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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罗授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也承受着它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现在。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需要严肃报道，需要怀有新闻理想的严肃新闻人。
但凡是以摄影为职业的人，大概都愿意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作名片，菲利普·罗授先生也不例外。在接过他递过来的名片时，我看到名片的一面用简洁的黑色字体写着他的名字，而另一面，印着罗授先生在1993年拍下的素马里妇女群像。
11月24日，罗授接受法语联盟的邀请，在青岛做了短暂的停留，向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以及岛城的新闻摄影同行们介绍自己长达40年的新闻报道经历。大家显然都对这位来自法国的老一辈新闻人充满了好奇，纷纷前往现场听他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出于同样的好奇，24日当天下午，伴着岛城冬日里的第一场雪，我与他在一间名叫“阳光房”的咖啡厅里进行了短暂的会面。
“我不是战地记者”
若是你听说过菲利普·罗授，你一定会被他丰富且传奇的战地新闻报道经历所吸引。的确，作为长期驻守中东地区的法语新闻记者，罗授带领他的团队详细报道过1975年黎巴嫩内战、1980年苏联占领期间的阿富汗冲突、1980年两伊战争等一系列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冲突。这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交给他的工作任务，更是他自己的新闻理想。
1970年，罗授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于沙特阿拉伯，出于对穆斯林文化的景仰与好奇，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半点犹豫，尽管他清楚这意味着日后的动荡甚至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他们活得有尊严，有信仰，有约束，这些东西在欧洲已经没有了。”罗授说。
辗转几个中东国家，黎巴嫩成了难忘之地。1986年，罗授先生带领团队在黎巴嫩贝鲁特地区就一位法国外交官被害事件做报道，被真主党劫持。“当时大部分被劫持的人质都遇难了，我感到绝望，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活着走出来。”4个月后，他九死一生，虎口脱险。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只被劫持了4个月，而另外一名美国记者被劫持了整整6年！”对于被劫持的事情，罗授显然不愿多提，他说，“毕竟这是很久远的事了，再过一年，就30年了。”
“1974年土耳其军队登陆塞浦路斯的时候，他在现场；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现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现场；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在现场……”相关微信公众号这么推介他，然而他自己却说，“我不是一个战地记者。”
作为法国电视台驻中东地区的记者，战争免不了成为罗授报道中的主题，而在战争中，相比起战争的残酷，他更愿意关注人性的积极一面，这在绝境中摇曳的人性的光辉，对于罗授来说，更具有价值。
比起战争题材，罗授愿意花更多时间关注普通居民。1971年，在自己职业生涯开始不久后，罗授在阿拉伯地区跟拍贝多因人。“在那个时候，图像对于贝多因人来说是被禁止的，所以想要拍到他们非常困难。”罗授回忆道。“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贝多因男人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固定的一个地方取木材。所以我找了一天，在男人外出取木材的时候接近了贝多因女人。她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拿着相机对着自己，感到惊奇而且有些害怕，但等我说明了来意之后，她们接受了我的拍照。没想到，取木材的贝多因男人回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看到我在拍照，气愤得要把我抓到他们的法庭审判，还好那时我年轻跑得快，逃脱了。”
关注中国
罗授的另一个向往之地是中国，2000年，他来到了中国，常驻北京为法国电视2台报道亚洲新闻，这一待就是6年。
在中国，罗授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普通人。“在这里，我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比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千活的工人，以及小区里跳广场舞的老人。”图片都很简单，但是他认为有意义，因为这就是中国与法国的差别。
作为一个西方人，罗授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如何很好地运转并且快速发展的。“这让人感到震撼。”他说。刚来不久，中国便加入了WTO，罗授带领团队着眼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而中国又是怎样在与西方的竞争关系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他相信，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欧洲同胞们所感兴趣的。
除了以横向的视角看中国，罗授也愿意纵向来观察这个东方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变化。“体育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中国是非常有名的乒乓球国家，以前我们西方人就一直存在一种偏见，以为中国人只会打乒乓球，但是近10年，中国在网球、滑雪等项目上的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改变。”他说。
2008年，罗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中体现了他对中国独生子女、新富一代、大型工程等方面的关注，记录了这6年来他与中国人相处的经历。“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如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他说。
我们需要严肃报道
40年来，罗授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也承受着它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现在。在法国，移动互联网同样冲击着以广播、电视、报纸为首的传统媒体，效益的大幅度下滑带来的结果是记者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然而罗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传统媒体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冲击就消失甚至被取代。“网上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免费的，但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互联网不会付给记者钱，这就意味着网络上的大部分信息很有可能不可靠，或者说，很表面，缺少分析。”在他看来，未来传统媒体不会被取代，而是会建立付费的网站，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严肃报道，需要怀有新闻理想的严肃新闻人。
严肃的新闻报道需要的不单单是新闻热情，更需要长期积累下的专业知识与长时间的投入，这些都是金不换的，功利心做不好新闻报道。在黎巴嫩，罗授投入了10年，这组付出了时间与诚意的报道使他获得了法国新闻最高奖阿尔伯特·伦敦奖。
现在，作为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的评委之一，罗授表示，看到法国部分年轻一辈的新闻记者，他时常感到欣慰。“受到互联网冲击，法国的传统媒体在逐步下滑，很少有新闻公司愿意花钱支持记者去做新闻报道了。所以在法国，很多年轻记者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们只能自己花钱买设备，去到偏远的地区做采访，然后把报道卖给报纸和电视台。好的作品需要花费他们很长时间，所以他们的财务状况都非常差。”罗授说，“但是他们都在很积极地做新闻，我想这就是新闻人的理想吧。”
年近七十，罗授并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仍为这份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而奔波。每到一处，他都毫不吝啬地向自己的后辈们讲述自己曾经的经历，面对那些年轻的新闻人以及那些即将迈入这个行业的晚辈，罗授滔滔不绝。在他看来，年轻记者需要有经验的前辈与他们分享经验，而这种分享对于他自己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我觉得人到了一定阶段就应该往回看，看看自己明白了什么，又学会了什么。”
但凡是以摄影为职业的人，大概都愿意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作名片，菲利普·罗授先生也不例外。在接过他递过来的名片时，我看到名片的一面用简洁的黑色字体写着他的名字，而另一面，印着罗授先生在1993年拍下的素马里妇女群像。
11月24日，罗授接受法语联盟的邀请，在青岛做了短暂的停留，向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以及岛城的新闻摄影同行们介绍自己长达40年的新闻报道经历。大家显然都对这位来自法国的老一辈新闻人充满了好奇，纷纷前往现场听他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出于同样的好奇，24日当天下午，伴着岛城冬日里的第一场雪，我与他在一间名叫“阳光房”的咖啡厅里进行了短暂的会面。
“我不是战地记者”
若是你听说过菲利普·罗授，你一定会被他丰富且传奇的战地新闻报道经历所吸引。的确，作为长期驻守中东地区的法语新闻记者，罗授带领他的团队详细报道过1975年黎巴嫩内战、1980年苏联占领期间的阿富汗冲突、1980年两伊战争等一系列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冲突。这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交给他的工作任务，更是他自己的新闻理想。
1970年，罗授的新闻职业生涯开始于沙特阿拉伯，出于对穆斯林文化的景仰与好奇，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半点犹豫，尽管他清楚这意味着日后的动荡甚至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他们活得有尊严，有信仰，有约束，这些东西在欧洲已经没有了。”罗授说。
辗转几个中东国家，黎巴嫩成了难忘之地。1986年，罗授先生带领团队在黎巴嫩贝鲁特地区就一位法国外交官被害事件做报道，被真主党劫持。“当时大部分被劫持的人质都遇难了，我感到绝望，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活着走出来。”4个月后，他九死一生，虎口脱险。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只被劫持了4个月，而另外一名美国记者被劫持了整整6年！”对于被劫持的事情，罗授显然不愿多提，他说，“毕竟这是很久远的事了，再过一年，就30年了。”
“1974年土耳其军队登陆塞浦路斯的时候，他在现场；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现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现场；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在现场……”相关微信公众号这么推介他，然而他自己却说，“我不是一个战地记者。”
作为法国电视台驻中东地区的记者，战争免不了成为罗授报道中的主题，而在战争中，相比起战争的残酷，他更愿意关注人性的积极一面，这在绝境中摇曳的人性的光辉，对于罗授来说，更具有价值。
比起战争题材，罗授愿意花更多时间关注普通居民。1971年，在自己职业生涯开始不久后，罗授在阿拉伯地区跟拍贝多因人。“在那个时候，图像对于贝多因人来说是被禁止的，所以想要拍到他们非常困难。”罗授回忆道。“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贝多因男人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固定的一个地方取木材。所以我找了一天，在男人外出取木材的时候接近了贝多因女人。她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拿着相机对着自己，感到惊奇而且有些害怕，但等我说明了来意之后，她们接受了我的拍照。没想到，取木材的贝多因男人回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看到我在拍照，气愤得要把我抓到他们的法庭审判，还好那时我年轻跑得快，逃脱了。”
关注中国
罗授的另一个向往之地是中国，2000年，他来到了中国，常驻北京为法国电视2台报道亚洲新闻，这一待就是6年。
在中国，罗授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普通人。“在这里，我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比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千活的工人，以及小区里跳广场舞的老人。”图片都很简单，但是他认为有意义，因为这就是中国与法国的差别。
作为一个西方人，罗授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如何很好地运转并且快速发展的。“这让人感到震撼。”他说。刚来不久，中国便加入了WTO，罗授带领团队着眼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而中国又是怎样在与西方的竞争关系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他相信，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欧洲同胞们所感兴趣的。
除了以横向的视角看中国，罗授也愿意纵向来观察这个东方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变化。“体育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中国是非常有名的乒乓球国家，以前我们西方人就一直存在一种偏见，以为中国人只会打乒乓球，但是近10年，中国在网球、滑雪等项目上的声音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改变。”他说。
2008年，罗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中体现了他对中国独生子女、新富一代、大型工程等方面的关注，记录了这6年来他与中国人相处的经历。“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如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他说。
我们需要严肃报道
40年来，罗授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也承受着它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现在。在法国，移动互联网同样冲击着以广播、电视、报纸为首的传统媒体，效益的大幅度下滑带来的结果是记者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然而罗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传统媒体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冲击就消失甚至被取代。“网上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免费的，但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互联网不会付给记者钱，这就意味着网络上的大部分信息很有可能不可靠，或者说，很表面，缺少分析。”在他看来，未来传统媒体不会被取代，而是会建立付费的网站，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严肃报道，需要怀有新闻理想的严肃新闻人。
严肃的新闻报道需要的不单单是新闻热情，更需要长期积累下的专业知识与长时间的投入，这些都是金不换的，功利心做不好新闻报道。在黎巴嫩，罗授投入了10年，这组付出了时间与诚意的报道使他获得了法国新闻最高奖阿尔伯特·伦敦奖。
现在，作为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的评委之一，罗授表示，看到法国部分年轻一辈的新闻记者，他时常感到欣慰。“受到互联网冲击，法国的传统媒体在逐步下滑，很少有新闻公司愿意花钱支持记者去做新闻报道了。所以在法国，很多年轻记者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们只能自己花钱买设备，去到偏远的地区做采访，然后把报道卖给报纸和电视台。好的作品需要花费他们很长时间，所以他们的财务状况都非常差。”罗授说，“但是他们都在很积极地做新闻，我想这就是新闻人的理想吧。”
年近七十，罗授并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仍为这份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而奔波。每到一处，他都毫不吝啬地向自己的后辈们讲述自己曾经的经历，面对那些年轻的新闻人以及那些即将迈入这个行业的晚辈，罗授滔滔不绝。在他看来，年轻记者需要有经验的前辈与他们分享经验，而这种分享对于他自己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我觉得人到了一定阶段就应该往回看，看看自己明白了什么，又学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