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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信任是控制契约的有效机制，且对经济增长有独特的解释力。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刻画出信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了信任缺失的替代品及其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社会一般信任度将会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信任缺失的替代品无一有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建议政策操作转向调整制度、信任教育和提高居民收入上来。
[关键词]信任；经济增长；教育；制度；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3-0043-05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兴经济体尤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人民群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日趋扩大之势，人们的各类经济行为更趋谨慎。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行动总是指向未来。这是因为人的行动和结果存在时间差，行动在前，结果在后，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意志之外的因素（如自然原因和其他人的行动等）对实际结果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导致行动的实际结果与人们的预期产生偏差，进而使得宏观社会的未来状况一直是未知的。社会发展的未知性或不确定性诱发了人们预测未来的动机。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做出某种概率性的预测；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对不确定性的量化又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信赖和不确定性的边缘机警地生活，知道生活的偶然性而不被它吓倒（Earle and Cvetkovich，1995）[1]。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把信任这种重要的资源投入到社会中使用（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2]。因此，如何才能提升社会信任度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最初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后逐步扩展到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社会学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潜在的信任者所要面对的环境正好与理性的行动者在专注于决定是否打一个赌时的担忧是一样的（Coleman，1990）[3]；心理学也主要关注人际信任，且认为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等外在环境对信任的建立及往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管理学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信任定义的基础上将其延伸至组织间的合作（Dodgson，1993；Inkpen and Currall，2004）[4-5]；经济学认为信任更多地表现为交换和交流的媒介，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上简要论述可知，不同学科学者对信任的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研究视角愈趋广阔，日趋综合。
学者们除了对人际信任做了较多研究外，他们还将研究对象转向企业间信任。企业间信任是有基础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声誉。行为双方基于过去事迹的记录，通过多次博弈形成相互信任。其二，制度。在社会规范、非个人规则和制度基础上建立信任，如法律规章和专业资质等。其三，关系。因先天的如血缘关系或后天扩展的如师生关系而形成信任（李琳，2010）[6]。在这些基础上，企业相互间进行着经济行为，一方按时按质交付产品另一方按时足额交付货款，它们的每笔交易都包含着信任的成分（Arrow，1972）[7]，见图1。并且，由于交易双方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时间或空间的隔离，他们不可能对采购、生产和流通等过程中的每个细节进行监控，为了经济目的的实现，交易双方不得不将信任这种要素投入使用，充分发挥其对经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功能。此外，除了某些环节不可缺少之外，企业间信任还有很多好处，如降低交易成本（茅于軾，2002）[8]，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扩大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间信任有助于业绩的提升。Sako（1998）[9]指出信任通过三种途径来提高企业绩效：其一，减少交易成本；其二，建立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其三，改进和学习。将微观上的要素加以推广合理“加总”便可分析宏观经济状况，具体而言，若是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或基于信任的价值观，那么将有助于该社会宏观经济绩效的增进。Putnam（1993）[10]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发现这将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Zack和Knack（2001）[11]通过建立面临道德风险异质组织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环境信任度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性，高信任度环境往往能激发投资者投资热情，进而带来经济的显著增长。张维迎和何荣住（2002）[12]通过问卷调查揭示出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水平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实证研究中关于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单向为正的。例如，Helliwell（1996）[13]利用17个OECD国家的样本研究，分析发现信任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副作用。由此可见，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时序性、地域性，需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蒋文婷等，2015）[14]。此外，信任具有多面性，对一国或地区的信任度水平进行量化操作难度很大，这就导致现有文献大都是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实证分析证据仍旧稍显不足。而且，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域外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而对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则非常少。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已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就我国而言，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作用，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越高经济发展程度也越高，且获得了较为稳健的经验支持（王宏杰和佟昕，2016）[15]。图2中的散点图更为直观的反映了上述结论。本文旨在延续已有研究，对我国社会信任度的提升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赵家章（2006）[16]梳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进行了总结回答，他指出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规则或契约安排，通过对经济主体进行约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途径。其中，直接效应有三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有助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间接途径包括四个方面：教育、投资、政府治理和国际贸易。 通过研究综述的论述并结合赵家章的总结，我们可以刻画出信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那就是：经济活动的各个参与者，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等，基于声誉、制度和关系等基础形成人际信任、企业信任、政府信任和组织信任等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仅减少了人际间的信息交换成本、企业经贸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以及政企交流中的时间成本等各种社会成本，提高了投资的净收益，而且还带来了更加迅速的创新和学习，进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增加，政府税收提高。将这种微观传导机制推而广之，即社会中存在一般或普遍信任，将在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下产生“1+1>2”的效果，增进宏观经济绩效。而宏观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制度的完善又将反过来夯实信任的基础，进一步提升社会信任（Rafael，1997）[17]，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见图3。
二、信任缺失的替代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一个社会的信任度水平较高时，对于社会关系的各个参与者，以及社会生活的和平、和谐和凝聚等正能量的性质，有着普遍有益的影响，该国的宏观经济绩效也能更好地实现。功能主义推想的逻辑引导我们推想，当信任缺失时，他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会被其他提供类似功能的安排所替代，即产生信任缺失的替代品。一般而言，这种替代品有以下七种。
第一，宿命论（providentialism）。社会普遍地从行动论向命定论回归，人们为实现理想求助于命运女神，而不是通过努力。由此，在社会层面上引发消极主义和经济停滞甚至衰退。
第二，腐败。当社会不确定性加大时，贿赂给某些行为体提供了控制决策者的感觉和有利于决定的保证。社会联系网络被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互惠、“关系”、交易、病态的“伪礼俗社会”的网络所替代（Banfield，1967）[18]。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法制、规则环境不再存在。
第三，过度生长的警戒（overgrowth of vigilance）。人们认为国家机器缺乏效率并且不可被信任，很多私人安保力量超越了公共警察，他们残酷讨债、以其他强制手段进行商业行为。整个社会信任早已土崩瓦解。
第四，过分的诉诸诉讼（excessive litigiousness）。商人不信任他的商业伙伴，他们将试图通过正式的方式保护所有关系：签订过分详细的合同，坚持各种担保，雇佣见证人和公证人，将商业伙伴任何微小的或者不足为道的背信事件诉诸于法律。越多的人依靠规则来规范他们的互动，他们之间缺少信任，交易成本变得异常高昂（Fukuyama，1995）[19]。
第五，强迫集中居住（ghettoization）。在异族的环境中，不同种族或不同类型的人群互相建立不可贯穿的边界。社会中弥散的不信任由与陌生人的恐怖症和对外国人的敌意相匹配的对民族、家庭等团体的强烈忠诚所补偿。人们通过割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减少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下，国际贸易很难实现。
第六，父权化（Paternalization）。当不信任文化产生时，人们由于焦虑、困惑，开始梦想有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一个独裁统治者出现，用其铁腕手段清除不值得信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但这种不道德的家庭主义社会往往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七，信任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trust）。当人们对其所在地的政府、企业、组织等不再信任时，便会转向外部社会盲目地把信任放到他们的领导、企业或组织身上。他们信任外国或组织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好像它们能为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万能解法。强烈的依赖外部社会心理，必将降低种族、部落或国家归属感和凝聚力，整个社会在经济等各项事业中很难取得成功。
三、提升社会信任度的建议
综合分析前文，高水平的社会一般信任度会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社会缺失的替代品无一有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以上结论，针对信任文化的构建与完善问题，我们对政策操作提出幾点尝试性的建议。
（一）要坚定提升社会信任的信念
就我国而言，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的提升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此，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是一条可行之路。政府可以从夯实信任的微观基础出发达到提高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的目的。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其一，追求政策的适度灵活性，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对政策进行调整，提高对社会秩序稳定敏感性的把控；其二，发展多元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数据收集处理机构，设计有效的媒体政策并付诸实施；其三，改变政府官员、警察、护士、医生、征税员、教师等基数巨大的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冷冰冰、强横的工作态度，要求或引导他们在执业活动中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同时，对于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如公务员等）要进行大量的培训、谨慎地审查；其四，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沟通或交易双方形成“道德风险”在未来发生的概率极低的认识，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其五，推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合作双方可通过征信平台了解对方的信用历史记录，对对方的诚信状况进行合理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合作，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合作风险。
（二）通过发展教育促进经济发展
一方面，发展教育可以形成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进入生产、流通等环节将直接创造物质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发展教育还可以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教育使人的行为更趋理性，减少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提升陌生人间的信任感，进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当局要注重加强教育，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其一，继续推进并加强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具有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能避免盲目、偏执的信任缺陷；其二，学校教师必须承担起培养学生信任意识的责任，责任到人。一方面，以身作则，言出必行。另一方面，向学生宣讲诚信的故事，强调做信任的榜样；其三，通过各类惠民政策帮助改善居民家庭条件。因为家庭一方面是信任启蒙教育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信任倾向的发展也需要广泛的投资；其四，积极促进诚信价值观建设，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唤起传统，强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其五，除了通过规则进行信任教育外，还应该对信任教育不定时地进行考核。信任必须通过奖赏来证明是值得的，而背信必须通过惩罚来证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在教师的信任教育中，不能仅仅告知教师具有培养学生信任意识的责任，还应该告诉他们：学校或教育部门将不定期的针对学生的信任状况进行考核，并将学生的考核结果与对应的教师挂钩，优奖劣罚。 （三）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越是贫困地区（西部），信任度水平和人均GDP越低，且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愈趋显著。而相对富裕的地区（东部），信任度水平和人均GDP也处于较高水平，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由此，为了不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在政策操作层面，政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上的比重；其二，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提高职工收入；其三，加快推进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和优化，如适当提高劳动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积程度；其四，加快完善股市交易制度，推动市场主导股市、股票进出自由，杜绝内幕交易，强制公司分红；其五，推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类社会保障金积极而又稳妥地进入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资本市场[20]。
参考文献：
[1]Earle，T.，Cvetkovich，G.T.Social Trust：Toward a Cosmopolition Society[M].Now York：Praeger，1993？.
[2][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4-158.
[3]Coleman，J.C.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Mark Dodgson.Learing，Trust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J].Human Relations，1993，Vol.46 Issue1？
[5]Andrew C.Inkpen，Steven C.Currall.The Co-evolution of Trust Control？and Learning in Joint Ventures[J].Organization Science，Sep/Oct 2004：586-596.
[6]李琳.信任、交易成本與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2-18.
[7]Kenneth J.Arrow.Gifts and Exchang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2，1（4）：343-362.
[8]茅于轼.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障碍[J].开放导报，2002（12）：22.
[9]Sako，M.，Helper，S.Determinants of Trust in Supplier Relations：Evidence from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nization？1998（34）？387-407.
[10]Putnam R.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1]Zack，P.J.，Knack，S.，Trust and Growth.Economic Journal[J].2001，111（470）：295-231.
[12]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13]Helliwell John.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Asia.NBER Working Paper，1996，No.5470.[EB/OL].[2016-03-01]. http？//www.nber.org/papers/w5470
[14]蒋文婷，钟春平，潘黎.信任与经济发展[J]. 征信，2015，（6）：3-11.
[15]王宏杰，佟昕.论社会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6，（19）：141-142.
[16]赵家章.国外信任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及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4，（1）：108-115.
[17]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et al.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2（2）：333-338.
[18]Banfield，E.C.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M].Now York：Free Press，1967？.
[19]Fukuyama 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New York：Free Press，1995？.
[20]王宏杰，佟昕.不确定性下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行为[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30，（2）：81-86.
责任编辑 魏亚男
[关键词]信任；经济增长；教育；制度；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3-0043-05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兴经济体尤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人民群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日趋扩大之势，人们的各类经济行为更趋谨慎。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行动总是指向未来。这是因为人的行动和结果存在时间差，行动在前，结果在后，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意志之外的因素（如自然原因和其他人的行动等）对实际结果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导致行动的实际结果与人们的预期产生偏差，进而使得宏观社会的未来状况一直是未知的。社会发展的未知性或不确定性诱发了人们预测未来的动机。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做出某种概率性的预测；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对不确定性的量化又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信赖和不确定性的边缘机警地生活，知道生活的偶然性而不被它吓倒（Earle and Cvetkovich，1995）[1]。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把信任这种重要的资源投入到社会中使用（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2]。因此，如何才能提升社会信任度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最初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后逐步扩展到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社会学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潜在的信任者所要面对的环境正好与理性的行动者在专注于决定是否打一个赌时的担忧是一样的（Coleman，1990）[3]；心理学也主要关注人际信任，且认为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等外在环境对信任的建立及往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管理学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信任定义的基础上将其延伸至组织间的合作（Dodgson，1993；Inkpen and Currall，2004）[4-5]；经济学认为信任更多地表现为交换和交流的媒介，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上简要论述可知，不同学科学者对信任的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研究视角愈趋广阔，日趋综合。
学者们除了对人际信任做了较多研究外，他们还将研究对象转向企业间信任。企业间信任是有基础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声誉。行为双方基于过去事迹的记录，通过多次博弈形成相互信任。其二，制度。在社会规范、非个人规则和制度基础上建立信任，如法律规章和专业资质等。其三，关系。因先天的如血缘关系或后天扩展的如师生关系而形成信任（李琳，2010）[6]。在这些基础上，企业相互间进行着经济行为，一方按时按质交付产品另一方按时足额交付货款，它们的每笔交易都包含着信任的成分（Arrow，1972）[7]，见图1。并且，由于交易双方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时间或空间的隔离，他们不可能对采购、生产和流通等过程中的每个细节进行监控，为了经济目的的实现，交易双方不得不将信任这种要素投入使用，充分发挥其对经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功能。此外，除了某些环节不可缺少之外，企业间信任还有很多好处，如降低交易成本（茅于軾，2002）[8]，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扩大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间信任有助于业绩的提升。Sako（1998）[9]指出信任通过三种途径来提高企业绩效：其一，减少交易成本；其二，建立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其三，改进和学习。将微观上的要素加以推广合理“加总”便可分析宏观经济状况，具体而言，若是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或基于信任的价值观，那么将有助于该社会宏观经济绩效的增进。Putnam（1993）[10]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发现这将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Zack和Knack（2001）[11]通过建立面临道德风险异质组织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环境信任度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性，高信任度环境往往能激发投资者投资热情，进而带来经济的显著增长。张维迎和何荣住（2002）[12]通过问卷调查揭示出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水平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实证研究中关于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单向为正的。例如，Helliwell（1996）[13]利用17个OECD国家的样本研究，分析发现信任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副作用。由此可见，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时序性、地域性，需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蒋文婷等，2015）[14]。此外，信任具有多面性，对一国或地区的信任度水平进行量化操作难度很大，这就导致现有文献大都是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实证分析证据仍旧稍显不足。而且，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域外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而对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则非常少。在稍早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已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就我国而言，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作用，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越高经济发展程度也越高，且获得了较为稳健的经验支持（王宏杰和佟昕，2016）[15]。图2中的散点图更为直观的反映了上述结论。本文旨在延续已有研究，对我国社会信任度的提升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赵家章（2006）[16]梳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进行了总结回答，他指出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规则或契约安排，通过对经济主体进行约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途径。其中，直接效应有三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有助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间接途径包括四个方面：教育、投资、政府治理和国际贸易。 通过研究综述的论述并结合赵家章的总结，我们可以刻画出信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那就是：经济活动的各个参与者，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等，基于声誉、制度和关系等基础形成人际信任、企业信任、政府信任和组织信任等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仅减少了人际间的信息交换成本、企业经贸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以及政企交流中的时间成本等各种社会成本，提高了投资的净收益，而且还带来了更加迅速的创新和学习，进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增加，政府税收提高。将这种微观传导机制推而广之，即社会中存在一般或普遍信任，将在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下产生“1+1>2”的效果，增进宏观经济绩效。而宏观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制度的完善又将反过来夯实信任的基础，进一步提升社会信任（Rafael，1997）[17]，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见图3。
二、信任缺失的替代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一个社会的信任度水平较高时，对于社会关系的各个参与者，以及社会生活的和平、和谐和凝聚等正能量的性质，有着普遍有益的影响，该国的宏观经济绩效也能更好地实现。功能主义推想的逻辑引导我们推想，当信任缺失时，他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会被其他提供类似功能的安排所替代，即产生信任缺失的替代品。一般而言，这种替代品有以下七种。
第一，宿命论（providentialism）。社会普遍地从行动论向命定论回归，人们为实现理想求助于命运女神，而不是通过努力。由此，在社会层面上引发消极主义和经济停滞甚至衰退。
第二，腐败。当社会不确定性加大时，贿赂给某些行为体提供了控制决策者的感觉和有利于决定的保证。社会联系网络被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互惠、“关系”、交易、病态的“伪礼俗社会”的网络所替代（Banfield，1967）[18]。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法制、规则环境不再存在。
第三，过度生长的警戒（overgrowth of vigilance）。人们认为国家机器缺乏效率并且不可被信任，很多私人安保力量超越了公共警察，他们残酷讨债、以其他强制手段进行商业行为。整个社会信任早已土崩瓦解。
第四，过分的诉诸诉讼（excessive litigiousness）。商人不信任他的商业伙伴，他们将试图通过正式的方式保护所有关系：签订过分详细的合同，坚持各种担保，雇佣见证人和公证人，将商业伙伴任何微小的或者不足为道的背信事件诉诸于法律。越多的人依靠规则来规范他们的互动，他们之间缺少信任，交易成本变得异常高昂（Fukuyama，1995）[19]。
第五，强迫集中居住（ghettoization）。在异族的环境中，不同种族或不同类型的人群互相建立不可贯穿的边界。社会中弥散的不信任由与陌生人的恐怖症和对外国人的敌意相匹配的对民族、家庭等团体的强烈忠诚所补偿。人们通过割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减少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下，国际贸易很难实现。
第六，父权化（Paternalization）。当不信任文化产生时，人们由于焦虑、困惑，开始梦想有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一个独裁统治者出现，用其铁腕手段清除不值得信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但这种不道德的家庭主义社会往往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七，信任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trust）。当人们对其所在地的政府、企业、组织等不再信任时，便会转向外部社会盲目地把信任放到他们的领导、企业或组织身上。他们信任外国或组织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好像它们能为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万能解法。强烈的依赖外部社会心理，必将降低种族、部落或国家归属感和凝聚力，整个社会在经济等各项事业中很难取得成功。
三、提升社会信任度的建议
综合分析前文，高水平的社会一般信任度会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社会缺失的替代品无一有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以上结论，针对信任文化的构建与完善问题，我们对政策操作提出幾点尝试性的建议。
（一）要坚定提升社会信任的信念
就我国而言，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的提升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此，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是一条可行之路。政府可以从夯实信任的微观基础出发达到提高社会一般信任度水平的目的。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其一，追求政策的适度灵活性，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对政策进行调整，提高对社会秩序稳定敏感性的把控；其二，发展多元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数据收集处理机构，设计有效的媒体政策并付诸实施；其三，改变政府官员、警察、护士、医生、征税员、教师等基数巨大的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冷冰冰、强横的工作态度，要求或引导他们在执业活动中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同时，对于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如公务员等）要进行大量的培训、谨慎地审查；其四，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沟通或交易双方形成“道德风险”在未来发生的概率极低的认识，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其五，推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合作双方可通过征信平台了解对方的信用历史记录，对对方的诚信状况进行合理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合作，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合作风险。
（二）通过发展教育促进经济发展
一方面，发展教育可以形成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进入生产、流通等环节将直接创造物质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发展教育还可以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教育使人的行为更趋理性，减少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提升陌生人间的信任感，进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当局要注重加强教育，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其一，继续推进并加强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具有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能避免盲目、偏执的信任缺陷；其二，学校教师必须承担起培养学生信任意识的责任，责任到人。一方面，以身作则，言出必行。另一方面，向学生宣讲诚信的故事，强调做信任的榜样；其三，通过各类惠民政策帮助改善居民家庭条件。因为家庭一方面是信任启蒙教育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信任倾向的发展也需要广泛的投资；其四，积极促进诚信价值观建设，弘扬社会公平正义。唤起传统，强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其五，除了通过规则进行信任教育外，还应该对信任教育不定时地进行考核。信任必须通过奖赏来证明是值得的，而背信必须通过惩罚来证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在教师的信任教育中，不能仅仅告知教师具有培养学生信任意识的责任，还应该告诉他们：学校或教育部门将不定期的针对学生的信任状况进行考核，并将学生的考核结果与对应的教师挂钩，优奖劣罚。 （三）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越是贫困地区（西部），信任度水平和人均GDP越低，且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愈趋显著。而相对富裕的地区（东部），信任度水平和人均GDP也处于较高水平，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由此，为了不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在政策操作层面，政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上的比重；其二，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提高职工收入；其三，加快推进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和优化，如适当提高劳动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积程度；其四，加快完善股市交易制度，推动市场主导股市、股票进出自由，杜绝内幕交易，强制公司分红；其五，推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类社会保障金积极而又稳妥地进入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资本市场[20]。
参考文献：
[1]Earle，T.，Cvetkovich，G.T.Social Trust：Toward a Cosmopolition Society[M].Now York：Praeger，1993？.
[2][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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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