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跨国夫妻做成戏里的完美模版，妥协与牺牲在所难免，重要的是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要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弥合，婚姻维系本就需要智慧，跨越国界的夫妇争取幸福就更得开动脑筋了。
　　1995年，内地著名主持人鲁豫和在美国相识相恋的男子成功牵手，这段维系了四年的婚姻据说因家暴而终结，就此打碎了无数对“跨国婚姻”抱有美好期望的男男女女之迷梦。当中国单身适婚人士打开世界的大门，择偶范围就大无边境了，不少“梦幻”婚恋故事由此诞生，从邓文迪到汤唯，韦唯到秋瓷炫，看似“高大上”的夫妻模式，其中的甜蜜与尴尬、幸福或苦痛，唯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唯恐天下“故事不多”的电影人也通过作品展示了一些典型范本。可以说，关乎跨国婚姻的影视剧，挖掘的正是不同国家民众的价值观碰撞，给将目光投向全球的单身国人提供了参考依据。

利益婚姻的伤痕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八九十年代初，中国逐渐从公派留学走向自费留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留美潮”。签证难办，学费昂贵，要拿到绿卡更无异于中头彩。香港女导演罗卓瑶执导的电影《爱在别乡的季节》讲的就是这段五味杂陈的往事，女主角张曼玉和男主角梁家辉搭夫妻档，妻子拿到留美签证之后便在美国没了音讯，丈夫只得通过偷渡来到纽约，孰料这次千里寻妻竟以酿成血案而告终。留美梦，在当时诸多的电影人眼中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
　　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向往这自由民主的土壤，坚信在那儿能掘到人生中第一桶金。因此诞生了微妙的“跨国婚姻”模式——也就是假结婚。
　　根据留美女作家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台湾电影《少女小渔》可说是其中代表，这部由张艾嘉执导的剧情片，巨细靡遗地讲述了内地少女小渔为在纽约唐人街获得合法身份，听从男友安排，与六十岁的意大利裔老人马里奥·莫雷蒂假结婚的故事。这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般配的夫妇只能硬着头皮同居，并逐渐互相理解，情感也有了微妙转变。之所以非得这么做，皆因美国当地移民局花样百出的婚姻真实性调查。
　　看过经典老片《绿卡》的观众都知道，美国移民局对于“绿卡婚姻”相当敏感，为摸清一场跨国婚姻是否属实，他们不仅要以“隔离审讯”的办法对夫妇提各种私密问题，用以调查他们是否真正了解对方，甚至还会随时上门抽查，经常三更半夜进行“偷袭”，只想看看二人有没有同床共枕。
　　尤其现下的互联网年代，社交软件的普及也令移民官们有了更多调查渠道，他们可以通过脸书等社交信息的获取，了解夫妻二人的情感状态、照片，朋友评论等一系列资料，为婚姻的真实性进行全面验证。2015年《世界日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公民与外籍移民的假结婚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像《少女小渔》里那样的情况至今仍是存在的，有美国人专门借此敛财，甚至发展成了欺诈的一种新模式。无数的美国骗子在网上伪造资料，与中国单身男女通过网络进行虚拟接触，双方在未曾见面的情况下达成婚约，借机骗取钱财。
　　于是乎，“跨国婚姻”成了某种变了味的“糖果”，与爱情毫无干系，只是改变命运的一种取巧手段。一方要钱，一方要身份，就这样达成了利益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都无人相信邓文迪与美国富豪默多克的婚姻具备感情成分，人们更多地只是盯着女方“全球十大超级富豪太太”冠军的头衔。

争取人权的终极手段

　　东方人为什么要找老外结婚？
　　大导演李安给出过一个很在理的答案——人权自由。
　　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伦理电影《喜宴》也给跨国婚姻作了极好的诠释，片中赵文碹扮演的男主角高伟出生自传统台湾家庭，作为一名同性恋，他的取向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得到认可，美满婚姻更是无从说起，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跨国找伴侣。因此高伟在开放的曼哈顿有了理想归宿，与一名美国青年过上夫妻生活。美国与台湾距离遥远，家中父母从表面上看又对外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令其得以彻底地“性解放”。
　　如果说《喜宴》中的高伟最大的困境就是其伴侣无法得到保守父母的认可，那么电影《面子》里的女同志薇面临的是中国人更敏感的触角——面子问题。在这部伍思薇执导的电影中，陈冲扮演的薇的母亲虽然是美籍华人，可骨子里也未曾抛开自己的民族性，面对女儿出柜的事实，她就像所有东方母亲一样无法接受，甚至逼女儿去跟男人相亲。也就是说，即便子女注定要有一场跨国婚，也必须得在父母的允许范围之内，所谓“伦理”的界限不可跨越。
　　莫说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日本也存在同样的跨国目的。今年四月，一部根据田龟源五郎同名漫画改编的日剧《弟弟的丈夫》首播，引发观众共鸣，故事说的是男主角的双胞胎弟弟长居加拿大，弟弟去世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名加拿大壮汉，自称是弟弟的正式夫君，令男主角惊慌失措。保守含蓄的东方人，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伦理与自我之间的“矛盾”，跨国婚姻成了追求人权的工具。
　　纵观美国的平权史，自1962年伊利诺伊州废除鸡奸法，1970年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举行的大规模同志游行活动，1993年夏威夷州允许同志结婚，直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宣布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对于渴望婚姻的同志来讲，那里等同于“天堂”，由此令“跨国婚姻”大军又加入了无数战友。

“磨合”是一种虐

　　正常的跨国婚姻无处不在，尤其在国际化大都市中国上海，洋媳妇和洋女婿比比皆是，远嫁异国的中国男女也不胜枚举。可正常的夫妻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因为那本就是一次关乎信仰、文化、生活习惯磨合的终极大考验。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却是两个家族的事。深谙家族伦理之道的李安总能抓住这个核心点，于是拍出了特别走心的电影《推手》。《推手》中的跨国婚姻是极其常见的，留居美国的儿子娶了当地媳妇玛莎，并将退休的父亲老朱也接到了美国。与其说老朱不适应洋媳妇的持家之道，毋宁讲是他完全不适应美式生活，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冲突与误会由此产生，公公与媳妇之间的隔阂终究影响到夫妻感情。儿子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甚至产生了要把父亲赶回家的念头，导致老朱一气之下自己跑到唐人街当洗碗工，将这段跨国婚恋导致的矛盾升至白热化。 　　老一辈对于儿女的跨国恋存在心结很常见，那么夫妻双方在没有老人横插一杠的情况下是否能得以圆满？也未必。
　　1993年公映的美国电影《喜福会》便涉及这个痛点，这部根据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段情节特别经典。片中的女儿李娜因为与母亲存在严重的思想代沟，急于摆脱现状的她选择和一名美国的会计师结婚，结果对方在婚前提出了“AA制”的要求，从此开始了她的另一段艰苦旅程。夫妻之间不仅所有生活花费要分开算账，连冰箱里的食物都贴上了各自的名字，任何一方都不能动对方买的东西。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样的夫妇简直匪夷所思，他们合住的房子瞬间变得冰冷起来。可见，生活理念相距甚远的恋人，倘若没有磨合到位，跨国婚姻就只能成为折磨。
　　当然，深谙人情世故的长辈们也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不少东方家长对儿女的跨国恋并不看好。2014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我的达令是外国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片中立志要成为漫画家的女主角纱织，与美国作家托尼相爱，当她带着洋女婿见日本家长的时候，当场就遭到父亲反对。父亲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对方的国籍让他堵心，很可能因此无法与女儿在家庭观念上完全契合；二是女儿正处于奋斗期，一旦跨国结婚，就难以实现漫画家的梦想；三来语言交流也有障碍，尽管托尼日语流利，可英语差强人意的女儿又要如何与美国公婆顺畅交流？
　　这些实打实的問题，令纱织与托尼的跨国婚结得一波三折。幸运的是，正因为托尼是美国人，不存在日本男性的“大男子主义”，他甘愿成为“家庭主夫”，全力支持纱织的漫画事业，这才解决了最核心的麻烦。
　　当然，无论一段婚姻跨不跨国，都要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琐事，能不能磨合出一个美好未来，很难判断，磨合形式也因人而异。犹记内地女演员宁静，在1996年拍摄电影《红河谷》时与美国演员保罗·克塞假戏真做，次年跨入婚姻殿堂，并生下儿子雷纳，可这场他人眼中特别完美的跨国婚却仍以失败告终。回归单身生活的宁静多年后曾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这样说：“没有结过婚的可以尽管去试，看有没有用吧，其实就算结了也没用。”足见跨国婚并没有给予她太多良好的感受。
　　也有诸多不太接地气的跨国婚恋题材影视作品，将其彻底变成了童话。胡玫执导的电影《芬妮的微笑》，把中国留学生与奥地利女子长达60年的爱情长跑诠释得凄美动人；许秦豪的《好雨时节》让韩国男神郑宇成与内地女神高圆圆搭成情侣档，将跨国恋曲演绎得火花四射；在台湾打破票房纪录的纯爱片《海角七号》里有一段哀婉清纯的中日恋，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
　　这些严重美化了跨国婚恋的作品，其最大的漏洞就在于没有贴近现实生活，让人们只看到光鲜的一面。可事实上，婚后面临的种种误解、冲突，以及弊端，才是夫妻双方都不容忽视的潜在敌人。
　　如何让跨国婚姻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正常”？这是个问题。

尾声

　　追溯起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段举国瞩目的跨国婚姻，那便是著名女演员沈丹萍与德国男子乌韦喜结连理。这段婚姻能维系至今，并成为榜样，不外乎“入乡随俗”四个字。沈丹萍虽然是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去了德国，可丈夫适时也转变观念，化身中国式好男人，不仅每个月收入上交，对时不时耍小脾气的妻子更是千依百顺，由此成就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