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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新石器时期考古学遗迹目前发现较多，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较为独特的考古学文化。本文从考古学的视角对西藏新石器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观察与勾勒，对西藏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掘情况以及研究状况做了简要综述。对西藏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状况进行梳理，了解其分布特点，研究其传播路径。受于材料所限，仅对西藏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初步观察。将西藏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特点与周边新石器时期文化做对比，以了解当时生活在西藏先民的文化交流情况。
【关键词】西藏；新石器时期；考古
我国的西藏，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传统，强烈地吸引着世人的注意。在考古学领域以内，情况也是如此。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虽然至今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是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后期；发现的实物就数量而言虽然还不多，但是其内容却甚为复杂。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考古学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适时地对近一百年来的西藏考古工作进行总结性的回顾，对今后的工作有所瞻望，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新石器时期简介
由于西藏境内发现的具有层位关系、属于新石器时期文化的遗址都是晚期的遗存，所以西藏的新旧石器时期的文化交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的不见陶器、骨器、金属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大致认为是期表西藏新石器时期较早阶段的文化，并冠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其时期大约距今7500-5000年左右，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
除了这些具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外，高原上大量发现的细石器采集地点是西藏石器时期文化的又一显著的特点。截至1990年，在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嘎、吉隆、日喀则和山南贡嘎等地、县境内发现细石器采集地点30余处，这个数字比1989年统计的西藏高原发现细石器地点为40处将近增加了一倍。截至2005年，加上前面两个统计总数的70处，细石器地点已经达到102处，其中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在藏北申扎县发现1处；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6处；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勘探项目”中发现18处；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发现4处；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发现3处，这些细石器点的发现，虽然很多尚未研究透彻，但给西藏石器时期的文化增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二、西藏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
在青藏高原，目前最早的青棵发现于西藏腹心地带的山南昌果沟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年期距今約3500年左右。穆斯塘和西藏阿里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青棵已经在海拔高达4000米的高原西部开始种植。虽然丁东遗址的年期晚于昌果沟遗址近千年，但是西藏西部的青棵是否由西藏中部的雅鲁藏布江西渐而来，仍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青棵的栽培可早到距今9000年左右。
丁仲胡珠孜遗址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西南约5公里处，地处噶尔县扎西岗区加莫乡狮泉河谷的沙丘地带，海拔4260米。采集到的遗物有打制石器132件（其中包括细石器84件）、陶片30片）。这是迄今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与陶器共存的唯一例子。该遗址石器以细石器为主，包括典型的锥状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细石叶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次级产品，石料均为匀质的隧石、硅质岩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件打制石斧。笔者对此件标本曾做过仔细观察，石料为优质隧石，呈梯形，为宽厚的石片，柄端为方形，单面刃部已经初具形态，稍经磨制便可成为1件规整的石斧，这应该是石斧的毛坯。
基于上述零散证据，笔者同意李永宪先生将丁仲胡珠孜遗址推断为新石器时期遗存。进而言之，该遗址可能期表了一种细石器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已经出现、包含有少量彩陶、存在小规模纺织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当然，不能仅以这一个采集地点讨论整个西藏西部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如果将视野扩展至西喜马拉雅地带，则发现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出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内涵与之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且种种迹象显示，这一新石器文化都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考古学文化有过接触。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西部很可能与上述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期文化有过某种密切联系，跨喜马拉雅的东西文化互动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拉开序幕。
三、西藏新石器时期文化与周边文化对比
藏东区域类型同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卡若文化同曲贡文化的比较看，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于陶器系统与风格的截然不同：卡若文化的陶器器形以小平底和少耳为主要特征，不见圆底和圈足器。曲贡文化的陶器则是以圆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特征，完全不见平底器。此外，曲贡的陶器陶质细腻，器表光滑，制作较精并有磨花工艺；而卡若的陶器却无磨花工艺，陶质粗糙，制作欠精。但卡若的陶器纹饰繁复草率，复合纹样多，有彩陶，却绝不见曲贡文化中的绳纹、蓝纹、蓖纹等。
不过，西藏新石器时期，在藏东区域类型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还存在一个区域类型，这就是以林芝地区若干新石器遗址和采集点为期表的藏东南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林芝地区的星云、居木两个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新石器采集点为期表。林芝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地理位置上恰好介于藏东区域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之间。
结束语
从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已经接受了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在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它又感受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研究这些不同部族集团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及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
参考文献：
[1]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J].中国藏学，2005，03：201-212+2.
[2]石硕.西藏新石器时期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J].藏学学刊，2011，00：10-25+256-257.
[3]何红中.中国古期粟作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0.
【关键词】西藏；新石器时期；考古
我国的西藏，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传统，强烈地吸引着世人的注意。在考古学领域以内，情况也是如此。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虽然至今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是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后期；发现的实物就数量而言虽然还不多，但是其内容却甚为复杂。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考古学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适时地对近一百年来的西藏考古工作进行总结性的回顾，对今后的工作有所瞻望，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新石器时期简介
由于西藏境内发现的具有层位关系、属于新石器时期文化的遗址都是晚期的遗存，所以西藏的新旧石器时期的文化交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的不见陶器、骨器、金属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大致认为是期表西藏新石器时期较早阶段的文化，并冠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其时期大约距今7500-5000年左右，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
除了这些具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外，高原上大量发现的细石器采集地点是西藏石器时期文化的又一显著的特点。截至1990年，在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嘎、吉隆、日喀则和山南贡嘎等地、县境内发现细石器采集地点30余处，这个数字比1989年统计的西藏高原发现细石器地点为40处将近增加了一倍。截至2005年，加上前面两个统计总数的70处，细石器地点已经达到102处，其中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在藏北申扎县发现1处；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6处；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勘探项目”中发现18处；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发现4处；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发现3处，这些细石器点的发现，虽然很多尚未研究透彻，但给西藏石器时期的文化增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二、西藏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
在青藏高原，目前最早的青棵发现于西藏腹心地带的山南昌果沟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年期距今約3500年左右。穆斯塘和西藏阿里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青棵已经在海拔高达4000米的高原西部开始种植。虽然丁东遗址的年期晚于昌果沟遗址近千年，但是西藏西部的青棵是否由西藏中部的雅鲁藏布江西渐而来，仍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青棵的栽培可早到距今9000年左右。
丁仲胡珠孜遗址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西南约5公里处，地处噶尔县扎西岗区加莫乡狮泉河谷的沙丘地带，海拔4260米。采集到的遗物有打制石器132件（其中包括细石器84件）、陶片30片）。这是迄今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与陶器共存的唯一例子。该遗址石器以细石器为主，包括典型的锥状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细石叶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次级产品，石料均为匀质的隧石、硅质岩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件打制石斧。笔者对此件标本曾做过仔细观察，石料为优质隧石，呈梯形，为宽厚的石片，柄端为方形，单面刃部已经初具形态，稍经磨制便可成为1件规整的石斧，这应该是石斧的毛坯。
基于上述零散证据，笔者同意李永宪先生将丁仲胡珠孜遗址推断为新石器时期遗存。进而言之，该遗址可能期表了一种细石器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已经出现、包含有少量彩陶、存在小规模纺织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当然，不能仅以这一个采集地点讨论整个西藏西部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如果将视野扩展至西喜马拉雅地带，则发现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出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内涵与之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且种种迹象显示，这一新石器文化都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考古学文化有过接触。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西部很可能与上述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期文化有过某种密切联系，跨喜马拉雅的东西文化互动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拉开序幕。
三、西藏新石器时期文化与周边文化对比
藏东区域类型同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卡若文化同曲贡文化的比较看，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于陶器系统与风格的截然不同：卡若文化的陶器器形以小平底和少耳为主要特征，不见圆底和圈足器。曲贡文化的陶器则是以圆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特征，完全不见平底器。此外，曲贡的陶器陶质细腻，器表光滑，制作较精并有磨花工艺；而卡若的陶器却无磨花工艺，陶质粗糙，制作欠精。但卡若的陶器纹饰繁复草率，复合纹样多，有彩陶，却绝不见曲贡文化中的绳纹、蓝纹、蓖纹等。
不过，西藏新石器时期，在藏东区域类型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还存在一个区域类型，这就是以林芝地区若干新石器遗址和采集点为期表的藏东南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林芝地区的星云、居木两个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新石器采集点为期表。林芝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地理位置上恰好介于藏东区域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之间。
结束语
从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已经接受了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在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它又感受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研究这些不同部族集团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及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
参考文献：
[1]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J].中国藏学，2005，03：201-212+2.
[2]石硕.西藏新石器时期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J].藏学学刊，2011，00：10-25+256-257.
[3]何红中.中国古期粟作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