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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滨 辉瑞中国区总裁
国家医药工业搞得好不好，能不能真正出来创新药、高质量的仿制药，其实最关键的是政策问题。中国的人才不成问题，国外科研机构中研发部门的40%都是中国人；中国的资金也不成问题，在中国，企业的融资过亿不是稀罕事；中国的政策才是影响医药生态的根本。政策好了，资金，人才和潜力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研发创新的高潮也就会来临了。
但是仿制药同样重要，仿制药供应了国家80%以上的公众用药量，一个企业做好仿制药也能在医药领域立足于世界。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如当下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不仅是国内企业的事情，也是原研厂家的任务。辉瑞非常重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为此，辉瑞公司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行动小组，从注册、法规到工艺，到工厂整个庞大的队伍，专门来研究怎么样加快一致性评价的问题。
付钢 百洋医药董事长
在未来，医药的重心会向大健康挪移，生态化发展是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发展。有两个例子可借鉴，一个是美国最大商业公司麦卡森，一个是第二大的CVS Caremark。麦卡森自30年前开始从传统的物流性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供应商转型；CVS从传统的批零差价的零售药店向提供终端服务转型。尽管两家公司的服务性收入占整体性收入的只有15%到20%，但是他们服务带来的利润比重远远超过销售额，而且他们对于终端客户的把控能力所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香兴福 必康集团董事长
并购是解决创新问题的一大臂助。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国内企业对海外的并购大概是39亿美金，超过了2015年全年，是2012年的12倍。但中国的跨境并购只占全球的3.4%，刚刚起步。
早前，因亏损和财务造假等问题，东芝不得不转让价值4千亿日元的医疗业务。必康得知消息后，做好了用7千亿日元拿下东芝医疗的准备。但最终因日本政府的干预未能达成。但通过技术获取性并购解决创新问题是中国创新与国际快速接轨的途径。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理论中，世界第六次并购浪潮会在中国诞生。通过全球并购带动的技术、资本、品牌、管理和人才转移，将推动整个产业的提升。并购+创新+全球化，一定是未来产业王者的核心手段。
医药创新需要资本深度参与，资本是形成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对于当下医药创新生态，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点出了两个变量：一是资本方的影响，二是创新生态的概念。对于创新，特别是医药创新而言，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燃料。国际大型跨国药企的研发费用常常以10亿美元为单位，这些大企业本身经过多年的沉淀，已有了非常雄厚的资本实力。
而国内政策尚未完全稳定的大环境下，各大型药企还没有一段平缓的时间用以积累创新资本，很多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营收的3%左右；10%左右研发投入占比的企业有很多尚未步入国内一线。总体上，无论是投入金额还是占比，国内企业离大型跨国药企都有一定距离。因此，外部的资本力量对于中国医药创新的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事实上，在新药创制概念的引入上，中国并不落后于国际。全球大热的新靶点、新疗法，在国内也在热火朝天地研发，资本也积极加入。但这种对于概念的追捧易落入捧杀的困局。百洋医药董事长付钢表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谁能看准未来，找到规律，谁才能得到好的回报。对此林刚认为，现在的创新是资本推动型，把创新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赚钱手段，但这种创新能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却是未知的。品种最终做出来上市，商业化，如果不能迅速赚钱，资本很容易退缩，会对整个的创新体系造成伤害。
对于早期投资方的态度，百泰生物董事长白先宏感慨，他曾经找过50多个投资机构、银行和业内企业家，希望他们能够投资抗体，但是遭到了拒绝。这些投资者均认为故事不错，但是没有产品，没有证书，仅仅是一个概念，因而很难真正投入。随着医药创新迈向新的台阶，投资方经历了从看不到产品就没有意向到对创新做出风险评估努力进入生态的转变。
想要弯道超车，仅仅往创新池里投钱是不够的；对于医药行业而言，国内资本仍不成熟，需要加深对行业的理解，与医药创新深度结合，其角色要从创新的推动者向同行者转变。
对此，资本方也深有感触。国投创新执行董事尹正指出，资本市场在医药板块的基金大部分的投资和存续期是3～5年。但是一个新药的研发周期实际上是10～15年，所以如何形成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特征的创新生态圈，还需详细思考。
资本市场需要完成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尹正举例：对于现下大热的基因编辑技术，华人科学家张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编辑的文章，很快就有风投找到他，之后迅速成立了公司，目前市值约5亿美元，这说明他的技术拥有潜在的商业价值。未来资本的专业化过程，是从“打兔子变成种庄稼” 的过程。资本本身会成为专业技术的催化剂，和技术方更好地协同发展。
对于创新生态链的构建，林刚认为：创新不仅仅要研究，制度创新、信息创新都是创新。思路迪首席执行官龚兆龙也有类似观点：除了很多涉及到技术方面的创新，更多的创新是宏观的，包括审评、支付，整个生态环境建立上的创新，如此医药创新才有真正的成长空间。
国家医药工业搞得好不好，能不能真正出来创新药、高质量的仿制药，其实最关键的是政策问题。中国的人才不成问题，国外科研机构中研发部门的40%都是中国人；中国的资金也不成问题，在中国，企业的融资过亿不是稀罕事；中国的政策才是影响医药生态的根本。政策好了，资金，人才和潜力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研发创新的高潮也就会来临了。
但是仿制药同样重要，仿制药供应了国家80%以上的公众用药量，一个企业做好仿制药也能在医药领域立足于世界。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如当下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不仅是国内企业的事情，也是原研厂家的任务。辉瑞非常重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为此，辉瑞公司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行动小组，从注册、法规到工艺，到工厂整个庞大的队伍，专门来研究怎么样加快一致性评价的问题。
付钢 百洋医药董事长
在未来，医药的重心会向大健康挪移，生态化发展是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发展。有两个例子可借鉴，一个是美国最大商业公司麦卡森，一个是第二大的CVS Caremark。麦卡森自30年前开始从传统的物流性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服务供应商转型；CVS从传统的批零差价的零售药店向提供终端服务转型。尽管两家公司的服务性收入占整体性收入的只有15%到20%，但是他们服务带来的利润比重远远超过销售额，而且他们对于终端客户的把控能力所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香兴福 必康集团董事长
并购是解决创新问题的一大臂助。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国内企业对海外的并购大概是39亿美金，超过了2015年全年，是2012年的12倍。但中国的跨境并购只占全球的3.4%，刚刚起步。
早前，因亏损和财务造假等问题，东芝不得不转让价值4千亿日元的医疗业务。必康得知消息后，做好了用7千亿日元拿下东芝医疗的准备。但最终因日本政府的干预未能达成。但通过技术获取性并购解决创新问题是中国创新与国际快速接轨的途径。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理论中，世界第六次并购浪潮会在中国诞生。通过全球并购带动的技术、资本、品牌、管理和人才转移，将推动整个产业的提升。并购+创新+全球化，一定是未来产业王者的核心手段。
医药创新需要资本深度参与，资本是形成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对于当下医药创新生态，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点出了两个变量：一是资本方的影响，二是创新生态的概念。对于创新，特别是医药创新而言，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燃料。国际大型跨国药企的研发费用常常以10亿美元为单位，这些大企业本身经过多年的沉淀，已有了非常雄厚的资本实力。
而国内政策尚未完全稳定的大环境下，各大型药企还没有一段平缓的时间用以积累创新资本，很多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营收的3%左右；10%左右研发投入占比的企业有很多尚未步入国内一线。总体上，无论是投入金额还是占比，国内企业离大型跨国药企都有一定距离。因此，外部的资本力量对于中国医药创新的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事实上，在新药创制概念的引入上，中国并不落后于国际。全球大热的新靶点、新疗法，在国内也在热火朝天地研发，资本也积极加入。但这种对于概念的追捧易落入捧杀的困局。百洋医药董事长付钢表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谁能看准未来，找到规律，谁才能得到好的回报。对此林刚认为，现在的创新是资本推动型，把创新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赚钱手段，但这种创新能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却是未知的。品种最终做出来上市，商业化，如果不能迅速赚钱，资本很容易退缩，会对整个的创新体系造成伤害。
对于早期投资方的态度，百泰生物董事长白先宏感慨，他曾经找过50多个投资机构、银行和业内企业家，希望他们能够投资抗体，但是遭到了拒绝。这些投资者均认为故事不错，但是没有产品，没有证书，仅仅是一个概念，因而很难真正投入。随着医药创新迈向新的台阶，投资方经历了从看不到产品就没有意向到对创新做出风险评估努力进入生态的转变。
想要弯道超车，仅仅往创新池里投钱是不够的；对于医药行业而言，国内资本仍不成熟，需要加深对行业的理解，与医药创新深度结合，其角色要从创新的推动者向同行者转变。
对此，资本方也深有感触。国投创新执行董事尹正指出，资本市场在医药板块的基金大部分的投资和存续期是3～5年。但是一个新药的研发周期实际上是10～15年，所以如何形成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特征的创新生态圈，还需详细思考。
资本市场需要完成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尹正举例：对于现下大热的基因编辑技术，华人科学家张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编辑的文章，很快就有风投找到他，之后迅速成立了公司，目前市值约5亿美元，这说明他的技术拥有潜在的商业价值。未来资本的专业化过程，是从“打兔子变成种庄稼” 的过程。资本本身会成为专业技术的催化剂，和技术方更好地协同发展。
对于创新生态链的构建，林刚认为：创新不仅仅要研究，制度创新、信息创新都是创新。思路迪首席执行官龚兆龙也有类似观点：除了很多涉及到技术方面的创新，更多的创新是宏观的，包括审评、支付，整个生态环境建立上的创新，如此医药创新才有真正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