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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快乐”简单理解为课业轻松，欧美中小学的确是很“快乐”的。
以加拿大为例，首先，课时很短：加拿大法定上课时间为每日上午9～11点，下午1～2点半，一周上课5天，总共也不超过20小时；
其次，作业少。加拿大中小学是一贯制，从1年级直到12年级，除了相当于高二、高三的11、12年级学生因即将升入大学，所以作业稍多外，其它年级的作业少得有些吓人。不但量少，且学校普遍规定，原则上作业必须在校当堂完成，不得带回家做，甚至课本也不得带回家去（加拿大公立学校不用交书本费，课本由学校提供，所有权属于学校，学生升入高年级后，课本须留给学弟学妹继续使用，因此不但不许带课本回家，也不许在课本上画重点、记笔记），由于上课时间本来有限，因此这样一来，作业就变得轻松无比，学生十几分钟就能轻松完成回家。即使偶尔破例留作业，也不过是阅读20分钟、半小时，第二天在课堂讲述，或者画张铅笔画，做个纸工之类。阅读的书籍也不作强行限制，最多划一个粗略范围，因此许多学生乐得把漫画书、长篇小说当作“作业”来凑数；
第三，老师、家长不得给学生加压。加拿大中小学没有中国那种无事不管的班主任，课任老师也嘻嘻哈哈地更像孩子王，低年级的教室里连课桌都没有，反倒堆满了玩具，高年级稍稍正规些，课堂里仍然是气氛轻松，课桌椅随意放，学生老师随便坐，老师也被反复告诫，严禁训斥或变相责罚学生。加拿大规定，严禁课后补课，严禁家长课余在家辅导。家长会不过是家长们领取成绩单和结识其他家长的PATTY，而成绩单的评语几乎清一色的赞扬——除非实在表现太糟，随便批评学生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第四，考试轻松。加拿大中小学没有期中、期末考试概念，一学年三学期，考试分期分批进行，成绩单上的成绩更是综合平时作业和考试表现给出的综合分，因此很难看到学生在考前“打突击”的景象。
因为作业少、负担轻、考试压力低，加拿大的中小学生普遍感到在校学习轻松愉快，课余更是有大量时间玩耍和参加文体活动，家长也不必担心孩子因贪玩跟不上功课，而无需像监工一般整天督促子女用功。事实上，加拿大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教学体制，目的正是为了给孩子们以更轻松的学习氛围，和更充足的玩耍时间，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中小学的教育，目的更多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动手、动脑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从而为他们此后升学或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至于学科知识的学习，加拿大教育界普遍认为，这是大学里才该做的事。
但“快乐”仅仅是这种教育的一个层面。
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组织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针对的是65个世界主要国家15-16岁在校生，2012年最新一次的测试，从65个国家2800万15岁学生中抽样51万个进行调查，每个被抽样学生进行两小时笔试，一些国家、地区还进行了40分钟包括数学、阅读和答题的电脑测试。一般认为，PISA可以较准确衡量和比较各国家、地区未成年学生阅读、计算、科学理解和解决问题能力。评估的结果，前五名表现最佳的地方全部在东亚（上海、新加坡、香港、台北、韩国），而工业化国家排名普遍靠后，如美国数学低于平均分，英国没有任何科目进入排名前20，法国总排名仅列第25名。加拿大《使命》杂志和《经合组织观察》杂志等都认为，许多发达国家出于平衡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等目的，以“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堂皇口实，减少中小学技能教育比重，结果造成学生知识技能下降，无法适应升入大学后的学习，也无法胜任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代职场环境。
这种“快乐教育”在专业技能上的“偷斤短两”到怎样程度？仍以笔者的孩子为例，笔者岳父探亲时，曾随手指导过当时上学前班儿子的算术，也不过学到四则运算的程度，结果开学后不久，校方投诉儿子“上算术课不专心”，到校后才发现，四则运算在这里要到四年级才差不多教完，儿子不专心是因为“没啥好学”。在加拿大卑诗省的公立小学，低年级老师往往是同时兼教英语、社会、算术、自然的“多面手”，不少学校还有“复式班”，即一个老师同时在同一间教室教两个年级的孩子。正课如此，副课也半斤八两，比如儿子所在小学，音乐课只一句句教唱歌，不教简谱或五线谱，体育课则只有跑步和做操，别说球类、器械技巧，就连下蹲起跑之类也不会提及。
中国移民的家长大多在国内饱尝竞争之苦，对这种“快乐教育”嘴上超脱，心中却不免忧心忡忡，因此往往会给孩子报很多课后班，但加拿大地广人稀，课后班都报齐并不容易，弄不好要来回跑几个城市，笔者认识的一个家长（深圳移民，有三个孩子），索性开了个华人文化学校，把各种老师都请来开班，利润分成，按照她的说法，“就当给三个儿女请家庭教师了”。
“快乐教育”并非真的“快乐到底”，就拿加拿大来说，1-10年级（相当于小学、初中）课业轻松，考试也流于形式，但11年级以上就迥异，因为加拿大没有高考，大学入学要综合衡量学生高中最后两个年级、六个学期的全部考试成绩，也就是说，这最后两个年级丝毫松懈不得，否则就难以升学且几乎没有补救机会。不少移民孩子初来乍到，对这种“先松后紧”的学习规律缺乏认识，结果“先松”是做到了，“后紧”却再也紧不起来。
笔者2006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结识了一对移民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夫妇，他们的独子就是被“先松后紧”搞得措手不及，眼见得大学升学无望，老两口不得不再拿出一大笔钱，把原本千辛万苦从国内带出来的儿子，又送回北京“留学”了事。
可怜天下父母心
平心而论，至少在中小学阶段，欧美的学生是快乐的，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为此付出一些牺牲、一些代价，而对于移民家庭来说，这个代价就更大了。
前面提到，欧美许多国家中小学课时短，学生下午两点多就放学了。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这些国家往往规定，学生上学、放学要有监护人陪同（如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12岁以下中小学生不得单独上学、放学），而大多数初来乍到的中国移民家庭，家中并没有老人，倘夫妇两人都上班，早上送孩子上学还可对付，下午接孩子放学就勉为其难，因为公司、工厂大多5点以后才下班，中午休息时间也很短。 在有些地方，学校或社会上有一种“课后班”，可以在下课后代管孩子，直至家长下班来接，但“课后班”名额紧张且收费不菲，对于家长而言，是不小的一笔开支。许多移民家庭刚到加拿大时，手头并不十分宽裕，舍不得或出不起这笔钱。这种情况下，许多移民家长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和爱好，去迁就孩子的学习日程安排。
如笔者朋友的朋友、一对早年从北京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后又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发展的夫妇，在校时是热门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后双双直接留校任教，赴美后事业得到更好发展。但随着他们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这对“高知”夫妇同样面临着“顾事业还是顾孩子”的两难选择，最终太太选择牺牲教职，回归家庭，直到孩子长大才重返校园，但职位和学术成就都已被落下一大截。
另一对居住在渥太华的华人移民夫妇（陕西人）工作、收入远逊于前面这一对，夫妇二人中，太太在国内是英语教师，工作和收入相对理想，先生则因语言能力较差而一时找不到好工作，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们便选择“男主内、女主外”，让先生索性在家做“家庭主夫”，负责接送孩子和全部家务，直到太太生育二胎，在家休产假，两人的家庭角色才重新更换回来。
某种程度上，笔者本人的家庭也是“迁就孩子学业”的典型：因为原先在非洲工作时所从事的专业和加拿大不匹配，笔者选择转型写作，以便可以在家工作，并享有灵活的作息时间，从而可兼顾孩子上学、放学和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接送，而太太则可安心上班。因为要迁就儿子学校的日程，笔者不得不两次谢绝当地传媒的加盟邀请——尽管职位令人满意，但“每周至少坐班4天”的硬指标，对于一个学龄孩子的家长而言，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抢学区房”是移民家长的又一块心病
如前所述，好学校未必就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有些好高中坐落在人烟稀少的远郊，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为了子女前途，也会咬牙把家搬到这样的学区。笔者在非洲时的一位老领导举家移民加拿大后，就为了一儿一女的前途，把家搬到了一处交通不便的半山腰——因为那个学区的公立高中在当地名列前茅。
当然，如果上私校就会简单很多，只要通过校方评估，不论住在哪里，都可以被接纳入校。但相对于公校的免费教育，欧美私校的费用十分高昂，绝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
不过近年来移民加拿大的许多中国人收入殷实，负担私校费用并没有太大问题。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宁肯去抢购学区房挤那些排名靠前的好公校，也不愿上明明排名还高出好公校一大截的私校，理由则是多方面的。笔者认识的一对夫妇（浙江人，家具商），不愿女儿上私校的理由，是私校要求家长做很多校内义工，他们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而另一对夫妇（也是浙江人，公务员）则是先把孩子送进私校一年，然后发现私校里富家子弟太多，学生间相互攀比，风气不如好公校，因此索性转学。
身份的认同
几年前加拿大温哥华市主办了一届海外中文传媒研讨会，会上许多海外中文传媒业者都感慨，中文报刊的读者仅限于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的子女通常都变成“香蕉人”，要么中文能说不能写，要么索性连中文都不会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在笔者住处附近开了一所中文学校，据她介绍，尽管3年来收了近百名华裔孩子，但大多数“没学出来”，甚至“课堂上不要用英语对话”的纪律也形同虚设，关键原因，是华裔移民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处在英语环境下，甚至来上中文课，同学间私下也照样用英文交流，“除了跟爸妈说话根本用不上中文”，又怎么可能学得好？ 当然，教材和师资也有很多问题。以温哥华为例，教授中文的机构并不少，但既有教简体的，也有教繁体的，既有教汉语拼音的，也有教注音符号的，本就对汉语意兴阑珊的孩子，往往被这些他们难以理解的事弄得无所适从。
不少家长移民后深受语言障碍之苦，惟恐孩子们也重蹈覆辙，因此刻意采取种种方法，给孩子营造“非中文环境”。如笔者刚移民来温哥华时，曾参与筹办过一个介绍中华文化的义务学校，其中一位同事（移民前为中学语文教师，北京人）的女儿在国内已念到小学四年级，中文听说读写都有相当基础，旁听课程时是发言最踊跃的一个。这位同事惟恐女儿“中汉语毒太深”，此后刻意在家里设置“汉语禁区”，甚至和自己丈夫、公婆说话，也要互操生硬英语，结果仅仅一年后，她的女儿已近乎听不懂我的课了。
近年来，亚洲、中国在加拿大、尤其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经济生活中，重要性与日俱增，新来的大陆移民普遍重视让子女保持中文能力，“以后多一个就业技能”，甚至许多当地非华裔也开始日益重视中文，让子女学习中文，为将来求职做投资。但稍早一些的中国移民，许多对此尚无法立即适应，认为“反正孩子是加拿大人，会不会中文也没啥关系”。前几年，加拿大卑诗省的北温哥华、本拿比两座小城市曾表决是否在幼儿园和小学开设英-汉双语班的提案，结果计票时发现，当地非华裔代表大多投票赞成，华裔却有许多投票反对，奥妙就在于前者意识到“多一门汉语多一项求职技能”，而后者则担心“学汉语会影响孩子英语能力”。
笔者的孩子自幼被我们告知自己的身份，每当别人问“ 你是哪里人”时，都会回答“我是加拿大的华人”，这是耳闻目睹许多移民身份认同经验教训后，未雨绸缪的一种安排。尽管如此，移民第二代身份认同，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恐非一句话的交代，就可以让孩子释然的。笔者几年前旅游时曾遇到一位移民美国的同胞，孩子完全不会甚至抗拒接触汉语，执着地认定自己是“纯美国人”，但老师、同学、邻居都认定他是“亚洲人”、“中国人”，令他感到困惑，甚至回家迁怒于父母，这位同胞一气之下将孩子拉到商场门口，让每个路过的人说这孩子到底是哪里人，即便如此，这个孩子依旧困惑着。
移民是生活环境、状态，和人生的重大转折，理应是移民者自己的选择，“为了孩子”听上去固然很美，甚至很伟大，却未必是好的选择理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自己选择的自由，父母认定的最佳选择，未必是子女们所愿意、所期待、所适应的。移民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不宜过多拿未成年子女说事——他们成年后，对自己命运不由自主的莫名转折，未必会领情和喜欢。
以加拿大为例，首先，课时很短：加拿大法定上课时间为每日上午9～11点，下午1～2点半，一周上课5天，总共也不超过20小时；
其次，作业少。加拿大中小学是一贯制，从1年级直到12年级，除了相当于高二、高三的11、12年级学生因即将升入大学，所以作业稍多外，其它年级的作业少得有些吓人。不但量少，且学校普遍规定，原则上作业必须在校当堂完成，不得带回家做，甚至课本也不得带回家去（加拿大公立学校不用交书本费，课本由学校提供，所有权属于学校，学生升入高年级后，课本须留给学弟学妹继续使用，因此不但不许带课本回家，也不许在课本上画重点、记笔记），由于上课时间本来有限，因此这样一来，作业就变得轻松无比，学生十几分钟就能轻松完成回家。即使偶尔破例留作业，也不过是阅读20分钟、半小时，第二天在课堂讲述，或者画张铅笔画，做个纸工之类。阅读的书籍也不作强行限制，最多划一个粗略范围，因此许多学生乐得把漫画书、长篇小说当作“作业”来凑数；
第三，老师、家长不得给学生加压。加拿大中小学没有中国那种无事不管的班主任，课任老师也嘻嘻哈哈地更像孩子王，低年级的教室里连课桌都没有，反倒堆满了玩具，高年级稍稍正规些，课堂里仍然是气氛轻松，课桌椅随意放，学生老师随便坐，老师也被反复告诫，严禁训斥或变相责罚学生。加拿大规定，严禁课后补课，严禁家长课余在家辅导。家长会不过是家长们领取成绩单和结识其他家长的PATTY，而成绩单的评语几乎清一色的赞扬——除非实在表现太糟，随便批评学生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第四，考试轻松。加拿大中小学没有期中、期末考试概念，一学年三学期，考试分期分批进行，成绩单上的成绩更是综合平时作业和考试表现给出的综合分，因此很难看到学生在考前“打突击”的景象。
因为作业少、负担轻、考试压力低，加拿大的中小学生普遍感到在校学习轻松愉快，课余更是有大量时间玩耍和参加文体活动，家长也不必担心孩子因贪玩跟不上功课，而无需像监工一般整天督促子女用功。事实上，加拿大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教学体制，目的正是为了给孩子们以更轻松的学习氛围，和更充足的玩耍时间，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中小学的教育，目的更多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动手、动脑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从而为他们此后升学或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至于学科知识的学习，加拿大教育界普遍认为，这是大学里才该做的事。
但“快乐”仅仅是这种教育的一个层面。
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组织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针对的是65个世界主要国家15-16岁在校生，2012年最新一次的测试，从65个国家2800万15岁学生中抽样51万个进行调查，每个被抽样学生进行两小时笔试，一些国家、地区还进行了40分钟包括数学、阅读和答题的电脑测试。一般认为，PISA可以较准确衡量和比较各国家、地区未成年学生阅读、计算、科学理解和解决问题能力。评估的结果，前五名表现最佳的地方全部在东亚（上海、新加坡、香港、台北、韩国），而工业化国家排名普遍靠后，如美国数学低于平均分，英国没有任何科目进入排名前20，法国总排名仅列第25名。加拿大《使命》杂志和《经合组织观察》杂志等都认为，许多发达国家出于平衡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等目的，以“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堂皇口实，减少中小学技能教育比重，结果造成学生知识技能下降，无法适应升入大学后的学习，也无法胜任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代职场环境。
这种“快乐教育”在专业技能上的“偷斤短两”到怎样程度？仍以笔者的孩子为例，笔者岳父探亲时，曾随手指导过当时上学前班儿子的算术，也不过学到四则运算的程度，结果开学后不久，校方投诉儿子“上算术课不专心”，到校后才发现，四则运算在这里要到四年级才差不多教完，儿子不专心是因为“没啥好学”。在加拿大卑诗省的公立小学，低年级老师往往是同时兼教英语、社会、算术、自然的“多面手”，不少学校还有“复式班”，即一个老师同时在同一间教室教两个年级的孩子。正课如此，副课也半斤八两，比如儿子所在小学，音乐课只一句句教唱歌，不教简谱或五线谱，体育课则只有跑步和做操，别说球类、器械技巧，就连下蹲起跑之类也不会提及。
中国移民的家长大多在国内饱尝竞争之苦，对这种“快乐教育”嘴上超脱，心中却不免忧心忡忡，因此往往会给孩子报很多课后班，但加拿大地广人稀，课后班都报齐并不容易，弄不好要来回跑几个城市，笔者认识的一个家长（深圳移民，有三个孩子），索性开了个华人文化学校，把各种老师都请来开班，利润分成，按照她的说法，“就当给三个儿女请家庭教师了”。
“快乐教育”并非真的“快乐到底”，就拿加拿大来说，1-10年级（相当于小学、初中）课业轻松，考试也流于形式，但11年级以上就迥异，因为加拿大没有高考，大学入学要综合衡量学生高中最后两个年级、六个学期的全部考试成绩，也就是说，这最后两个年级丝毫松懈不得，否则就难以升学且几乎没有补救机会。不少移民孩子初来乍到，对这种“先松后紧”的学习规律缺乏认识，结果“先松”是做到了，“后紧”却再也紧不起来。
笔者2006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结识了一对移民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夫妇，他们的独子就是被“先松后紧”搞得措手不及，眼见得大学升学无望，老两口不得不再拿出一大笔钱，把原本千辛万苦从国内带出来的儿子，又送回北京“留学”了事。
可怜天下父母心
平心而论，至少在中小学阶段，欧美的学生是快乐的，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为此付出一些牺牲、一些代价，而对于移民家庭来说，这个代价就更大了。
前面提到，欧美许多国家中小学课时短，学生下午两点多就放学了。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这些国家往往规定，学生上学、放学要有监护人陪同（如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12岁以下中小学生不得单独上学、放学），而大多数初来乍到的中国移民家庭，家中并没有老人，倘夫妇两人都上班，早上送孩子上学还可对付，下午接孩子放学就勉为其难，因为公司、工厂大多5点以后才下班，中午休息时间也很短。 在有些地方，学校或社会上有一种“课后班”，可以在下课后代管孩子，直至家长下班来接，但“课后班”名额紧张且收费不菲，对于家长而言，是不小的一笔开支。许多移民家庭刚到加拿大时，手头并不十分宽裕，舍不得或出不起这笔钱。这种情况下，许多移民家长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和爱好，去迁就孩子的学习日程安排。
如笔者朋友的朋友、一对早年从北京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后又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发展的夫妇，在校时是热门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后双双直接留校任教，赴美后事业得到更好发展。但随着他们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这对“高知”夫妇同样面临着“顾事业还是顾孩子”的两难选择，最终太太选择牺牲教职，回归家庭，直到孩子长大才重返校园，但职位和学术成就都已被落下一大截。
另一对居住在渥太华的华人移民夫妇（陕西人）工作、收入远逊于前面这一对，夫妇二人中，太太在国内是英语教师，工作和收入相对理想，先生则因语言能力较差而一时找不到好工作，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们便选择“男主内、女主外”，让先生索性在家做“家庭主夫”，负责接送孩子和全部家务，直到太太生育二胎，在家休产假，两人的家庭角色才重新更换回来。
某种程度上，笔者本人的家庭也是“迁就孩子学业”的典型：因为原先在非洲工作时所从事的专业和加拿大不匹配，笔者选择转型写作，以便可以在家工作，并享有灵活的作息时间，从而可兼顾孩子上学、放学和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接送，而太太则可安心上班。因为要迁就儿子学校的日程，笔者不得不两次谢绝当地传媒的加盟邀请——尽管职位令人满意，但“每周至少坐班4天”的硬指标，对于一个学龄孩子的家长而言，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抢学区房”是移民家长的又一块心病
如前所述，好学校未必就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有些好高中坐落在人烟稀少的远郊，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为了子女前途，也会咬牙把家搬到这样的学区。笔者在非洲时的一位老领导举家移民加拿大后，就为了一儿一女的前途，把家搬到了一处交通不便的半山腰——因为那个学区的公立高中在当地名列前茅。
当然，如果上私校就会简单很多，只要通过校方评估，不论住在哪里，都可以被接纳入校。但相对于公校的免费教育，欧美私校的费用十分高昂，绝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
不过近年来移民加拿大的许多中国人收入殷实，负担私校费用并没有太大问题。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宁肯去抢购学区房挤那些排名靠前的好公校，也不愿上明明排名还高出好公校一大截的私校，理由则是多方面的。笔者认识的一对夫妇（浙江人，家具商），不愿女儿上私校的理由，是私校要求家长做很多校内义工，他们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而另一对夫妇（也是浙江人，公务员）则是先把孩子送进私校一年，然后发现私校里富家子弟太多，学生间相互攀比，风气不如好公校，因此索性转学。
身份的认同
几年前加拿大温哥华市主办了一届海外中文传媒研讨会，会上许多海外中文传媒业者都感慨，中文报刊的读者仅限于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的子女通常都变成“香蕉人”，要么中文能说不能写，要么索性连中文都不会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在笔者住处附近开了一所中文学校，据她介绍，尽管3年来收了近百名华裔孩子，但大多数“没学出来”，甚至“课堂上不要用英语对话”的纪律也形同虚设，关键原因，是华裔移民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处在英语环境下，甚至来上中文课，同学间私下也照样用英文交流，“除了跟爸妈说话根本用不上中文”，又怎么可能学得好？ 当然，教材和师资也有很多问题。以温哥华为例，教授中文的机构并不少，但既有教简体的，也有教繁体的，既有教汉语拼音的，也有教注音符号的，本就对汉语意兴阑珊的孩子，往往被这些他们难以理解的事弄得无所适从。
不少家长移民后深受语言障碍之苦，惟恐孩子们也重蹈覆辙，因此刻意采取种种方法，给孩子营造“非中文环境”。如笔者刚移民来温哥华时，曾参与筹办过一个介绍中华文化的义务学校，其中一位同事（移民前为中学语文教师，北京人）的女儿在国内已念到小学四年级，中文听说读写都有相当基础，旁听课程时是发言最踊跃的一个。这位同事惟恐女儿“中汉语毒太深”，此后刻意在家里设置“汉语禁区”，甚至和自己丈夫、公婆说话，也要互操生硬英语，结果仅仅一年后，她的女儿已近乎听不懂我的课了。
近年来，亚洲、中国在加拿大、尤其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经济生活中，重要性与日俱增，新来的大陆移民普遍重视让子女保持中文能力，“以后多一个就业技能”，甚至许多当地非华裔也开始日益重视中文，让子女学习中文，为将来求职做投资。但稍早一些的中国移民，许多对此尚无法立即适应，认为“反正孩子是加拿大人，会不会中文也没啥关系”。前几年，加拿大卑诗省的北温哥华、本拿比两座小城市曾表决是否在幼儿园和小学开设英-汉双语班的提案，结果计票时发现，当地非华裔代表大多投票赞成，华裔却有许多投票反对，奥妙就在于前者意识到“多一门汉语多一项求职技能”，而后者则担心“学汉语会影响孩子英语能力”。
笔者的孩子自幼被我们告知自己的身份，每当别人问“ 你是哪里人”时，都会回答“我是加拿大的华人”，这是耳闻目睹许多移民身份认同经验教训后，未雨绸缪的一种安排。尽管如此，移民第二代身份认同，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恐非一句话的交代，就可以让孩子释然的。笔者几年前旅游时曾遇到一位移民美国的同胞，孩子完全不会甚至抗拒接触汉语，执着地认定自己是“纯美国人”，但老师、同学、邻居都认定他是“亚洲人”、“中国人”，令他感到困惑，甚至回家迁怒于父母，这位同胞一气之下将孩子拉到商场门口，让每个路过的人说这孩子到底是哪里人，即便如此，这个孩子依旧困惑着。
移民是生活环境、状态，和人生的重大转折，理应是移民者自己的选择，“为了孩子”听上去固然很美，甚至很伟大，却未必是好的选择理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自己选择的自由，父母认定的最佳选择，未必是子女们所愿意、所期待、所适应的。移民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不宜过多拿未成年子女说事——他们成年后，对自己命运不由自主的莫名转折，未必会领情和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