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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
1989年,林少华完成《挪威的森林》的全书翻译,自此开始被读者熟知。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的持续畅销,已经成为出版市场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符号。
林少华的名字也天然地与这位日本现象级作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不管是读书分享会还是媒体采访,总会被问及有关村上的话题:从“第一次遇到村上本人的印象”到“对村上叙事风格的理解”,乃至每次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媒体拨通的一个电话经常是林少华,好像他是村上的经纪人一样——林少华还很配合地解释:“村上获得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得不得奖无所谓”。
与村上春树“结缘”要从1987年说起。
那时林少华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留学,常去的一家书店中,最醒目的位置摆着上下两册镶金封腰的书,一红一绿,名叫《挪威的森林》,卖得特别好。不过,林少华当时一心想当一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的学者,写出几本拿得出的学术论著,对这类现当代小说就没当回事。
有意思的是,《挪威的森林》里的人物永泽正好有一句对白:“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
两年后,已经回国的林少华到广州参加日本文学研究会年会,中国社科院的教授李德纯向他极力推荐这本书,并鼓动他进行翻译,林少华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决定一试,没想到他后来成为中国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最多、也是最受歡迎的翻译家,这是那个在日本书店搜罗学术资料的他万万没想到的。
林少华直言,自己刚接到翻译《刺杀骑士团长》邀请时是“一边看原著一边就止不住手痒想翻译。”这是因为“我是把翻译村上春树当成一项事业来看的,我自然关注翻译他作品的完整性。”
那是2017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吴洪专程去了一趟青岛,他打算当面告诉林少华一个好消息:译文出版社一路过关斩将,以天价拿到了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版权,并决定请林少华执笔翻译。
早在四月份,林少华就已读完《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春树熟悉的行文、拟喻、意蕴,无不让他技痒。吴洪带来的这个消息,对于翻译了三十年村上作品的林少华来说,既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情理之中”,也是一份历经过波折的意外大礼,“就好像所有迪士尼乐园的大门都对我开放,所有高速收费站都对我免费,所有售楼处的售楼员都要送我一套房子般”,他甚至把广告词都拟好了,“暌违十载,‘译文’东山再起,林译重出江湖”。
林少华搬到了家乡九台的茅屋里闭关,每天五点起,晚上十一点收工,只在中午小睡一个小时,平均每天大约译七千五百字。因为从不用电脑,这些工作全是由林少华手写完成。为了缓解握笔之痛,他常去院子里拔草二三十分钟,大约是受力部位不同的关系,疼痛大为减轻。前后历时八十五天,近五十万字写满稿纸1600多页。翻译完成的那天,林少华形容,“晴空丽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粲然生辉。”他又一次地借用了村上春树的说法,“心情好得就像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糕”。
“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
日本外务大臣奖的宗旨是,嘉奖为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林少华表示,能获得这一奖项,很大一部分是对自己整个翻译生涯的肯定。
虽然他翻译过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日本文学家的作品,但翻译村上的小说肯定是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不算我在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光是新世纪以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作品,迄今为止就发行了1100万册。”林少华说,一般观点认为一本书有四个读者,如此算来就有4400万读者阅读了这些作品,“这些村上的作品产生了持续长效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的翻译工作就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事实上,和村上春树结缘的这三十年,林少华称村上春树既成全了他,又耽误了他:“所谓成全了我,不用说也知道,村上使我在社会上浪得了一点虚名,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审美取向、心灵品位以至生活情调;所谓耽误了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是胸怀大志,想写两三部砖头大的学术著作,往桌子上一放,把周围同事吓个半死。结果李德纯老先生把我引到村上那里,自成一体、振聋发聩、独辟蹊径的学术专著的想法就实现不了了。”
但他说自己至今不后悔,因为深知命运带他走的这条路,有天赋护航,“不缺少像样的学者,而缺少像样的翻译家——学者可以在博士点批量培养,可翻译家怎么培养呢?翻译家涉及艺术天赋,而在天赋面前,教育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他在微博上常感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翻译虽然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自己也许可以带出十个博士,而翻译家则一个也带不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把林少华与傅雷相提并论:“仅以一支译笔获得如此广泛的大众性影响的,四九年以后,除了傅雷,就是林少华”。
当然,有赞赏也有抨击。面对外界的指摘和那场闹哄的争端,林少华坚持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文学翻译最高的标准就是审美忠实,“一般翻译转述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文体和美。一是行文的节奏,二是用词的韵味。舍此,无非翻译一个故事罢了。天价版权费只买个故事,值得吗?节奏和韵味才是村上文学的生命。” 不过,在翻译《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林少华又进入了适闲的生活状态,对未来的翻译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如果偶尔读到了中意的作品,“那可能难免技痒,当作乐趣翻一翻,但不想占用过多的时间。”
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林少华希望未来能多将精力投入到原创写作上。“其实从翻译到创作的改变,我早就在尝试。近十年来每周写一篇散文随笔,五六百篇文章集成了四五本书,但下一步我还想搞点更大的动作。”林少华称,自己一直对钱钟书的《围城》很感兴趣,“錢钟书能把民国时期的教授写得栩栩如生、力透纸背,我为什么不能把现代的教授生活写出来呢?我已经当了这么多年教授,生活积累足够。”
青岛作家杨志军也劝他“赶紧写吧,写小说很简单”,但林少华明白原创小说的难度,“杨志军认为简单,那是因为他天生就有写小说的脑袋,而我在这方面确实有差距。”
积累足够是一回事,“小说脑袋”是一回事,但要知道《围城》是部讽刺意味很强的小说,似乎又跟林少华温润的气质有点不太符,后来林少华也在接受采访时说,“实在不行我可以写点类似《瓦尔登湖》的作品。”
“因为相似,所以理解”
截至目前,林少华和村上春树在2003年和2008年一共见过两面,“我看到他,第一反应就是文如其人。语气、语调、用词、表情,简直就像他小说中的男主角直接走出来了一样。”
当然,还有和小说一样散发出的孤独感。
林少华回忆,在简单地进行了见面寒暄后,村上就几乎不主动说话了,有时还盯着桌面看半天,不过林少华既不奇怪也不尴尬,“他是内向的,只关注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和他大致相似,因为相似,所以理解。”
有意思的是,林少华曾对村上透露他在中国的女粉丝很多,村上听了很高兴,说“我总是要去一次的”,后又转念一想,去了演讲、座谈会恐怕是免不了的,怕热闹的村上就只能“再想一想了”。
在林少华看来,自己尽管在翻译领域做了不少事,但并未介入各种现实的中日交流活动中。“我这个人天生不具有组织才能、活动能力,也不是当领导的料,大体上是个自甘寂寞的人,孤独自守的人,或者说只对自己心灵感受感兴趣的人,进一步说我是比较自恋的人,我跟村上春树应该是‘一路货色’,只对自己感兴趣,所以我翻译他的作品比较得心应手。”
而且林少华和村上一样,都是个爱书之人。“如果没有阅读,我的人生就会土崩瓦解,于我,它就是生活状态本身”,林少华说,虽然他每天都会阅读大量的著作,但他还是对村上的阅读量非常佩服,“村上的知识结构总体说来是西化的。据说读高中的时候,就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甚至读过《资本论》。他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着批判的态度,跟他少年时代的阅读不无关系。”
如果从物质生活的品位上讲,林少华和村上完全是两类人。村上的小说中有大量对爵士乐、美食的描写,这也正是他生活中的乐趣所在,“他是个非常讲究的人,煮鸡蛋要怎样的软硬程度,意大利面要配上什么佐料,他都有很高的要求——他还开了七年爵士乐酒吧,对配酒的下酒菜都有讲究。我呢,因为是农民出身,像是从《平凡的世界》走出来的人,所以感觉有吃的就不错了,别人做好了我从来不挑。”
看过村上小说的人都知道,爵士乐、摇滚乐等西方音乐在村上作品里所在皆是。“这些音乐成了一种隐喻,一种符号,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意象,他几乎是手到擒来。”林少华说,在他翻译村上小说时,经常在考虑“我是不是也应该补一补音乐课,因为如果你没听过这些音乐,一是术语理解上有问题,二是意象表达上有困难,翻译时不容易入境。”
他还专门买了一些爵士乐碟片在家里听,但不管怎么听都感觉是噪音,简直是令人发指的精神折磨。一位懂音乐的朋友告诉他,“什么年龄听什么音乐。你错过了听爵士乐的年纪,年过半百,觉得是噪音是正常的。”林少华对这个解释很满意,也就释然了。
林少华回忆,也有人问过:如果说村上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里人,你就是地道的乡下人,如何能够翻译好城里人的东西?林少华的回答充满了调侃的意味,还少有的带了一点锋芒:“我翻译村上的作品时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村上不过本科毕业,而且七年才拿够学分,我受的教育可以超越出身经历,完全能够感受它的情感和趋向。”
但认真来讲,林少华也很确信:“我以前是体力上的农民,现在是精神上的农民。”林少华在乡下老家有个一亩方圆的院落,“房前屋后,种花种树”,有时早上起来,盯着牵牛花上的露珠,一看就是十分钟,感觉这种生活无比的美好,“你可以说是这传统中国文人的田园情结,也可以说我永远是文化意义上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