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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画作为礼物的历史
礼物是人与人之间长期社会关系的产物。各种“物”在流动过程中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因而也有了社会生命，即作为礼物的“物”在流动过程中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及结成的社会关系。拥有社会属性的礼物在给者与受者之间建立起或秩序建构，或情感联络的关系，即美国华裔学者阎云翔所提出的“纵向的关系流动一等级秩序”与“横向的关系流动一人情伦理”两种类型。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物是上自宫廷，下至乡村社会用以维护等级秩序与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媒介。皇帝将各种“物”以较为私人的方式赏赐给朝臣，这种单向的等级赏赐中，除表达皇帝对受者的赞誉、奖励与亲密关系外，实质上皇帝也通过此方式建立起了君臣之间的尊卑等级秩序，即“纵向的关系流动”；礼物的横向流动主要在一般性社会关系中，用于建立人情与人际交流的社交活动，即“横向的关系流动”。
扇面画艺是书画艺术与扇面载体的结合促生了扇面画这一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它使扇子除了原有的障日引风、祛暑纳凉等日常功能与宫廷仪仗礼仪之功用外，还成为供人们品读赏鉴的艺术品。历代文人在咫尺方寸之间挥毫弄墨，或挥洒千山万水之境，成万里之势；或繁华疏枝、虫鸟鸣和，直追天机物趣；或“丈山尺树，寸马豆人”，直抒胸臆。咫尺扇面中之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花一鸟，无不成为创作者托物言志的载体。明清时期，扇面画作为礼物频繁流动于君臣、文人之间，成为建构尊卑秩序与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古代，皇帝以各种名义赏赐给朝臣礼物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可以充当皇帝的礼物之“物”似乎没有标准，一切均依仪礼需要与皇帝的喜好而行。扇子作为皇帝赏赐朝臣之礼物始于何时不得而考，但在史籍中不乏此类记载。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644）端午节时，唐太宗曾书“飞白扇”分别赏赐司徒长孙无忌与吏部尚书杨师道：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翫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
精书善画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喜在扇面上题写诗文并作为礼物赏赐，即使是南唐国破后身陷囹圄被宋太宗囚禁期间，李煜亦不忘以书画自娱，如其曾书扇面赏赐给身边的嫔妃庆奴，以感念她能与自己共患难。宋代的机会皇帝都热衷于绘画等艺术创作，以书画号称“天下第一”的宋徽宗赵佶也多创作扇面画，将其自作书画扇面赐给朝臣应当是常有的事。
如果说唐代时皇帝赏赐朝臣扇子还属于文化习俗，宋徽宗赐自书扇子赏赐大臣仅为个人喜好的话，至少在明代时这一习俗则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仪礼被严格遵行。明永乐时期，永乐皇帝十分喜爱折扇，将其作为礼物赠赐朝臣并成为带有仪礼性质的定制。永乐时期赐扇在端午节前夕即五月初一日举行，皇帝将事先又工部制好的折扇分赐给后官嫔妃及文武百官，准备事宜由鸿胪寺专管。宣德时期改在端午节当日与赐宴等同时进行，至明英宗天顺元年时。正统皇帝又以赏赐官员多事繁而将赏赐仪式提前至四月进行，遂成定例，相沿未改。清代时，折扇经常被作为礼物流动在皇帝与朝臣之间。乾隆帝就经常亲书诗文于扇面，或画扇面赏赐给大臣，以昭优眷。在君臣等级关系中，除了自上而下的赏赐外，善于书画的朝臣和宫廷画师逢官中各种节日之际，或承旨绘扇面画进呈皇帝御览亦是建构君臣等级权力秩序的重要形式。
以诗文、书画等“物”馈赠友人是建构古代中国文人交游与人际网络的主要方式。不同于一般性礼物的交换，依靠融人给者思想情感与精神的“物”（书画等）建立起来的联系，并不具有功利性的色彩。且在这种礼物流动的背后，逐渐形成传统士人文化的“小传统”。不了解这一“小传统”，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明清士人的真实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
万机之暇，文人雅士们游戏翰墨，点染成扇，或自赏，或礼赠友人。“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对来文人们而言，手中的折扇已然成为反映他们生活情趣与人际关系的载体。身居这一环境下的天主耶稣教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也感受到了这点：“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搧风。或许这种特殊的习俗的原因是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
明清时期，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一扇面画作为礼物流动于士人之间成为风潮与时尚，一幅幅别致的扇面中都蕴含着画家或书家的私人情感，成为士人间情感联系的纽带。晚明时身居中国的利玛窦也浸润在这一文化生态中，《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
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寓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
作为礼物的扇面画及其意义
本文以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小品大艺——明清扇面艺术》展重点展品为参照，对明清时期扇面画在社会关系建构中以“礼物”存在的意义试做分析，试图揭示流行在明清士人间的这一文化小传统。据统计，在本次展览展出的90件展品中，有题识写明作为礼物赠亲友的扇面画多达五十余件。此足以说明作为礼物的扇面画在人际关系建构中所具有的生命力。
绘扇面画进呈皇帝或官员。《梅花万点图》（图一）系画家姜爆进呈皇帝的礼物。画家追拟诗人高启《梅花九首》第一首诗意境在扇面上绘折枝墨梅，诗文以“琼姿”、“美人”喻梅，独见诗人高启对梅之灵性的喜爱，姜受“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启发，遂和诗一首并作此扇面墨梅图。很显然，作为臣子呈贡给皇帝的礼物，画家是着实花了心思的，其欲通过赞美梅花的绝俗之性，以隐喻、暗赞当朝皇帝品格之美。《梅柏同参图》（图二）是康熙时期宫廷画师蒋廷锡与侍读学士查升合璧之作，先由蒋廷锡绘黄梅紫柏于扇右，扇左录查升小楷七律一首，一诗一画，相得益彰。根据诗意可知，此扇面系二人为恭贺宫中某老太妃七十三岁寿诞而作的寿礼。 《湖山春色图》（图三）扇款署：“丙午春为尔章先生写”，这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画家吴彬为时任河南沔池知县的王之都绘制的礼物。王之都，字尔章，号曙峰，山东新城（今属桓台县）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三十八年升任开封府知府，为官清明，宋人周敦颐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其高贵品质。画家汤禄名《风动荷花图））绘夏日清风中摇曳的荷花，以送赠做官的太世伯云庄，以赞誉其高洁的品质和清廉的为官之道。
绘扇面礼赠学界前辈、长辈等。《双色梅花图》（图四）是画家杨晋为学界前辈倪璨（1627-1688）所绘。倪璨，字闇公，号雁园，江苏上元（今太仓）人。康熙十六年（1677）举人，举博学鸿辞第二人，官检讨，书法、诗格妙绝一时，曾参与《明史·艺文志》的撰修，是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下旬，杨晋经过太仓时慕名前往拜会倪璨大师，在问学之余应倪璨之要求绘扇面画《双色梅花图》。图中梅花一枝一干，苍健脱俗，纵横画面，犹有幽独孤傲之情。以梅花之品格赞誉倪璨，可见杨晋对学界前辈之敬意与尊崇。翰林院侍读学士蒋溥（蒋廷锡长子）与翰林院编修柏谦二人合作的《诗画合璧扇》（图五）也属此类礼物。此扇左由蒋溥绘竹枝与莲花，扇右为柏谦楷书录唐人吴筠《游庐山五老峰诗》，用以共赠学界前辈，以示敬仰与崇敬之情。“扬州画派”重要画家余集以精擅写梅而著称，其仿画梅大家陈撰笔意绘《寒梅初绽图》，图中梅树姿影婀娜，枝桠挺劲，花朵团团，扇面右侧诗文更以“玉蜨”咏赞梅花。此亦为送赠友人之作，其意义不言而明。此类作品还有画家钱杜仿明代李流芳笔意绘的《江南春信图》等。
作为礼物，扇面画也成为亲人、朋友间情感联络的媒介。清康雍时期画家华喦为自己的翁丈蒋雪樵所作《翠山古寺图》（图六），即在于增进翁婿之情。华喦流寓杭州期间，与当地文士徐逢吉、蒋雪樵、吴石仓、厉鹗等相友善，他们经常寻山问水，煮茶剧谈，遍游胜景，笑傲林泉。蒋雪樵对华喦颇为赏识，并让其与自己的女儿蒋妍结为夫妻。华喦与蒋雪樵亦师亦友，又有翁婿之亲，二人经常赋诗唱和，关系颇为亲密。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714年7月10日），华苗在静安斋内绘此《翠山古寺图》扇面，款署“子壻华喦拜题”，礼赠翁丈。《秋葵诗意图》（图七）扇面则表现的是叔伯之间浓浓地亲情。《秋葵诗意图》系康熙时期宫廷画师李鱓据晚唐诗人薛能七言绝句《黄蜀葵》诗意所绘。根据扇面题识我们可对李鱓绘此扇面之因缘有大体之了解：康熙五十五年（1716），青年画家李鱓入侍内廷充画师刚及两年。是年秋，其侄子道元因病卧榻不起，闻及道家仙人用黄蜀葵除灾降福后，李鱓遂绘在扇面上绘黄蜀葵一株并题诗文。以祈祷侄子早日祛病安康。扇面画寄托着李鱓对正在遭遇病痛折磨的侄子的浓浓爱意。此外汤禄名为其太世伯云庄所绘的《风动荷花图》亦属此类。
古人对自然界中花鸟等自然物象本真生命的关注，使它们成为人们寄托精神的理想载体，并赋予美好与高尚的人格特质。春之桃花、夏之荷花、秋之菊花、冬之梅花，代表着四季循环的物象成了东方传统思维世界中被人化了的自然物象。将这些物象绘在扇面之上送赠友人，表达着对友人的美好祝愿与祈祷。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以清雅的格调和神韵被赋予富贵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画上的常见主题。如赵之谦《牡丹图》（图八），画家以写意之法绘折枝牡丹送赠友人，春意盎然，一幅“一柄足春风”的气象。当然，亦蕴含有画家对友人的美好祝愿。有“花中皇后”之美誉的芍药，春之使者的桃花，都象征友情或情人之爱。高凤翰《折枝芍药图》（图九）、恽寿平《折枝桃花图》（图十）、王武《江南春色图》（图十一）、戴洪《碧桃图》等，所绘芍药、或桃花，皆表现出盎然的情态和勃勃的生机，似乎在默默向友人传递着浓浓的爱意。鸳鸯是一种美丽的禽鸟，古人以其相喻夫妻之间琴瑟和谐、白头偕老之意，使其成为文人诗咏、绘画、器物装饰等方面得公共题材之一。任颐《鸳鸯双憩图》（图十二）绘玉兰树下一对鸳鸯依偎在塘边草丛中休憩之景，营造出一种静谧而又幸福的情境。此扇面画是任颐为一名叫雪卿的人所绘，抑或祝愿友人的爱情犹如鸳鸯一样琴瑟和谐。
有交游的士人之间以诗文、书画唱和而作的扇面画，对士人来讲它们是更有意义的礼物。顺治十一年（1654），施朱美表弟参加省试凯旋而归，为示庆贺，施朱美邀请友人联手创作《科场贺捷》（图十三）诗画合璧扇。表达喜悦之情。《科场贺捷》诗画扇面虽是为庆贺友人科举乡试凯旋的应景之作，然图中所绘峰岩危耸，云烟变幻，奇松苍翠，寺塔临风，“可游可居”的山水构图无不透露着绝意于科考后隐逸林间的梅清对功名的淡然心态。王士禄、王士禛合作《行书七言诗扇》（图十四）也属此类。王氏兄弟与陈维崧、陈子万兄弟交游颇深，经常以赋诗唱和为乐。某年陈子万迁新居时作《卜居》诗一首以示纪念，并向友人王氏兄弟索要唱和诗文，王士禄遂依陈子万诗韵作七言诗一篇，王士禛因时间仓促而“无以应之”，遂以康熙三年（1664）时其为庆贺陈维崧回乡所作赋词《陈生行戏送其年归阳羡》应之。
王宠《行草书七言诗扇》（图十五）录明代诗人吴宽所作诗文二首，第一首为《和石田题王浚之画扇二首》中之一首，系吴宽为和沈周题友人王浚之绘扇面画而作。吴宽与沈周为至交，二人唱和甚多，可以推测的是：在沈周为二人共同的友人王俊之扇面画题咏后，吴宽亦唱和诗文两首，是对沈周题识的答对；第二首为《又为题沈石田画》，是吴宽对沈周画作的题咏诗。王俊之扇面画与沈周题文及沈周画作今虽不见，但从吴宽诗文可知，王俊之所绘扇面画表现的应是林泉高隐之题材，沈周画作绘的则或是文人高士肖像画。《湖柳春意图》（图十六）则是画家潘恭寿为友人青云居士（即高云）的重绘之作。高云因受学于王文治而与潘恭寿交游，乾隆四十六年（1781）暮春，潘恭寿为高云绘湖岸风柳景致的扇面画，王文治题诗于上，但不料被友人吴中蒋义三“攫之去”，潘恭寿只好重绘此图以赠高云。王文治、高云和潘恭寿均题记说明此事。
士人也可将生活中的情感、志趣、知识及学术新发现等置于咫尺扇面之上礼赠友人，以与友人分享。崇祯五年（1632）四月五日，明思宗在午门赐百官麦饼宴，重阳节又在皇极门赐百官糕点。自嘉靖皇帝后，此两项礼仪久不举行，明思宗在午门赐百官麦饼宴，董其昌得以参加两次圣典，自感激涕零，分别赋文十章以纪一时之盛。其中记麦饼宴者名为（《敕赐午门百官麦饼宴恭纪》。《麦饼宴诗》是其中一首，当作于是年午门赐百官麦饼宴仪式后不久。萱其昌将（（麦饼宴诗》录于扇面赠予友人陈于廷（1566-1635），意与其共享圣典之荣光。董其昌参加后赋《麦饼宴诗》（图十七）并录于扇面赠陈于廷，与友人共贺圣典之荣光。其时身为吏部侍郎的陈于廷自应参加了此次圣典。然至是年八月，陈于廷因忤圣意而被再次削籍归故里。吴伟业《行书五言诗扇》（图十八）则是书家的心灵独自，赠友人惠存，以明其志。明清鼎革，士人群体徘徊在抗清、出仕与退隐之间。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一改不仕新朝的前誓，成为清朝的“贰臣”。仕清三年后，一直背负道德谴责吴伟业选择辞官归里。康熙六年（1667）三月间，吴伟业与友人穆云桂等往游太湖之莫厘峰时所作。“始信一生误，未来天际看。”既有对自己过往变节的负疚感，亦有自我调适后的角色认同。以此诗文录于扇面赠友人
孙诒让《行书七绝诗扇》（图十九）则是与同好宗室盛昱（1850-1900）分享自己的学术新发现。孙诒让以经学、子学、文字训诂之学而为学林所敬仰，其在石刻学方面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将访古的视野拓展到国外。孙诒让认为甲骨文之发展与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有着相似的路径，即以图画或图像的形式表现。在目睹埃及古代象形文字石刻拓片后，孙诒让有感而发《题埃及古石刻》二首，“合意重瀛文教隔，沮仓字例竟冥符”，让其惊叹的是上古时与中国不通文教的埃及，其石刻文字竟与中国甲骨文具有某些暗合之处。为将此喜悦分享时任国子监祭酒盛昱，孙诒让籽此二首诗文录于扇面送赠。以如此雅致的方式与友人分享学术新发现的喜悦，着实体现了传统学者理想的学术世界。此类展品还有伊秉绶《杂临王羲之书帖扇面》（图二十）和李兆洛《行书苏轼论文扇面》。尹秉绶杂临王羲之《敬和帖》《东阳帖》《临川贴》《来禽帖》《得西问帖》《今因帖》等诸帖，以与友人分享王羲之书法之美，而李兆洛《行书苏轼论文扇面》，则意在与友人分享苏轼盛赞王痒有关经学之变的经典阐述。
还有一类扇面画礼物则属于友人间的酬谢之作。如奚冈《仿董其昌齐山图》、吴谷祥《云扶绝壁图》、恽寿平《折枝桃花图》、蒋溥与柏谦合作的《诗画合璧扇》、方熏《菊石秋意图》、余集《寒梅初绽图》、王礼《坡石秋菊图》等等。
与魏晋时期麈尾扇是名士的象征一样，明清时期的扇面画也成为士人生活与精神雅俗、人际交游的象征。拥有出自名家之手的扇面画所制成的扇子，成为明清士人们的文化向往，甚至是精神追求。扇面画或折扇作为礼物在士人交游圈内频繁的流动，可以窥探出扇面画之于士人人际交往圈的意义，也可窥见存在于明清士人间的独特文化“小传统”和相互激赏的文化生态。
（责任编辑：阮富春）
礼物是人与人之间长期社会关系的产物。各种“物”在流动过程中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因而也有了社会生命，即作为礼物的“物”在流动过程中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及结成的社会关系。拥有社会属性的礼物在给者与受者之间建立起或秩序建构，或情感联络的关系，即美国华裔学者阎云翔所提出的“纵向的关系流动一等级秩序”与“横向的关系流动一人情伦理”两种类型。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物是上自宫廷，下至乡村社会用以维护等级秩序与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媒介。皇帝将各种“物”以较为私人的方式赏赐给朝臣，这种单向的等级赏赐中，除表达皇帝对受者的赞誉、奖励与亲密关系外，实质上皇帝也通过此方式建立起了君臣之间的尊卑等级秩序，即“纵向的关系流动”；礼物的横向流动主要在一般性社会关系中，用于建立人情与人际交流的社交活动，即“横向的关系流动”。
扇面画艺是书画艺术与扇面载体的结合促生了扇面画这一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它使扇子除了原有的障日引风、祛暑纳凉等日常功能与宫廷仪仗礼仪之功用外，还成为供人们品读赏鉴的艺术品。历代文人在咫尺方寸之间挥毫弄墨，或挥洒千山万水之境，成万里之势；或繁华疏枝、虫鸟鸣和，直追天机物趣；或“丈山尺树，寸马豆人”，直抒胸臆。咫尺扇面中之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花一鸟，无不成为创作者托物言志的载体。明清时期，扇面画作为礼物频繁流动于君臣、文人之间，成为建构尊卑秩序与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古代，皇帝以各种名义赏赐给朝臣礼物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可以充当皇帝的礼物之“物”似乎没有标准，一切均依仪礼需要与皇帝的喜好而行。扇子作为皇帝赏赐朝臣之礼物始于何时不得而考，但在史籍中不乏此类记载。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644）端午节时，唐太宗曾书“飞白扇”分别赏赐司徒长孙无忌与吏部尚书杨师道：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翫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
精书善画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喜在扇面上题写诗文并作为礼物赏赐，即使是南唐国破后身陷囹圄被宋太宗囚禁期间，李煜亦不忘以书画自娱，如其曾书扇面赏赐给身边的嫔妃庆奴，以感念她能与自己共患难。宋代的机会皇帝都热衷于绘画等艺术创作，以书画号称“天下第一”的宋徽宗赵佶也多创作扇面画，将其自作书画扇面赐给朝臣应当是常有的事。
如果说唐代时皇帝赏赐朝臣扇子还属于文化习俗，宋徽宗赐自书扇子赏赐大臣仅为个人喜好的话，至少在明代时这一习俗则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仪礼被严格遵行。明永乐时期，永乐皇帝十分喜爱折扇，将其作为礼物赠赐朝臣并成为带有仪礼性质的定制。永乐时期赐扇在端午节前夕即五月初一日举行，皇帝将事先又工部制好的折扇分赐给后官嫔妃及文武百官，准备事宜由鸿胪寺专管。宣德时期改在端午节当日与赐宴等同时进行，至明英宗天顺元年时。正统皇帝又以赏赐官员多事繁而将赏赐仪式提前至四月进行，遂成定例，相沿未改。清代时，折扇经常被作为礼物流动在皇帝与朝臣之间。乾隆帝就经常亲书诗文于扇面，或画扇面赏赐给大臣，以昭优眷。在君臣等级关系中，除了自上而下的赏赐外，善于书画的朝臣和宫廷画师逢官中各种节日之际，或承旨绘扇面画进呈皇帝御览亦是建构君臣等级权力秩序的重要形式。
以诗文、书画等“物”馈赠友人是建构古代中国文人交游与人际网络的主要方式。不同于一般性礼物的交换，依靠融人给者思想情感与精神的“物”（书画等）建立起来的联系，并不具有功利性的色彩。且在这种礼物流动的背后，逐渐形成传统士人文化的“小传统”。不了解这一“小传统”，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明清士人的真实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
万机之暇，文人雅士们游戏翰墨，点染成扇，或自赏，或礼赠友人。“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对来文人们而言，手中的折扇已然成为反映他们生活情趣与人际关系的载体。身居这一环境下的天主耶稣教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也感受到了这点：“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搧风。或许这种特殊的习俗的原因是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
明清时期，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一扇面画作为礼物流动于士人之间成为风潮与时尚，一幅幅别致的扇面中都蕴含着画家或书家的私人情感，成为士人间情感联系的纽带。晚明时身居中国的利玛窦也浸润在这一文化生态中，《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
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寓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
作为礼物的扇面画及其意义
本文以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小品大艺——明清扇面艺术》展重点展品为参照，对明清时期扇面画在社会关系建构中以“礼物”存在的意义试做分析，试图揭示流行在明清士人间的这一文化小传统。据统计，在本次展览展出的90件展品中，有题识写明作为礼物赠亲友的扇面画多达五十余件。此足以说明作为礼物的扇面画在人际关系建构中所具有的生命力。
绘扇面画进呈皇帝或官员。《梅花万点图》（图一）系画家姜爆进呈皇帝的礼物。画家追拟诗人高启《梅花九首》第一首诗意境在扇面上绘折枝墨梅，诗文以“琼姿”、“美人”喻梅，独见诗人高启对梅之灵性的喜爱，姜受“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启发，遂和诗一首并作此扇面墨梅图。很显然，作为臣子呈贡给皇帝的礼物，画家是着实花了心思的，其欲通过赞美梅花的绝俗之性，以隐喻、暗赞当朝皇帝品格之美。《梅柏同参图》（图二）是康熙时期宫廷画师蒋廷锡与侍读学士查升合璧之作，先由蒋廷锡绘黄梅紫柏于扇右，扇左录查升小楷七律一首，一诗一画，相得益彰。根据诗意可知，此扇面系二人为恭贺宫中某老太妃七十三岁寿诞而作的寿礼。 《湖山春色图》（图三）扇款署：“丙午春为尔章先生写”，这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画家吴彬为时任河南沔池知县的王之都绘制的礼物。王之都，字尔章，号曙峰，山东新城（今属桓台县）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三十八年升任开封府知府，为官清明，宋人周敦颐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其高贵品质。画家汤禄名《风动荷花图））绘夏日清风中摇曳的荷花，以送赠做官的太世伯云庄，以赞誉其高洁的品质和清廉的为官之道。
绘扇面礼赠学界前辈、长辈等。《双色梅花图》（图四）是画家杨晋为学界前辈倪璨（1627-1688）所绘。倪璨，字闇公，号雁园，江苏上元（今太仓）人。康熙十六年（1677）举人，举博学鸿辞第二人，官检讨，书法、诗格妙绝一时，曾参与《明史·艺文志》的撰修，是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下旬，杨晋经过太仓时慕名前往拜会倪璨大师，在问学之余应倪璨之要求绘扇面画《双色梅花图》。图中梅花一枝一干，苍健脱俗，纵横画面，犹有幽独孤傲之情。以梅花之品格赞誉倪璨，可见杨晋对学界前辈之敬意与尊崇。翰林院侍读学士蒋溥（蒋廷锡长子）与翰林院编修柏谦二人合作的《诗画合璧扇》（图五）也属此类礼物。此扇左由蒋溥绘竹枝与莲花，扇右为柏谦楷书录唐人吴筠《游庐山五老峰诗》，用以共赠学界前辈，以示敬仰与崇敬之情。“扬州画派”重要画家余集以精擅写梅而著称，其仿画梅大家陈撰笔意绘《寒梅初绽图》，图中梅树姿影婀娜，枝桠挺劲，花朵团团，扇面右侧诗文更以“玉蜨”咏赞梅花。此亦为送赠友人之作，其意义不言而明。此类作品还有画家钱杜仿明代李流芳笔意绘的《江南春信图》等。
作为礼物，扇面画也成为亲人、朋友间情感联络的媒介。清康雍时期画家华喦为自己的翁丈蒋雪樵所作《翠山古寺图》（图六），即在于增进翁婿之情。华喦流寓杭州期间，与当地文士徐逢吉、蒋雪樵、吴石仓、厉鹗等相友善，他们经常寻山问水，煮茶剧谈，遍游胜景，笑傲林泉。蒋雪樵对华喦颇为赏识，并让其与自己的女儿蒋妍结为夫妻。华喦与蒋雪樵亦师亦友，又有翁婿之亲，二人经常赋诗唱和，关系颇为亲密。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714年7月10日），华苗在静安斋内绘此《翠山古寺图》扇面，款署“子壻华喦拜题”，礼赠翁丈。《秋葵诗意图》（图七）扇面则表现的是叔伯之间浓浓地亲情。《秋葵诗意图》系康熙时期宫廷画师李鱓据晚唐诗人薛能七言绝句《黄蜀葵》诗意所绘。根据扇面题识我们可对李鱓绘此扇面之因缘有大体之了解：康熙五十五年（1716），青年画家李鱓入侍内廷充画师刚及两年。是年秋，其侄子道元因病卧榻不起，闻及道家仙人用黄蜀葵除灾降福后，李鱓遂绘在扇面上绘黄蜀葵一株并题诗文。以祈祷侄子早日祛病安康。扇面画寄托着李鱓对正在遭遇病痛折磨的侄子的浓浓爱意。此外汤禄名为其太世伯云庄所绘的《风动荷花图》亦属此类。
古人对自然界中花鸟等自然物象本真生命的关注，使它们成为人们寄托精神的理想载体，并赋予美好与高尚的人格特质。春之桃花、夏之荷花、秋之菊花、冬之梅花，代表着四季循环的物象成了东方传统思维世界中被人化了的自然物象。将这些物象绘在扇面之上送赠友人，表达着对友人的美好祝愿与祈祷。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以清雅的格调和神韵被赋予富贵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画上的常见主题。如赵之谦《牡丹图》（图八），画家以写意之法绘折枝牡丹送赠友人，春意盎然，一幅“一柄足春风”的气象。当然，亦蕴含有画家对友人的美好祝愿。有“花中皇后”之美誉的芍药，春之使者的桃花，都象征友情或情人之爱。高凤翰《折枝芍药图》（图九）、恽寿平《折枝桃花图》（图十）、王武《江南春色图》（图十一）、戴洪《碧桃图》等，所绘芍药、或桃花，皆表现出盎然的情态和勃勃的生机，似乎在默默向友人传递着浓浓的爱意。鸳鸯是一种美丽的禽鸟，古人以其相喻夫妻之间琴瑟和谐、白头偕老之意，使其成为文人诗咏、绘画、器物装饰等方面得公共题材之一。任颐《鸳鸯双憩图》（图十二）绘玉兰树下一对鸳鸯依偎在塘边草丛中休憩之景，营造出一种静谧而又幸福的情境。此扇面画是任颐为一名叫雪卿的人所绘，抑或祝愿友人的爱情犹如鸳鸯一样琴瑟和谐。
有交游的士人之间以诗文、书画唱和而作的扇面画，对士人来讲它们是更有意义的礼物。顺治十一年（1654），施朱美表弟参加省试凯旋而归，为示庆贺，施朱美邀请友人联手创作《科场贺捷》（图十三）诗画合璧扇。表达喜悦之情。《科场贺捷》诗画扇面虽是为庆贺友人科举乡试凯旋的应景之作，然图中所绘峰岩危耸，云烟变幻，奇松苍翠，寺塔临风，“可游可居”的山水构图无不透露着绝意于科考后隐逸林间的梅清对功名的淡然心态。王士禄、王士禛合作《行书七言诗扇》（图十四）也属此类。王氏兄弟与陈维崧、陈子万兄弟交游颇深，经常以赋诗唱和为乐。某年陈子万迁新居时作《卜居》诗一首以示纪念，并向友人王氏兄弟索要唱和诗文，王士禄遂依陈子万诗韵作七言诗一篇，王士禛因时间仓促而“无以应之”，遂以康熙三年（1664）时其为庆贺陈维崧回乡所作赋词《陈生行戏送其年归阳羡》应之。
王宠《行草书七言诗扇》（图十五）录明代诗人吴宽所作诗文二首，第一首为《和石田题王浚之画扇二首》中之一首，系吴宽为和沈周题友人王浚之绘扇面画而作。吴宽与沈周为至交，二人唱和甚多，可以推测的是：在沈周为二人共同的友人王俊之扇面画题咏后，吴宽亦唱和诗文两首，是对沈周题识的答对；第二首为《又为题沈石田画》，是吴宽对沈周画作的题咏诗。王俊之扇面画与沈周题文及沈周画作今虽不见，但从吴宽诗文可知，王俊之所绘扇面画表现的应是林泉高隐之题材，沈周画作绘的则或是文人高士肖像画。《湖柳春意图》（图十六）则是画家潘恭寿为友人青云居士（即高云）的重绘之作。高云因受学于王文治而与潘恭寿交游，乾隆四十六年（1781）暮春，潘恭寿为高云绘湖岸风柳景致的扇面画，王文治题诗于上，但不料被友人吴中蒋义三“攫之去”，潘恭寿只好重绘此图以赠高云。王文治、高云和潘恭寿均题记说明此事。
士人也可将生活中的情感、志趣、知识及学术新发现等置于咫尺扇面之上礼赠友人，以与友人分享。崇祯五年（1632）四月五日，明思宗在午门赐百官麦饼宴，重阳节又在皇极门赐百官糕点。自嘉靖皇帝后，此两项礼仪久不举行，明思宗在午门赐百官麦饼宴，董其昌得以参加两次圣典，自感激涕零，分别赋文十章以纪一时之盛。其中记麦饼宴者名为（《敕赐午门百官麦饼宴恭纪》。《麦饼宴诗》是其中一首，当作于是年午门赐百官麦饼宴仪式后不久。萱其昌将（（麦饼宴诗》录于扇面赠予友人陈于廷（1566-1635），意与其共享圣典之荣光。董其昌参加后赋《麦饼宴诗》（图十七）并录于扇面赠陈于廷，与友人共贺圣典之荣光。其时身为吏部侍郎的陈于廷自应参加了此次圣典。然至是年八月，陈于廷因忤圣意而被再次削籍归故里。吴伟业《行书五言诗扇》（图十八）则是书家的心灵独自，赠友人惠存，以明其志。明清鼎革，士人群体徘徊在抗清、出仕与退隐之间。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一改不仕新朝的前誓，成为清朝的“贰臣”。仕清三年后，一直背负道德谴责吴伟业选择辞官归里。康熙六年（1667）三月间，吴伟业与友人穆云桂等往游太湖之莫厘峰时所作。“始信一生误，未来天际看。”既有对自己过往变节的负疚感，亦有自我调适后的角色认同。以此诗文录于扇面赠友人
孙诒让《行书七绝诗扇》（图十九）则是与同好宗室盛昱（1850-1900）分享自己的学术新发现。孙诒让以经学、子学、文字训诂之学而为学林所敬仰，其在石刻学方面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将访古的视野拓展到国外。孙诒让认为甲骨文之发展与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有着相似的路径，即以图画或图像的形式表现。在目睹埃及古代象形文字石刻拓片后，孙诒让有感而发《题埃及古石刻》二首，“合意重瀛文教隔，沮仓字例竟冥符”，让其惊叹的是上古时与中国不通文教的埃及，其石刻文字竟与中国甲骨文具有某些暗合之处。为将此喜悦分享时任国子监祭酒盛昱，孙诒让籽此二首诗文录于扇面送赠。以如此雅致的方式与友人分享学术新发现的喜悦，着实体现了传统学者理想的学术世界。此类展品还有伊秉绶《杂临王羲之书帖扇面》（图二十）和李兆洛《行书苏轼论文扇面》。尹秉绶杂临王羲之《敬和帖》《东阳帖》《临川贴》《来禽帖》《得西问帖》《今因帖》等诸帖，以与友人分享王羲之书法之美，而李兆洛《行书苏轼论文扇面》，则意在与友人分享苏轼盛赞王痒有关经学之变的经典阐述。
还有一类扇面画礼物则属于友人间的酬谢之作。如奚冈《仿董其昌齐山图》、吴谷祥《云扶绝壁图》、恽寿平《折枝桃花图》、蒋溥与柏谦合作的《诗画合璧扇》、方熏《菊石秋意图》、余集《寒梅初绽图》、王礼《坡石秋菊图》等等。
与魏晋时期麈尾扇是名士的象征一样，明清时期的扇面画也成为士人生活与精神雅俗、人际交游的象征。拥有出自名家之手的扇面画所制成的扇子，成为明清士人们的文化向往，甚至是精神追求。扇面画或折扇作为礼物在士人交游圈内频繁的流动，可以窥探出扇面画之于士人人际交往圈的意义，也可窥见存在于明清士人间的独特文化“小传统”和相互激赏的文化生态。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