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茶道，肇始于西晋时期的杜育，兴盛于中唐时期的陆羽。于是，将原本朝野一般的饮茶之事，上升为理论层次来加以论说，且将饮茶之事，由煮茶前准备、煮茶的火候、茶汤调味、茶器的选用、品茶论茗、饮茶后茶器的洗涤收藏等整个过程程序化与理论化。 陆羽将当时四十四州的茶叶名品，分为“上、次、下、又下”四个等次；晚唐时期的杨晔，与以往茶叶品评者有些不同，他不仅注意到了茶叶自身品质的评判，而且他还注意到茶叶的产量、市场以及对于社会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社会影响的评判。因此，在他对茶叶品质的品评中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茶叶产量较大而又对社会经济、民生有重要影响者；第二类是对于当时一些茶叶名品“少而精者”的品评。五代时期毛文锡对各地茶叶名品亦有自己的评判。不同时期人们对于不同州郡茶叶名品评判的差异，说明随着茶道的兴起，人们对于饮用茶叶色味品质的评判选用格外重视，并由此又促进了当时茶叶生产地域的扩大、产量增加、制茶技术的提高与茶叶名品的不断涌现。
Abstract：Chinesetea ceremony, which was initiated by Du Yu, a bel-esprit in Western Jin Dynasty, was brought into its peak by Lu Yu, a noted tea researcherin Mid-Tang Dynasty. Owing to theirefforts in research, tea drinking has changed from a common activity toa ceremony that can be theoreticalized. In line with the studies on tea, tea drinking involves such techniques as preparation before tea cooking, tea boiling, flavoring of tea liquor, choice of tea sets, tea sampling, and the cleansing of tea sets. Lu Yu classified tea from forty-four prefectures into four grades: excellent,common, inferior and defective. Unlike his forerunners,Yang Ye, an important figure in late-Tang Dynasty,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ea's quality but also to its output, its marketing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and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his in mind, he divided tea into two types: one type is in large output an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other typeis well known, but is rare. MaoWenxi, a scholar in Five Dynasties, also had his own comment on noted tea produ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Various comments on teaproducts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suggest that people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color, tasteandqualityof tea. The flowering of tea ceremony 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extension of tea planting, the increase in tea output, the improvement of tea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stant emergence of famous tea brands.
关键词：唐代茶道茶叶名品茶文化
Keywords：Tea ceremony in Tang Dynasty；Famous brand of tea；Tea culture
“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唐时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1］他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被黄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
此处的《茶论》，乃是指陆羽的《茶经》；“都统笼”，乃是《茶经》中所言的“都蓝”。此段史料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茶道之兴自陆羽始。陆羽著《茶经》，论煎茶、炙茶之法，煮茶之艺，品茶之道，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将原本朝野一般的饮茶之事，上升为理论层次来加以论说，且将饮茶之事，由煮茶前准备、煮茶的火候、茶汤调味、茶器的选用、品茶论茗、饮茶后茶器的洗涤收藏等整个过程程序化与理论化；此后，常伯熊在陆羽的基础上又广而润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二，“茶道”具有一套具体的操作程序，这种程序从其着装上来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笔者认为可将其视为一种官方茶道；一种是身著野服，程序如上，笔者认为可将其视为一种一般士人与民间茶道。三，从李季卿对陆羽的态度来看，说明当时一些达官贵人鄙视一般士人与民间茶道；这种现象对此后茶道的发展趋势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以上论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茶道”的形成至迟是在陆羽生活的中唐时代；二，中唐及以后的饮茶之事已分为官方茶道、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和民众的一般茶饮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由此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不同饮茶群体。官方茶道群体处于塔尖；民间一般茶饮群体处于塔基；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群体处于这一金字塔的中部；三，“茶道”的形成，便将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饮茶之事提升成为一种高雅的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是有唐一代南北文化交融整合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茶道”形成于陆羽生活的中唐时代，这种断定应该说是没有太大争议；但若要追寻“茶道”的肇始，时间恐怕还要提前，笔者认为，“茶道”的肇始应追寻到西晋时期的杜育。杜育在其《荈赋》（亦名《香茗赋》）中说：
“灵山惟岳，奇产所锺，厥生荈草，弥谷被冈，承丰壤之滋润，受甘灵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岻［2］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3］
杜育认为饮茶用水最佳者是岷之清流，茶具要清洁光泽，陶简等茶具出自东隅者为好［4］（即越瓷），煮茶时用匏将茶水舀起注入要有一定的规则，待茶煮到泛起白泡犹如积雪，方可饮用。这种对饮茶用水、茶具、煮茶程序与煮茶成色的要求与论说，已颇具后来茶道的意味，可以说是我国对于茶道的最初文献记载与文字表述。在陆羽的《茶经》中亦曾多处引用杜育的《荈赋》，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我国“茶道”的肇始追寻到西晋杜育时代。
一、陆羽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化与理性化，人们开始对于不同地区的茶叶质量品味进行评判，这种评判不免带有其评判者个人经验与个人体验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评判。其中被后人尊之为“茶圣”的陆羽，在其《茶经·八之出》中对当时全国各地茶叶的品质曾作过如下的一番评论。他说：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5］
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泉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以上陆羽列出的四十四州，其中有十一州所产的茶叶在其饮用中得之较少，正如陆羽本人所言：“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陆羽在“八之出”所列出的这四十四州，其意有二：一是就其个人视域范围之内所知的当时主要产茶州郡；二是对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的一个基本评价。在这个评价中他将各州郡所产茶叶分为四个等级，即“上、次、下、又下”（我们将其后面所列的十二州“极佳”也归之于上等之中），但在此陆羽并未列出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的名称，这也许在当时是人所共知之事，无需一一列出；而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却需一番考订来加以说明。为使读者更加明了起见，现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和陆羽所列的等次，将其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列表如下：
陆羽的这一评判，大致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制品的基本情况。这从生活于陆羽之后李肇的评判中亦可得到进一步证明。李肇，生活于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历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澧州、台州刺史等职；其主要著作有《翰林志》，《经史释题》、《唐国史补》等。他在其《唐国史补》卷下中说：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吴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这是李肇对当时各州郡茶叶名品一个基本的品评。他认为在众多的茶叶名品中，剑南雅州的蒙顶石花茶位居第一；而湖州的顾渚紫笋、东川郡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朱萸簝、福州的方山露芽、夔州的香山、江陵的南木、湖南的衡山、岳州的灉湖含膏、常州的义兴紫笋、婺州的东白、睦州的鸠坑、洪州的西山白露、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均是当时的茶叶名品。
与李肇同时代的裴汶，在其《茶述》中对于当时各州郡茶叶名品也有自己的一个评判，他说：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灉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麄者，则下里兆庶，瓯盌纷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6］
由此观之，他们对当时茶叶名品的评判，与陆羽既有相同之处，亦存有一些差异。为更好地明了他们之间的同异，故将三者对茶叶名品的品评列表如下：
在李肇所列出的十五个州郡茶叶名品中，前十州在《茶经·八之出》中皆已提到，不过在陆羽的品评中是将茶叶名品分为上（极佳）、次、下、又下四个等次；而在李肇的评品中除将雅州蒙顶石花茶列为第一之外，其它均为当时的茶叶名品；在裴汶的品评中却是将茶叶名品分为上、次、下三个等次。由此而观，陆羽对于茶叶名品的品评更为细致。后五个州郡湖南、夔州、东川郡、洪州、岳州的茶叶名品，却不见《茶经》的记载，这恐怕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是受陆羽个人视域范围的限制，如岳州“灉湖含膏”乃自初唐以来的茶叶名品，而在《茶经·八之出》中却未见记载；雅州蒙顶茶李肇列为第一，裴汶列为上等，而陆羽则将“雅州”列为“下等”茶叶名品；二是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技术的提高与普及相关，即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化与理性化，一方面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地域、面积与茶叶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了制茶工艺技术、茶叶品质的提高，因而茶叶名品也就不断涌现，有些州郡的茶叶名品在陆羽时代尚未出现或尚未著名，而至李肇、裴汶生活的时代却已成为受人喜爱的茶叶名品。在李肇对各州郡茶叶名品的品评之后，尚有一句“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对此应如何理解？由“浮梁之商货”而言，似可理解为“浮梁”之茶不在贡品之列，故未被列入茶叶名品之中；而裴汶则将其列为下等。再者，“浮梁之商货”，亦可理解为浮梁之茶较多，故未列入名品之列，这与此后杨晔的品评中似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二、杨晔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对于唐代茶叶名品的品评，在晚唐五代时期还有两个主要人物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杨晔，一个是五代时期蜀汉的毛文锡。杨晔，晚唐时人。曾为巢县令，具体生平事迹史籍阙如。其著作《膳夫经手录》四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卷二○七《艺文志》、《通志》卷六九《艺文略》均有著录，宋代王尭臣等人在其著述《崇文总目》时，将其列入《医书类》，大概是从“食疗”的角度来看待此书的。杨晔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在唐武、宣、懿、僖时代，在其《膳夫经手录》中，他对于魏晋以来的饮茶风俗史以及当时各州郡的茶叶名品，均进行了概要叙述与简要品评。
对于饮茶风俗史，杨晔如是说：
“茶，古不闻食之；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
他的这一概述应该说是恰当的，是与饮茶风俗史的实际状况基本相符合的。同时，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茶叶种植与茶叶生产也更为发展，“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因此，茶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亦随之占有一席之地，“管榷存焉”，系于盐铁。
对于当时茶叶名品的品评，杨晔与以往茶叶品评者有些不同，他不仅注意到了茶叶自身品质的评判，而且他还注意到茶叶的产量、市场以及对于社会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社会影响的评判。因此，在他对茶叶品质的品评中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茶叶产量较大而又对社会经济、民生有重要影响者。如：
（雅州）新安茶，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可，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宣州）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上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巨穿，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有先春好者，在湘东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州）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荆州）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它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之大胶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云疗头痛，未详（已上以多为贵）。
杨晔认为在此类茶叶中，雅州新安茶当“首冠诸茶”。其理由有三：一是新安茶市场广大，“南走百越，北临五湖”；二是新安茶在上述地域仍能“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而其他有些州郡的茶叶，则因“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三是新安茶“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即产量巨大，对社会经济、民生有着重大影响。在评判此类茶叶品质的三因素中，杨晔依然以“茶味”的优劣放在第一位。因此，饶州浮梁茶，虽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故将其排在了第二位；而“蕲州茶、鄂州茶、（宣州）至德茶，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上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然茶味不长于浮梁，故将其排在第三位；衡州衡山茶，虽产量众多（“巨穿”岁取十万［7］），流布地域亦广（“自潇湘达于五岭”，“远至交趾之人”，“皆仰给焉”），对社会经济、民生影响巨大（功亦不细），然“在湘东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故排在第四位；潭州阳团茶、渠州渠江薄片、江陵南木茶、施州方茶，以上四处茶叶，粗劣苦硬凡下，“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故排在第五位；建州大团，虽“状类紫笋”，然“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故排在第六位。
第二类是对于当时一些茶叶名品（少而精者）的品评。在此类茶叶的品评中，杨晔将雅州蒙顶茶列为第一。他说：“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今真蒙顶有鹰嘴芽、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这与中唐时人李肇、裴汶的品评相一致。其次，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是为第二；再其次，乃是峡州的朱萸簝、碧涧茶、明月茶、峡中（夔州）香山茶；（峡州）夷陵的小江源茶、舒州天柱茶、岳州灉湖含膏、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片尤小而味甚美；寿州霍山小团、睦州鸠坑茶、福州正黄茶、崇州宜兴茶、鄂州团黄、宣州鸭山茶、东川昌明茶、新安含膏；歙州祁门、婺源方茶、婺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赀，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这些均被杨晔列为晚唐时期的茶叶名品。在对此类茶叶名品的品评中，杨晔提到了十七州郡中的二十四种茶叶名品，除了对真蒙顶鹰嘴芽、白茶列为第一等，湖州紫笋、湖南紫笋列为第二等之外，而对于其他二十种茶叶名品的茶味优劣、茶叶制作等方面均作了较为详细的品评与比较。这与中唐时期的陆羽只是以地域州郡来区分茶叶名品的上、次、下、又下的品评来说，要细致的多，而且他对于同一州郡所产的不同茶叶名品亦做了不同等级的区分与品评。杨晔这种对于茶叶名品的评判，是与中晚唐时期所兴起的官方茶道、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和民众的一般茶饮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紧密相关。
三、毛文锡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此外，对于茶叶名品的品评，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前、后蜀的毛文锡。毛文锡，字平珪，高阳（河北高阳）人。唐太仆卿毛龟范之子，年十四登进士第，后至四川成都依附于前蜀高祖王建，历官翰林学士承旨，永平四年（914），迁礼部尚书判枢宻院事，通正元年（916），进文思殿大学士，又拜司徒判枢宻院如故。天汉时（917），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张格互为表里，与毛文锡争权，毛文锡以女适仆射庾传素之子，“宴亲族于枢宻院，用乐不先奏闻，高祖闻鼓吹声怪之，文扆因极口摘其短，贬文锡茂州司马，子询流维州，籍其家。及国亡随后主降唐，未几，复事孟氏。与欧阳烱等五人，以小辞为后蜀主所赏。文锡有《前蜀纪事》二卷，《茶谱》一卷。尤工艳语，所撰《巫山一段云》词，当世传咏之。”［8］其《茶谱》一书，在《宋史》卷二○五《艺文志》、《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均有著录，宋代王尭臣等人在其著述《崇文总目》时，将其列入《小说类》，此后不见正史著录，原书已经散佚。但在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吴淑《事类赋补》等一些茶事书中，均有大量原文征引，由此使我们能够得知其基本概貌。为便于读者了解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对于茶叶名品的评判，我们将杨晔、毛文锡对茶叶名品的评判列表对比如下：
由上述可见，自中唐以后，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以及不同层次茶道的出现，在社会中已逐渐形成三大不同层次的饮茶群体，即官方茶道、士人、高僧、名道的民间茶道和一般民众的饮茶。三大不同层次的饮茶群体虽然各自对于饮茶方式的考究不同，各自对茶叶的品味有别，但人们对于茶叶色味品质的追求则是相同的。因此，随着人们这种对于茶叶色味品质的追求，它不仅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产茶地域的扩大、产量的增加、制茶技术的提高与茶叶名品的不断涌现，而且亦将原本一般的民间饮茶之事，上升为一种高雅的茶文化。
参考文献：
［1］封演，唐德宗朝人，其事迹仅见于《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何进滔列传》中。
［2］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二《草部下·茗》“水则岻方之注”，明 曹学佺《蜀中广记》、《御定佩文斋广羣芳谱》卷一九《茶谱》、《御定渊鉴类函》卷三九○《食物部三·茶一》、《御定歴代赋彚逸句》卷二《草木》等，均将“岻方”，记作“岷方”，故从之。
［3］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二《草部下·茗》。
［4］陆羽《茶经·四之器》引：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
［5］“泉州”，在其前面的叙述中没有“泉州”，但在其后面的叙述时，却是“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出现了“泉州”，由此而论，应该是“十二州”，而并非是十一州。
［6］裴汶《茶述》，原书已佚，据陆廷灿《续茶经》卷上引。
［7］杨晔此处所言的“巨穿”，可能与陆羽《茶经》中所说的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相合。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唐代的茶叶产量。
［8］《十国春秋》卷四一《毛文锡列传》；《巫山一段云》：雨霁巫山上，云轻映碧天。远风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暗湿啼猿树，高笼过客船。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貌掩巫山色，才过濯锦波。阿谁提笔上银河，月裹写嫦娥。薄薄施铅粉，盈盈挂绮罗。菖蒲花役梦魂多，年代属元和。
［9］吴淑：《事类赋》卷一七《饮食部·茶》引毛文锡《茶谱》云：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倂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袪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瘥。时到城市，人见容貎，常若年三十余，眉毛緑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今四顶茶园，采摘不废，惟中顶草木繁密，云雾蔽亏，鸷兽时出，人迹稀到矣。
Abstract：Chinesetea ceremony, which was initiated by Du Yu, a bel-esprit in Western Jin Dynasty, was brought into its peak by Lu Yu, a noted tea researcherin Mid-Tang Dynasty. Owing to theirefforts in research, tea drinking has changed from a common activity toa ceremony that can be theoreticalized. In line with the studies on tea, tea drinking involves such techniques as preparation before tea cooking, tea boiling, flavoring of tea liquor, choice of tea sets, tea sampling, and the cleansing of tea sets. Lu Yu classified tea from forty-four prefectures into four grades: excellent,common, inferior and defective. Unlike his forerunners,Yang Ye, an important figure in late-Tang Dynasty,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ea's quality but also to its output, its marketing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and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his in mind, he divided tea into two types: one type is in large output an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other typeis well known, but is rare. MaoWenxi, a scholar in Five Dynasties, also had his own comment on noted tea produ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Various comments on teaproducts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suggest that people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color, tasteandqualityof tea. The flowering of tea ceremony 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extension of tea planting, the increase in tea output, the improvement of tea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stant emergence of famous tea brands.
关键词：唐代茶道茶叶名品茶文化
Keywords：Tea ceremony in Tang Dynasty；Famous brand of tea；Tea culture
“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唐时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1］他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被黄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
此处的《茶论》，乃是指陆羽的《茶经》；“都统笼”，乃是《茶经》中所言的“都蓝”。此段史料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茶道之兴自陆羽始。陆羽著《茶经》，论煎茶、炙茶之法，煮茶之艺，品茶之道，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将原本朝野一般的饮茶之事，上升为理论层次来加以论说，且将饮茶之事，由煮茶前准备、煮茶的火候、茶汤调味、茶器的选用、品茶论茗、饮茶后茶器的洗涤收藏等整个过程程序化与理论化；此后，常伯熊在陆羽的基础上又广而润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二，“茶道”具有一套具体的操作程序，这种程序从其着装上来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笔者认为可将其视为一种官方茶道；一种是身著野服，程序如上，笔者认为可将其视为一种一般士人与民间茶道。三，从李季卿对陆羽的态度来看，说明当时一些达官贵人鄙视一般士人与民间茶道；这种现象对此后茶道的发展趋势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以上论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茶道”的形成至迟是在陆羽生活的中唐时代；二，中唐及以后的饮茶之事已分为官方茶道、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和民众的一般茶饮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由此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不同饮茶群体。官方茶道群体处于塔尖；民间一般茶饮群体处于塔基；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群体处于这一金字塔的中部；三，“茶道”的形成，便将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饮茶之事提升成为一种高雅的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是有唐一代南北文化交融整合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茶道”形成于陆羽生活的中唐时代，这种断定应该说是没有太大争议；但若要追寻“茶道”的肇始，时间恐怕还要提前，笔者认为，“茶道”的肇始应追寻到西晋时期的杜育。杜育在其《荈赋》（亦名《香茗赋》）中说：
“灵山惟岳，奇产所锺，厥生荈草，弥谷被冈，承丰壤之滋润，受甘灵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岻［2］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3］
杜育认为饮茶用水最佳者是岷之清流，茶具要清洁光泽，陶简等茶具出自东隅者为好［4］（即越瓷），煮茶时用匏将茶水舀起注入要有一定的规则，待茶煮到泛起白泡犹如积雪，方可饮用。这种对饮茶用水、茶具、煮茶程序与煮茶成色的要求与论说，已颇具后来茶道的意味，可以说是我国对于茶道的最初文献记载与文字表述。在陆羽的《茶经》中亦曾多处引用杜育的《荈赋》，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我国“茶道”的肇始追寻到西晋杜育时代。
一、陆羽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化与理性化，人们开始对于不同地区的茶叶质量品味进行评判，这种评判不免带有其评判者个人经验与个人体验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评判。其中被后人尊之为“茶圣”的陆羽，在其《茶经·八之出》中对当时全国各地茶叶的品质曾作过如下的一番评论。他说：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5］
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泉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以上陆羽列出的四十四州，其中有十一州所产的茶叶在其饮用中得之较少，正如陆羽本人所言：“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陆羽在“八之出”所列出的这四十四州，其意有二：一是就其个人视域范围之内所知的当时主要产茶州郡；二是对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的一个基本评价。在这个评价中他将各州郡所产茶叶分为四个等级，即“上、次、下、又下”（我们将其后面所列的十二州“极佳”也归之于上等之中），但在此陆羽并未列出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的名称，这也许在当时是人所共知之事，无需一一列出；而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却需一番考订来加以说明。为使读者更加明了起见，现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和陆羽所列的等次，将其各州郡所产茶叶名品列表如下：
陆羽的这一评判，大致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制品的基本情况。这从生活于陆羽之后李肇的评判中亦可得到进一步证明。李肇，生活于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历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澧州、台州刺史等职；其主要著作有《翰林志》，《经史释题》、《唐国史补》等。他在其《唐国史补》卷下中说：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吴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这是李肇对当时各州郡茶叶名品一个基本的品评。他认为在众多的茶叶名品中，剑南雅州的蒙顶石花茶位居第一；而湖州的顾渚紫笋、东川郡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朱萸簝、福州的方山露芽、夔州的香山、江陵的南木、湖南的衡山、岳州的灉湖含膏、常州的义兴紫笋、婺州的东白、睦州的鸠坑、洪州的西山白露、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均是当时的茶叶名品。
与李肇同时代的裴汶，在其《茶述》中对于当时各州郡茶叶名品也有自己的一个评判，他说：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灉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麄者，则下里兆庶，瓯盌纷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6］
由此观之，他们对当时茶叶名品的评判，与陆羽既有相同之处，亦存有一些差异。为更好地明了他们之间的同异，故将三者对茶叶名品的品评列表如下：
在李肇所列出的十五个州郡茶叶名品中，前十州在《茶经·八之出》中皆已提到，不过在陆羽的品评中是将茶叶名品分为上（极佳）、次、下、又下四个等次；而在李肇的评品中除将雅州蒙顶石花茶列为第一之外，其它均为当时的茶叶名品；在裴汶的品评中却是将茶叶名品分为上、次、下三个等次。由此而观，陆羽对于茶叶名品的品评更为细致。后五个州郡湖南、夔州、东川郡、洪州、岳州的茶叶名品，却不见《茶经》的记载，这恐怕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是受陆羽个人视域范围的限制，如岳州“灉湖含膏”乃自初唐以来的茶叶名品，而在《茶经·八之出》中却未见记载；雅州蒙顶茶李肇列为第一，裴汶列为上等，而陆羽则将“雅州”列为“下等”茶叶名品；二是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技术的提高与普及相关，即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化与理性化，一方面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地域、面积与茶叶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了制茶工艺技术、茶叶品质的提高，因而茶叶名品也就不断涌现，有些州郡的茶叶名品在陆羽时代尚未出现或尚未著名，而至李肇、裴汶生活的时代却已成为受人喜爱的茶叶名品。在李肇对各州郡茶叶名品的品评之后，尚有一句“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对此应如何理解？由“浮梁之商货”而言，似可理解为“浮梁”之茶不在贡品之列，故未被列入茶叶名品之中；而裴汶则将其列为下等。再者，“浮梁之商货”，亦可理解为浮梁之茶较多，故未列入名品之列，这与此后杨晔的品评中似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二、杨晔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对于唐代茶叶名品的品评，在晚唐五代时期还有两个主要人物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杨晔，一个是五代时期蜀汉的毛文锡。杨晔，晚唐时人。曾为巢县令，具体生平事迹史籍阙如。其著作《膳夫经手录》四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卷二○七《艺文志》、《通志》卷六九《艺文略》均有著录，宋代王尭臣等人在其著述《崇文总目》时，将其列入《医书类》，大概是从“食疗”的角度来看待此书的。杨晔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在唐武、宣、懿、僖时代，在其《膳夫经手录》中，他对于魏晋以来的饮茶风俗史以及当时各州郡的茶叶名品，均进行了概要叙述与简要品评。
对于饮茶风俗史，杨晔如是说：
“茶，古不闻食之；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
他的这一概述应该说是恰当的，是与饮茶风俗史的实际状况基本相符合的。同时，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茶叶种植与茶叶生产也更为发展，“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因此，茶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亦随之占有一席之地，“管榷存焉”，系于盐铁。
对于当时茶叶名品的品评，杨晔与以往茶叶品评者有些不同，他不仅注意到了茶叶自身品质的评判，而且他还注意到茶叶的产量、市场以及对于社会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社会影响的评判。因此，在他对茶叶品质的品评中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茶叶产量较大而又对社会经济、民生有重要影响者。如：
（雅州）新安茶，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可，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宣州）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上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巨穿，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有先春好者，在湘东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州）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荆州）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它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之大胶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云疗头痛，未详（已上以多为贵）。
杨晔认为在此类茶叶中，雅州新安茶当“首冠诸茶”。其理由有三：一是新安茶市场广大，“南走百越，北临五湖”；二是新安茶在上述地域仍能“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而其他有些州郡的茶叶，则因“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三是新安茶“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即产量巨大，对社会经济、民生有着重大影响。在评判此类茶叶品质的三因素中，杨晔依然以“茶味”的优劣放在第一位。因此，饶州浮梁茶，虽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故将其排在了第二位；而“蕲州茶、鄂州茶、（宣州）至德茶，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上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然茶味不长于浮梁，故将其排在第三位；衡州衡山茶，虽产量众多（“巨穿”岁取十万［7］），流布地域亦广（“自潇湘达于五岭”，“远至交趾之人”，“皆仰给焉”），对社会经济、民生影响巨大（功亦不细），然“在湘东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故排在第四位；潭州阳团茶、渠州渠江薄片、江陵南木茶、施州方茶，以上四处茶叶，粗劣苦硬凡下，“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故排在第五位；建州大团，虽“状类紫笋”，然“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故排在第六位。
第二类是对于当时一些茶叶名品（少而精者）的品评。在此类茶叶的品评中，杨晔将雅州蒙顶茶列为第一。他说：“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今真蒙顶有鹰嘴芽、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这与中唐时人李肇、裴汶的品评相一致。其次，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是为第二；再其次，乃是峡州的朱萸簝、碧涧茶、明月茶、峡中（夔州）香山茶；（峡州）夷陵的小江源茶、舒州天柱茶、岳州灉湖含膏、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片尤小而味甚美；寿州霍山小团、睦州鸠坑茶、福州正黄茶、崇州宜兴茶、鄂州团黄、宣州鸭山茶、东川昌明茶、新安含膏；歙州祁门、婺源方茶、婺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赀，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这些均被杨晔列为晚唐时期的茶叶名品。在对此类茶叶名品的品评中，杨晔提到了十七州郡中的二十四种茶叶名品，除了对真蒙顶鹰嘴芽、白茶列为第一等，湖州紫笋、湖南紫笋列为第二等之外，而对于其他二十种茶叶名品的茶味优劣、茶叶制作等方面均作了较为详细的品评与比较。这与中唐时期的陆羽只是以地域州郡来区分茶叶名品的上、次、下、又下的品评来说，要细致的多，而且他对于同一州郡所产的不同茶叶名品亦做了不同等级的区分与品评。杨晔这种对于茶叶名品的评判，是与中晚唐时期所兴起的官方茶道、一般士人、僧人、道士与民间茶道和民众的一般茶饮三个不同层次的饮茶方式紧密相关。
三、毛文锡对各地茶叶名品的品评
此外，对于茶叶名品的品评，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前、后蜀的毛文锡。毛文锡，字平珪，高阳（河北高阳）人。唐太仆卿毛龟范之子，年十四登进士第，后至四川成都依附于前蜀高祖王建，历官翰林学士承旨，永平四年（914），迁礼部尚书判枢宻院事，通正元年（916），进文思殿大学士，又拜司徒判枢宻院如故。天汉时（917），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张格互为表里，与毛文锡争权，毛文锡以女适仆射庾传素之子，“宴亲族于枢宻院，用乐不先奏闻，高祖闻鼓吹声怪之，文扆因极口摘其短，贬文锡茂州司马，子询流维州，籍其家。及国亡随后主降唐，未几，复事孟氏。与欧阳烱等五人，以小辞为后蜀主所赏。文锡有《前蜀纪事》二卷，《茶谱》一卷。尤工艳语，所撰《巫山一段云》词，当世传咏之。”［8］其《茶谱》一书，在《宋史》卷二○五《艺文志》、《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均有著录，宋代王尭臣等人在其著述《崇文总目》时，将其列入《小说类》，此后不见正史著录，原书已经散佚。但在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吴淑《事类赋补》等一些茶事书中，均有大量原文征引，由此使我们能够得知其基本概貌。为便于读者了解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对于茶叶名品的评判，我们将杨晔、毛文锡对茶叶名品的评判列表对比如下：
由上述可见，自中唐以后，随着饮茶风习的普遍以及不同层次茶道的出现，在社会中已逐渐形成三大不同层次的饮茶群体，即官方茶道、士人、高僧、名道的民间茶道和一般民众的饮茶。三大不同层次的饮茶群体虽然各自对于饮茶方式的考究不同，各自对茶叶的品味有别，但人们对于茶叶色味品质的追求则是相同的。因此，随着人们这种对于茶叶色味品质的追求，它不仅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产茶地域的扩大、产量的增加、制茶技术的提高与茶叶名品的不断涌现，而且亦将原本一般的民间饮茶之事，上升为一种高雅的茶文化。
参考文献：
［1］封演，唐德宗朝人，其事迹仅见于《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何进滔列传》中。
［2］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二《草部下·茗》“水则岻方之注”，明 曹学佺《蜀中广记》、《御定佩文斋广羣芳谱》卷一九《茶谱》、《御定渊鉴类函》卷三九○《食物部三·茶一》、《御定歴代赋彚逸句》卷二《草木》等，均将“岻方”，记作“岷方”，故从之。
［3］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二《草部下·茗》。
［4］陆羽《茶经·四之器》引：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
［5］“泉州”，在其前面的叙述中没有“泉州”，但在其后面的叙述时，却是“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出现了“泉州”，由此而论，应该是“十二州”，而并非是十一州。
［6］裴汶《茶述》，原书已佚，据陆廷灿《续茶经》卷上引。
［7］杨晔此处所言的“巨穿”，可能与陆羽《茶经》中所说的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相合。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唐代的茶叶产量。
［8］《十国春秋》卷四一《毛文锡列传》；《巫山一段云》：雨霁巫山上，云轻映碧天。远风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暗湿啼猿树，高笼过客船。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貌掩巫山色，才过濯锦波。阿谁提笔上银河，月裹写嫦娥。薄薄施铅粉，盈盈挂绮罗。菖蒲花役梦魂多，年代属元和。
［9］吴淑：《事类赋》卷一七《饮食部·茶》引毛文锡《茶谱》云：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倂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袪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瘥。时到城市，人见容貎，常若年三十余，眉毛緑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今四顶茶园，采摘不废，惟中顶草木繁密，云雾蔽亏，鸷兽时出，人迹稀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