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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逸舟教授的安全观经历了初步确立、发展形成、理论完善和丰富提升四个阶段。其思考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国内进步性与国家安全性的同步与正比关系。他特别强调了国内变革与学习的重要性,前者是为了"进步",后者看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纵观其安全观发展历程，明暗两条线索依稀可辨，前者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内涵的丰富和地位的提升，后者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建构。
[关键词] 王逸舟 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 发展历程
引言
安全问题是国家永恒的关注焦点，一个安全问题往往是学者研究的内容，而有时从一个学者的研究中却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比如王逸舟教授。他从事国际政治分析已近20年，他的专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构成了他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三部曲”。笔者试图在其各类专著中梳理出王逸舟安全观的发展历程，明了其安全观的精髓所在。
一、安全场域与安全观（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与分期）
1.冷战后的安全场域
20世纪90年代，总的国际态势有五大趋势：意识形态对抗减弱；强国之间竞争加剧；南北矛盾突出激化；经济集团化、国际化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分裂均得到强化；联合国作用增强。“冷战型”领导人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跨世纪”领导人的创意和尝试或许将瓦解传统的安全基础。亚太地区快速的现代化不知是福是祸。因为彻底的传统性和彻底的现代性都意味着某种稳定，由传统性过渡到现代性的进程却滋生着、孕育了动乱和剧变。[1]
2.中国旧安全观困境
中国的战略选择比较多也比较困难，“当霸主”、“搭便车”、“不结盟”和“不出头”或结合之都不是没有可能的选择。[2]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初露端倪。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备受关注。王逸舟在其多篇论文[3]中联系综合安全观，提出经济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把发展当成最重要的经济安全内容。“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确保本国的安全，不管是经济持续、社会安宁或政治稳定，需要的是长远目光、好的战略、大胆改革，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位一体’的统筹与协调，是本国体制、政策和领导方式与全球时代进步性的吻合。”因此，旧的安全观已经不再能够正确指导中国的战略制定，一种新型安全观呼之欲出。
3.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
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地区一体化过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跨国性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都沿着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轨迹演进。[4]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全球化”被作为第一章成为全书的基调和背景，也是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
4.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分期
王逸舟教授的安全观经历了初步确立、发展形成、理论完善和丰富提升四个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都在摸索调整新时期战略，自1992年至1998年，王逸舟的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在这个背景下初步形成。代表作品有《中国的安全环境》、《如何选择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论综合安全》、《关于经济安全的若干观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反思》。其中“三部曲”的第一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在1995年出版，奠定了王逸舟全球主义的分析视角。
1999年至2002年是其“三位一体”的新安全观发展形成时期。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推动了“三位一体”的新安全观发展，王逸舟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俄国的教训、“立体安全观”及其他》、《“9.11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2003年至2006年是新安全观的理论完善阶段。2003年“非典”肆虐，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逸舟的“三部曲”之三，《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出版，对前两个时期的理论是一个梳理和完善的过程。其他代表作包括《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非典”与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思考》、《中国与非传统安全》2005《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他的安全观精髓：国内进步性与国家安全性是同步的，二者成正比关系；国内变革与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前者是为了“进步”,后者看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基本完善。
2006年至今是新安全观的丰富提升阶段。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发展阶段给中国学者研究新时期中国安全战略提出了新要求。王逸舟在其《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一项新的议程》、《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用新安全思想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文章在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丰富和提升了他的新安全观，提出了“保障海外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承担大国使命成为新时期的安全新内涵。‘和谐世界’是中国人在新时期提出的理念，但这一切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的新观点。
二、综合安全观：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1.综合安全观的形成
王逸舟认为，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有两层特殊含义：一、从内涵上，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二、行为主体上，拓展到比国家更大的层面。是多种行为体(包括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单元)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综合安全观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避免“走极端”。
构成综合安全观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利益、权力和政治。首先，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就是保障国家利益。王逸舟认为存在两种国家利益观：一种是传统的观念，另一种是基于全球化的理念。新的国家利益观在承认国家主权、民族生存与军事安全的前提下，要求以发展求稳定、以合作求和平，重视国际制度，“合作双赢”。其次，与传统安全观建立在“权力政治学”（power politics）之上不同，新的综合安全观大大扩展了“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范围，新的政治观不再是狭隘的国家政治、政府政治、政治家政治，而是全方位、多层次、日常生活的政治现象和过程。再次，新的安全观朝着更加全球主义的基点瞄准和靠近。
2.综合安全观对非传统安全的意义
综合安全观给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非传统安全问题内容涉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暖、大气臭氧层遭破坏、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微型化基础上的核扩散、公海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实验基地等”。尤其是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震撼世界。从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角度观察，“9.11事件”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美国以往那种我行我素、强权开道、蛮横打压的单边外交政策，会招致‘损人不利己’的恶果。”“这些严重事态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公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较之20世纪末变得日益重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等协商、认真对话、互谅互让、共同安全的思路与方式，才能使国际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它常常比实力政策和‘自助’方式更加利人利己。”[5]这正是综合安全观对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意义。
3.综合安全观对国家安全思想的贡献
[关键词] 王逸舟 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 发展历程
引言
安全问题是国家永恒的关注焦点，一个安全问题往往是学者研究的内容，而有时从一个学者的研究中却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比如王逸舟教授。他从事国际政治分析已近20年，他的专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构成了他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三部曲”。笔者试图在其各类专著中梳理出王逸舟安全观的发展历程，明了其安全观的精髓所在。
一、安全场域与安全观（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与分期）
1.冷战后的安全场域
20世纪90年代，总的国际态势有五大趋势：意识形态对抗减弱；强国之间竞争加剧；南北矛盾突出激化；经济集团化、国际化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分裂均得到强化；联合国作用增强。“冷战型”领导人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跨世纪”领导人的创意和尝试或许将瓦解传统的安全基础。亚太地区快速的现代化不知是福是祸。因为彻底的传统性和彻底的现代性都意味着某种稳定，由传统性过渡到现代性的进程却滋生着、孕育了动乱和剧变。[1]
2.中国旧安全观困境
中国的战略选择比较多也比较困难，“当霸主”、“搭便车”、“不结盟”和“不出头”或结合之都不是没有可能的选择。[2]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初露端倪。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备受关注。王逸舟在其多篇论文[3]中联系综合安全观，提出经济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把发展当成最重要的经济安全内容。“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确保本国的安全，不管是经济持续、社会安宁或政治稳定，需要的是长远目光、好的战略、大胆改革，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位一体’的统筹与协调，是本国体制、政策和领导方式与全球时代进步性的吻合。”因此，旧的安全观已经不再能够正确指导中国的战略制定，一种新型安全观呼之欲出。
3.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
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地区一体化过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跨国性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都沿着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轨迹演进。[4]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全球化”被作为第一章成为全书的基调和背景，也是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基础。
4.王逸舟安全观演变的分期
王逸舟教授的安全观经历了初步确立、发展形成、理论完善和丰富提升四个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都在摸索调整新时期战略，自1992年至1998年，王逸舟的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在这个背景下初步形成。代表作品有《中国的安全环境》、《如何选择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论综合安全》、《关于经济安全的若干观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反思》。其中“三部曲”的第一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在1995年出版，奠定了王逸舟全球主义的分析视角。
1999年至2002年是其“三位一体”的新安全观发展形成时期。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推动了“三位一体”的新安全观发展，王逸舟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俄国的教训、“立体安全观”及其他》、《“9.11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2003年至2006年是新安全观的理论完善阶段。2003年“非典”肆虐，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逸舟的“三部曲”之三，《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出版，对前两个时期的理论是一个梳理和完善的过程。其他代表作包括《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非典”与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思考》、《中国与非传统安全》2005《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他的安全观精髓：国内进步性与国家安全性是同步的，二者成正比关系；国内变革与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前者是为了“进步”,后者看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基本完善。
2006年至今是新安全观的丰富提升阶段。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发展阶段给中国学者研究新时期中国安全战略提出了新要求。王逸舟在其《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一项新的议程》、《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用新安全思想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文章在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丰富和提升了他的新安全观，提出了“保障海外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承担大国使命成为新时期的安全新内涵。‘和谐世界’是中国人在新时期提出的理念，但这一切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的新观点。
二、综合安全观：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1.综合安全观的形成
王逸舟认为，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有两层特殊含义：一、从内涵上，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二、行为主体上，拓展到比国家更大的层面。是多种行为体(包括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单元)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综合安全观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避免“走极端”。
构成综合安全观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利益、权力和政治。首先，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就是保障国家利益。王逸舟认为存在两种国家利益观：一种是传统的观念，另一种是基于全球化的理念。新的国家利益观在承认国家主权、民族生存与军事安全的前提下，要求以发展求稳定、以合作求和平，重视国际制度，“合作双赢”。其次，与传统安全观建立在“权力政治学”（power politics）之上不同，新的综合安全观大大扩展了“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范围，新的政治观不再是狭隘的国家政治、政府政治、政治家政治，而是全方位、多层次、日常生活的政治现象和过程。再次，新的安全观朝着更加全球主义的基点瞄准和靠近。
2.综合安全观对非传统安全的意义
综合安全观给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非传统安全问题内容涉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暖、大气臭氧层遭破坏、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微型化基础上的核扩散、公海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实验基地等”。尤其是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震撼世界。从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角度观察，“9.11事件”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美国以往那种我行我素、强权开道、蛮横打压的单边外交政策，会招致‘损人不利己’的恶果。”“这些严重事态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公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较之20世纪末变得日益重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等协商、认真对话、互谅互让、共同安全的思路与方式，才能使国际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它常常比实力政策和‘自助’方式更加利人利己。”[5]这正是综合安全观对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意义。
3.综合安全观对国家安全思想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