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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六条”出台
1977年6月，万里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万里“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
而就在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至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下定决心支持包产到户
1978年底，万里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大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曰礼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说开了，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当天，周曰礼回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的百姓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立刻召开常委会，要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开了半天，有的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饭常委会接着开，万里别有深意地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下了决心：“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区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而且，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没几天，山南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周曰礼紧张了，赶紧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人民日报》刊文批判大包干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他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万里又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邓小平出面支持
1979年的最后几天，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走了。
万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在会上明确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会议之后，万里来到了小岗村，这似乎是一次告别之旅。
万里下了车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来。万里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
男人们围着万里说长道短，女人们赶紧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热腾腾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们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万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临别时他对随行的地县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并表示了支持。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1977年6月，万里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万里“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
而就在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至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下定决心支持包产到户
1978年底，万里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大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曰礼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说开了，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当天，周曰礼回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的百姓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立刻召开常委会，要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开了半天，有的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饭常委会接着开，万里别有深意地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下了决心：“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区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而且，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没几天，山南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周曰礼紧张了，赶紧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人民日报》刊文批判大包干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他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万里又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邓小平出面支持
1979年的最后几天，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走了。
万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在会上明确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会议之后，万里来到了小岗村，这似乎是一次告别之旅。
万里下了车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来。万里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
男人们围着万里说长道短，女人们赶紧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热腾腾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们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万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临别时他对随行的地县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并表示了支持。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