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保”条款，即“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是中国在入世协议书第１６条中所承诺的。即：对于由于从中国进口的某一产品激增、从而对ＷＴＯ成员国内市场上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市场扰乱所采取的保障措施。它与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针对纺织品的第２４２段———纺织品特保条款一起，构成了专门针对中国入世而设立的两个过渡性保障条款，时限分别为１２年和７年，目的是保证中国出口增加不对相关国家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伤害。
　　通过“特保”条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似乎已让世界变得恐慌，于是就有了“特保”这把特殊的“剪刀”，试图剪去中国出口飞翔的双翼。率先启动这一机制的，果然是ＷＴＯ里的“大哥大”———美国。
　　从２００２年起，针对从中国进口的椅座升降装置、钢丝衣架 、刹车鼓和转轴、球墨铸铁供水管，美国先后发起了四项“特保”调查。其中三项经过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后做出了肯定性裁决，即认为中国进口的激增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对刹车鼓一项则做出了否定性裁决，不认为从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不过，由于总统最终的否决，上述三项做出肯定性裁决的产品的特保机制并没有付诸实施。
　　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纺织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１１月１８日，美国针对中国三类纺织品提出设限。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也是第一次有国家对中国产品启动特保机制。
　　看过“特保”条款的人不难发现，在条文看似清晰而严密的字句背后，实际上隐有很多模糊之处。不知道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这些条款的文字表述，使人们今后在解读它时有着相当大的任意性，从而也注定了“特保”从一开始就会充满争议。
　　美国把这一点理解为“自由裁量权”。即：在条款里没有规定到的地方，美国可以自行选择其所依据的法律来进行解释和操作。例如，依据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的第４２１条和第４０６条，美国找到了有关“市场扰乱”、“实质损害”和“国内产业”这些“特保”条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定义及其历史渊源。以这些国内法为依据，美国贸易委员会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激增是否对美国国内市场造成“市场扰乱”进行分析。美国认为没必要就条款所涉及的、未清楚定义的有关概念再与中国进行磋商。
　　如果说这一点还可以接受、美国在对有关产品进口激增所产生的影响的判定中起码还做到了“有据可依”的话，那么，针对纺织品所实行的“特保”就毫不合情理。对纺织品特保所涉及的有关概念，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ＣＩＴＡ）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其定义，而要求有关申诉方提供的数据也是简单粗糙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与有關纺织品进口激增事实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更是含糊不清，而这一点对事实的认定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关纺织品的“特保”以此案例作为开端，那么，对于未来处理中美乃至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有关争端，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几乎是在模糊的空间里随意穿行。这样，未来的有关当事方就可以以此为先例，使“中国进口”与有关国家国内产业受损这一问题上存有大片灰色地带，而他们则可以随意解释。
　　尽管中国已多次要求就有关问题与美方进一步磋商，而且事实上双方也确实进行了一些磋商，包括对有关概念的定义、对“特保”的实施提出明确的标准和客观依据、对中国当事方的事先通知等，但美国总是很难放弃“先发制人”。对于美国这个在中国入世谈判时就已取得“优先权”的“游戏高手”而言，再与其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显然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提出“特保”的前提是源自中国的进口的激增，所以对中国而言，只要某项产品出口出现大幅度上涨，就有可能被调查。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加之美国大选临近，可以预计，“特保”只是开了个头。从全球来看，也将有更多的国家以此向中国发难。继美国之后，欧盟已提出新一轮纺织品的“特保”要求。“特保”作为一种报复性贸易措施，实施国必须考虑到其影响的严重性。但对中国而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通过进一步谈判，尽可能减小这一条款的负面效应；二是要加强采取国内措施，以避免“特保”到来之后的匆忙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