔3〕曹思彬.广州私立学校概况〔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Z〕.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24.
〔4〕东山培道中学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888-1933）：17.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8辑〔Z〕.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124.
〔6〕校史〔A〕.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建校七十四周年迁校二十九周年纪念(1946年6月16日)〔Z〕.1-4.
〔7〕〔8〕〔31〕培英史话编辑委员会.培英史话〔M〕.1999.11，59；98-100；127-128，135-136.
〔9〕〔14〕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M〕.李瑞明译.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33-34，13.
〔10〕刘信恩.本校二十一年之回顾〔Z〕.郑震寰译.廖奉灵.本校筹款之经过〔J〕.协和女师期刊，第5卷第1期(1933年)：7-9.
〔11〕葛德基.中国教会学校之现状〔J〕.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1936年）：73.
〔12〕〔13〕〔17〕〔34〕刘心慈.真光光荣简史〔M〕.香港真光中学，1972.36，38，68，73-81.
〔15〕黄喜亭.母校的本色精神与史实〔J〕.培正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15.
〔16〕教会之教育事业〔J〕.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期（1914年）：67.
〔18〕真光校刊，1948，（1）：3.
〔19〕岭南学生筹款纪念册〔Z〕.1915.5.
〔20〕广州基督教真光女中学校章程〔Z〕.单行本，1934.
〔21〕真光校刊，第2卷第5号(1935年2月25日):6-9.
〔22〕〔29〕私立协和女子中学校三十年度第一学期职教员一览表，1941〔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150.
〔23〕广州市培道女中三十六年度职教员一览表，1947〔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449.
〔24〕广州市私立美华初级卅六学年度第二学期教职员一览表册，1948〔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324.
〔25〕真光校刊，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1日）：6-8.
〔26〕培正青年特刊·双十节特号，第2期（1924年）：10.
〔27〕培正青年，第3卷第1期（1930年）.
〔28〕培正校刊，第16卷第4期（1948年）：6.
〔30〕教员服务奖励规则〔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31-9-18.
〔32〕协和中学创校卅五周年纪念特刊（1947年）：15-16.
〔33〕私立九龙真光女子中学职教员待遇细则〔Z〕.广东省档案馆馆藏.92-1-436.
〔35〕岭南大学教职员暂行待遇细则，1942〔Z〕.广东省档案馆馆藏.38-1-8.
（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培正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教会中学；华人师资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175－05
〔作者简介〕鲍静静，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教会学校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拓者，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但随着它专业化、本土化趋势的演变，华人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教会学校的师资情况，学界已有一些研究，〔1〕但主要是综述性的考察，对于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中小学的师资情况，囿于资料的分散、匮乏，一直没有深入的探讨。本文拟以广州地区的教会中学为一个区域性个案，对其华人师资的状况进行初步梳理，进而探讨华人师资在教会中学专业化、本土化进程中的角色意义。
（一）
广东地区作为基督新教来华最早涉足的地区，也是基督教会发展教会教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其中广州作为广东的中心区域，亦是广东教会中学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全国各城市中其教会中学的数量居于前列，选取广州作为考察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1922年《中华归主》统计的资料显示，广东的教会中学共37所，其中16所是完全中学，位于广州、香港的各5所，此外的21所中学，或正在扩建，或只设有中学一、二年级课程。〔2〕至1949年，广州的教会中学共13所（不包括分校），即培英中学、真光中学、培道女子中学、培正中学、圣心中学、中德中学、圣三一中学、青年会中学、协和女子中学、兴华中学、岭南大学附中、明德中学、美华中学。〔3〕圣心中学和明德中学为天主教学校，本文暂不列入讨论。
教会中学从19世纪产生至20世纪50年代结束，可以立案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师资状况在第一个时期内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即华人师资由占少数到多数，第二个时期内的状况则相对稳定，华人师资在学校中居于主导地位。学校的教职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西籍教师群体，一是华人教师群体。本文以华人教师群体为考察对象，兼及中西教师群体的演变对比。
（二）
学校的教育活动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来完成，在一所学校的教职员中，校长则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教会中学也不例外。我们对教会中学华人师资的分析，先从校长开始。
教会中学的校长早期都是由西籍传教士担任，20世纪后随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家的出现，教会中学中开始有华人校长。具体到广州地区，立案前广州的教会中学中培正中学、兴华中学因是华人办理，校长一直由中国人担任；培英中学1919年由关恩佐担任中学校长，是西人所办教会中学最早的一位华人校长；培道女子中学1923年由唐炳荣担任校长，但同时由美人区慕灵担任监督，1927年李得芬为校长，1929年改选陈元素为校长，均为华人；〔4〕真光中学的附属小学部1917年后由刘心慈担任校长，是第一位华人女校长，但中学部仍是美国人祁约翰任校长，1928年祁离任后才由华人麦廷锦代理校长。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后，教会学校立案的条件之一即必须由华人担任校长，1927年至1932年随着广州主要的教会中学先后立案，其他的教会中学也均由华人担任校长。
教会中学的华人校长作为一个群体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校长人选的稳定和持续性。20世纪前半叶的广州乃至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公立学校的校长随着时局的变动，更换频繁，而教会中学的校长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令公立学校望尘莫及。以培正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为例，历任校长的人选就相当稳定，其任职年份可见下表。
培正中学是由华人自立教会建立的教会中学，故历任校長均为华人，第一任校长李锦纶既是牧师，又是华侨，还是一位混血儿，在培正中学的初期发展中功不可没。其余四位都是培正中学的毕业生，尤其是黄启明，能力很强，在任时期是培正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快速的时期。其他教会中学的校长都和培英中学、真光中学相似，早期是西人，后期均为华人。从上表所示可见，各位华人校长的任期少则两三年，多则15年，稳定的校长任职保证了教会中学在办学宗旨、学校组织、教职员队伍等方面的稳定。
其次，教会学校的华人校长均为基督教徒，且大部分来自教会学校，对学校的认同度高。上面所列三校的华人校长均为教会学校毕业生，其中培正中学的后四位校长，真光中学的李耀宇，培英中学的叶启芳、刘继祖均为本校的毕业校友。〔8〕此外，如1900年到岭南学堂任教，后来成为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的钟荣光，是岭南学堂时期1905年三名毕业生中的一个。先后担任过岭南附中、培英中学校长的关恩佐是岭南学堂1906年的预科毕业生。关是1902年入学的第一批新生，毕业后岭南学堂董事会为他提供奖学金到哈维福德学院深造，条件是学成后回校当教师。1908年预科班上的林耀翔和黄启明也被作为师资送到美国深造。他们回国后都到岭南大学及其附中服务。林后来成为岭南大学预科生部的副主任，1917年到新加坡担任一所岭南学堂许诺要监督的学校的校长。黄在岭南大学的薪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提供，他作为该院聘请的师资，离开岭南大学后又成为培正中学的校长。〔9〕
再次，教会中学的华人校长筹款能力强，为教会中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教会中学初期在资金来源上一直对差会有相当的依赖，收回自办后，差会资金缩减，尤其是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差会资金紧张，教会中学便主要靠自筹资金，除学费收入外需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其中校长的作用不可小觑。
以协和女子中学和培正中学的校长为例，1932年协和女师立案，聘请廖奉灵（岭南大学毕业生）任协和女师首任华人校长。廖上任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筹建了小学课舍和办公大楼各一座，还添置了理化仪器，购置了图书，连前任美国人校长也不得不赞叹“一切事务，均有长足进展”。〔10〕培正中学的几任校长中，尤其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黄启明，在海外华侨中募款最多，培正中学的建筑以美洲堂、古巴堂等命名，即是因此。培正中学在海外华侨中的声誉很高，办有专门的华侨班，很多华侨子弟回国就读。此外像岭南附中的杨重光、培英中学的关恩佐、华英中学的司徒光、真光中学的何荫棠、美华中学的张兴孝等华人校长在各自学校的发展上都贡献良多。1936年，广州各教会筹集的建筑费以及其他经费数额达百万元以上，在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学中首屈一指。〔11〕
（三）
除校长外，一所学校的优劣还取决于教师群体。教会中学后期以师资优良见称，这一特色自1920年代后逐渐形成。
但早期教会学校的华人教师，情形并不乐观。最初教师主要由传教士与华人教师组成。西籍传教士来华前主要接受神学教育以及一些对传教有效的技能性训练如数学、医学、绘画等，开办学校时大多只能根据自身条件开设课程，谈不上系统性的教育。对华人教师的聘用，传教士一般需考虑其宗教信仰，但早期的华人基督教徒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拥有一定知识能力的较少，加上时人对于西方宗教的冷漠和鄙视，一般也不肯应聘于传教学校，教会学校不得不聘请一些贫困潦倒的儒生，对于学识就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以真光中学为例，初期其华人教员程度甚低，“当时教员资格，如能熟圣经、四书、诗经、易经，明心宝鉴，女孝经，烈女传等，则不愧为先进”。而且华人教师的流失率高，更换频繁，〔12〕1884年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真光中学甚至由当时年仅13岁的高班学生刘心慈为教员。由于年幼，教员一职一分为二，由心慈母女共同担任，刘心慈母刘兴贤夫人担任管理职，心慈任教员，上课时，母在右，心慈在左，按个人教授，先背后教，〔13〕可见当时华人师资缺乏的窘况。
真光中学初期华人教师缺乏的状况并非特例，其他教会中学亦有类似情形。岭南学堂初办时，除了哈巴安德夫妇外，另聘请的一位华人教师是从旧金山回国的教徒，第二年增加的两名华人教师，都是下层儒生。〔14〕1899年到岭南学堂任教的钟荣光，是当时教会中学华人教师中少有的拥有举人头衔的。培正中学初创时教职员也只有受薪教员二人，义务教员四人，程度均不高，后来有回忆文章写道，初期的英文教员是国外设洗衣铺回国的侨胞，学生戏称他所说的英语连英国人也听不懂。〔15〕此为教会中学开办初期华人教师的普遍情况。
而到1920年代后教会中学的师资水平高则成为其显著特点，是吸引学生生源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此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从整体上分析20年代后广东教会中学中华人师资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对华人师资的培训成为常态。基督教学校能够形成一个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其对师资的培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早期教会学校师资缺乏的状况，来华传教士一方面向国内差会呼吁派遣具有教育专业技能的教育传教士来华，另一方面则力图培养本地的基督徒师资。19世纪末广东的基督教学校，一般都在学生中选择聪颖有资质的，加以适当的训练，毕业后留本校任教，或去其他学校、乡下的布道学校任职，前文提及的刘心慈即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但这时的师资培训还谈不上系统正规的师范教育。
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广东的基督教传教工作进入突飞猛进时期，基督教学校也形成具有初、中、高三级教育的完整体系，对于师资的需求量大增，中国新式教育的大量开办也需要更多具有西学知识的师资。为适应这种需求，1914年基督教全国大会议案提出：“各中学校须附设师范学校，造就将来之小学教习，或使师范科即为中学课程之一部分……教会学校于栽培教员，尤宜注重中学，兼宜造就手工、农艺、家政等科之男女教员。”〔16〕这一时期教会中学都有意识地开办了师范性质的学校或班级，女校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新式职业女性在当时择业所受的限制，中等学校的女毕业生选择教师职业的人数很多，男学生则有更多的政治、商业、医学等方面的选择，通过师范教育成为小学老师显然不具吸引力。
当时的中国社会，女子受教育机会缺乏，粗通文史者，多为大家女子，一般不会外出就业，通文史兼为基督教徒的就更少，所以早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员非常缺乏。为解决本土师资的问题，1909年，真光书院①在广东各校中首创师范班，由真光书院毕业的学生，经两年师范训练，补充教师人才的缺口。〔17〕数十年后，效果彰显，至20世纪后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师出自教会教育系统成为普遍现象。师范班在1917年真光开办中学后停办，学生转入中学班级。20年代后，本土师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多，真光中学的华人师资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其中仍有相当比例为在真光中学接受初中等教育，深造之后，再回馈母校者。1948年第一学期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教职员48人中有14人是真光中学校友，比例为30%。〔18〕
教会男校中的华人师资培训的渠道更为广泛，除了接受师范教育外，更多的升入高等院校或海外大学，回国后留在母校任教，广州教会中学的名师几乎皆是如此。
其次，随着华人师资力量的增强，学校教师的中外籍比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早期学校主要依赖外籍传教士担任教师相比，华人教师的人数显著上升，占有绝对优势。1904年岭南学堂有西籍教员6人，中籍教员4人，至1915年有西籍教员18人，中籍教员29人。〔19〕1921年真光中学19名教师中，10名为美国籍教师，9名为华人，〔20〕至1935年真光中学有教职员32人，只有2人为美国国籍，且所授科目均为英文。〔21〕对照真光中学校刊所载的教职员信息，1928年后真光中学的教职员大多是华人，只有少数外籍教师。据资料显示，美北长老会定期为真光中学承担一至二位外籍传教士教师的薪酬，上述两位外籍教师应该即是这种情况。至40年代后教会中学中的西籍教师越来越少，有些学校甚至已经没有西籍教师。1941年协和女子中学的教职员共44人，3人为西籍教师，其中2人为美国人，1人为加拿大人。〔22〕1947年培道女中的47位教职员全部是华人，〔23〕1948年美华中学的教职员25人也全部是华人。〔24〕
再次，教会中学的华人教职员由原为下层儒士兼任逐步转为专业教师担任，大多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亦有显著提高。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兴起，一批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传教士和平信徒涌入中国，且有相当数量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真光中学的10名外籍教员中，均有大学学历，其中校长祁约翰还拥有博士学位。至1934年，据真光中学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共有教职员3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1人，为何荫棠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行政博士；拥有硕士学位者2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或修业者23人，其他5人。其中美国籍教师3人，1人为硕士，2人为大学学历。〔25〕从培正中学的情况看，亦是如此。1924年中学部新增化学课教员伍德祺、生物课教员刘瑞为美国伊理柰大学学士，英文教员卓观芳为美国士坦佛大学学士、加省硕士，英文教员彭拔顿为美国列治文大学学士、神道学学士。〔26〕1930年《培正青年》载该年新聘教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化硕士1人，美國大学学士2人。〔27〕培正中学1948年《教职员学历调查表》显示该校有获得博士学位者3人，硕士学位者5人，学士学位者51人，专科学历者13人，大学修业5人，中学学历者10人，师范学历者3人，中学修业6人，其他1人，共97人。〔28〕协和女子中学1941年教职员44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者6人，学士学位者23人，专科学历者5人，中学学历者3人，其他7人，西籍教员只有2人，一为美国人刘信恩，在校服务25年，一为加拿大人包玛利，担任幼稚教育课程。〔29〕华人教职员逐步取代外籍教师，且受教育背景雄厚。教会中学开设的课程也由最初的宗教课程、国文、英语、格致等少量课程逐渐完备起来，开设了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体育等多种课程。
最后，华人师资的稳定性强。教会中学的华人师资在20世纪初期主要由教会学校自身提供，此时教会师范学校所培养的师资不仅在教会系统中任职，也是此时中国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教会初等教育相比，教会中学由于层次较高，师资除了源于本土师范教育中出现的一些优秀者外，另一部分则来自教会学校送到国外的留学生。除了公费留学者，①早期的留学生甚至在出国之前，与学校就签有协议，学成后须回母校服务，教会学校毕业生在教会教育系统中成为华人师资的主体部分。
教会中学的华人师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教师们在教会学校间的流动。教会中学的知名华人教师，几乎每一位都有在几所教会学校任职的经历。如何荫棠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真光中学任教，并担任岭大附中主任和真光中学校长。杨重光从岭南大学毕业后，1914年先在循道会华英中学担任校长司徒光的校长助理，后曾在协和神学院工作，1919-1924年回到华英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洪高煌在获得美士丹福大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1933年在岭南大学任教育系教授、1933-1938年任培英中学校长、1938年在香港创办岭英中学，任校长。与这些知名教师相比，一般教职员的流动性要弱一些，在学校服务的稳定性更高。据1940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员服务奖励规则》，在同一校连续服务满10年、15年、20年者，分别授予勇字、仁字、智字服务奖状。〔30〕教会中学中有多人获得奖状。据《培英史话》记载，培英中学的教师流失率低，服务学校二三十年者甚多，服务年限满40年者也所在多有，如培英中学的周信生自1933年至退休，陈嘉猷自1936年至1975年；〔31〕协和女子中学1947年教职员43人中，服务该校15年以上者2人，10年以上者6人，5年以上者11人，1年以上者14人，新聘者10人。〔32〕
教会中学的此种特征，为20世纪动乱时局下教会中学保持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师资起到了保障作用。而教会中学能够留住一批高素质的教职员，除了宗教人格化的影响，与教会中学资金较为充足，教职员的待遇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而且有相应的进修机会和较好的教师福利有关。如真光中学教职员待遇细则规定：凡在校连续服务10年之专任教员，得请求休假一年，以从事研究或考察。〔33〕此一措施自何时开始，因笔者未找到相关资料验证，不能确定，但刘心慈在《真光光荣简史》中记载，1916年因其连续在校服务32年，校方特给带薪假一年，前往美国游历学习。〔34〕此时应还未形成制度，但已经为之后制度的形成定下基调。岭南附中1942年的职教员待遇规则规定在校服务满20年以上者，退休后可支半薪，服务满一年之教职员子女，可领半费学额。〔35〕其他教会中学也大多有相似的一些福利和保障措施。
教会中学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由于它的宗教性曾遭人质疑，由于它在新式教育开拓史上的地位又为人肯定。在中国社会外在要求和教会教育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随着20世纪20年代立案的进行，教会中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完成了专业化、本土化的进程。作为进程中重要因素之一的华人师资，经历了由从属到主导地位的演变，华人校长和教师在教会中学的经费筹措、教学、管理等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教会中学优越的华人师资条件，展示了教会中学专业化、本土化的一个侧面。
〔参考文献〕
〔1〕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尹文涓主编.基督教與中国近代中等教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修订）〔Z〕.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52.
〔3〕曹思彬.广州私立学校概况〔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Z〕.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24.
〔4〕东山培道中学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888-1933）：17.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8辑〔Z〕.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124.
〔6〕校史〔A〕.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建校七十四周年迁校二十九周年纪念(1946年6月16日)〔Z〕.1-4.
〔7〕〔8〕〔31〕培英史话编辑委员会.培英史话〔M〕.1999.11，59；98-100；127-128，135-136.
〔9〕〔14〕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M〕.李瑞明译.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33-34，13.
〔10〕刘信恩.本校二十一年之回顾〔Z〕.郑震寰译.廖奉灵.本校筹款之经过〔J〕.协和女师期刊，第5卷第1期(1933年)：7-9.
〔11〕葛德基.中国教会学校之现状〔J〕.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1936年）：73.
〔12〕〔13〕〔17〕〔34〕刘心慈.真光光荣简史〔M〕.香港真光中学，1972.36，38，68，73-81.
〔15〕黄喜亭.母校的本色精神与史实〔J〕.培正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15.
〔16〕教会之教育事业〔J〕.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期（1914年）：67.
〔18〕真光校刊，1948，（1）：3.
〔19〕岭南学生筹款纪念册〔Z〕.1915.5.
〔20〕广州基督教真光女中学校章程〔Z〕.单行本，1934.
〔21〕真光校刊，第2卷第5号(1935年2月25日):6-9.
〔22〕〔29〕私立协和女子中学校三十年度第一学期职教员一览表，1941〔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150.
〔23〕广州市培道女中三十六年度职教员一览表，1947〔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449.
〔24〕广州市私立美华初级卅六学年度第二学期教职员一览表册，1948〔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4-03-3-324.
〔25〕真光校刊，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1日）：6-8.
〔26〕培正青年特刊·双十节特号，第2期（1924年）：10.
〔27〕培正青年，第3卷第1期（1930年）.
〔28〕培正校刊，第16卷第4期（1948年）：6.
〔30〕教员服务奖励规则〔Z〕.广州市档案馆馆藏.31-9-18.
〔32〕协和中学创校卅五周年纪念特刊（1947年）：15-16.
〔33〕私立九龙真光女子中学职教员待遇细则〔Z〕.广东省档案馆馆藏.92-1-436.
〔35〕岭南大学教职员暂行待遇细则，1942〔Z〕.广东省档案馆馆藏.38-1-8.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