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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政治。不仅如此,货币还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政治!
货币是政治。不仅如此,货币还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政治!传统政治的成与败、兴与亡都与是否有效掌握了货币的奥秘或货币锚原理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关系。
把货币当作经济要素来看待,是当代人类普遍的错误认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货币中性分析的影响,已习惯性地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言外之意,与政治毫无关联。当下,货币战争一触即发,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货币主权、防范外部的货币阴谋、保护经济成果、治理经济发展安全、博弈全球货币变革大棋局,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全球货币政治新现实的最高课题和最大挑战。
随着G20首尔峰会的临近,中国必须首先调整“货币观”才可能由此获得全方位的战略突围和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势转变。在当今世界货币格局中,中国明明占据着极为显著的优势地位,但却反过来总是被美国牵着牛鼻子到处乱跑,规避自己的国家和市场秩序紧张和不安。
中国社会已经三次遭受世界货币体系政治谋利变革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至社会沦陷的历史大教训:第一次是明朝的灭亡(韩毓海先生的《500年谁著史》有着漂亮的解说);第二次是鸦片战争(整个中国近代的苦难都源于这场因英法收支失衡而引发的战争);第三次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期间因美国1934年5月颁布了《白银法案》(又称《白银收购法案》)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而引发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难道三次教训过后的中国,还嫌学费交得不够,还要重蹈覆辙吗?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为调整“中美收支不平衡”和“全球收支不平衡”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面对美国即将于11月份在G20首尔峰会上向人民币汇率升值发动最强大且有国际策动的围攻,中国应对者首先需要清晰明确的是,此次围攻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改善“中美收支不平衡”的现状。因为,不仅华盛顿,而且几乎全美国所有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深知,有效且积极维护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乃是美国货币战略全球布局的核心支点,因此压根就无此意。
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从来都不是为了真正改善它,而是有多重目的和目标的。其中之一就是假借其名作为理由来削减所有持有外储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从另外的角度上讲就是削减美国的逆差负债)。这是美国眼下最现实的诉求。其中之二是,迫使人民币升值是针对中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体制自1994汇改之后高比例依赖外汇占款来投放基础货币之弱点而实施的一箭双雕的战略举措;其结果会导致在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中出现“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呆滞格局,(例如,以6.8比1投放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后,比如说升到6.5比1,6.8-6.5之差额的过剩流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从而希求看到中国国内因“流动性结构过剩”且“二元经济体系还没有形成”而必然伴随的资产泡沫大规模化和常态化(进而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这种意图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但因其效果可以事先被判定如此则值得高度警觉)。其中之三,小步伐但快速迫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外汇之间实现脱离,从而为中国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和完全自由兑换做好配套准备,是美国逼迫人民币不断升值在最深层次上的战略计算。
换言之,美国正以其外部性力量的介入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条件的加快成熟和实现。其中之四就是各种与美国政治选举相关的目标计算和需求,包括假设有效降低中国出口竞争力、可以振兴美国出口业、表面上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贸易收支窘况、及可以安抚美国失业大军因产业外包而出现的愤恨情绪等。
有鉴于此,中国在G20首尔峰会上最有效的战略反制就是,向G20全体成员国郑重声明,中国愿意进行比美国要求还要积极的整体性汇率改革,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全球收支体系的不平衡现状,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以立法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将从此放弃追求其“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各种图谋和现行做法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
唯有美国主动放弃其不惜代价仍在积极追求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这是美国货币霸权的核心源泉,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所有贸易顺差国,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都会努力做出让步、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牺牲来改变当前的收支失衡现状。否则,美国将被证明才是当今国际收支体系失衡的真正和唯一根源之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收支失衡的根源和责任仍主要在逆差国身上,而不在顺差国身上。虽然在构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国际谈判时,凯恩斯就已经指出,顺差国同样有义务来协助逆差国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但那是在金本位制的制约下。如今逆差国根本不受缺失流动性的制约。如果逆差国不做出努力进行生产性的输出而是一味地以其纸张货币贪婪“免费午餐”,那么,顺差国将是毫无办法的。
借助这种办法,中国可以有效地证明,指责他国“汇率操纵”纯粹是美国政治的低能道具,让它留着去愚弄自己的国民吧。反正它的失业大军正处于愤怒无比的宣泄需求中,有劲就让他们自由地愤怒吧!毕竟那里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宣泄于任何人的权利。如果它的政府都不想认真地、从根本上为其公民的真实福利和未来去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是怂恿他们共同参与到政治弄假的把戏中,来帮凶式地恐吓那些用汗水正在辛勤创造真实财富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话,那么,不仅美国的政治正在走向边际魅力快速递减的极限,就连美国的产业大军们也将一同随着美国政治的没落,葬送掉自己曾经有过的全部国际竞争优势和资源。
任何政治如果不能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经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只一味地追求“免费午餐”这种变色的美国梦,无论其历史的辉煌如何,终将难逃必然没落的历史终局。
一言以蔽之,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得把“国际收支失衡”的皮球高超地踢回给美国。如果美国政治家们回应说,这是美国的政治自由。那么,中国就可以大声地首先告诉自己,然后更大声地告诉美国,中国同样享有这种货币政治的自由和主权。如果说美国有权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那么,没有理由让中国升值自己的人民币汇率来为此买单。
在政治货币决斗的大是大非
面前,中国应该学会博弈
中国不否认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必要性,同时亦不否认其功能确实发挥着承担“全球公共品”的独特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并不表明,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内生性困境和深层次缺陷就是不存在和可以被忽视的。更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和所有其他顺差国一样,坚决反对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刻意掩盖起来,然后以自己的强权政治将其扭曲性地解释为是由顺差国操纵汇率所造成的。美国要么是真的不明白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困境之所在——为此这很难让人相信如此;要么就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自己的政治贪婪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借强权政治来故意掩盖现行体系的缺陷。这虽然能得逞一时,但终将无法得意一世。
不仅如此,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对全体人类的共同犯罪。因为,它错失了本可以在低成本期就实现改革的历史良机;同时它加大了今后改革和治理的难度,从而导致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其人民遭受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摧残。
中国和整个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包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站到一起,积极揭示出,当今人类所遭遇的国际收支失衡困境,从深层次上讲,其实既不主要是逆差国的原因(当然与顺差国的原因相比,仍然是逆差国所导致的);也不主要是顺差国的原因,而更主要是由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之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换言之,只要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同时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那么,人类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和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无法避免的。
为此,在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必须不仅要为自己本国的人民负起历史的重任,同时还要为全世界所有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的人类全体负起大国责任,不能让贪婪“免费午餐”的邪恶政治,继续享有所谓的政治自由。伟大的美国,曾经辉煌的美国,在反对殖民统治盛行的年代里扮演了“历史正义”的领袖角色。如今,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追逐“免费午餐”之诱惑正在堕落之中,何去何从,将标志着美国生死存亡的最高政治选择。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在如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判断方是异常重要的:
第一:美国会彻底终结美元体系吗?
为此,我们的判断一定是不可能的。只要美国的GDP产值和财富总量在世界上仍然是第一的,目前在14万多亿美元的GDP规模上,终结美元体系对于美国而言就是没有任何政治诱因的。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的GDP规模一旦超过了美国的,当然中国的可能性目前看最大,只要届时中国军事足够强大也会对美国造成新的政治制约而不会解体。所以,最危险的时候乃是一个国家的GDP接近或与美国的GDP相当时,出现终结美元体系的美国政治诱因将是最大的。所以,目前根本无须担心如此。
第二,美国会持续不断“印刷钞票”来稀释国际美元持有者的美元购买力,从而不断获取“铸币税利益”吗?
为此,答案既是,也不是。之所以是,乃是因为,美国一定会如此;之所以不是,乃是因为,美国获取国际铸币税的路径只有通过阶段性汇率高涨和阶段性汇率下降的反复周期性操控才能获得实现。所以,美国一定不会持续性稀释国际美元购买力的。伯南克正在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操控美元汇率下降的一种新策略而已,根本毫无新意而言。所不同的只是将以往借助发动局部战争的选择,改为更直接的温和操作而已(前者是局部受害,眼下是整个世界一起遭殃)。不过其中实施心理战的成分亦十分明显。因为,自保罗·沃尔克1979年在危难之际出任美联储主席,改革美联储以往以利率为目标向以定量或总量为目标的控制体系以来,美联储一直奉行着后者直到1994年美联储在无法定义“货币总量”的大背景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已经完全超出了美联储关于货币定义的想象力)才又再次返回到传统以利率为目标的控制体系。难道说刚刚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可以帮助美联储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能够实现对“货币总量”的有效界定了吗?绝无可能!
第三,美国是否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自在且随心所欲地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在明知不公平却又在政治上故意为之地盘剥世界各国的经济产出呢?
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梦”还是“美国鹰”,亦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政治理性的意义上讲,华盛顿朝野上下都找不出任何更有力的理由不去如此。毕竟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是由其州民和国民选举而产生的,他们服务政治的宗旨自然也只能是以州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己任,因此与世界各国和人类共同利益毫无相关。
但是,美国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国家选择是以一种不断快速增长中的代价机制为附带条件才获得实现的。当美元作为一种有效的支付手段在国际上通行无阻时,它在国内同样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从此被注入了“美元超级杀手”的毒液,所有的产业都需要与美元之间进行异常残酷的竞争。任何产业的利润率如果不高于借用美元到海外购买来得更有利益的话,那么这种产业就只能被淘汰,剩下的由此只有四大类产业是可以存活在高度萎缩化的美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类是,进口成本明显高于本地的服务业;第二类是,生产成本或服务成本与进口国际的无差别,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会概率性停留在美国;第三类是,利润率明显比进口要高的产业,例如,高新科技和硅谷产业以及好莱坞等;第四类是,由美国政府直接买单的所有产业。除此之外,美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创造任何新工作机会的“寄生型国度”。
在美国,“寄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美国政治的全部核心都已经告别过去和自己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正大踏步地向“寄生哲学”迈进。一切都在为“寄生政治”而服务。劳动致富、生产创业正越来越成为美国主流意识的对立面。所以,失业已是美国社会借助市场经济所无法根治的绝对困境——除非由美国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直接雇佣失业大军来翻新自己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美国已没有任何可以解救其失业困境的改进措施了。
在治理失业问题上,美国已经穷途末路,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之中。即使由美国政府出面来承担“最后雇主”的角色,美国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无比,以至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意味着,市场将被政府所替代。所以,失业已成为阻碍美国获取“免费午餐”的最大牵制机制。
所以,理性的选择是,坚持汇率稳定,无须担心美国国会和参议院是否会通过各种名义上的法案,来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征税和中国主动让渡汇率升值,无疑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但是,坚持汇率稳定较让美国政府征税的好处乃在于,只要汇率稳定,中国国内的市场环境就可以同步得到稳定。因此,两者之间实际上仍然是存在着巨大隐性差别的。
当然,更为关键的问题乃是如何可以做到汇率稳定呢?
近期而言,我们的建议就是,中国应该回归汇率双轨制:人民币的对外汇率采用市场导向机制;对国内“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仍然实施一个固定的汇率,比如说,维持6.7比1的货币调控机制。至于新流入的外汇,有两种处理原则:第一是设立一个“双轨动态篮子市场”,所有企业的创汇,都在这个篮子中通过“概率选择机制”来享受双轨制中不同的汇率待遇,有的被选中,有的当期落选;第二就是,每个企业都按照给定的外汇收入比例来享用双轨制中不同汇率的待遇。例如,30%享用市场化汇率;70%则享用固定汇率。至于具体的比例还可以实施某种系数加以动态调节。
当然,如果不担心市场公平因素的话,回归汇率双轨制的国家级宏观调控,还可以有更多可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这样一来,其直接效果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境内创造出一个“中国美元市场”来。届时,华盛顿上下将哑口无言,彻底失去借用汇率操纵国名义向中国施压的必要理由。
远期而言,中国可以设立一个以“全球统一货币锚原理”为基础的人民币指数——亦即,设立一个以上一年度GDP为基准的“人民币指数”。当然,这意味着连我国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都可能随之获得突破性的改善,而无须再受制于以“外汇占款”的方式实现“基础货币”的创造和发行,从而彻底摆脱中国央行当前的诸多困境之根源。
不仅如此,中国还可以借助相同的原理为所有国家分别设计出各自的“货币指数”来,从而彻底摆脱“市场化自由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各自局限性。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中国可以自主性地实现和推行一套更为有效的“全球汇率体制安排”的新替代。
如果存在全球共赢的“中国方案”,为什么还要选择让世界共同遭殃的“美国零和方案”?
历史不仅是有方向的,而且历史还是有必然的。
从古老最有价值的实物货币,例如耕牛,到同质属性最具稳定特征的金属货币,例如黄金,到私人银行体系的兴起,再到中央银行体系的崛起,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货币史的向前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人类货币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创举。虽然美国当年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指引下,而非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了上述决策,但其效果还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以货币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大繁荣。
毋庸质疑,美国在引领人类摆脱实物货币财富体系制约的货币大革命——从实物货币向纸张货币转变的大革命中,不仅发挥了先锋作用,而且承担了全部探索这种新型财富之社会运行体制的“高风险”。在这层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向美国致敬,感谢其在追逐本国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发展和大繁荣。
换言之,中国必须从人类整体的大棋局上体认到,美国为人类信用货币体系的探索正在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不仅只是美国的困境和挑战,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挑战。为此,中国不仅要怀揣政治零和博弈的全副战略武装,随时准备采取维护本国利益的应对措施,而且还要更加审时度势地从整体上认识到,今日的全球货币格局正将全部重任压向中国的肩头。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好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重生与复苏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真的很可能正临近某种边缘。
面对这种压力和巨大的挑战,中国千万不能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解读——只看到被逼迫和遭受围攻的一面。因为,任何局部性的解读都无法不包含错误的想象在其中。整个世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对中国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和期望。撬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支点似乎真的只唯一地掌控在中国的手中。美国策动的国际压力越大,越能清晰地表明,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分量已经具备无法被替代的核心角色——为此,中国必须从中看到领导新秩序的一面。
这意味着,世界正在将中国推到担当具有决定性角色的领导者地位。即使中国不想担当也已经无太多拒绝的回旋余地。换言之,中国可以以各种理由不去承担与其当前地位相一致的领导角色,但是,相应的责任仍然是无法被豁免的。无疑,这已经实质性地构成了一种“中国的大国悖论”或者“中国领导悖论”。对西方而言,即使你中国不领导,那么相应的领导责任还是要承担的。假定如此,与其只负责任不享有权利,中国为什么不去主动领导当前的货币乱局,不去将“美国的零和企图”化解为“中国的共赢方案”呢?
中国必须领导。因为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那就是,当前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是存在内生性困境的。只要对这个大棋局有着准确的自信判断,那么,中国领导就具有了具体的实质含义,亦即,中国在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推动力中要积极充当某种主动的领导力量。面对美国只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古老零和式之国际策动和企图,斗则两败俱伤;主动领导则全球共赢。
如果进行这样的思维大转变,即将来临的G20首尔峰会将成为中国由被动转主动的一场大棋局下的大外交。
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在G20首尔峰会上主动提出“世界经济整体共赢式复苏之“中国共赢方案”的三步曲”:
第一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失业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复苏困境主要集中在“失业率高企不下”的瓶颈上。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既无财政盈余,又无稳健的财政源泉去开展公共投资;二是私营部门在国际开放环境下因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缺乏赢利能力,而无丝毫的雇佣动力;三是失业大军无自身创业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有鉴于此,让中国和其他顺差大国,例如德国和日本等,一起来雇佣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失业大军,去进行各种公共设施的大幅度修复和改造。这样一来,全球普遍存在的失业状态就可以得到最大幅度的彻底改善;而且条件还是最佳的。因为,这种国际大合作的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然后经美联储增发货币流动性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实质性的有效就业,既有效解决了美国的失业困局,又保值了顺差国手中的美元价值和必要的增值,是一举多得的共赢大结局。此外,这种全球大合作的直接结果是,它有效地防止了美联储继续不顾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遭受威胁而不负责任发放货币流动性的全球通胀恶果。
当今世界上,人类并不缺少货币的流动性,而是缺少破除传统政治旧观念、走向全球大合作的政治愿望和推动力。
无疑,“中国共赢方案”的推出,必然会对华盛顿以及美国社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力。不过,让世界去做选择吧!是要全球不通胀的“中国共赢方案”呢?还是要美联储继续释放货币流动性的“美国零和方案”呢?
第二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国家债务
当前的世界经济,除了当务之急的“失业困境”之外,就属国家债务持续增长的危机和困境了。如何解决这一关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央银行体制的重大问题,是能否有效实施和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难点。能够有效突破这个极为棘手的且关乎西方文明根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制度安排,将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球货币革命的开始,所以,需要社会实验来极为谨慎地向前推进。正因如此,中国凭借着自身的制度优势,可以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尝试。这便是中国可以进一步领导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改革的独特地位之所在。
无论是西方的中央银行体制,还是中国现行的中央银行体制,目前都因缺少“全球统一的货币锚原理”而陷入各自不同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表明,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秩序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绝不可能建立在货币无止境的发放之上的。在中国仅M2一项就已经高达68.8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存在。如果继续按17%的年度供给增长率计算,不出10年中国的M2将高达330.71万亿的人民币流动性。除非中国也能够快速找到通往“二元经济体系”的有效通道,否则,中国的实体经济之价格机制将面临破裂的通胀压力。虽然中国央行的问题不主要表现为“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但是,无法破解基础货币的发行原理或货币锚机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仍将殊路同归,如出一辙,根源都在于货币锚的缺失上。所以,只要是改造中央银行体制,就必然会涉及到货币创造和发行的原理问题。而这一原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历史上的复式记账由于从原理上讲是一种纯零和机制,所以,只要在这个体系内进行所谓“货币创造”的理论解释和制度安排,就无法不陷入规避探求“货币起源”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逻辑陷阱之中。一旦能够有效解释“货币起源”之横贯历史长河的分析框架,央行体制的改革将唾手可得。
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将会给出先行的探索(请参考《全球无债务型中央银行原理》或“Principle of Debt-Free on All National Central Banking System”出版)。
第三曲: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创新
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之所以存在内生性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本身不仅在整个体系中是一种常态——相比之下,“国际收支平衡”反过来被证明是一种极为苛刻条件下的特例,而且,“国际收支不平衡”比“国际收支平衡”更加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繁荣。前提是,只要充当国际贸易的储备货币能够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亦即,国际贸易所需货币本身是需要同步性供给增长机制的。
众所周知,由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已经是一个古老且始终悬而未解的千古疑难。为此,当代人类有必要追问的新问题就是,有谁曾经证明过国际收支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呢?如果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证明该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话,那么,我们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制度安排就是存在显著缺陷的。因此,在面对一个已经困惑人类文明几千年之久的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为此,我们必须重构国际收支体系的各种和全部模型,以便首先有效求证,国际收支本身在不同且全部模型项下到底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亦或,国际收支平衡和不平衡的含义到底何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阻碍当前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繁荣的千古疑难。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国际收支顺差最大和持续增长潜力亦最大的国家。这赋予中国在国际收支体系的改革中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利益主张。加之现行的国际收支体系是一个逆差国可以追逐“免费午餐”的扭曲型体系,所以,改革的动力至少在短期上不会主动来自于逆差国——美国。这进一步赋予中国以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显然,如果说连中国都毫无主动性去关注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那么,难道还要等美国来充当这种领导角色吗?首先,“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世界经济的复苏其实并非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开展超越传统且广泛的全球合作,全球性的失业困境是一件唾手可得的政策安排。其次“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困境时,美国的对策是一种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不仅不顾及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会因其一味地不断发放货币流动性而潜遭威胁,而且还以实施零和汇率政策为主旨刻意且大肆地掠夺世界各国辛勤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
站在历史和全球整体大格局的视野下看问题,中国在G20首尔峰会上恐遭国际围攻的态势就可以由被动转主动,并且可以期待着一场全球共赢大外交的新丰收。
货币是政治。不仅如此,货币还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政治!传统政治的成与败、兴与亡都与是否有效掌握了货币的奥秘或货币锚原理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关系。
把货币当作经济要素来看待,是当代人类普遍的错误认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货币中性分析的影响,已习惯性地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言外之意,与政治毫无关联。当下,货币战争一触即发,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货币主权、防范外部的货币阴谋、保护经济成果、治理经济发展安全、博弈全球货币变革大棋局,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全球货币政治新现实的最高课题和最大挑战。
随着G20首尔峰会的临近,中国必须首先调整“货币观”才可能由此获得全方位的战略突围和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势转变。在当今世界货币格局中,中国明明占据着极为显著的优势地位,但却反过来总是被美国牵着牛鼻子到处乱跑,规避自己的国家和市场秩序紧张和不安。
中国社会已经三次遭受世界货币体系政治谋利变革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至社会沦陷的历史大教训:第一次是明朝的灭亡(韩毓海先生的《500年谁著史》有着漂亮的解说);第二次是鸦片战争(整个中国近代的苦难都源于这场因英法收支失衡而引发的战争);第三次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期间因美国1934年5月颁布了《白银法案》(又称《白银收购法案》)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而引发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难道三次教训过后的中国,还嫌学费交得不够,还要重蹈覆辙吗?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为调整“中美收支不平衡”和“全球收支不平衡”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面对美国即将于11月份在G20首尔峰会上向人民币汇率升值发动最强大且有国际策动的围攻,中国应对者首先需要清晰明确的是,此次围攻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改善“中美收支不平衡”的现状。因为,不仅华盛顿,而且几乎全美国所有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深知,有效且积极维护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乃是美国货币战略全球布局的核心支点,因此压根就无此意。
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从来都不是为了真正改善它,而是有多重目的和目标的。其中之一就是假借其名作为理由来削减所有持有外储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从另外的角度上讲就是削减美国的逆差负债)。这是美国眼下最现实的诉求。其中之二是,迫使人民币升值是针对中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体制自1994汇改之后高比例依赖外汇占款来投放基础货币之弱点而实施的一箭双雕的战略举措;其结果会导致在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中出现“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呆滞格局,(例如,以6.8比1投放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后,比如说升到6.5比1,6.8-6.5之差额的过剩流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从而希求看到中国国内因“流动性结构过剩”且“二元经济体系还没有形成”而必然伴随的资产泡沫大规模化和常态化(进而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这种意图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但因其效果可以事先被判定如此则值得高度警觉)。其中之三,小步伐但快速迫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外汇之间实现脱离,从而为中国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和完全自由兑换做好配套准备,是美国逼迫人民币不断升值在最深层次上的战略计算。
换言之,美国正以其外部性力量的介入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条件的加快成熟和实现。其中之四就是各种与美国政治选举相关的目标计算和需求,包括假设有效降低中国出口竞争力、可以振兴美国出口业、表面上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贸易收支窘况、及可以安抚美国失业大军因产业外包而出现的愤恨情绪等。
有鉴于此,中国在G20首尔峰会上最有效的战略反制就是,向G20全体成员国郑重声明,中国愿意进行比美国要求还要积极的整体性汇率改革,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全球收支体系的不平衡现状,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以立法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将从此放弃追求其“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各种图谋和现行做法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
唯有美国主动放弃其不惜代价仍在积极追求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这是美国货币霸权的核心源泉,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所有贸易顺差国,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都会努力做出让步、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牺牲来改变当前的收支失衡现状。否则,美国将被证明才是当今国际收支体系失衡的真正和唯一根源之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收支失衡的根源和责任仍主要在逆差国身上,而不在顺差国身上。虽然在构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国际谈判时,凯恩斯就已经指出,顺差国同样有义务来协助逆差国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但那是在金本位制的制约下。如今逆差国根本不受缺失流动性的制约。如果逆差国不做出努力进行生产性的输出而是一味地以其纸张货币贪婪“免费午餐”,那么,顺差国将是毫无办法的。
借助这种办法,中国可以有效地证明,指责他国“汇率操纵”纯粹是美国政治的低能道具,让它留着去愚弄自己的国民吧。反正它的失业大军正处于愤怒无比的宣泄需求中,有劲就让他们自由地愤怒吧!毕竟那里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宣泄于任何人的权利。如果它的政府都不想认真地、从根本上为其公民的真实福利和未来去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是怂恿他们共同参与到政治弄假的把戏中,来帮凶式地恐吓那些用汗水正在辛勤创造真实财富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话,那么,不仅美国的政治正在走向边际魅力快速递减的极限,就连美国的产业大军们也将一同随着美国政治的没落,葬送掉自己曾经有过的全部国际竞争优势和资源。
任何政治如果不能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经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只一味地追求“免费午餐”这种变色的美国梦,无论其历史的辉煌如何,终将难逃必然没落的历史终局。
一言以蔽之,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得把“国际收支失衡”的皮球高超地踢回给美国。如果美国政治家们回应说,这是美国的政治自由。那么,中国就可以大声地首先告诉自己,然后更大声地告诉美国,中国同样享有这种货币政治的自由和主权。如果说美国有权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那么,没有理由让中国升值自己的人民币汇率来为此买单。
在政治货币决斗的大是大非
面前,中国应该学会博弈
中国不否认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必要性,同时亦不否认其功能确实发挥着承担“全球公共品”的独特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并不表明,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内生性困境和深层次缺陷就是不存在和可以被忽视的。更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和所有其他顺差国一样,坚决反对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刻意掩盖起来,然后以自己的强权政治将其扭曲性地解释为是由顺差国操纵汇率所造成的。美国要么是真的不明白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困境之所在——为此这很难让人相信如此;要么就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自己的政治贪婪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借强权政治来故意掩盖现行体系的缺陷。这虽然能得逞一时,但终将无法得意一世。
不仅如此,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对全体人类的共同犯罪。因为,它错失了本可以在低成本期就实现改革的历史良机;同时它加大了今后改革和治理的难度,从而导致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其人民遭受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摧残。
中国和整个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包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站到一起,积极揭示出,当今人类所遭遇的国际收支失衡困境,从深层次上讲,其实既不主要是逆差国的原因(当然与顺差国的原因相比,仍然是逆差国所导致的);也不主要是顺差国的原因,而更主要是由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之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换言之,只要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同时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那么,人类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和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无法避免的。
为此,在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必须不仅要为自己本国的人民负起历史的重任,同时还要为全世界所有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的人类全体负起大国责任,不能让贪婪“免费午餐”的邪恶政治,继续享有所谓的政治自由。伟大的美国,曾经辉煌的美国,在反对殖民统治盛行的年代里扮演了“历史正义”的领袖角色。如今,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追逐“免费午餐”之诱惑正在堕落之中,何去何从,将标志着美国生死存亡的最高政治选择。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在如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判断方是异常重要的:
第一:美国会彻底终结美元体系吗?
为此,我们的判断一定是不可能的。只要美国的GDP产值和财富总量在世界上仍然是第一的,目前在14万多亿美元的GDP规模上,终结美元体系对于美国而言就是没有任何政治诱因的。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的GDP规模一旦超过了美国的,当然中国的可能性目前看最大,只要届时中国军事足够强大也会对美国造成新的政治制约而不会解体。所以,最危险的时候乃是一个国家的GDP接近或与美国的GDP相当时,出现终结美元体系的美国政治诱因将是最大的。所以,目前根本无须担心如此。
第二,美国会持续不断“印刷钞票”来稀释国际美元持有者的美元购买力,从而不断获取“铸币税利益”吗?
为此,答案既是,也不是。之所以是,乃是因为,美国一定会如此;之所以不是,乃是因为,美国获取国际铸币税的路径只有通过阶段性汇率高涨和阶段性汇率下降的反复周期性操控才能获得实现。所以,美国一定不会持续性稀释国际美元购买力的。伯南克正在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操控美元汇率下降的一种新策略而已,根本毫无新意而言。所不同的只是将以往借助发动局部战争的选择,改为更直接的温和操作而已(前者是局部受害,眼下是整个世界一起遭殃)。不过其中实施心理战的成分亦十分明显。因为,自保罗·沃尔克1979年在危难之际出任美联储主席,改革美联储以往以利率为目标向以定量或总量为目标的控制体系以来,美联储一直奉行着后者直到1994年美联储在无法定义“货币总量”的大背景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已经完全超出了美联储关于货币定义的想象力)才又再次返回到传统以利率为目标的控制体系。难道说刚刚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可以帮助美联储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能够实现对“货币总量”的有效界定了吗?绝无可能!
第三,美国是否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自在且随心所欲地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在明知不公平却又在政治上故意为之地盘剥世界各国的经济产出呢?
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梦”还是“美国鹰”,亦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政治理性的意义上讲,华盛顿朝野上下都找不出任何更有力的理由不去如此。毕竟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是由其州民和国民选举而产生的,他们服务政治的宗旨自然也只能是以州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己任,因此与世界各国和人类共同利益毫无相关。
但是,美国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国家选择是以一种不断快速增长中的代价机制为附带条件才获得实现的。当美元作为一种有效的支付手段在国际上通行无阻时,它在国内同样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从此被注入了“美元超级杀手”的毒液,所有的产业都需要与美元之间进行异常残酷的竞争。任何产业的利润率如果不高于借用美元到海外购买来得更有利益的话,那么这种产业就只能被淘汰,剩下的由此只有四大类产业是可以存活在高度萎缩化的美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类是,进口成本明显高于本地的服务业;第二类是,生产成本或服务成本与进口国际的无差别,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会概率性停留在美国;第三类是,利润率明显比进口要高的产业,例如,高新科技和硅谷产业以及好莱坞等;第四类是,由美国政府直接买单的所有产业。除此之外,美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创造任何新工作机会的“寄生型国度”。
在美国,“寄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美国政治的全部核心都已经告别过去和自己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正大踏步地向“寄生哲学”迈进。一切都在为“寄生政治”而服务。劳动致富、生产创业正越来越成为美国主流意识的对立面。所以,失业已是美国社会借助市场经济所无法根治的绝对困境——除非由美国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直接雇佣失业大军来翻新自己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美国已没有任何可以解救其失业困境的改进措施了。
在治理失业问题上,美国已经穷途末路,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之中。即使由美国政府出面来承担“最后雇主”的角色,美国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无比,以至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意味着,市场将被政府所替代。所以,失业已成为阻碍美国获取“免费午餐”的最大牵制机制。
所以,理性的选择是,坚持汇率稳定,无须担心美国国会和参议院是否会通过各种名义上的法案,来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征税和中国主动让渡汇率升值,无疑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但是,坚持汇率稳定较让美国政府征税的好处乃在于,只要汇率稳定,中国国内的市场环境就可以同步得到稳定。因此,两者之间实际上仍然是存在着巨大隐性差别的。
当然,更为关键的问题乃是如何可以做到汇率稳定呢?
近期而言,我们的建议就是,中国应该回归汇率双轨制:人民币的对外汇率采用市场导向机制;对国内“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仍然实施一个固定的汇率,比如说,维持6.7比1的货币调控机制。至于新流入的外汇,有两种处理原则:第一是设立一个“双轨动态篮子市场”,所有企业的创汇,都在这个篮子中通过“概率选择机制”来享受双轨制中不同的汇率待遇,有的被选中,有的当期落选;第二就是,每个企业都按照给定的外汇收入比例来享用双轨制中不同汇率的待遇。例如,30%享用市场化汇率;70%则享用固定汇率。至于具体的比例还可以实施某种系数加以动态调节。
当然,如果不担心市场公平因素的话,回归汇率双轨制的国家级宏观调控,还可以有更多可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这样一来,其直接效果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境内创造出一个“中国美元市场”来。届时,华盛顿上下将哑口无言,彻底失去借用汇率操纵国名义向中国施压的必要理由。
远期而言,中国可以设立一个以“全球统一货币锚原理”为基础的人民币指数——亦即,设立一个以上一年度GDP为基准的“人民币指数”。当然,这意味着连我国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都可能随之获得突破性的改善,而无须再受制于以“外汇占款”的方式实现“基础货币”的创造和发行,从而彻底摆脱中国央行当前的诸多困境之根源。
不仅如此,中国还可以借助相同的原理为所有国家分别设计出各自的“货币指数”来,从而彻底摆脱“市场化自由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各自局限性。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中国可以自主性地实现和推行一套更为有效的“全球汇率体制安排”的新替代。
如果存在全球共赢的“中国方案”,为什么还要选择让世界共同遭殃的“美国零和方案”?
历史不仅是有方向的,而且历史还是有必然的。
从古老最有价值的实物货币,例如耕牛,到同质属性最具稳定特征的金属货币,例如黄金,到私人银行体系的兴起,再到中央银行体系的崛起,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货币史的向前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人类货币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创举。虽然美国当年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指引下,而非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了上述决策,但其效果还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以货币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大繁荣。
毋庸质疑,美国在引领人类摆脱实物货币财富体系制约的货币大革命——从实物货币向纸张货币转变的大革命中,不仅发挥了先锋作用,而且承担了全部探索这种新型财富之社会运行体制的“高风险”。在这层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向美国致敬,感谢其在追逐本国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发展和大繁荣。
换言之,中国必须从人类整体的大棋局上体认到,美国为人类信用货币体系的探索正在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不仅只是美国的困境和挑战,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挑战。为此,中国不仅要怀揣政治零和博弈的全副战略武装,随时准备采取维护本国利益的应对措施,而且还要更加审时度势地从整体上认识到,今日的全球货币格局正将全部重任压向中国的肩头。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好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重生与复苏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真的很可能正临近某种边缘。
面对这种压力和巨大的挑战,中国千万不能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解读——只看到被逼迫和遭受围攻的一面。因为,任何局部性的解读都无法不包含错误的想象在其中。整个世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对中国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和期望。撬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支点似乎真的只唯一地掌控在中国的手中。美国策动的国际压力越大,越能清晰地表明,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分量已经具备无法被替代的核心角色——为此,中国必须从中看到领导新秩序的一面。
这意味着,世界正在将中国推到担当具有决定性角色的领导者地位。即使中国不想担当也已经无太多拒绝的回旋余地。换言之,中国可以以各种理由不去承担与其当前地位相一致的领导角色,但是,相应的责任仍然是无法被豁免的。无疑,这已经实质性地构成了一种“中国的大国悖论”或者“中国领导悖论”。对西方而言,即使你中国不领导,那么相应的领导责任还是要承担的。假定如此,与其只负责任不享有权利,中国为什么不去主动领导当前的货币乱局,不去将“美国的零和企图”化解为“中国的共赢方案”呢?
中国必须领导。因为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那就是,当前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是存在内生性困境的。只要对这个大棋局有着准确的自信判断,那么,中国领导就具有了具体的实质含义,亦即,中国在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推动力中要积极充当某种主动的领导力量。面对美国只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古老零和式之国际策动和企图,斗则两败俱伤;主动领导则全球共赢。
如果进行这样的思维大转变,即将来临的G20首尔峰会将成为中国由被动转主动的一场大棋局下的大外交。
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在G20首尔峰会上主动提出“世界经济整体共赢式复苏之“中国共赢方案”的三步曲”:
第一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失业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复苏困境主要集中在“失业率高企不下”的瓶颈上。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既无财政盈余,又无稳健的财政源泉去开展公共投资;二是私营部门在国际开放环境下因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缺乏赢利能力,而无丝毫的雇佣动力;三是失业大军无自身创业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有鉴于此,让中国和其他顺差大国,例如德国和日本等,一起来雇佣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失业大军,去进行各种公共设施的大幅度修复和改造。这样一来,全球普遍存在的失业状态就可以得到最大幅度的彻底改善;而且条件还是最佳的。因为,这种国际大合作的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然后经美联储增发货币流动性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实质性的有效就业,既有效解决了美国的失业困局,又保值了顺差国手中的美元价值和必要的增值,是一举多得的共赢大结局。此外,这种全球大合作的直接结果是,它有效地防止了美联储继续不顾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遭受威胁而不负责任发放货币流动性的全球通胀恶果。
当今世界上,人类并不缺少货币的流动性,而是缺少破除传统政治旧观念、走向全球大合作的政治愿望和推动力。
无疑,“中国共赢方案”的推出,必然会对华盛顿以及美国社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力。不过,让世界去做选择吧!是要全球不通胀的“中国共赢方案”呢?还是要美联储继续释放货币流动性的“美国零和方案”呢?
第二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国家债务
当前的世界经济,除了当务之急的“失业困境”之外,就属国家债务持续增长的危机和困境了。如何解决这一关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央银行体制的重大问题,是能否有效实施和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难点。能够有效突破这个极为棘手的且关乎西方文明根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制度安排,将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球货币革命的开始,所以,需要社会实验来极为谨慎地向前推进。正因如此,中国凭借着自身的制度优势,可以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尝试。这便是中国可以进一步领导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改革的独特地位之所在。
无论是西方的中央银行体制,还是中国现行的中央银行体制,目前都因缺少“全球统一的货币锚原理”而陷入各自不同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表明,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秩序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绝不可能建立在货币无止境的发放之上的。在中国仅M2一项就已经高达68.8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存在。如果继续按17%的年度供给增长率计算,不出10年中国的M2将高达330.71万亿的人民币流动性。除非中国也能够快速找到通往“二元经济体系”的有效通道,否则,中国的实体经济之价格机制将面临破裂的通胀压力。虽然中国央行的问题不主要表现为“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但是,无法破解基础货币的发行原理或货币锚机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仍将殊路同归,如出一辙,根源都在于货币锚的缺失上。所以,只要是改造中央银行体制,就必然会涉及到货币创造和发行的原理问题。而这一原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历史上的复式记账由于从原理上讲是一种纯零和机制,所以,只要在这个体系内进行所谓“货币创造”的理论解释和制度安排,就无法不陷入规避探求“货币起源”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逻辑陷阱之中。一旦能够有效解释“货币起源”之横贯历史长河的分析框架,央行体制的改革将唾手可得。
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将会给出先行的探索(请参考《全球无债务型中央银行原理》或“Principle of Debt-Free on All National Central Banking System”出版)。
第三曲: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创新
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之所以存在内生性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本身不仅在整个体系中是一种常态——相比之下,“国际收支平衡”反过来被证明是一种极为苛刻条件下的特例,而且,“国际收支不平衡”比“国际收支平衡”更加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繁荣。前提是,只要充当国际贸易的储备货币能够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亦即,国际贸易所需货币本身是需要同步性供给增长机制的。
众所周知,由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已经是一个古老且始终悬而未解的千古疑难。为此,当代人类有必要追问的新问题就是,有谁曾经证明过国际收支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呢?如果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证明该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话,那么,我们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制度安排就是存在显著缺陷的。因此,在面对一个已经困惑人类文明几千年之久的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为此,我们必须重构国际收支体系的各种和全部模型,以便首先有效求证,国际收支本身在不同且全部模型项下到底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亦或,国际收支平衡和不平衡的含义到底何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阻碍当前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繁荣的千古疑难。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国际收支顺差最大和持续增长潜力亦最大的国家。这赋予中国在国际收支体系的改革中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利益主张。加之现行的国际收支体系是一个逆差国可以追逐“免费午餐”的扭曲型体系,所以,改革的动力至少在短期上不会主动来自于逆差国——美国。这进一步赋予中国以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显然,如果说连中国都毫无主动性去关注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那么,难道还要等美国来充当这种领导角色吗?首先,“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世界经济的复苏其实并非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开展超越传统且广泛的全球合作,全球性的失业困境是一件唾手可得的政策安排。其次“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困境时,美国的对策是一种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不仅不顾及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会因其一味地不断发放货币流动性而潜遭威胁,而且还以实施零和汇率政策为主旨刻意且大肆地掠夺世界各国辛勤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
站在历史和全球整体大格局的视野下看问题,中国在G20首尔峰会上恐遭国际围攻的态势就可以由被动转主动,并且可以期待着一场全球共赢大外交的新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