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多读者和批评者都感觉到，田耳的小说给人以混沌的感觉，常常是元气淋漓、泥沙俱下。同时，他的作品林林总总，题材包罗万象，风格差异很大，想要概括归类，相当不易。当然，经过仔细分辨，他的作品又显出一种不同的面貌，经常蕴含着两股相反的力道，争持不下，让其文字充满张力。如果必须给出学理化的，也就是装腔作势的说法，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小说充满了辩证法、对立统一、二律背反，等等，我曾经在讨论他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时，拈出过两个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键词，“大地”与“星空”，这里，我将围绕“命数”与“肉搏”展开本文。
多读一些田耳的作品，就会发现，其笔下总是写到人的死，好些小说以人物生命的死亡，作为整个故事的开始，或者结束。表面看去，似乎这是采用侦探小说的路数，借悬念以吸引读者;或者更深入一点，是向经典现实主义小说致敬，那些大师们的作品，也常常以人物的死亡作为结局，反映人的命运，如《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但我宁愿相信，这些因素只是外在的。作家这样写，其根本原因只能到作品的叙事需要中去寻找。
“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道统、正统的合法性源自“天命”，事业、职业的神圣性和意义称“使命”，更不用说，那搅得现代中国天翻地覆的“革命”一词，可用来指称生产方式变迁、社会转型、制度更迭、江山易主等大事。往小了说，和个人生活有关的一切，幾乎也都可以用“命”来解释，如“命大”“命苦”“小命”“命硬”，真真假假的预言家被称作“算命的”，一个人屈服顺从，也要说是“认命”。命是一切个人的主观意志无法左右的必然性的总称。但对于命的理解，不同阶级的人，是大相径庭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大有主客体融合之势，非常人可比，当然，他虽有时自谦为小人，但其实是以君子自居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不但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颇像现代人宣称要尊重客观规律一样。即使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区分，但似乎中国人大都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并不强求的。那么，田耳小说里讲述人物的命运故事，缘于命的生死，就有文化的根据了，蹊跷的是，那些人物因为大都是劳力者，并没有听见过上述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他们是用自己的肉身体会和实践，从而跟所谓命扯上了关系。
在《洞中人》（《花城》杂志发表时题名为《下落不明》）里，出现了“命数”一词，指人的寿命，也就是人身体存活的时间。但命数最重要的含义是命运，又比命运一词多了些宿命的意味，“数”在中文里就包含了劫数的意义。总之，这是在强调确定性、必然性、无法改变。《人记》里描述的韩瘤子和十一哥，本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却硬要将自己身上的一块多余无用的赘肉，如前者脖颈后的瘤子和后者手上的歧指（这在医学上一般称多指症、多指畸形等，最常见的是六指症，拇指旁边的一般称枝指，十一哥长的就是），说成是异人异相，命中注定不同凡响。十一哥还虚拟出了“人记”一词，将其说成天命一般。小说狠狠地嘲弄了十一哥的装模作样与自命不凡一番，如韩炳先死于身有瘤子，而十一哥自己，想做规矩的盐商，却被一伙野贼（十一哥的意思，自己和韩瘤子这样的，就算“正贼”了吗）关羊（劫道），枝指也被切掉了，却没有死。《衣钵》里，李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像父亲那样，成了一名乡村道士。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放弃了对于未来的想象，而专注于现在。在田耳的其他作品里，也不乏放弃变化、听天由命的人物。与《衣钵》相比，《湿生活》和《打分器》就显得隐晦许多，虽然前者曾遭受非议，认为作品过于消极和悲观。显然，诗正在远去，人们能写下的，确实就只是“平静地，隐秘地/痛苦着，喜悦着/活着，死着”这样的句子，但《湿生活》中存在着明显的反讽语调，无奈中透露出不甘。学习成绩好的王红旗，受到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的不公正对待，变成了街头小混混，而资质一般成绩糟糕的胡纯因为家中势力的关系，反而被推荐去了重点名校，最后还考上了大学。命运的逆转中，无辜的胡伊，竟然与胡纯一样，成了牺牲品。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作家和作品，都是不公正的。《打分器》，一篇由算命起头的小说，不过这次是由电脑算——居然还有80%以上的人认可它的准确率——如果不是操纵电脑的叙述者本人吹牛的话，虽然有人认为电脑可能把人算死了。问题出在电脑为人唱歌打分上，电脑给老蔡打的分数居然比公认唱得难听的乔妹还低，最终导致他把后者的声带割断了——当然这是他在警局里面对逼问时为自己找的理由。到底是因为两人的分手，还是因为乔妹天天唱歌吵了他，还是他觉得电脑给他打分低觉得委屈，小说并没有明确说明。倒是他因为伤害乔妹而被抓捕后，竟供出了自己十几年前犯的一桩没有记录在案的命案，算是办案警察的意外之喜。与《湿生活》一样，《打分器》的叙述者既充满自嘲与反讽，也不忘调侃各种自欺欺人，与之相比，真相倒显得无关紧要了。老蔡逃不掉的命运，乔妹的飞来横祸，仿佛裹在冥冥的命数之中，打分器如何弄得清楚？
但有意味的是，《洞中人》里的耿多义说的是，“不能坏人家命数”，也就是说，命数其实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受人的行为影响的、可以改变的。自然，这种改变并不是像《长寿碑》里那样，为了旅游的目的而修改户籍档案，人为地改变人的岁数。也不是像《洞中人》里描述的，在所谓的“提鸭子”游戏中产生意外，让人死于非命。在田耳小说中，对命数的描述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相应的，改变命数的行为和方法也就是多种多样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
让我们先从一种虚假的改变开始。《长寿碑》自然以当今各地涌现出来的“长寿村”“长寿县”“长寿区”“长寿带”等为原型，同时加以作者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如其中一个头脑灵光的人物亮才，意欲借长寿之名卖“长寿空气”，着实狠狠地调侃了一把，但也不是事出无因，加拿大就有家公司卖罐装空气，号称罐子里装的是著名旅游景点采集来的空气——亮才只是见贤思齐而已，但如果你只把这当成笑话来看，那就只能说是因小失大了，按人类目前这个搞法，总有一天，空气会变成地球上最昂贵的东西，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暂且不提。要搞长寿县，没那么多长寿老人，够不上称长寿的标准，这难不倒聪明大胆的领导，不就是改个数字嘛。依常理，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改了年龄的老人有补贴，带动经济发展的领导有政绩，来旅游的游客则呼吸了新鲜空气，带走了好心情。但简单的事情也有复杂的一面，其中一个农民龙马壮不干了，因为改年龄后，辈分也得改，伦理上乱了。这出改命数的剧目，差点闹出命案，却又以龙马壮的抗命与从命作为叙事的命门。说到底，这里的改变，对于各方来说，只能是尽可能逃避直接的对抗。有人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帮人增加命数，也有人拼命想减人命数，比如说《范老板的枪》中的范老板就是如此，他受不了自己的老婆跟司机偷情，绝意要请人做掉司机蔡老二（田耳有时也不免拿人物的名字开玩笑）。经过一系列令人捧腹的逆转，最后范老板终于释然了，他自己用卸掉子弹的真枪戏仿杀人，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的场景，却让蔡老二体会到了被枪杀的痛苦折磨。如果说长寿碑并不能真正让人长寿的话，枪有时候也不一定真要人命，这种地方，当事人命数的改变仿佛都是不真实的。 如果说上面讨论的两篇小说像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那么《被猜死的人》则充满黑色幽默。谁能料到，本应该是让人安度晚年、延长命数的养老院，竟然变成了争权夺利、充满杀机的屠宰场？梁瞎子曾经帮人算过命，因此具有了一點心理学的知识，本来，他因为身体瘦弱、又瞎了一只眼，面对别人的霸凌，已经看淡人生，“对他来说，只要睁开眼仍在喘气，见天吃上饱饭，他也没什么不知足。他知道，这都是命”，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脑筋转动得快，居然从别人好心的安慰中发现，对一个病人的关心和安慰其实可能加快人的死亡。这绝对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发现（了解精神分析学说的人除外），你如果不相信，可以理解为小说家言。然后，他发明了一个猜谁先死的游戏，以此谋利。这就意味着，一个本来是听天由命的人，变成了一个试图掌握自己，也掌握别人命运的人，而且，他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小说叙述中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他本来是用心理战取胜，可有人却不吃这一套，联合起来用身体力量取了他的命。他本身是因为身体弱而被人欺负，最终却也因为个人的身体力量不如别人而丧命。这里暗蕴的含义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投入抗争的资源只能是身体。
试图改变不理想的自身状况，或对不公正的命运的抵制、反抗，因此得到最合适的命名，即“肉搏”。田耳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过这个词，在一次访谈中，走走也曾经用过：田耳“笔下的人物，再卑微，也还是与生活进行没完没了的肉搏”①。在《被猜死的人》中，这种肉搏直接呈现为身体的对抗，同时伴之以钩心斗角。《牛人》里的歌手，为了多赚钱，自称贱人，愿意跪着唱歌。村长郭本朝觉得这样不好，劝外号李牛人的“我”“要自重，不要随便就给别人跪”，“我”不以为然，只愿听命于雇主。可是在郭本朝唯一一次为七十九岁母亲办的寿宴上，“我”却拒绝了下跪，找的理由是腿脚有病痛。也许可以理解为，他给其他人下跪，是因为其他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把下跪当回事，而郭本朝是郑重其事的，所以“牛人”当真牛了一回，因为对方是村主任，而且还多给报酬，算是“抗命”了。这个故事由于是第一人称叙事，虽然有些地方留白了，如为何没在老太太的寿宴上下跪，但结尾仍进行了比较直露的自我表白，就是下跪唱歌，只是迫于生计身不由己，对郭本朝，倒是出于真心想为他下跪一次。显然，谋生与尊严之间，存在着轻重缓急的区别，但绝不是无关紧要。《金刚四拿》表面上看去，是和现在许多回乡创业小说一样的题材，促使农民回乡的原因，也是城里不需要你，或受苦受累受折磨之类，但田耳的处理却不同凡响，乍一看，也是励志故事，却多了几层曲曲折折。叙述者田拐，两只脚不一样长，主人公罗四拿，身材不高，虽然有志向，有口才，有想法，奈何总是遭人嫌弃，或时运不济，老大无成。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四拿走投无路之际，却真的遇到了一个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成为金刚，就是抬棺材的人。必须申明的是，小说的笔调在这里绝无调笑意味，因为抬棺材的金刚需要身体高大强壮，四拿非常想成为那样的人，却因身高不足没有如愿。但是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突显出来，即村里的壮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连抬棺材的金刚都找不到。高的没有，矮的来凑，力气不够，增加人手，原来抬棺只要八大金刚，给他加到十六个，不用说，都属于没去打工的老弱病残一类。四拿当上金刚，还成了村主任助理，这种转机将命运的拨弄变成了自强的故事。
田耳笔下最常见的一类人物就是四拿这样的，身有残疾或缺陷，或者显得比较特殊，所以常常被视为异端另类，受到歧视和欺负，上文讨论过的梁瞎子也是受了欺负，才奋起反击的，只是他采用的方法在人类道德或法律上不被认可，而四拿似乎可以拿来做正面励志典型。同样是想方设法改变自身的缺陷，四拿只是拿增高鞋来增高，而《氮肥厂》里的老苏，则更有创造性。他一条腿几乎废了，另一条只能将就着用。他和大胖子洪照玉相好，但无法按正常体式行男女之事。他头脑灵活，竟把厂里上下夯动的气柜略加调整，让其有节律地颠簸，自己不用费劲而获得无穷无尽的动力。与之相反，《一统江湖》里的柯羊，身材矮小，他要与这种天生的弱点对抗，就去练武术。最后他信心爆棚，也就注定了人走茶凉的结局。《掰月亮砸人》里的叫花子狗小，曾在煤矿事故中被埋在地下，三个月后竟然奇迹般生还，导致传言说他是靠吃人活下来的。其实，有了三个月这个限定，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不可能靠吃充满毒素和细菌的腐肉活下来（除非他无师自通，知道吃腐肉中生长的富含蛋白质的蛆！而狗小本来瘦弱，活人不可能让他吃。所以，无论如何，他其实不可能直接吃人），小说也无意于要在吃人这个话题上做文章，像里面的两位博士那样上升到国民性上去，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对两位博士充满了调侃的语气。小说的重心明显是狗小受到吃人传言的影响，本来事故就导致他双目失明，现在又受到周围人们的歧视和刁难，生计艰难，内心不平，才真的想到吃人，以为报复。“狗小心里恶狠狠地想着，要是能爬到月亮上，就把月亮一块块掰下来，照地面上那些细若蚊蚋的人砸去，砸死一个算一个。全都砸死了，才他娘的省心”，这段内心独白，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语言，“蚊蚋”一词，不是狗小这样文化程度的人能使用的，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品对这个可怜的人的同情。而他后来竟变态到将仇恨和欲望转移向孩子，甚至仇人死去的女儿身上，显示了作者自己所说的恶狠狠的态度，同时，弱小者的反抗只能指向更弱小者，与《湿生活》中王红旗杀不了真正的对头，却刺中了自己的欲望对象胡伊，是一样的逻辑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在结论中再回头讨论。
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是比较酣畅淋漓地书写人物命运的传奇故事，集中了田耳作品中的许多重要元素，如犯罪、破案、道士、警察。虽然小说内容丰富而情节复杂，时间跨度又较长，但我们仍然可以梳理出最主要的关切点，即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男二号丁一腾，与全书最重要的人物符启明两人的不同性格、不同追求、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走向不同的命运。符启明为人精明敏锐，目标明确，也敢作敢为，最终却落得个鸡飞蛋打身陷囹圄的下场;而“我”丁一腾，低调而略显迟钝，但冷静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虽不能说是时来运转，却也最终小富即安，过着缺少激情但却温馨安宁的生活。但如果你因此认为田耳在这里是要宣扬“认命”（这是小说最后一节的标题），或者某种庸俗或犬儒的人生哲学，却又大错特错了，因为丁一腾曾明确说，如果他可以选择，他宁可跟坏人符启明在一起，而不愿和好人陈二做一伙。也就是说，符启明可以视为丁一腾的另一个隐藏着的自我。而绝非不重要的是，他们相识的起始，也就是同在派出所做辅警，虽是那里最能干的两个人，却因无背景无奥援，都无缘转正，使得两个人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命运之路，最终却又阴差阳错地交会到一处，而两人的位置似乎发生了逆转。有一点必须提及，在丁一腾心里，星空并非不重要，只是，那对于为生存疲于奔命的人，有点过于遥远了。天体的运行受巨大而神秘的宇宙间的力量指引，人类力量过于渺小，个人更不值一提，所以丁一腾选择做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情有可原，但问题是，他真的甘心吗？ 我们常常可以在田耳的小说中发现类似丁一腾这样的叙述者，有时候干脆直接让其化身为作家，这个作家东游西逛，若有所思，时而有点愤世嫉俗，时而又随遇而安，不思进取，比如《割禮》等小说中就有他的身影，而形象最丰满的就是长篇小说《夏天糖》里的顾崖。他也是类似于丁一腾的人物，对现状不是特别满意，但对那种不顾一切追求新生活的人似乎又有点不屑，有点像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多余人。但这篇小说的真正核心人物，是司机江标。这里不拟深入讨论这部小说，而是花主要的篇幅探究同名短篇小说，它是长篇小说的来源和内核。薄荷糖为什么要叫夏天糖，没有道理，就是那个小女孩，长大后自称兰兰的，为自己喜欢吃的绿色薄荷糖起的名字。十多年前，司机小江刚开车，看到了躺在路中间装睡的小女孩，他每次都抱起她，把她放到路边。然后他带糖给她吃，她只喜欢吃绿色的薄荷糖。后来她不见了，他自己就一有空就把那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圆柱形薄荷糖细致耐心地改造成原先那种圆球状的。显然，他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小女孩，每次宁可少要车钱，也要走上那条有可能遇上小女孩的路。而这种思念成了他的心魔，以至于影响了他的性生活。很容易把他这种状况理解为一种心理症状，但这会使我们错过其中最关键的内涵。我们随后就知道，与其说他在怀念那个小女孩，不如说他在怀念过去的时光。从理性上说，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指出他这种乡愁的毫无意义。兰兰的出现，以及他拯救她的意图的失败，导致他最终走上了杀人的道路，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追悼那无可挽回的过去，抗议他个人无力改变的现实。犯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但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解这一悲剧的可能性。小江的绝望感，并非只是因为他认为兰兰无可救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豆绿色的小女孩，她不愿吃他给的薄荷糖，而问他要钱。“现在小女孩都只爱钱了，不爱吃糖。要是她们只爱吃糖，不那么爱钱，也许就不会出那么多问题。”作家在这里投射的，乃是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席卷世界的金钱至上的人生观的抵抗。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田耳受前辈作家沈从文的影响。对比后出的长篇小说，就能看出作家对小江的同情。小江强暴小女孩后，徒弟小郭跟他谈及此事，他说这可能是一种“病”，其实“不想这样”，也认为这样做“歹毒”。这很像是自我辩解和自我脱罪，为了减轻这种负罪，到了长篇小说里，强暴的对象变成了少女，而强暴者也从司机本人换成了傻子弟弟。这显然是为了弱化读者对江标，也即短篇里的小江的坏印象。在长篇里，作者不惜让叙述者顾崖表示“她的一对小乳房是我所有怀旧的华章部分”，从而把江标的心理描述成一类人的共同症候，而非个别现象。
意味深长的是，如果小江要将生命的自然状态贯彻到底的话，他应该采用更直接的伤害方式，如拳打脚踢等，也就是肉体的直接接触。可小江却是用汽车作为工具，显然身为司机，他已经将其作为自己身体的延伸，而没有意识到，这与那个女孩不要糖而要钱一样，属于同一个物化过程。他真正要反抗的，其实就是这个物化过程，可他却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与《氮肥厂》里的老苏利用气柜帮助自己性爱相比，小江其实深陷物化之中无法自拔。田耳对于现代物化的描绘，在《合槽》等篇中有精彩的发挥，在此不展开，将另文详述。
小江或江标这样的人，他们借助汽车，辗压比他们更无力改变命运的弱者，是田耳小说经常能见到的人物行为模式，如前述的梁瞎子欺凌孤独的老人，狗小试图打小孩的主意、偷尸体，《打分器》里老蔡割断乔妹的声带等，几乎都可以视为方向性的错误，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找准或发现自己真正的敌手。田耳是诚实的作家，他没有为自己的人物想象更好的结局，也即更好地解决他们与世界的冲突的手段。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作家是比较自觉的。“他看见淡绿色的汁液飞溅上来，纷纷扬扬沾在窗玻璃上。风一吹，他依稀闻见了那年初夏，那股清凉温润的气味”，这段话出现在《夏天糖》的结尾，带着强烈抒情意味，同时又令人寒毛倒竖。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篇小说里，这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到长篇小说里变成了江标自己的话，只是经过了叙述者“我”顾崖的转述而已。小说里明确写道 “温润”这个词，“是我教给他的”。作家作为知识者，并不能像真正的体力劳动者那样，体会到物质和世界的阻力，但同样会碰到写作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他把那种进入“无物之阵”的感觉，讽喻性地投射到这些处于“真实界”（借用拉康的词汇）的边缘人物身上，他们试图与周围世界肉搏，但真正的敌手——拉康说的“大他者”——似乎从未现身。未经启蒙的他们，也许从未用头脑思考过大他者的存在，所以，即使它现身了，他们的肉眼也无法识别出来。他们只是用身体、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到了，或模糊地感受到了那个巨大得无法目睹或直视的存在。这样，他们那似乎最终无力改变命数的肉搏，也就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了，至少，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①田耳/走走：《我知道自己小说中总有一股恶狠狠的态度》，《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5期。
→ 张柱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等作品多篇。著有《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小说的边界：东西论》《桂海论痕》等著作。曾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文艺评论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多读一些田耳的作品，就会发现，其笔下总是写到人的死，好些小说以人物生命的死亡，作为整个故事的开始，或者结束。表面看去，似乎这是采用侦探小说的路数，借悬念以吸引读者;或者更深入一点，是向经典现实主义小说致敬，那些大师们的作品，也常常以人物的死亡作为结局，反映人的命运，如《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但我宁愿相信，这些因素只是外在的。作家这样写，其根本原因只能到作品的叙事需要中去寻找。
“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道统、正统的合法性源自“天命”，事业、职业的神圣性和意义称“使命”，更不用说，那搅得现代中国天翻地覆的“革命”一词，可用来指称生产方式变迁、社会转型、制度更迭、江山易主等大事。往小了说，和个人生活有关的一切，幾乎也都可以用“命”来解释，如“命大”“命苦”“小命”“命硬”，真真假假的预言家被称作“算命的”，一个人屈服顺从，也要说是“认命”。命是一切个人的主观意志无法左右的必然性的总称。但对于命的理解，不同阶级的人，是大相径庭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大有主客体融合之势，非常人可比，当然，他虽有时自谦为小人，但其实是以君子自居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不但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颇像现代人宣称要尊重客观规律一样。即使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区分，但似乎中国人大都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并不强求的。那么，田耳小说里讲述人物的命运故事，缘于命的生死，就有文化的根据了，蹊跷的是，那些人物因为大都是劳力者，并没有听见过上述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他们是用自己的肉身体会和实践，从而跟所谓命扯上了关系。
在《洞中人》（《花城》杂志发表时题名为《下落不明》）里，出现了“命数”一词，指人的寿命，也就是人身体存活的时间。但命数最重要的含义是命运，又比命运一词多了些宿命的意味，“数”在中文里就包含了劫数的意义。总之，这是在强调确定性、必然性、无法改变。《人记》里描述的韩瘤子和十一哥，本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却硬要将自己身上的一块多余无用的赘肉，如前者脖颈后的瘤子和后者手上的歧指（这在医学上一般称多指症、多指畸形等，最常见的是六指症，拇指旁边的一般称枝指，十一哥长的就是），说成是异人异相，命中注定不同凡响。十一哥还虚拟出了“人记”一词，将其说成天命一般。小说狠狠地嘲弄了十一哥的装模作样与自命不凡一番，如韩炳先死于身有瘤子，而十一哥自己，想做规矩的盐商，却被一伙野贼（十一哥的意思，自己和韩瘤子这样的，就算“正贼”了吗）关羊（劫道），枝指也被切掉了，却没有死。《衣钵》里，李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像父亲那样，成了一名乡村道士。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放弃了对于未来的想象，而专注于现在。在田耳的其他作品里，也不乏放弃变化、听天由命的人物。与《衣钵》相比，《湿生活》和《打分器》就显得隐晦许多，虽然前者曾遭受非议，认为作品过于消极和悲观。显然，诗正在远去，人们能写下的，确实就只是“平静地，隐秘地/痛苦着，喜悦着/活着，死着”这样的句子，但《湿生活》中存在着明显的反讽语调，无奈中透露出不甘。学习成绩好的王红旗，受到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的不公正对待，变成了街头小混混，而资质一般成绩糟糕的胡纯因为家中势力的关系，反而被推荐去了重点名校，最后还考上了大学。命运的逆转中，无辜的胡伊，竟然与胡纯一样，成了牺牲品。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作家和作品，都是不公正的。《打分器》，一篇由算命起头的小说，不过这次是由电脑算——居然还有80%以上的人认可它的准确率——如果不是操纵电脑的叙述者本人吹牛的话，虽然有人认为电脑可能把人算死了。问题出在电脑为人唱歌打分上，电脑给老蔡打的分数居然比公认唱得难听的乔妹还低，最终导致他把后者的声带割断了——当然这是他在警局里面对逼问时为自己找的理由。到底是因为两人的分手，还是因为乔妹天天唱歌吵了他，还是他觉得电脑给他打分低觉得委屈，小说并没有明确说明。倒是他因为伤害乔妹而被抓捕后，竟供出了自己十几年前犯的一桩没有记录在案的命案，算是办案警察的意外之喜。与《湿生活》一样，《打分器》的叙述者既充满自嘲与反讽，也不忘调侃各种自欺欺人，与之相比，真相倒显得无关紧要了。老蔡逃不掉的命运，乔妹的飞来横祸，仿佛裹在冥冥的命数之中，打分器如何弄得清楚？
但有意味的是，《洞中人》里的耿多义说的是，“不能坏人家命数”，也就是说，命数其实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受人的行为影响的、可以改变的。自然，这种改变并不是像《长寿碑》里那样，为了旅游的目的而修改户籍档案，人为地改变人的岁数。也不是像《洞中人》里描述的，在所谓的“提鸭子”游戏中产生意外，让人死于非命。在田耳小说中，对命数的描述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相应的，改变命数的行为和方法也就是多种多样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
让我们先从一种虚假的改变开始。《长寿碑》自然以当今各地涌现出来的“长寿村”“长寿县”“长寿区”“长寿带”等为原型，同时加以作者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如其中一个头脑灵光的人物亮才，意欲借长寿之名卖“长寿空气”，着实狠狠地调侃了一把，但也不是事出无因，加拿大就有家公司卖罐装空气，号称罐子里装的是著名旅游景点采集来的空气——亮才只是见贤思齐而已，但如果你只把这当成笑话来看，那就只能说是因小失大了，按人类目前这个搞法，总有一天，空气会变成地球上最昂贵的东西，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暂且不提。要搞长寿县，没那么多长寿老人，够不上称长寿的标准，这难不倒聪明大胆的领导，不就是改个数字嘛。依常理，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改了年龄的老人有补贴，带动经济发展的领导有政绩，来旅游的游客则呼吸了新鲜空气，带走了好心情。但简单的事情也有复杂的一面，其中一个农民龙马壮不干了，因为改年龄后，辈分也得改，伦理上乱了。这出改命数的剧目，差点闹出命案，却又以龙马壮的抗命与从命作为叙事的命门。说到底，这里的改变，对于各方来说，只能是尽可能逃避直接的对抗。有人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帮人增加命数，也有人拼命想减人命数，比如说《范老板的枪》中的范老板就是如此，他受不了自己的老婆跟司机偷情，绝意要请人做掉司机蔡老二（田耳有时也不免拿人物的名字开玩笑）。经过一系列令人捧腹的逆转，最后范老板终于释然了，他自己用卸掉子弹的真枪戏仿杀人，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的场景，却让蔡老二体会到了被枪杀的痛苦折磨。如果说长寿碑并不能真正让人长寿的话，枪有时候也不一定真要人命，这种地方，当事人命数的改变仿佛都是不真实的。 如果说上面讨论的两篇小说像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那么《被猜死的人》则充满黑色幽默。谁能料到，本应该是让人安度晚年、延长命数的养老院，竟然变成了争权夺利、充满杀机的屠宰场？梁瞎子曾经帮人算过命，因此具有了一點心理学的知识，本来，他因为身体瘦弱、又瞎了一只眼，面对别人的霸凌，已经看淡人生，“对他来说，只要睁开眼仍在喘气，见天吃上饱饭，他也没什么不知足。他知道，这都是命”，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脑筋转动得快，居然从别人好心的安慰中发现，对一个病人的关心和安慰其实可能加快人的死亡。这绝对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发现（了解精神分析学说的人除外），你如果不相信，可以理解为小说家言。然后，他发明了一个猜谁先死的游戏，以此谋利。这就意味着，一个本来是听天由命的人，变成了一个试图掌握自己，也掌握别人命运的人，而且，他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小说叙述中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他本来是用心理战取胜，可有人却不吃这一套，联合起来用身体力量取了他的命。他本身是因为身体弱而被人欺负，最终却也因为个人的身体力量不如别人而丧命。这里暗蕴的含义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投入抗争的资源只能是身体。
试图改变不理想的自身状况，或对不公正的命运的抵制、反抗，因此得到最合适的命名，即“肉搏”。田耳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过这个词，在一次访谈中，走走也曾经用过：田耳“笔下的人物，再卑微，也还是与生活进行没完没了的肉搏”①。在《被猜死的人》中，这种肉搏直接呈现为身体的对抗，同时伴之以钩心斗角。《牛人》里的歌手，为了多赚钱，自称贱人，愿意跪着唱歌。村长郭本朝觉得这样不好，劝外号李牛人的“我”“要自重，不要随便就给别人跪”，“我”不以为然，只愿听命于雇主。可是在郭本朝唯一一次为七十九岁母亲办的寿宴上，“我”却拒绝了下跪，找的理由是腿脚有病痛。也许可以理解为，他给其他人下跪，是因为其他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把下跪当回事，而郭本朝是郑重其事的，所以“牛人”当真牛了一回，因为对方是村主任，而且还多给报酬，算是“抗命”了。这个故事由于是第一人称叙事，虽然有些地方留白了，如为何没在老太太的寿宴上下跪，但结尾仍进行了比较直露的自我表白，就是下跪唱歌，只是迫于生计身不由己，对郭本朝，倒是出于真心想为他下跪一次。显然，谋生与尊严之间，存在着轻重缓急的区别，但绝不是无关紧要。《金刚四拿》表面上看去，是和现在许多回乡创业小说一样的题材，促使农民回乡的原因，也是城里不需要你，或受苦受累受折磨之类，但田耳的处理却不同凡响，乍一看，也是励志故事，却多了几层曲曲折折。叙述者田拐，两只脚不一样长，主人公罗四拿，身材不高，虽然有志向，有口才，有想法，奈何总是遭人嫌弃，或时运不济，老大无成。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四拿走投无路之际，却真的遇到了一个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成为金刚，就是抬棺材的人。必须申明的是，小说的笔调在这里绝无调笑意味，因为抬棺材的金刚需要身体高大强壮，四拿非常想成为那样的人，却因身高不足没有如愿。但是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突显出来，即村里的壮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连抬棺材的金刚都找不到。高的没有，矮的来凑，力气不够，增加人手，原来抬棺只要八大金刚，给他加到十六个，不用说，都属于没去打工的老弱病残一类。四拿当上金刚，还成了村主任助理，这种转机将命运的拨弄变成了自强的故事。
田耳笔下最常见的一类人物就是四拿这样的，身有残疾或缺陷，或者显得比较特殊，所以常常被视为异端另类，受到歧视和欺负，上文讨论过的梁瞎子也是受了欺负，才奋起反击的，只是他采用的方法在人类道德或法律上不被认可，而四拿似乎可以拿来做正面励志典型。同样是想方设法改变自身的缺陷，四拿只是拿增高鞋来增高，而《氮肥厂》里的老苏，则更有创造性。他一条腿几乎废了，另一条只能将就着用。他和大胖子洪照玉相好，但无法按正常体式行男女之事。他头脑灵活，竟把厂里上下夯动的气柜略加调整，让其有节律地颠簸，自己不用费劲而获得无穷无尽的动力。与之相反，《一统江湖》里的柯羊，身材矮小，他要与这种天生的弱点对抗，就去练武术。最后他信心爆棚，也就注定了人走茶凉的结局。《掰月亮砸人》里的叫花子狗小，曾在煤矿事故中被埋在地下，三个月后竟然奇迹般生还，导致传言说他是靠吃人活下来的。其实，有了三个月这个限定，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不可能靠吃充满毒素和细菌的腐肉活下来（除非他无师自通，知道吃腐肉中生长的富含蛋白质的蛆！而狗小本来瘦弱，活人不可能让他吃。所以，无论如何，他其实不可能直接吃人），小说也无意于要在吃人这个话题上做文章，像里面的两位博士那样上升到国民性上去，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对两位博士充满了调侃的语气。小说的重心明显是狗小受到吃人传言的影响，本来事故就导致他双目失明，现在又受到周围人们的歧视和刁难，生计艰难，内心不平，才真的想到吃人，以为报复。“狗小心里恶狠狠地想着，要是能爬到月亮上，就把月亮一块块掰下来，照地面上那些细若蚊蚋的人砸去，砸死一个算一个。全都砸死了，才他娘的省心”，这段内心独白，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语言，“蚊蚋”一词，不是狗小这样文化程度的人能使用的，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品对这个可怜的人的同情。而他后来竟变态到将仇恨和欲望转移向孩子，甚至仇人死去的女儿身上，显示了作者自己所说的恶狠狠的态度，同时，弱小者的反抗只能指向更弱小者，与《湿生活》中王红旗杀不了真正的对头，却刺中了自己的欲望对象胡伊，是一样的逻辑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在结论中再回头讨论。
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是比较酣畅淋漓地书写人物命运的传奇故事，集中了田耳作品中的许多重要元素，如犯罪、破案、道士、警察。虽然小说内容丰富而情节复杂，时间跨度又较长，但我们仍然可以梳理出最主要的关切点，即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男二号丁一腾，与全书最重要的人物符启明两人的不同性格、不同追求、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走向不同的命运。符启明为人精明敏锐，目标明确，也敢作敢为，最终却落得个鸡飞蛋打身陷囹圄的下场;而“我”丁一腾，低调而略显迟钝，但冷静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虽不能说是时来运转，却也最终小富即安，过着缺少激情但却温馨安宁的生活。但如果你因此认为田耳在这里是要宣扬“认命”（这是小说最后一节的标题），或者某种庸俗或犬儒的人生哲学，却又大错特错了，因为丁一腾曾明确说，如果他可以选择，他宁可跟坏人符启明在一起，而不愿和好人陈二做一伙。也就是说，符启明可以视为丁一腾的另一个隐藏着的自我。而绝非不重要的是，他们相识的起始，也就是同在派出所做辅警，虽是那里最能干的两个人，却因无背景无奥援，都无缘转正，使得两个人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命运之路，最终却又阴差阳错地交会到一处，而两人的位置似乎发生了逆转。有一点必须提及，在丁一腾心里，星空并非不重要，只是，那对于为生存疲于奔命的人，有点过于遥远了。天体的运行受巨大而神秘的宇宙间的力量指引，人类力量过于渺小，个人更不值一提，所以丁一腾选择做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情有可原，但问题是，他真的甘心吗？ 我们常常可以在田耳的小说中发现类似丁一腾这样的叙述者，有时候干脆直接让其化身为作家，这个作家东游西逛，若有所思，时而有点愤世嫉俗，时而又随遇而安，不思进取，比如《割禮》等小说中就有他的身影，而形象最丰满的就是长篇小说《夏天糖》里的顾崖。他也是类似于丁一腾的人物，对现状不是特别满意，但对那种不顾一切追求新生活的人似乎又有点不屑，有点像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多余人。但这篇小说的真正核心人物，是司机江标。这里不拟深入讨论这部小说，而是花主要的篇幅探究同名短篇小说，它是长篇小说的来源和内核。薄荷糖为什么要叫夏天糖，没有道理，就是那个小女孩，长大后自称兰兰的，为自己喜欢吃的绿色薄荷糖起的名字。十多年前，司机小江刚开车，看到了躺在路中间装睡的小女孩，他每次都抱起她，把她放到路边。然后他带糖给她吃，她只喜欢吃绿色的薄荷糖。后来她不见了，他自己就一有空就把那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圆柱形薄荷糖细致耐心地改造成原先那种圆球状的。显然，他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小女孩，每次宁可少要车钱，也要走上那条有可能遇上小女孩的路。而这种思念成了他的心魔，以至于影响了他的性生活。很容易把他这种状况理解为一种心理症状，但这会使我们错过其中最关键的内涵。我们随后就知道，与其说他在怀念那个小女孩，不如说他在怀念过去的时光。从理性上说，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指出他这种乡愁的毫无意义。兰兰的出现，以及他拯救她的意图的失败，导致他最终走上了杀人的道路，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追悼那无可挽回的过去，抗议他个人无力改变的现实。犯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但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解这一悲剧的可能性。小江的绝望感，并非只是因为他认为兰兰无可救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豆绿色的小女孩，她不愿吃他给的薄荷糖，而问他要钱。“现在小女孩都只爱钱了，不爱吃糖。要是她们只爱吃糖，不那么爱钱，也许就不会出那么多问题。”作家在这里投射的，乃是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席卷世界的金钱至上的人生观的抵抗。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田耳受前辈作家沈从文的影响。对比后出的长篇小说，就能看出作家对小江的同情。小江强暴小女孩后，徒弟小郭跟他谈及此事，他说这可能是一种“病”，其实“不想这样”，也认为这样做“歹毒”。这很像是自我辩解和自我脱罪，为了减轻这种负罪，到了长篇小说里，强暴的对象变成了少女，而强暴者也从司机本人换成了傻子弟弟。这显然是为了弱化读者对江标，也即短篇里的小江的坏印象。在长篇里，作者不惜让叙述者顾崖表示“她的一对小乳房是我所有怀旧的华章部分”，从而把江标的心理描述成一类人的共同症候，而非个别现象。
意味深长的是，如果小江要将生命的自然状态贯彻到底的话，他应该采用更直接的伤害方式，如拳打脚踢等，也就是肉体的直接接触。可小江却是用汽车作为工具，显然身为司机，他已经将其作为自己身体的延伸，而没有意识到，这与那个女孩不要糖而要钱一样，属于同一个物化过程。他真正要反抗的，其实就是这个物化过程，可他却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与《氮肥厂》里的老苏利用气柜帮助自己性爱相比，小江其实深陷物化之中无法自拔。田耳对于现代物化的描绘，在《合槽》等篇中有精彩的发挥，在此不展开，将另文详述。
小江或江标这样的人，他们借助汽车，辗压比他们更无力改变命运的弱者，是田耳小说经常能见到的人物行为模式，如前述的梁瞎子欺凌孤独的老人，狗小试图打小孩的主意、偷尸体，《打分器》里老蔡割断乔妹的声带等，几乎都可以视为方向性的错误，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找准或发现自己真正的敌手。田耳是诚实的作家，他没有为自己的人物想象更好的结局，也即更好地解决他们与世界的冲突的手段。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作家是比较自觉的。“他看见淡绿色的汁液飞溅上来，纷纷扬扬沾在窗玻璃上。风一吹，他依稀闻见了那年初夏，那股清凉温润的气味”，这段话出现在《夏天糖》的结尾，带着强烈抒情意味，同时又令人寒毛倒竖。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篇小说里，这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到长篇小说里变成了江标自己的话，只是经过了叙述者“我”顾崖的转述而已。小说里明确写道 “温润”这个词，“是我教给他的”。作家作为知识者，并不能像真正的体力劳动者那样，体会到物质和世界的阻力，但同样会碰到写作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他把那种进入“无物之阵”的感觉，讽喻性地投射到这些处于“真实界”（借用拉康的词汇）的边缘人物身上，他们试图与周围世界肉搏，但真正的敌手——拉康说的“大他者”——似乎从未现身。未经启蒙的他们，也许从未用头脑思考过大他者的存在，所以，即使它现身了，他们的肉眼也无法识别出来。他们只是用身体、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到了，或模糊地感受到了那个巨大得无法目睹或直视的存在。这样，他们那似乎最终无力改变命数的肉搏，也就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了，至少，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①田耳/走走：《我知道自己小说中总有一股恶狠狠的态度》，《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5期。
→ 张柱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等作品多篇。著有《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小说的边界：东西论》《桂海论痕》等著作。曾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文艺评论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