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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恩美是美国华人文学世界里一位十分杰出的作家,她吸引了国内国外评论界的关注。《喜福会》(1989)是谭恩美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全书讨论了中国母亲与她们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微妙情感。本文拟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结合前人对这部作品中的东方主义的探究,对小说《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再思考。谭恩美在书中对中国的部分描写体现了东方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名华裔作家,她更想将这部作品作为反抗东方主义的武器,表达了她希望东西方共存共荣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华裔文学 谭恩美 《喜福会》 反东方主义元素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华人大量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中叶,美国华裔文学发展与之相比则严重滞后,它是在漫长的沉寂中诞生的。二战之前美国华人中基本找不到从事文字行业的职业作家,而我们比较熟知的华裔作家大都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而谭恩美在其中应该是最富盛名的,她与莫里森、辛格、纳博科夫齐名,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从1989年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谭恩美推出了《喜福会》、《灶神之妻》、《通灵女孩》、《接骨师之女》、《拯救溺水鱼》五部长篇小说,《月亮女神》和《中国暹罗猫》两部儿童文学作品,散文随笔集《命运的对立面》等。她的代表作《喜福会》一经问世便于当年的春季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达九个月之久,销售量突破了275万册,被评为“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和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李公昭,104)。
《喜福会》全书讲述了四位美国华裔母亲与自己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情节看似平淡,但它的成功却有目共睹。谭恩美以此引领了华裔文学的一片新天地,正如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指出谭恩美“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拥有一特殊位置,她是另一位开拓者”(尹晓煌,232)。西方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认为谭恩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其小说中对东方中国的描写体现了美国政治中的东方观点;二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谭恩美的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作家拥有的女权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男权主义意识以及这种思想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三是族裔身份研究。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华裔作为少数族裔常常有种身份存在的危机感。一些评论家认为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建立了新的文化身份。国内关于谭恩美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仍不乏一些优秀的期刊文章,研究角度也多是从文化冲突与融合、叙事艺术、意识形态和族裔身份入手。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中西方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交集在于他们认为谭恩美对中国的描写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生活与人物的猎奇心理,这样的描写大都带有东方色彩。本文作者认为事实上无法改变的华人身份使谭恩美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部小说中,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呼吁中国不是弱者的东方,体现了作者反东方正义的态度,表达了东西方应该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二 何为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分析概括了一直制约着西方主流社会思维的东方主义:“西方人和东方人,前者统治,后者被统治”,前者代表着当时所谓的“西方力量”,后者是“东方的软弱”。他指出“东方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而是“人为的建构的”(Said,4-5)。西方人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化,而是欧洲人心中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历史环境机理的一种狭隘、肤浅的理解。以西方强权为基础的东方主义以及建构在这一主义之上的东方模式形象长期以来在西方人心中培养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树立起一成不变的亚洲模式。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东方是一切弱势的代言词,而谭恩美却用深情的笔触展示了不一样的东方和东方人。
三 打破“沉默”
在东方主义者的观念中,东方是沉默的是不能够表达自我的东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则通常被认为是这些沉默的东方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刻板的中国人形象,特别是中国女人的沉默形象,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1)交流方式和语言的沉默。语言是交际的最重要的手段,语言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交际障碍。《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的“破碎的英语”常常使女儿们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或者是“经常个人讲个人的”(谭恩美,21)。在交流方式上,四位母亲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重曲线思维”,而女儿们明显是“重直线思维”(刘雯祺,126)。交流方式的不一致导致她们之间的谈话常常陷入僵局,最后变得沉默。(2)家族主义文化下的沉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推崇“宗祠”是“家族得长相维系的重要手段”的思想(于云翰、吴存浩,156-158)。通常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女人就是中国传统家族主义观念下的牺牲品。钟林冬嫁到黄家做童养媳,为的就是给黄家传宗接代。映映年轻时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一个浪荡公子,这段婚姻是她人生中抹不去的伤痕。
以上的这些都是一些西方批评家眼里的东方人的形象,但是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却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沉默的中国女人形象。当许露丝和丽娜·圣克莱尔的婚姻遇到挫折时,母亲不再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启发女儿,从而促使女儿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依靠别人也不再活在任何人的阴影下。母女间天然的深情以及母亲积极地和女儿的对话,最终化解了阻隔她们多年的交流障碍。另一方面,女儿们随着世事变迁,也逐渐开始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对母亲的态度更多变为包容。母女双方在经历了从冲突到逃避的“沉默”过程之后,开始重新审视彼此的行为,开始主动了解,接受彼此的差异,并积极探寻和解的方式,正如林瑛女士所说:小说中“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接”(Stephen Souris,79),母亲与女儿消除误解,打破了沉默,结束了“失语”状态,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四 树立坚强母亲形象
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以“东方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华人移民,东方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定型的形象: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顺从、温柔、乐于为爱献身。在《喜福会》中,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却是家庭实实在在的主导者。她们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生活,但是她们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样的坚强的母亲形象。
抗日战争期间,吴素云丢下了两个双胞胎女儿,受美国教育的晶美常把母亲与东方主义话语中狠心母亲的刻板形象联系起来。当吴素云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她时,晶美将母亲视为虐待和折磨她的狠心母亲,就像她抛弃的那两个双胞胎女儿一样。直到后来她才了解了母亲那时的良苦用心以及到了美国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的努力。为此,晶美对母亲感到十分愧疚。通过吴素云的故事,谭恩美颠覆了吴素云狠心母亲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在战争中坚强的母亲形象。
小说中的林冬是一个有着坚定毅力的母亲。作为黄家的童养媳,她受尽欺负和虐待,但是林冬并没有急于反抗。她在清明那天,聪明地利用黄家的迷信编造了个梦,为自己赢得了一张离开黄家的船票和路费。她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机会使自己摆脱了不幸的婚姻过上了新的生活。小说还有一位勇敢的母亲——许安梅。安梅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虽然外婆很疼她但毕竟代替不了真正的母爱,外婆去世后,安梅被母亲带到天津,在那里由于自己低下的家庭地位,安梅也没能真正地享受到正常的母爱,母亲的自杀更让她看清自己必须坚强起来。小儿子许平失足掉到大海中时,她欲哭无泪,知道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法将儿子找回来时,她才肯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却以自己生疏的技术准确地开车来到了儿子出事的那个海边,让一旁的女儿看得目瞪口呆,诧异于为什么自己从没开过车的母亲可以这么镇定地开车走完那段崎岖的路,来到弟弟的出事地点。其实正是一种伟大的母爱在支撑着安梅。
在谭恩美的笔下,中国母亲不再是软弱、顺从、狠心和被白人拯救的母亲的刻板形象。她们不仅有独立的观点,反叛的精神和坚强的性格,而且拥有对子女深深的爱,通过这些故事,谭恩美重构了华人女性坚强、反叛和独立的性格。
五 构建双重文化身份
在美国主流文化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华人后代试图完全抛弃父母的中国文化,与自己成长的主流文化认同,但是“他者”身份和与主流迥异的外表却使他们被排斥在边缘。在两种文化之间左冲右突,碰得遍体鳞伤之后,他们开始问“我到底是谁?”而这样的问题也是许多华裔作家写作的最初出发点。
《喜福会》中的华人后裔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她们对父母文化的逆反心理使她们对母国文化相当陌生。在她们看来,要想加入主流文化圈,她们就必抛弃自身的弱势文化身份,所以刚开始她们大多数都否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丽娜更因自身具有一半的外国血统而感到自豪。在婚姻方面,薇弗利、露丝和丽娜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国人做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看来,这些西方男人的气质和她们所认识中国男人们不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她们。她们觉得或许通过与美国人的婚姻可以彻底地摆脱掉自己身上的中国烙印,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母女之间的矛盾升级,“我是谁”的困惑让她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身份危机,她们感到抑郁、烦闷、迷惘。谭恩美让小说中面临着身份危机的华裔女性在东西方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而又独特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文化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琢磨的过程”(Homi Bhabha,51)。《喜福会》中的华裔后代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终构建了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她们意识到自己虽然是与母亲不同的纯正“美国制造”,然而自己的灵魂依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小说最后,女儿们理解了母亲对自己的爱,接受了她们无法抛弃的中国人身份,正如晶美感觉的一样,她们“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谭恩美 306)。同时,母亲们也理解了她们的女儿,深深地理解了女儿兼具了中国性和美国性的两面,至此,《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完成了新身份的构建。
六 结论
作为一个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与小说中的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一样——生在美国,受美国式教育,但是“黑头发黄皮肤注定了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轻易混入大众人流”(Huntley,71)。东方主义在当时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的新兴华裔作家在接受与排斥这种思想中挣扎与徘徊,而谭恩美在这部小说中极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她让受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压迫而沉默的母亲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了坚强的母亲形象,构建了美国华裔女儿们的新的文化身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反东方主义的呼声——期待看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这不仅与萨义德先生的良好愿望不谋而合,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 Bhabha,Homi.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4.
[2] Huntley,E.D.Amy Tan:A Critical Companion.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98.
[3] Said,Edward W.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7.
[4] Souris,Stephen.“‘Only Two Kinds of Daughters’:Inter-Monologue Dialogicity in The Joy Luck Club”in Amy Tan,ed.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0.
[5] Yin Xiaohuang.Chinese American Lierature since the 1850s,Urbana and Chicago: Ilinois UP,2000.
[6] 李公昭:《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西安交大出版社,2000年版。
[7] 刘雯祺:《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8] 谭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9] 于云翰、吴存浩:《休养生息话家庭》,上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吉静静,女,1987—,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华裔文学 谭恩美 《喜福会》 反东方主义元素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华人大量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中叶,美国华裔文学发展与之相比则严重滞后,它是在漫长的沉寂中诞生的。二战之前美国华人中基本找不到从事文字行业的职业作家,而我们比较熟知的华裔作家大都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而谭恩美在其中应该是最富盛名的,她与莫里森、辛格、纳博科夫齐名,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从1989年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谭恩美推出了《喜福会》、《灶神之妻》、《通灵女孩》、《接骨师之女》、《拯救溺水鱼》五部长篇小说,《月亮女神》和《中国暹罗猫》两部儿童文学作品,散文随笔集《命运的对立面》等。她的代表作《喜福会》一经问世便于当年的春季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达九个月之久,销售量突破了275万册,被评为“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和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李公昭,104)。
《喜福会》全书讲述了四位美国华裔母亲与自己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情节看似平淡,但它的成功却有目共睹。谭恩美以此引领了华裔文学的一片新天地,正如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指出谭恩美“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拥有一特殊位置,她是另一位开拓者”(尹晓煌,232)。西方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认为谭恩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其小说中对东方中国的描写体现了美国政治中的东方观点;二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谭恩美的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作家拥有的女权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男权主义意识以及这种思想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三是族裔身份研究。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华裔作为少数族裔常常有种身份存在的危机感。一些评论家认为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建立了新的文化身份。国内关于谭恩美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仍不乏一些优秀的期刊文章,研究角度也多是从文化冲突与融合、叙事艺术、意识形态和族裔身份入手。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中西方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交集在于他们认为谭恩美对中国的描写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生活与人物的猎奇心理,这样的描写大都带有东方色彩。本文作者认为事实上无法改变的华人身份使谭恩美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部小说中,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呼吁中国不是弱者的东方,体现了作者反东方正义的态度,表达了东西方应该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二 何为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分析概括了一直制约着西方主流社会思维的东方主义:“西方人和东方人,前者统治,后者被统治”,前者代表着当时所谓的“西方力量”,后者是“东方的软弱”。他指出“东方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而是“人为的建构的”(Said,4-5)。西方人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化,而是欧洲人心中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历史环境机理的一种狭隘、肤浅的理解。以西方强权为基础的东方主义以及建构在这一主义之上的东方模式形象长期以来在西方人心中培养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树立起一成不变的亚洲模式。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东方是一切弱势的代言词,而谭恩美却用深情的笔触展示了不一样的东方和东方人。
三 打破“沉默”
在东方主义者的观念中,东方是沉默的是不能够表达自我的东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则通常被认为是这些沉默的东方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刻板的中国人形象,特别是中国女人的沉默形象,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1)交流方式和语言的沉默。语言是交际的最重要的手段,语言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交际障碍。《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的“破碎的英语”常常使女儿们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或者是“经常个人讲个人的”(谭恩美,21)。在交流方式上,四位母亲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重曲线思维”,而女儿们明显是“重直线思维”(刘雯祺,126)。交流方式的不一致导致她们之间的谈话常常陷入僵局,最后变得沉默。(2)家族主义文化下的沉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推崇“宗祠”是“家族得长相维系的重要手段”的思想(于云翰、吴存浩,156-158)。通常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女人就是中国传统家族主义观念下的牺牲品。钟林冬嫁到黄家做童养媳,为的就是给黄家传宗接代。映映年轻时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一个浪荡公子,这段婚姻是她人生中抹不去的伤痕。
以上的这些都是一些西方批评家眼里的东方人的形象,但是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却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沉默的中国女人形象。当许露丝和丽娜·圣克莱尔的婚姻遇到挫折时,母亲不再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启发女儿,从而促使女儿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依靠别人也不再活在任何人的阴影下。母女间天然的深情以及母亲积极地和女儿的对话,最终化解了阻隔她们多年的交流障碍。另一方面,女儿们随着世事变迁,也逐渐开始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对母亲的态度更多变为包容。母女双方在经历了从冲突到逃避的“沉默”过程之后,开始重新审视彼此的行为,开始主动了解,接受彼此的差异,并积极探寻和解的方式,正如林瑛女士所说:小说中“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接”(Stephen Souris,79),母亲与女儿消除误解,打破了沉默,结束了“失语”状态,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四 树立坚强母亲形象
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以“东方主义”者的眼光看待华人移民,东方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定型的形象:东方女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们顺从、温柔、乐于为爱献身。在《喜福会》中,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却是家庭实实在在的主导者。她们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生活,但是她们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样的坚强的母亲形象。
抗日战争期间,吴素云丢下了两个双胞胎女儿,受美国教育的晶美常把母亲与东方主义话语中狠心母亲的刻板形象联系起来。当吴素云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她时,晶美将母亲视为虐待和折磨她的狠心母亲,就像她抛弃的那两个双胞胎女儿一样。直到后来她才了解了母亲那时的良苦用心以及到了美国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的努力。为此,晶美对母亲感到十分愧疚。通过吴素云的故事,谭恩美颠覆了吴素云狠心母亲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在战争中坚强的母亲形象。
小说中的林冬是一个有着坚定毅力的母亲。作为黄家的童养媳,她受尽欺负和虐待,但是林冬并没有急于反抗。她在清明那天,聪明地利用黄家的迷信编造了个梦,为自己赢得了一张离开黄家的船票和路费。她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机会使自己摆脱了不幸的婚姻过上了新的生活。小说还有一位勇敢的母亲——许安梅。安梅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虽然外婆很疼她但毕竟代替不了真正的母爱,外婆去世后,安梅被母亲带到天津,在那里由于自己低下的家庭地位,安梅也没能真正地享受到正常的母爱,母亲的自杀更让她看清自己必须坚强起来。小儿子许平失足掉到大海中时,她欲哭无泪,知道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法将儿子找回来时,她才肯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却以自己生疏的技术准确地开车来到了儿子出事的那个海边,让一旁的女儿看得目瞪口呆,诧异于为什么自己从没开过车的母亲可以这么镇定地开车走完那段崎岖的路,来到弟弟的出事地点。其实正是一种伟大的母爱在支撑着安梅。
在谭恩美的笔下,中国母亲不再是软弱、顺从、狠心和被白人拯救的母亲的刻板形象。她们不仅有独立的观点,反叛的精神和坚强的性格,而且拥有对子女深深的爱,通过这些故事,谭恩美重构了华人女性坚强、反叛和独立的性格。
五 构建双重文化身份
在美国主流文化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华人后代试图完全抛弃父母的中国文化,与自己成长的主流文化认同,但是“他者”身份和与主流迥异的外表却使他们被排斥在边缘。在两种文化之间左冲右突,碰得遍体鳞伤之后,他们开始问“我到底是谁?”而这样的问题也是许多华裔作家写作的最初出发点。
《喜福会》中的华人后裔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她们对父母文化的逆反心理使她们对母国文化相当陌生。在她们看来,要想加入主流文化圈,她们就必抛弃自身的弱势文化身份,所以刚开始她们大多数都否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丽娜更因自身具有一半的外国血统而感到自豪。在婚姻方面,薇弗利、露丝和丽娜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国人做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看来,这些西方男人的气质和她们所认识中国男人们不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她们。她们觉得或许通过与美国人的婚姻可以彻底地摆脱掉自己身上的中国烙印,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母女之间的矛盾升级,“我是谁”的困惑让她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身份危机,她们感到抑郁、烦闷、迷惘。谭恩美让小说中面临着身份危机的华裔女性在东西方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而又独特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文化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琢磨的过程”(Homi Bhabha,51)。《喜福会》中的华裔后代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终构建了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她们意识到自己虽然是与母亲不同的纯正“美国制造”,然而自己的灵魂依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小说最后,女儿们理解了母亲对自己的爱,接受了她们无法抛弃的中国人身份,正如晶美感觉的一样,她们“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谭恩美 306)。同时,母亲们也理解了她们的女儿,深深地理解了女儿兼具了中国性和美国性的两面,至此,《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完成了新身份的构建。
六 结论
作为一个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与小说中的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一样——生在美国,受美国式教育,但是“黑头发黄皮肤注定了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轻易混入大众人流”(Huntley,71)。东方主义在当时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的新兴华裔作家在接受与排斥这种思想中挣扎与徘徊,而谭恩美在这部小说中极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她让受美国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压迫而沉默的母亲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了坚强的母亲形象,构建了美国华裔女儿们的新的文化身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反东方主义的呼声——期待看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这不仅与萨义德先生的良好愿望不谋而合,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 Bhabha,Homi.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4.
[2] Huntley,E.D.Amy Tan:A Critical Companion.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98.
[3] Said,Edward W.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7.
[4] Souris,Stephen.“‘Only Two Kinds of Daughters’:Inter-Monologue Dialogicity in The Joy Luck Club”in Amy Tan,ed.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0.
[5] Yin Xiaohuang.Chinese American Lierature since the 1850s,Urbana and Chicago: Ilinois UP,2000.
[6] 李公昭:《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西安交大出版社,2000年版。
[7] 刘雯祺:《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8] 谭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9] 于云翰、吴存浩:《休养生息话家庭》,上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吉静静,女,1987—,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