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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反映1937年中国南京的战争灾难大片《南京!南京!》在北京举行了盛大首映礼,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让国人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了解了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凶狠。无独有偶,同月,中德合拍历史影片《拉贝日记》在南京公映。首映式上,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说:“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把当年这样一场不太被西方世界所了解和认知的灾难告知全世界更多的人。对历史的承认对未来的和平很重要。”
约翰·拉贝生于德国汉堡市,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当年南京沦陷后,滞留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包括拉贝、魏特琳等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西北部一块约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从日军的枪口与刺刀下拼死救护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也写下了震惊中外的《魏特琳日记》,这部日记和《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齐名,成为外国人见证南京大屠杀历史、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罪证。在《魏特琳日记》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名叫程瑞芳的女性,并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做过了什么样的传奇事迹?研究者的一次意外发现,揭开这位非常人物的神秘面纱。
2001年12月7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在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档案时,发现了一本珍藏60多年的尘封日记。经过严谨的考证,郭必强等人确定,该日记作者就是程瑞芳女士,一位武汉人,时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陵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中方负责人之一。
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后得出更重大的结论,这些日记是程瑞芳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是一本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成为第一个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日记原名《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后称《首都沦陷留守金校日记》、《程瑞芳日记》。日记系钢笔手书,一共3万多字,起讫日期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这正是抗战初期“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而且,程瑞芳还是逐日记载,从不间断。这本日记用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信笺公司印制的元书纸信笺。
日记中字迹有些潦草,可以想象当时这位年逾花甲的中国老太太所面对的恶劣环境和紧张的心情。日记中每天都有对日军烧杀奸抢丧失人性暴行的记录。面对同胞遭受的血泪暴行,程瑞芳在日记中发出了“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的呐喊!程瑞芳在日记中提到,每天记完日记都要赶紧藏起来,以免被发现。已经公布的程瑞芳日记,字字句句令人心痛,记载的那段屈辱岁月唤醒了多少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怀!专家称,《程瑞芳日记》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形成连环证据,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相互印证,同时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铁证。
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曾跟着奶奶住在学校。他回忆说,他住在奶奶的卧室隔壁,是一间小小的储藏室,有时夜里起来,总能看到奶奶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地写着什么。“因为奶奶管着学校的伙食、卫生等物资,我以为她是在记账。”
程瑞芳每天都为保护难民奔波,自己的儿媳和孙子也差点遇害。《魏特琳日记》中写到了1937年12月17日当天程瑞芳的镇定:“日军士兵走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孙女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据程瑞芳自己的记录,万幸的是,“……后来我们到一百号去找他们,到底都在那里”。
《程瑞芳日记》摘登
12月10日
……搬进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进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我们这里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他们水洗面,给他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
12月11日
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编者注)害……(我军(指国民党军队,下同)要逃了,警察没有了。北门桥有小兵抢了,老百姓也抢,还有几个宪兵维持,抢了几个人。下关我军放火烧了,烧的地方很多……
12月13日
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得不少。日兵跑到他们这(家)里,要他们走,因为(日本)兵要睡(觉)。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这些人骇(吓)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12月14日
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12月17日
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强奸),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12月18日
昨晚拖去的女子今早都放回来了,有一个未回来,不知是留在那里,或是她不好意思回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强奸)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强奸)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12月19日
昨晚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这些难民只真可怜,有的家烧了,有的丈夫被日兵杀了,有的被日兵拖去了不知生死,哭的哭,叫的叫,惨不堪言……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
12月20日
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二百号三楼也睡满了。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天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
12月22日
德国领事在下关也不许进城,自然他在兵船上,他不要第三国看他们无道德的行为,在路上睡的死尸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
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记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留下一些年青人是他们所疑心的,(让)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或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也不认得他们,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来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是可佩。……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据史料证实,程瑞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她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了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金陵女大零散档案中发现的程瑞芳填写的英文履历表,也提到她曾到过日本。程瑞芳在证词中说:“我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然后程瑞芳列举了她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最后,她写道:“我愿签名盖章证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说,“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份中国人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程瑞芳日记的发现和公布,正好填补了空白。”
1962年,程瑞芳曾返回阔别多年的南京,重游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1965年,程瑞芳以90高龄在武汉去世。
约翰·拉贝生于德国汉堡市,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当年南京沦陷后,滞留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包括拉贝、魏特琳等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西北部一块约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从日军的枪口与刺刀下拼死救护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也写下了震惊中外的《魏特琳日记》,这部日记和《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齐名,成为外国人见证南京大屠杀历史、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罪证。在《魏特琳日记》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名叫程瑞芳的女性,并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做过了什么样的传奇事迹?研究者的一次意外发现,揭开这位非常人物的神秘面纱。
2001年12月7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在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档案时,发现了一本珍藏60多年的尘封日记。经过严谨的考证,郭必强等人确定,该日记作者就是程瑞芳女士,一位武汉人,时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陵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中方负责人之一。
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后得出更重大的结论,这些日记是程瑞芳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是一本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成为第一个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日记原名《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后称《首都沦陷留守金校日记》、《程瑞芳日记》。日记系钢笔手书,一共3万多字,起讫日期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这正是抗战初期“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而且,程瑞芳还是逐日记载,从不间断。这本日记用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信笺公司印制的元书纸信笺。
日记中字迹有些潦草,可以想象当时这位年逾花甲的中国老太太所面对的恶劣环境和紧张的心情。日记中每天都有对日军烧杀奸抢丧失人性暴行的记录。面对同胞遭受的血泪暴行,程瑞芳在日记中发出了“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的呐喊!程瑞芳在日记中提到,每天记完日记都要赶紧藏起来,以免被发现。已经公布的程瑞芳日记,字字句句令人心痛,记载的那段屈辱岁月唤醒了多少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怀!专家称,《程瑞芳日记》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形成连环证据,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相互印证,同时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铁证。
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曾跟着奶奶住在学校。他回忆说,他住在奶奶的卧室隔壁,是一间小小的储藏室,有时夜里起来,总能看到奶奶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地写着什么。“因为奶奶管着学校的伙食、卫生等物资,我以为她是在记账。”
程瑞芳每天都为保护难民奔波,自己的儿媳和孙子也差点遇害。《魏特琳日记》中写到了1937年12月17日当天程瑞芳的镇定:“日军士兵走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孙女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据程瑞芳自己的记录,万幸的是,“……后来我们到一百号去找他们,到底都在那里”。
《程瑞芳日记》摘登
12月10日
……搬进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进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我们这里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他们水洗面,给他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
12月11日
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编者注)害……(我军(指国民党军队,下同)要逃了,警察没有了。北门桥有小兵抢了,老百姓也抢,还有几个宪兵维持,抢了几个人。下关我军放火烧了,烧的地方很多……
12月13日
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得不少。日兵跑到他们这(家)里,要他们走,因为(日本)兵要睡(觉)。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这些人骇(吓)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12月14日
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12月17日
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强奸),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12月18日
昨晚拖去的女子今早都放回来了,有一个未回来,不知是留在那里,或是她不好意思回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强奸)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强奸)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12月19日
昨晚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这些难民只真可怜,有的家烧了,有的丈夫被日兵杀了,有的被日兵拖去了不知生死,哭的哭,叫的叫,惨不堪言……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
12月20日
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二百号三楼也睡满了。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天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
12月22日
德国领事在下关也不许进城,自然他在兵船上,他不要第三国看他们无道德的行为,在路上睡的死尸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
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记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留下一些年青人是他们所疑心的,(让)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或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也不认得他们,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来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是可佩。……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据史料证实,程瑞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她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了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金陵女大零散档案中发现的程瑞芳填写的英文履历表,也提到她曾到过日本。程瑞芳在证词中说:“我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然后程瑞芳列举了她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最后,她写道:“我愿签名盖章证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说,“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份中国人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程瑞芳日记的发现和公布,正好填补了空白。”
1962年,程瑞芳曾返回阔别多年的南京,重游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1965年,程瑞芳以90高龄在武汉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