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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海音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为数不多的小说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与林海音的北平生活相关，既生动地描绘了“老北京”的风采古韵，又细腻地刻画了北平人的人情物事，身为“异乡人”的她融入了北平这座古城，尽显其特殊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林海音 人文关怀 异乡人
林海音被形容为“台湾的半个文坛”，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她先后担任《联合副刊》的主编，编辑《纯文学》月刊及《纯文学丛书》，提拔了一批批著名的作家学者。林海音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天赋异禀的文学情怀，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色彩。对于林海音的一些研究常常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研究她的婚姻爱情观以及爱国怀乡的情感，却忽略了她与北平的内在联系。其实，通过研读林海音的小说，便会发现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北平这座城以及北平人深切的人文关怀。
一、花儿落了，扎根北平
在林海音的小说创作中，《城南旧事》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本自传式的小说创作，以儿童的身份，采用窗口视角，实际上阐述了20世纪前期北平街头巷里的平民生活。1923年，林焕文（林海音父亲）先生对当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下颇为不平、苦闷，便决定带领妻儿移居北平，殊不知这次移居成为林海音一生的转折点。无论是日后的婚姻，还是她的文学创作都与北平这座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北平的林海音只有四岁，关于人生的记忆也在这里开始。她当然“不能忘怀北平！那里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快乐与悲哀，欢乐与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泻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往，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1}因此，在北平这座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海音的同时，她也用自己无微的关怀回报这滋养着她的“第二故乡”。
文学的源泉是关乎于爱的，在《惠安馆》中，秀贞姑娘是人见人怕，人见人躲的疯丫头，小英子却以其纯真善良的心给予了她最真诚的爱。于读者而言，品评秀贞这一人物时，凄苦的爱情，骨肉分离，至多报以同情。而书中的小英子却身体力行，努力帮她寻找女儿，已然将人文关怀化作了自己的使命。《兰姨娘》中的兰姨娘与小英子的父亲打情骂俏，这是小英子不能容忍的，甚至是憎恶的。然而，儿时的兰姨娘像是物件一样被她母亲卖掉，而只为给她哥哥治病，未及成年又沦落到了烟花巷，在最美好的年华里竟嫁给了六十八岁的老头的悲惨经历，又在无时无刻地打动着这个善良的小姑娘——英子。她对兰姨娘报以爱的宽容，最后看到兰姨娘离去的背影，竟是想哭也想笑，或许是为她终得归宿感到庆幸，又或许为她消失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悲戚。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小英子始终在远处关怀着兰姨娘。在《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里，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提前告别了她的童年。林海音拒绝了祖父提出的归乡建议，她对北平爱得深沉，她又怎舍得这片土地，她在北平扎了根。
二、他者视域，本土经验
“英子，就是做客美国回来的作家林海音。林海音也就是作客北平，回到故乡台湾一晃二十年的作家林海音。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呢？这是颇饶趣味的问题。事实上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和怀疑，她已经没有这地域观念，她的身世和遭遇替她解决了大半的无谓的纷扰，在这一点上而言，她是十分幸运的。”{2}林海音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拥有着既异于大陆地区的作家，同时又不同于台湾作家的创作风格。对于北平的人文关怀也呈现出博大宽容却又温婉细腻。在小说《驴打滚儿》中，宋妈的丈夫嗜赌成性，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女，利用宋妈的善良，一次又一次地就范。而最终，“骗子丈夫”却得到了宽恕，宋妈继续为其延续香火，回乡生活。林海音所表现的人文关怀是包容的，她以“他者”的身份唤醒社会群体意识，骨子里似乎痛恨种种诟病，却又不忍心赋予这些人物悲剧的命运。相比于五四以来大陆作家的小说创作，林海音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独特的。例如，萧红笔下的人物多是悲剧的，他们麻木不仁，重复着上一代的生活。对于这些人，她是同情的，然而，尖锐的语言似乎昭示了她的内心，她已然将无奈凌驾于关怀之上。又如，冰心笔下常常描写五四新青年，宣扬新时代性，强调“跳出来”，而恰恰忽视了这些人物本来的人生，隐去了内心深处的关怀。林海音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没有“跳出来”的女性的关心，她的创作并未过多涉及女性怎样争取自己的婚姻、爱情，以及宣示为了男女平等而奋斗的主题，而是多着笔墨于女性的心理与生活。老舍作为“京味儿”作家，他口语化的创作细致地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土生土长的情结，使得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灰暗的色彩。同样生活在北平，却呈现出别样的“京味儿”，即使在描写社会意识形态上公认的“坏人”时，林海音仍表现出浓浓的关怀之情而非赋予黑暗意味。在《我们看海去》中，当年轻人因为偷东西被抓时，小英子的母亲理所应当地认为坏人终落得这个下场。然而，小英子却从其他角度去丰富这个人物，他偷盗是为了让弟弟读书，赡养母亲，为何不放过这个年轻人。小英子眼里的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成人世界里的“坏人”，她不吝啬自己的爱，关怀着这些迫于生活压力走向歧途的人。林海音的血液里流淌着祖国的情怀，却又时时刻刻不忘“异乡人”的身份。因而，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她常以“他者”视域旁观这里发生的一切。
与土生土长的北平作家相比，林海音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他者视域”，而与一些台湾作家相比，林海音所呈现的又是一种独特的“本土经验”。钟理和曾在北平居住六年，著有《夹竹桃》等，在给林海音的信中，他这样说道：“获悉女士频频垂问起居及旅平时候生活状况，关切之情令人感激。”{3}在回信中，林海音这样回复：“先父是民国十二年日本到北平，家母带了小小的我后来也去了，光复后的三十七年才回来，您算算，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还能算‘旅居’吗？我的生活习惯、人情完全北平味儿的。”{4}林海音对于“旅居”一词都是如此较真儿，可以看出她对北平深厚的情感。在《夹竹桃》中，钟理和以异质的眼光去观察北平，所呈现出的情与貌当然与林海音笔下的北平不同。如《婚姻的故事》中，婆婆儿孙满堂，却也常常与膝下无子的姨娘产生矛盾。若以“外省人”的身份去观察这一切，非但不能理解，更是用来揭露封建旧家庭的利器，而林海音却不这样处理这些题材，她的关怀超越了批判，她几乎二分之一的人生献给北平，完全与北平融为一体，自然看到的是较多的同质性，这种“本土”经验相比较“外省人”身份的台湾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关键词：林海音 人文关怀 异乡人
林海音被形容为“台湾的半个文坛”，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她先后担任《联合副刊》的主编，编辑《纯文学》月刊及《纯文学丛书》，提拔了一批批著名的作家学者。林海音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天赋异禀的文学情怀，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色彩。对于林海音的一些研究常常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研究她的婚姻爱情观以及爱国怀乡的情感，却忽略了她与北平的内在联系。其实，通过研读林海音的小说，便会发现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北平这座城以及北平人深切的人文关怀。
一、花儿落了，扎根北平
在林海音的小说创作中，《城南旧事》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本自传式的小说创作，以儿童的身份，采用窗口视角，实际上阐述了20世纪前期北平街头巷里的平民生活。1923年，林焕文（林海音父亲）先生对当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下颇为不平、苦闷，便决定带领妻儿移居北平，殊不知这次移居成为林海音一生的转折点。无论是日后的婚姻，还是她的文学创作都与北平这座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北平的林海音只有四岁，关于人生的记忆也在这里开始。她当然“不能忘怀北平！那里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快乐与悲哀，欢乐与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泻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往，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1}因此，在北平这座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海音的同时，她也用自己无微的关怀回报这滋养着她的“第二故乡”。
文学的源泉是关乎于爱的，在《惠安馆》中，秀贞姑娘是人见人怕，人见人躲的疯丫头，小英子却以其纯真善良的心给予了她最真诚的爱。于读者而言，品评秀贞这一人物时，凄苦的爱情，骨肉分离，至多报以同情。而书中的小英子却身体力行，努力帮她寻找女儿，已然将人文关怀化作了自己的使命。《兰姨娘》中的兰姨娘与小英子的父亲打情骂俏，这是小英子不能容忍的，甚至是憎恶的。然而，儿时的兰姨娘像是物件一样被她母亲卖掉，而只为给她哥哥治病，未及成年又沦落到了烟花巷，在最美好的年华里竟嫁给了六十八岁的老头的悲惨经历，又在无时无刻地打动着这个善良的小姑娘——英子。她对兰姨娘报以爱的宽容，最后看到兰姨娘离去的背影，竟是想哭也想笑，或许是为她终得归宿感到庆幸，又或许为她消失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悲戚。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小英子始终在远处关怀着兰姨娘。在《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里，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提前告别了她的童年。林海音拒绝了祖父提出的归乡建议，她对北平爱得深沉，她又怎舍得这片土地，她在北平扎了根。
二、他者视域，本土经验
“英子，就是做客美国回来的作家林海音。林海音也就是作客北平，回到故乡台湾一晃二十年的作家林海音。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呢？这是颇饶趣味的问题。事实上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和怀疑，她已经没有这地域观念，她的身世和遭遇替她解决了大半的无谓的纷扰，在这一点上而言，她是十分幸运的。”{2}林海音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拥有着既异于大陆地区的作家，同时又不同于台湾作家的创作风格。对于北平的人文关怀也呈现出博大宽容却又温婉细腻。在小说《驴打滚儿》中，宋妈的丈夫嗜赌成性，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女，利用宋妈的善良，一次又一次地就范。而最终，“骗子丈夫”却得到了宽恕，宋妈继续为其延续香火，回乡生活。林海音所表现的人文关怀是包容的，她以“他者”的身份唤醒社会群体意识，骨子里似乎痛恨种种诟病，却又不忍心赋予这些人物悲剧的命运。相比于五四以来大陆作家的小说创作，林海音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独特的。例如，萧红笔下的人物多是悲剧的，他们麻木不仁，重复着上一代的生活。对于这些人，她是同情的，然而，尖锐的语言似乎昭示了她的内心，她已然将无奈凌驾于关怀之上。又如，冰心笔下常常描写五四新青年，宣扬新时代性，强调“跳出来”，而恰恰忽视了这些人物本来的人生，隐去了内心深处的关怀。林海音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没有“跳出来”的女性的关心，她的创作并未过多涉及女性怎样争取自己的婚姻、爱情，以及宣示为了男女平等而奋斗的主题，而是多着笔墨于女性的心理与生活。老舍作为“京味儿”作家，他口语化的创作细致地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土生土长的情结，使得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灰暗的色彩。同样生活在北平，却呈现出别样的“京味儿”，即使在描写社会意识形态上公认的“坏人”时，林海音仍表现出浓浓的关怀之情而非赋予黑暗意味。在《我们看海去》中，当年轻人因为偷东西被抓时，小英子的母亲理所应当地认为坏人终落得这个下场。然而，小英子却从其他角度去丰富这个人物，他偷盗是为了让弟弟读书，赡养母亲，为何不放过这个年轻人。小英子眼里的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成人世界里的“坏人”，她不吝啬自己的爱，关怀着这些迫于生活压力走向歧途的人。林海音的血液里流淌着祖国的情怀，却又时时刻刻不忘“异乡人”的身份。因而，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她常以“他者”视域旁观这里发生的一切。
与土生土长的北平作家相比，林海音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他者视域”，而与一些台湾作家相比，林海音所呈现的又是一种独特的“本土经验”。钟理和曾在北平居住六年，著有《夹竹桃》等，在给林海音的信中，他这样说道：“获悉女士频频垂问起居及旅平时候生活状况，关切之情令人感激。”{3}在回信中，林海音这样回复：“先父是民国十二年日本到北平，家母带了小小的我后来也去了，光复后的三十七年才回来，您算算，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还能算‘旅居’吗？我的生活习惯、人情完全北平味儿的。”{4}林海音对于“旅居”一词都是如此较真儿，可以看出她对北平深厚的情感。在《夹竹桃》中，钟理和以异质的眼光去观察北平，所呈现出的情与貌当然与林海音笔下的北平不同。如《婚姻的故事》中，婆婆儿孙满堂，却也常常与膝下无子的姨娘产生矛盾。若以“外省人”的身份去观察这一切，非但不能理解，更是用来揭露封建旧家庭的利器，而林海音却不这样处理这些题材，她的关怀超越了批判，她几乎二分之一的人生献给北平，完全与北平融为一体，自然看到的是较多的同质性，这种“本土”经验相比较“外省人”身份的台湾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