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在文人画坛至高无上地位的奠定始于北宋时期，这与宋代有名的文治盛世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唐代以前，绘画主要是工匠之事，地位低下。到了北宋以后，历代帝王都热衷于绘画，优待宫廷画家，建国初期便设置翰林图画院。鼎鼎大名的宋徽宗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却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王维在宋代画史越来越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与这位皇帝对他的推崇有着很大关系。
　　北宋早期院体画对画工技法要求极高，注重写实，作品大都造型准确，法度严谨，刻画细腻，设色富丽堂皇。如黄筌《写生珍禽图》即为当时所推崇的画作。此画按照法度进行创作，强调对形象的精确刻画，层层渲染，力求表现事物的本真状态。这种精巧的写实绘画深受皇家贵族的喜爱，奠定了北宋院体画风的基调。
　　到北宋末年，由于徽宗赵佶的支持，绘画艺术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他的参与和领导下，画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院体画的写实风格逐渐成熟。其中王维对宋徽宗的影响颇深。
　　宋徽宗认为王维的诗在描绘山水物象方面极富形象性，易于入画，而“诗画一律”或者诗画同质，恰恰是北宋时为了提升绘画的内在品质而生的新要求和新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被宋徽宗作为了北宋重视“诗画一律”的美学品赏观念下的一个理想原型。
　　为了提倡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宋微宗设立画学，以诗题取士，要求院中画家在形象中传达诗的内蕴。这时期的院体画叫“宣和画”，以花鸟画为主，高贵富丽，恬静雅致，并且注重诗与画的结合。
　　宋徽宗改革后，院体画家的知识结构有所改变，在王维等文人画作的影响下，宣和画逐渐走向了文人化，使诗的意境在绘画中取代了叙事性内容，以怡悦性情为目的的审美趣味逐渐冲淡了院体画具有的社会功利性，构成了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绘画艺术风格流派。如宋徽宗的代表作《芙蓉锦鸡图》，画中描绘了一只色彩绚丽的锦鸡落在芙蓉枝上，回首出神地仰望着右上角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显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态。芙蓉的一枝由于锦鸡的落下而微微弯曲，给人一种颤动的感觉，从而凸显出花枝的柔美。这幅画通过刹那间的动态，把花、鸟、蝶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富有生活情趣的意境。相对于宋早期院体画推崇的画作，在工笔精巧、设色富丽的基础上，更注重整体意境的描绘，给画作增添了独特的韵味。院体画的发展与宋徽宗的主观审美取向有着直接联系，对于王维画作的推崇和学习，使宣和体成为北宋院体画发展的一个新高度。
　　徽宗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了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其中共收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宣和画谱》注重诗与画在意境上的互通，也就是非常重视王维画作中的诗境特点。
　　《宣和画谱》中共收录王维画作126幅之多。其中佛相画68幅，人物画5幅，山水画53幅，包括雪景画20幅、农作图7幅、蜀道图14幅、行旅图7幅、山居图4幅，还有《异域图》1幅。
　　不仅如此，《宣和画谱》还受到文人思想的影响，不只重视画作本身，更强调作画者的襟怀气度、志趣修养。《宣和画谱》卷十王维条中言：“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自有画意，由是知维之画出于天性，不必以画拘，盖生而知之者，故‘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又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及‘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类，以其句法，皆所画也，而《送元二使安西》者，后人以至铺张为《阳关曲图》。且往日之士人，或有占其一艺者，无不以艺掩其德，若阎立本是也。至人以画师名之，立本深以为耻，若维则不然矣，乃自为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人卒不以画师归之也。”这段文字表明，王维洒脱不拘的气质是影响其作诗作画风格的根本原因。“生而知之”、“出于天性”，不仅仅就其画艺不可学而言，更主要的是针对其“胸次”而言。将这种胸襟和气质表现于画中，画自然而然地“过人宜矣。”《宣和画谱》把对王维画作的探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