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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爱思想”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具体内涵归纳为“爱亲”“泛爱众”“仁爱包含诸德”三个方面，并对仁爱思想的产生渊源进行探讨分析。仁爱是一种人道思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重新挖掘和探讨儒家仁爱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仁爱;民本;爱亲;泛爱众;
儒家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根植于中国人的血液中，并形成了一种获得性的习惯和意识。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仁”，孔子以仁爱思想构建了儒家的一整套学说体系。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别于倡导天下兼相爱的墨家，也有别于佛家的慈爱以及西方基督文化的博爱，对于“仁”的涵义，孔子以及儒家后来的发展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但思想界大致统一的观点是：“仁者，爱人”，即：以爱释仁。当然，儒家仁爱思想有其独特且丰富的内涵，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诠释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
一、仁爱思想的产生
儒家仁爱思想的产生基于西周时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孔子经历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分裂并且充满混乱和战争的 “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孔子追溯周文化，效周公制礼作乐，希望复兴西周的繁荣与礼制，试图从中为乱世的发展找到出路。周文化的以德配天、民本思想都是生发儒家仁爱思想的基础。《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显示，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重民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接受并实践。民本思想即人民应该受君主的管理，君主受天的委托管理人民，君王在其中作为人民与天沟通的媒介。这样三位一体的天、君、民的关系，要求君主以德配天，必须具有仁德的贤能才可以成为君王。对“德”的高度重视和“民本”思想初步显现出了“仁”的雏形。周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使“仁爱”成为一种普遍需求的社会效应。《左传·成公九年》曰：“君子……不背本，仁也;……”[1]显然，在周代的时代背景下，要求人们不背叛自己的家族血亲，不背叛自己的祖先才是仁的表现。《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国语·周语下》也说：“言人必及人”，“爱人能仁”。以上都表明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对仁爱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周代的民本思想必然要产生仁爱思想作为其道德要求，德政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需求。综上所述，表明周代的民本思想是产生仁爱思想的基础。
二、先秦时期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
仁爱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论语》中论及“仁”的地方有109次，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仁”做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解释，可见，“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仁爱”思想包含的丰富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仁爱包含着诸德
仁爱思想的产生在与西周时期的民本思想有不解之缘，民本思想中体现“敬德保民”之“德”就是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国语》中就完整的提出了十一个道德概念，其中明确提出了“仁”这一概念：
“行其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国语·下》）[2]
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仁爱就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道德概念，当然，那个时期，“仁”的道德概念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规范，只是倡导性的理论观念。
孔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道德意识的理论观念，从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中，探寻人的道德根源，把西周时期的众多道德规范归属于“仁”，使“仁”成为包含诸德的总德。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焉。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3]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4]
以上可知，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一种道德品性，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的体现了“仁”的精神，“仁”从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在孔子这里上升为蕴育、包含诸德的总德。此时，“仁”升华为一种至高至善的精神境界，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仁”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甚至是高于人的生命的一种精神追求。正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
2、爱人之谓仁
从《论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儒家的“仁”的界说，确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作为产生一切道德行为的精神源泉内涵：爱人。[5]《论语》中记载，弟子樊迟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明确指出了言“仁”必及爱人。“仁”就是有仁爱之心，去爱别人，儒家认为能够去爱别人是根植于人内心的善所致，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端。
孔子所说的 “爱人”首先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人之爱，即“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儒家的“仁”之“爱人”，首先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兄弟之爱，即孝与悌的“亲亲”的道德感情与道德行为。[6]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论语·学而》），“君子笃与亲，而民兴于仁。”[8]（《论语·泰伯》）
显然，儒家所说之“仁”的基础是血缘之間的亲亲之爱，表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身父母都不孝顺，还能说他有仁爱之心吗？所以，孝悌是道德伦理的根基，也是践行仁爱的基础。
儒家的仁爱强调爱有差等，在“爱亲”的基础上，把爱扩充到生活的各个层次，递进式的传递爱，故而，把仁爱推向整个社会生活，形成“尊尊”“亲亲”的社会道德伦理，正如《礼记》中所说：“亲亲尊尊长长，人道之大者也。”（《丧服小记》）
3、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爱亲”上，孔子讲亲亲之爱推广开来，扩展为人与人之间的“爱人”，这里的人不仅指奴隶主贵族阶层，还包括平民，甚至奴隶。孔子由“爱亲”推及“爱人”，已经是伦理意义上的升华。“仁”的“泛爱众”的内涵是建立在群类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儒家道德规范中的功利原则的基础。[9]孔子把儒家“仁爱”扩展到“泛爱众”，要求行“仁”于天下，孔子说：“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0]（《论语·子路》） 以上所述，把“仁爱”行于夷狄，是仁爱思想的重要进步，是“爱亲”向“泛爱众”的递进和发展。
孔子要求“仁爱”要做到爱一切人，在“仁爱”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显然，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仁爱”的一种具体表现。这里直接体现了“泛爱众”之“仁”。所以，仁爱的内涵并不狭隘，仁爱以“亲亲”为本，却不限于“亲亲”。一心之仁，推己及人，扩充开来，是“博施济众”的大爱。
综上所述，儒家仁爱的“爱有差等”，大致可以分为另个等级，第一个是“爱亲”“亲亲”的血缘之爱，第二个是“泛爱众”的博施济众之爱。而这样的仁爱涵盖了人类的全部道德伦理行为。这样，“仁”既是儒家道德实践中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核心的、最重要的的道德范畴。在儒家思想以后的发展中，”仁”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注释：
[1]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2]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3]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447～448页
[4]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342页
[5]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3页
[6]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4页
[7]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6页
[8]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200页
[9]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5页
[10]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342页
参考文献：
[1]崔大華，《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
[3]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
[4]商国君，《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键词】：仁爱;民本;爱亲;泛爱众;
儒家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根植于中国人的血液中，并形成了一种获得性的习惯和意识。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仁”，孔子以仁爱思想构建了儒家的一整套学说体系。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别于倡导天下兼相爱的墨家，也有别于佛家的慈爱以及西方基督文化的博爱，对于“仁”的涵义，孔子以及儒家后来的发展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但思想界大致统一的观点是：“仁者，爱人”，即：以爱释仁。当然，儒家仁爱思想有其独特且丰富的内涵，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诠释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
一、仁爱思想的产生
儒家仁爱思想的产生基于西周时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孔子经历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分裂并且充满混乱和战争的 “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孔子追溯周文化，效周公制礼作乐，希望复兴西周的繁荣与礼制，试图从中为乱世的发展找到出路。周文化的以德配天、民本思想都是生发儒家仁爱思想的基础。《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显示，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重民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接受并实践。民本思想即人民应该受君主的管理，君主受天的委托管理人民，君王在其中作为人民与天沟通的媒介。这样三位一体的天、君、民的关系，要求君主以德配天，必须具有仁德的贤能才可以成为君王。对“德”的高度重视和“民本”思想初步显现出了“仁”的雏形。周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使“仁爱”成为一种普遍需求的社会效应。《左传·成公九年》曰：“君子……不背本，仁也;……”[1]显然，在周代的时代背景下，要求人们不背叛自己的家族血亲，不背叛自己的祖先才是仁的表现。《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国语·周语下》也说：“言人必及人”，“爱人能仁”。以上都表明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对仁爱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周代的民本思想必然要产生仁爱思想作为其道德要求，德政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需求。综上所述，表明周代的民本思想是产生仁爱思想的基础。
二、先秦时期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
仁爱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论语》中论及“仁”的地方有109次，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仁”做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解释，可见，“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仁爱”思想包含的丰富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仁爱包含着诸德
仁爱思想的产生在与西周时期的民本思想有不解之缘，民本思想中体现“敬德保民”之“德”就是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国语》中就完整的提出了十一个道德概念，其中明确提出了“仁”这一概念：
“行其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国语·下》）[2]
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仁爱就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道德概念，当然，那个时期，“仁”的道德概念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规范，只是倡导性的理论观念。
孔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道德意识的理论观念，从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中，探寻人的道德根源，把西周时期的众多道德规范归属于“仁”，使“仁”成为包含诸德的总德。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焉。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3]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4]
以上可知，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一种道德品性，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的体现了“仁”的精神，“仁”从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在孔子这里上升为蕴育、包含诸德的总德。此时，“仁”升华为一种至高至善的精神境界，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仁”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甚至是高于人的生命的一种精神追求。正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
2、爱人之谓仁
从《论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儒家的“仁”的界说，确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作为产生一切道德行为的精神源泉内涵：爱人。[5]《论语》中记载，弟子樊迟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明确指出了言“仁”必及爱人。“仁”就是有仁爱之心，去爱别人，儒家认为能够去爱别人是根植于人内心的善所致，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端。
孔子所说的 “爱人”首先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人之爱，即“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儒家的“仁”之“爱人”，首先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兄弟之爱，即孝与悌的“亲亲”的道德感情与道德行为。[6]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论语·学而》），“君子笃与亲，而民兴于仁。”[8]（《论语·泰伯》）
显然，儒家所说之“仁”的基础是血缘之間的亲亲之爱，表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身父母都不孝顺，还能说他有仁爱之心吗？所以，孝悌是道德伦理的根基，也是践行仁爱的基础。
儒家的仁爱强调爱有差等，在“爱亲”的基础上，把爱扩充到生活的各个层次，递进式的传递爱，故而，把仁爱推向整个社会生活，形成“尊尊”“亲亲”的社会道德伦理，正如《礼记》中所说：“亲亲尊尊长长，人道之大者也。”（《丧服小记》）
3、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爱亲”上，孔子讲亲亲之爱推广开来，扩展为人与人之间的“爱人”，这里的人不仅指奴隶主贵族阶层，还包括平民，甚至奴隶。孔子由“爱亲”推及“爱人”，已经是伦理意义上的升华。“仁”的“泛爱众”的内涵是建立在群类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儒家道德规范中的功利原则的基础。[9]孔子把儒家“仁爱”扩展到“泛爱众”，要求行“仁”于天下，孔子说：“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0]（《论语·子路》） 以上所述，把“仁爱”行于夷狄，是仁爱思想的重要进步，是“爱亲”向“泛爱众”的递进和发展。
孔子要求“仁爱”要做到爱一切人，在“仁爱”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显然，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仁爱”的一种具体表现。这里直接体现了“泛爱众”之“仁”。所以，仁爱的内涵并不狭隘，仁爱以“亲亲”为本，却不限于“亲亲”。一心之仁，推己及人，扩充开来，是“博施济众”的大爱。
综上所述，儒家仁爱的“爱有差等”，大致可以分为另个等级，第一个是“爱亲”“亲亲”的血缘之爱，第二个是“泛爱众”的博施济众之爱。而这样的仁爱涵盖了人类的全部道德伦理行为。这样，“仁”既是儒家道德实践中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核心的、最重要的的道德范畴。在儒家思想以后的发展中，”仁”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注释：
[1]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2]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1页
[3]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447～448页
[4]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342页
[5]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3页
[6]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4页
[7]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6页
[8]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200页
[9]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5页
[10]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第342页
参考文献：
[1]崔大華，《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9月版
[3]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
[4]商国君，《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