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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恨歌》是导演关锦鹏根据同名小说为创作蓝本改编的电影。原作小说《长恨歌》为海派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品，并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亦有世人评价该部作品为一部近代上海的史诗。本文就改编后的电影与原著小说作比较，从中浅谈一下该部电影的得失。
关键词：电影；小说；《长恨歌》；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87-01
原著小说《长恨歌》讲述的是上海弄堂女子“王琦瑶”近40年的情感纠葛及其命运多舛的一生，与此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上海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风情巨卷。电影《长恨歌》以原著小说内容为基本框架，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上海传奇名媛与4个男人从风花雪月到柴米油盐的故事。电影在开头那句“在自己的城市看不见城市，然而在错误的年代，却总碰到以为对的人”贯穿着整部电影中心，意味着这是主人公王琦瑶的起点、亦是其重点。本文将从叙事角度、空间把握、人物设置、艺术表达四个方面，试论电影版《长恨歌》的改编。
一、叙事角度
在叙事角度方面，電影版对原著来说，是一种颠覆。原著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全知视角，站在制高点上交代故事脉络。通过对环境的刻画，予以读者想象空间。开篇用了一整章的文字来介绍这位上海小姐的生长环境，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做满铺垫。细腻的笔触不急不缓的交代着，但不免会叫人看得乏味。电影采取的是剧中人物“程先生”视角，用他所观察到的影像世界来向观众讲述整个故事。即使这个举动不免对观众来说并不够公平——这势必是一种带有一定的、不够客观的感性色彩来影响着观众对王琦瑶、这部电影的审美走向。但在笔者看来，此处颠覆无疑是成功的。从“程先生”的角度出发，可以使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融入情境中去，仿佛是一个亲密的朋友翻开记忆在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并且使整部电影的线条显得温情了许多。
二、空间（场景）把握
电影将原著小说中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宏阔历史背景的空间表现上用了过多的室内场景：不论是电影开头的片场中的“王琦瑶”遇其“伯乐”程先生、影片中间老友离散多年后的重逢、还是片终“王琦瑶”的死都是室内场景，极少选择外景。没有日落的夕阳、无束缚的鸽子、没有电影院、没有步行街...再加上灰暗的色调、幽淡的光线，给人一种沉闷与压抑的感觉。而其他的环境描写多以大景别空镜头或者是局部的特写为主，却鲜有对个别饱有深意细节的把握，让影片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意味，削减了影片对于现实的感染力，大大减弱了原著小说对于上海城市整体感的把控以及对上海精神的刻画。
三、人物设置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比起原著小说全知视角地叙事，采取的是以人物“程先生”视角。因而在电影中“程先生”的地位不免提升到了与“王琦瑶”并驾齐驱的主角位置，戏份大大提升。除了担当叙事者的身份，他的每一次独白都担当了导演一直的化身。这也是对于原著小说来讲，最大的区别所在。导演借用他的口，丰满了画面的单调，完整了细节，增添了引申义，弥补了电影放映时间的局限性。甚至导演赋予了“程先生”一担当整部影片主旨内涵及审美导向的重任。比如，影片中尾声处的那句：“舍不得”道尽了“程先生”的心声，同时也烘托出了作品“长恨”的根源。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对于主要人物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的。即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而电影在展现一个人物时画面感更强，给观众以直接的视觉感受。例如原著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王琦瑶”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 “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1]这是原著小说对“王琦瑶”最初的描写。作者用一章的五分之一介绍她，但却没有详细的肖像描写，只笼统的写道：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这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而电影中，“王琦瑶”一出场时的穿衣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带一条近墨绿的围巾，提一个碎花布包，留着一头齐耳短发，让人感觉很清纯，学生气十足。在这里，扮相绝对强化了她的人物特色。这也是电影的独特之处。
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并没有塑造“王琦瑶”的外婆和阿二的形象，回避了“王琦瑶”在邬桥最落魄的时光所展现出的落寞。电影中对这一部分的处理（下乡）就没有原著小说来的自然。笔者认为相较于原著小说的大篇幅、大手笔铺张式的展示来说，电影里精简的人物显得整部作品更富于精炼感， 保持了一个更内聚、更具线性的框架。简洁的人物设置将电影更富于戏剧性，节奏感更强烈。
四、艺术表达
原著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以大篇幅对意象的铺陈进行开篇，作者力图为读者展现一个城市的大背景——弄堂。弄堂是上海的底色，是整座城市的精髓所在，具有兼容并蓄的人文特征。作者开篇不厌其烦的对其进行具象或者抽象的描写，为的就是引出我们的主人公——上海弄堂的芯子：王琦瑶。在她的笔下，王琦瑶带着她的弄堂文化奔赴了一场繁华城市中的美梦，虽然她从未真正融入社会主流，她的生活和故事却贯穿着整个城市的变迁。
改编后的电影，侧重描写了王琦瑶与四个男人的情爱纠葛，所演绎的只是女人的故事，完全避开了作者对于城市的描写，且情感较为缺乏感染力，情节空疏跳跃、缺乏铺垫，没有处理好人物情绪的变化，以及对情感酝酿的过程缺少必要的交代过程。
电影版《长恨歌》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作品，浑身上下散发着温情与情怀。导演关锦鹏在采访时曾一再强调，对于这部作品他仅仅想表达的是“老上海的繁华不再”，以及他对现代上海的厌倦和对老上海的怀念。这也恰恰迎合了王安忆起笔这部著作的初衷——寻根过程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故事及颂歌。
参考文献：
[1]王安忆 《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版，第20页。
作者简介：徐婕馨（1992.2-），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武汉大学，学生，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关键词：电影；小说；《长恨歌》；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87-01
原著小说《长恨歌》讲述的是上海弄堂女子“王琦瑶”近40年的情感纠葛及其命运多舛的一生，与此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上海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风情巨卷。电影《长恨歌》以原著小说内容为基本框架，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上海传奇名媛与4个男人从风花雪月到柴米油盐的故事。电影在开头那句“在自己的城市看不见城市，然而在错误的年代，却总碰到以为对的人”贯穿着整部电影中心，意味着这是主人公王琦瑶的起点、亦是其重点。本文将从叙事角度、空间把握、人物设置、艺术表达四个方面，试论电影版《长恨歌》的改编。
一、叙事角度
在叙事角度方面，電影版对原著来说，是一种颠覆。原著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全知视角，站在制高点上交代故事脉络。通过对环境的刻画，予以读者想象空间。开篇用了一整章的文字来介绍这位上海小姐的生长环境，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做满铺垫。细腻的笔触不急不缓的交代着，但不免会叫人看得乏味。电影采取的是剧中人物“程先生”视角，用他所观察到的影像世界来向观众讲述整个故事。即使这个举动不免对观众来说并不够公平——这势必是一种带有一定的、不够客观的感性色彩来影响着观众对王琦瑶、这部电影的审美走向。但在笔者看来，此处颠覆无疑是成功的。从“程先生”的角度出发，可以使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融入情境中去，仿佛是一个亲密的朋友翻开记忆在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并且使整部电影的线条显得温情了许多。
二、空间（场景）把握
电影将原著小说中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宏阔历史背景的空间表现上用了过多的室内场景：不论是电影开头的片场中的“王琦瑶”遇其“伯乐”程先生、影片中间老友离散多年后的重逢、还是片终“王琦瑶”的死都是室内场景，极少选择外景。没有日落的夕阳、无束缚的鸽子、没有电影院、没有步行街...再加上灰暗的色调、幽淡的光线，给人一种沉闷与压抑的感觉。而其他的环境描写多以大景别空镜头或者是局部的特写为主，却鲜有对个别饱有深意细节的把握，让影片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意味，削减了影片对于现实的感染力，大大减弱了原著小说对于上海城市整体感的把控以及对上海精神的刻画。
三、人物设置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比起原著小说全知视角地叙事，采取的是以人物“程先生”视角。因而在电影中“程先生”的地位不免提升到了与“王琦瑶”并驾齐驱的主角位置，戏份大大提升。除了担当叙事者的身份，他的每一次独白都担当了导演一直的化身。这也是对于原著小说来讲，最大的区别所在。导演借用他的口，丰满了画面的单调，完整了细节，增添了引申义，弥补了电影放映时间的局限性。甚至导演赋予了“程先生”一担当整部影片主旨内涵及审美导向的重任。比如，影片中尾声处的那句：“舍不得”道尽了“程先生”的心声，同时也烘托出了作品“长恨”的根源。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对于主要人物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的。即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等。而电影在展现一个人物时画面感更强，给观众以直接的视觉感受。例如原著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王琦瑶”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 “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1]这是原著小说对“王琦瑶”最初的描写。作者用一章的五分之一介绍她，但却没有详细的肖像描写，只笼统的写道：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这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而电影中，“王琦瑶”一出场时的穿衣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带一条近墨绿的围巾，提一个碎花布包，留着一头齐耳短发，让人感觉很清纯，学生气十足。在这里，扮相绝对强化了她的人物特色。这也是电影的独特之处。
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并没有塑造“王琦瑶”的外婆和阿二的形象，回避了“王琦瑶”在邬桥最落魄的时光所展现出的落寞。电影中对这一部分的处理（下乡）就没有原著小说来的自然。笔者认为相较于原著小说的大篇幅、大手笔铺张式的展示来说，电影里精简的人物显得整部作品更富于精炼感， 保持了一个更内聚、更具线性的框架。简洁的人物设置将电影更富于戏剧性，节奏感更强烈。
四、艺术表达
原著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以大篇幅对意象的铺陈进行开篇，作者力图为读者展现一个城市的大背景——弄堂。弄堂是上海的底色，是整座城市的精髓所在，具有兼容并蓄的人文特征。作者开篇不厌其烦的对其进行具象或者抽象的描写，为的就是引出我们的主人公——上海弄堂的芯子：王琦瑶。在她的笔下，王琦瑶带着她的弄堂文化奔赴了一场繁华城市中的美梦，虽然她从未真正融入社会主流，她的生活和故事却贯穿着整个城市的变迁。
改编后的电影，侧重描写了王琦瑶与四个男人的情爱纠葛，所演绎的只是女人的故事，完全避开了作者对于城市的描写，且情感较为缺乏感染力，情节空疏跳跃、缺乏铺垫，没有处理好人物情绪的变化，以及对情感酝酿的过程缺少必要的交代过程。
电影版《长恨歌》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作品，浑身上下散发着温情与情怀。导演关锦鹏在采访时曾一再强调，对于这部作品他仅仅想表达的是“老上海的繁华不再”，以及他对现代上海的厌倦和对老上海的怀念。这也恰恰迎合了王安忆起笔这部著作的初衷——寻根过程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故事及颂歌。
参考文献：
[1]王安忆 《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版，第20页。
作者简介：徐婕馨（1992.2-），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武汉大学，学生，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