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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众攻击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传媒通道安全问题。从心理学的场理论看，人类行为发生于生活空间之中，是人与环境的函数。同样，受众的攻击行为一方面和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性人格的培养相关，一方面和大众传媒对拟态的暴力环境和相对剥夺挫折感环境的构建相关。为此，应采取相应对策来维护传媒通道安全，减少或者消除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场理论；传媒；安全；攻击行为；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6－0816－06
一、序言
传媒通道安全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胡锦涛于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时特别指出，大众传媒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必须加强建设，使之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近年来，因为传媒通道安全漏洞引发或放大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攻击行为，即任何意图伤害他人的，并且对方也试图躲避的行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对此，学界作了大量探讨，但因缺乏对造成这种因果性的心理机制的深入研究，故而收效甚微。美国勒温的场理论把行为放在个人特点、心理环境影响中来综合考察，既承认人的先天性，更强调社会实践的作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的范式。本文试以场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心理学、传播学理论分析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影响的心理机制，并据此提出维护传媒通道安全的相应对策。促进大众传媒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从场理论看大众传媒与受众攻击性人格的形成
(一)场理论的基本观点
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是生物基础，一是环境基础。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刺激和个性特征，而且也取决于整个环境及其特征。心理学上对环境有不同分类，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把环境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指现实的环境，后者指个体想象中的环境。他举例说，一个人在暴风雨中经过长途奔波，骑马到一旅店投宿。当店主人告诉他刚才骑马经过的是恐怖的康士坦湖时，他立即惊恐而亡。考夫卡指出，这一旅客过湖时的地理环境是康士坦湖，行为环境是平原。如果经过时知道是大湖，旅客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行为是受行为环境的影响。同为格式塔学派的勒温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进一步提出了生活空间的概念。所谓生活空间是指人的行为是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其公式如下：
(行为)B=f(生活空间Ls)=f(人P·环境E)
场理论可以很好地剖析大众传媒影响下受众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该理论认为，人既是生物学即本能意义上的人，更是受后天环境“培养”的人，这里的环境不是指客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是指能明显影响大众认知和行动的心理环境，即“对象化了的环境”。人的行为随着人格(本能和后天“培养”)和“对象化了的环境”而发生改变。不管是从实证还是从经验分析，都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性人格和心理环境(传播学意义上的“拟态环境”)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攻击是人类先天的本能
攻击是人类基因、神经系统、生物化学因素等造成的先天本能。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中便提出，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弗洛伊德更悲观地认为，人类生来具有生的本能，他称之为爱的本能(Eros)；同时人类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死本能，即桑纳托斯(Thanatos)。攻击行为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行为把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死本能)所蕴涵的力量转向他人。而最新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在脊椎动物中普遍存在攻击行为，它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它具有生存价值。几乎所有有机体似乎都进化形成了强有力的抑制机制，使得他们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去压抑自身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倾向表现为公开的行为，是固有的倾向和后天习得的结果”。
(三)攻击是后天大众传媒培养下的人格习得
后天的人格是个体知识结构的总和，是认知图式、脚本和其他知识结构长期模仿学习和运用的结果，因而，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性人格习得的培养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攻击人格和受众对大众传媒的模仿学习密切相关。模仿，作为人类的一种古老而年轻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S－R”(刺激－反应)的纯物理过程，它属于一种心理过程，反映心理和物理的一种双重变化。人类在从动物向人演化的过程中，模仿开始获得社会性的品性。古希腊的模仿说就是西方美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模仿产生快感是人的本能，由模仿而产生的巨大满足已构成人类与模仿对象之间往往具有某种稳定的情感关系，这就是审美快感无法言说的原由。
心理学把模仿解释为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作为类似反应的学习行为方式。班杜拉的玩具娃娃实验表明，儿童们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对成人的模仿，看到一个人的攻击行为会促使他们作出新的攻击行为，这一过程称之为“暴力衍生暴力”的社会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Tarde)较早从传媒的角度对模仿进行了深入研究，1890年出版了《模仿律》一书。他认为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并提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并迅速蔓延。
模仿机制对大众传媒时代的受众的影响尤其明显，它是受众替代性学习的一个主要来源，传媒攻击(暴力)信息随着无所不在的影响辐射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引发大量模仿。在经过了长达22年的对暴力节目的统计以后，格布纳在1994年悲叹：“人类曾经有过许多更嗜血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暴力影像无处不在。我们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没，这个潮流是前所未见的……它用经过专业编排的残忍画面淹没了每个家庭。”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是社会学习的一种强有力的媒介，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总结说，“观看暴力传媒之于攻击行为的影响，要胜过被动抽烟之于学业成就。……观看媒体中的暴力会导致攻击行为的显著增加。……处于过多的媒体的暴力之中，是当今美国社会暴力事件比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个总结同样适用于中国在内的任何大众传媒普及的国家。传媒的暴力信息无疑具有榜样效应，当多个榜样传播类似的暴力，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强化作用，导致更多模仿榜样的行为。
2、大众传媒“脱敏”效应强化和“培养”了攻击人格。部分研究者认为观看暴力，可以起到“宣泄”作用，即减少攻击行为。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期接触暴力传媒的人，更容易：提 高唤醒水平——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激活与攻击有关的概念网络，达到攻击认知启动；引发攻击性思维——人们会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更富有敌意的解释；唤醒攻击情绪——挫折体验增强，表达出的敌意更多；诱发攻击性行为——长期接触暴力传媒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倾向；减少亲社会行为——人们在玩完暴力游戏后，在帮助他人方面反应变得迟钝。
可见，与宣泄说相反，过多接触传媒暴力只会促使其攻击性倾向增强，而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戴维·菲利普斯对美国的日杀人犯罪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结果发现这一数字几乎总是在重量级拳击赛之后的一周上升。而且，围绕着拳击赛的宣传越多，随后的杀人犯罪量越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奖赛中失败者的种族，与赛后被害者的种族密切相关”。
由于“脱敏”效应(重复一个激发性刺激，反应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受众对攻击逐渐变得麻木，进而以冷漠的态度看待、接受，乃至使用暴力。同时，传媒机构为了吸引受众，赚取利润，不断地增加传媒暴力的指数，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暴力和认可暴力的态度也得到了强化性的重复，并改变受众与环境的关系：疏远与家长、教师和不具攻击性同伴的交往，亲近攻击性同伴并在新群体中进一步巩固强化攻击性。因此，受众的攻击性认知受传媒暴力培养、强化并更可能在以后情境中运用，从而完全实现自动化，并最终形成受众的攻击性人格，见图1。
三、从场理论看大众传媒与拟态环境的构造
(一)受众心理环境即为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
根据勒温的场理论，人的行为受到心理环境(想象中的带有个体独特认知色彩)的影响。当今，公众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非常多，“95.8％的电视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看电视。中小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100分钟”。这种伴随电视、网络等成长起来的“电视人”、“容器人”，普遍患上了“媒介依存症”。其特点是：过度沉湎于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
大众传媒强大的覆盖力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受众的心理环境。但是这种心理环境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对客观环境的模仿、本雅明式的对客观环境的机械复制，而是李普曼、波德里亚式的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加工，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媒介环境虽然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使得人们很难在现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到波德里亚、费斯克的“超真实”、“内爆”、“仿象”等理论，都证明了传媒对个体心理环境的强大影响。可以说，媒介化生存时代受众的心理环境就是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
(二)大众传媒构建了“拟态暴力环境”
在当今传媒化生存的时代，公众的心理环境认知(拟态环境)受到传媒的极大影响。为迎合受众之追求感官刺激需求及赚取巨额利润，暴力信息日渐增多：除暴力新闻之外，充满血腥与暴力的电子游戏已经被人们视为“电子海洛因”，网络由于具有传播迅速、信息复杂等特点，现在正成为传媒暴力的集中地，世界各国尤其日本还有好多谈论自杀的网站，这些网络用黑色作为网页背景，聊天室内充斥着如何最好地结束生命等话题。还有网站专门出售用于窒息死亡的各种用品。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暴力节目中，只有极少描述的是反对暴力的主题，其他几乎都将暴力作为叙事性的影片手段来娱乐观众。同时，大多数暴力都被魅力化和一般化：很多的暴力包括了值得效仿的迷人的罪犯，暴力场景中都包括了幽默，没有出现对暴力的立即惩罚和谴责，对暴力行为描绘为没有痛苦和伤害。近年来“铜须门”、“明月门”、“解说门”、“虐猫事件”等就是代表性案例。
根据霍尔解码编码模式，尽管受众对传媒文本有三种解读方式：顺从式、对抗式和协商式，但在一定意义上，受众都是被大众传媒“邀请”参与的一种“仪式”和“文化表演”，患有“媒介依存症”的受众，尤其是广大儿童和青少年，缺乏良好的媒介素养和批判能力，主要还是按照编码者的意图对暴力文本进行解码，从而构建相应的暴力的拟态环境。
上述理论得到了事实验证。Buchman和Funk研究发现，受众花在看传媒暴力上的时间与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呈正相关。经常接触传媒暴力，会使受众可能无视客观世界的和谐安宁，更倾向于把周围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
面对传媒越来越多的暴力信息，必然会增加公众对于现实环境的暴力判断，形成“暴力的社会环境的认知图式”，这种社会知觉性偏差是对环境的累积性评价，一旦形成，受“认知联结”影响，对周围所有的信息——也许很多信息本身没有敌意性，都将倾向于作出敌意性解释，并由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三)大众传媒构建了“拟态的相对剥夺挫折感”环境
“攻击行为可以由任何不愉快的或者令人反感的情境引起，例如：生气、痛苦、高温等。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情境中，引起攻击行为的主要因素是挫折”。罗杰·巴克、塔马拉·顿伯和库尔勒·勒温曾进行过挫折一攻击经典实验：向孩子展示吸引人的玩具，却不让他们触摸，使之感受到挫折。在最终被允许接触玩具时，这些孩子极具破坏性，打碎并踩踏玩具。由此证实，挫折可以导致攻击。
相对剥夺——即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是挫折感主要来源之一。比如，革命的发起者通常不是由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而常常是那些刚从水深火热中摆脱出来，发现周围的人比自己过得更好而制度又不能公平对待自己的人们。因为，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匮乏性需求(包括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成长性需求(认知、审美、自我实现需要)。成长性需求是社会成员需求的重要因素，它是社会成员根据对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认知的“协商”结果。今天，当大众传媒所描绘的众多夸示性消费：富丽堂皇的住所，灯红酒绿的生活、富贵奢侈的物品，高档奢侈的休闲娱乐等，成为大量受众可望不可及的享受时，相对剥夺的挫折感就会应时而生。大众传媒把绝对剥夺(缺乏传媒展现的富丽堂皇的生活)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被剥夺感)，从而诱发攻击。比如诸多广告使用高尚、白领、贵族、成功、奢华等词语，强调尊贵不凡、众人仰望等感觉。在南京甚至出现过“有的人只能一辈子仰望，有的人却唾手可得”的房产广告，这无疑在有意放大困难群体的相对剥夺挫折感。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挫折一攻击的能量并非 直接朝挫折源释放，因为人类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时；相反，人类会把敌意转向安全目标。许多评论认为，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强烈挫折和愤怒，需要寻找宣泄的对象。对萨达姆的攻击是因为美国需要对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进行打击。而之所以选择萨达姆，原因很简单：他罪有应得，而且他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心地位。副总统查德·切尼同意这一观点，在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战争时指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9·11事件。同样，通过大众传媒感受到挫折，产生仇富心理的受众，不能直接将攻击发泄于出现于传媒的人物，却将矛头指向其他富人：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凶徒用三角刀连刺14刀身亡；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山西富豪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凶徒枪杀，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也被人连捅几刀……
因此，从勒温场理论来看，人与环境共同促成了行为的发生。见图2。同样，大众传媒塑造下的攻击性人格和拟态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攻击行为的发生。见图3。
四、维护传媒通道安全的对策
尽管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有较大影响，但大众传媒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善”或“社会恶”，其社会影响取决于掌握和运用它的人，故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它的“把关”和“过滤”环节，营造良好的安全通道，对受众进行健康引导。鉴于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减少或者消除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影响，维护传媒通道安全，进而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
第一，营造良好的人际传播。良好的亲朋同学和家庭成员，作为传播的“初级群体”，是培养孩子健康人格的重要环境。在家庭中，增加与孩子的交流，转移孩子对电视的兴趣，或者与孩子一起看电视来过滤传媒暴力影响。当出现暴力镜头时，一起讨论，明辨是非，指出表演的虚假性和现实中的不可行性。其次，尽量减少严厉的惩罚尤其是体罚，严厉的惩罚被证实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它反而会起相反作用——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长大后喜欢采用暴力手段达到目标。并且，严重的惩罚会带来强烈的挫折感，这是产生攻击的基本原因之一。在家庭里，暴力的结果往往是新的暴力，因此要营造良好的人际气氛，克服拒绝、排斥与奚落等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
第二，以替代性学习培养受众健康人格。通过各种传媒一方面加强言语指导学习行为规则，一方面树立正确的榜样效应。社会不仅传承了世代积累的圣贤思想，也传承了偏见和非理性观念。当这些行为规则被内化，被我们视为“我自己的规则”而起作用时，这些规则就会对我们的行为和自我概念施加强大的影响，比如现在大量的公益广告，学校等机构悬挂、张贴的名人名言等，就是通过传媒传递适当行为的规则。同时要加大传媒尤其是影视作品中超级英雄、强盗、杀人犯、警察等暴力榜样的惩罚示范，因为“在替代性学习中，我们先观察特定榜样的行为及其结果，然后模仿榜样的行为”。在影视上看到各种暴力榜样——如果受到惩罚，那么观看者将会抑制攻击行为，如果榜样因为侵犯得到奖赏，将增强观看者攻击行为的产生。
第三，减少或者消除受众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人们的目标追求，影视文化则是社会目标的神话。社会目标在影视空间中呈现得愈高高在上，愈远离现实生活，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愈大，社会成员由此产生对社会规范的怀疑、失落甚至绝望。所以，影视剧一方面要为改革做出有益的舆论工作，但另一方面，无论进行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必须真切关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现实生存，进而敏锐把握和深刻体察人心所向的社会思潮、审美文化心理以及跃动其中的时代精神。正如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所说的，传媒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深入实际，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
第四，加强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从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市场角度出发，受众可以定义为特定的媒体所指向的，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侧面像的，潜在的消费者的集合体。市场机制下的任何传媒机构不得不谨慎对待消费者身份的受众。所以，受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传媒的监督控制。一是个人信息的反馈。即以网上留言、来电和来访的形式直接表达对媒介的意见。二是结成受众团体，以群体运作的方式对传媒内容施加影响。例如日本的“大众传播市民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以受众身份对传媒进行监督，并发行《传媒市民》月刊的受众团体。三是通过影响传媒销售市场来影响传媒活动。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是传媒生存的基础。受众可以拒绝接触助长攻击行为的传媒，以此来体现受众的能动性和监督作用。比如，2007年热播的《寒蝉鸣泣之时解》，因为暴力、冷血原因，遭到受众的普遍抗议，最终不得不全面停播。
最后，建立完善的传媒分级制度。如美国电影协会将电影分为G级(老少皆宜)，PG级(10岁以下儿童观看要由成年人陪同)，PG13级(13岁以下成人陪同)，R级(有较强暴力，17岁以下由家长陪同)，NC17(17岁以下禁止)。目前，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丹麦、马来西亚等31个国家也分别建立媒介内容分级制。其被分级的媒介包括电视、电影、娱乐软件、电脑游戏、流行音乐、有线电视、互联网网站等。“大多数国家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分级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内容分级标识对受众分辨媒介内容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参照国外相关规定，建立大众传媒产品“内容分级制”。高温、潮湿、空气污染以及令人作呕的空气，都会给人以痛苦和不适，会降低攻击行为的爆发点。事实证明，炎热的气候环境并没有增加盗窃以及其他财产犯罪——但是炎热与暴力犯罪(而非一般犯罪)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所以，在这些时段内，更应杜绝或者减少暴力影片的传播。
(责任编辑 高文盛)
关键词：场理论；传媒；安全；攻击行为；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6－0816－06
一、序言
传媒通道安全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胡锦涛于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视察工作时特别指出，大众传媒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必须加强建设，使之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近年来，因为传媒通道安全漏洞引发或放大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攻击行为，即任何意图伤害他人的，并且对方也试图躲避的行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对此，学界作了大量探讨，但因缺乏对造成这种因果性的心理机制的深入研究，故而收效甚微。美国勒温的场理论把行为放在个人特点、心理环境影响中来综合考察，既承认人的先天性，更强调社会实践的作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的范式。本文试以场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心理学、传播学理论分析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影响的心理机制，并据此提出维护传媒通道安全的相应对策。促进大众传媒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从场理论看大众传媒与受众攻击性人格的形成
(一)场理论的基本观点
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是生物基础，一是环境基础。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刺激和个性特征，而且也取决于整个环境及其特征。心理学上对环境有不同分类，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把环境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指现实的环境，后者指个体想象中的环境。他举例说，一个人在暴风雨中经过长途奔波，骑马到一旅店投宿。当店主人告诉他刚才骑马经过的是恐怖的康士坦湖时，他立即惊恐而亡。考夫卡指出，这一旅客过湖时的地理环境是康士坦湖，行为环境是平原。如果经过时知道是大湖，旅客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行为是受行为环境的影响。同为格式塔学派的勒温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进一步提出了生活空间的概念。所谓生活空间是指人的行为是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其公式如下：
(行为)B=f(生活空间Ls)=f(人P·环境E)
场理论可以很好地剖析大众传媒影响下受众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该理论认为，人既是生物学即本能意义上的人，更是受后天环境“培养”的人，这里的环境不是指客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是指能明显影响大众认知和行动的心理环境，即“对象化了的环境”。人的行为随着人格(本能和后天“培养”)和“对象化了的环境”而发生改变。不管是从实证还是从经验分析，都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性人格和心理环境(传播学意义上的“拟态环境”)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攻击是人类先天的本能
攻击是人类基因、神经系统、生物化学因素等造成的先天本能。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中便提出，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弗洛伊德更悲观地认为，人类生来具有生的本能，他称之为爱的本能(Eros)；同时人类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死本能，即桑纳托斯(Thanatos)。攻击行为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行为把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死本能)所蕴涵的力量转向他人。而最新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在脊椎动物中普遍存在攻击行为，它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它具有生存价值。几乎所有有机体似乎都进化形成了强有力的抑制机制，使得他们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去压抑自身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倾向表现为公开的行为，是固有的倾向和后天习得的结果”。
(三)攻击是后天大众传媒培养下的人格习得
后天的人格是个体知识结构的总和，是认知图式、脚本和其他知识结构长期模仿学习和运用的结果，因而，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性人格习得的培养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攻击人格和受众对大众传媒的模仿学习密切相关。模仿，作为人类的一种古老而年轻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S－R”(刺激－反应)的纯物理过程，它属于一种心理过程，反映心理和物理的一种双重变化。人类在从动物向人演化的过程中，模仿开始获得社会性的品性。古希腊的模仿说就是西方美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模仿产生快感是人的本能，由模仿而产生的巨大满足已构成人类与模仿对象之间往往具有某种稳定的情感关系，这就是审美快感无法言说的原由。
心理学把模仿解释为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作为类似反应的学习行为方式。班杜拉的玩具娃娃实验表明，儿童们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对成人的模仿，看到一个人的攻击行为会促使他们作出新的攻击行为，这一过程称之为“暴力衍生暴力”的社会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Tarde)较早从传媒的角度对模仿进行了深入研究，1890年出版了《模仿律》一书。他认为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并提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并迅速蔓延。
模仿机制对大众传媒时代的受众的影响尤其明显，它是受众替代性学习的一个主要来源，传媒攻击(暴力)信息随着无所不在的影响辐射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引发大量模仿。在经过了长达22年的对暴力节目的统计以后，格布纳在1994年悲叹：“人类曾经有过许多更嗜血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暴力影像无处不在。我们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没，这个潮流是前所未见的……它用经过专业编排的残忍画面淹没了每个家庭。”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是社会学习的一种强有力的媒介，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总结说，“观看暴力传媒之于攻击行为的影响，要胜过被动抽烟之于学业成就。……观看媒体中的暴力会导致攻击行为的显著增加。……处于过多的媒体的暴力之中，是当今美国社会暴力事件比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个总结同样适用于中国在内的任何大众传媒普及的国家。传媒的暴力信息无疑具有榜样效应，当多个榜样传播类似的暴力，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强化作用，导致更多模仿榜样的行为。
2、大众传媒“脱敏”效应强化和“培养”了攻击人格。部分研究者认为观看暴力，可以起到“宣泄”作用，即减少攻击行为。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长期接触暴力传媒的人，更容易：提 高唤醒水平——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激活与攻击有关的概念网络，达到攻击认知启动；引发攻击性思维——人们会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更富有敌意的解释；唤醒攻击情绪——挫折体验增强，表达出的敌意更多；诱发攻击性行为——长期接触暴力传媒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倾向；减少亲社会行为——人们在玩完暴力游戏后，在帮助他人方面反应变得迟钝。
可见，与宣泄说相反，过多接触传媒暴力只会促使其攻击性倾向增强，而不是宣泄暴力情绪。“戴维·菲利普斯对美国的日杀人犯罪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结果发现这一数字几乎总是在重量级拳击赛之后的一周上升。而且，围绕着拳击赛的宣传越多，随后的杀人犯罪量越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奖赛中失败者的种族，与赛后被害者的种族密切相关”。
由于“脱敏”效应(重复一个激发性刺激，反应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受众对攻击逐渐变得麻木，进而以冷漠的态度看待、接受，乃至使用暴力。同时，传媒机构为了吸引受众，赚取利润，不断地增加传媒暴力的指数，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暴力和认可暴力的态度也得到了强化性的重复，并改变受众与环境的关系：疏远与家长、教师和不具攻击性同伴的交往，亲近攻击性同伴并在新群体中进一步巩固强化攻击性。因此，受众的攻击性认知受传媒暴力培养、强化并更可能在以后情境中运用，从而完全实现自动化，并最终形成受众的攻击性人格，见图1。
三、从场理论看大众传媒与拟态环境的构造
(一)受众心理环境即为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
根据勒温的场理论，人的行为受到心理环境(想象中的带有个体独特认知色彩)的影响。当今，公众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非常多，“95.8％的电视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看电视。中小学生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100分钟”。这种伴随电视、网络等成长起来的“电视人”、“容器人”，普遍患上了“媒介依存症”。其特点是：过度沉湎于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
大众传媒强大的覆盖力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受众的心理环境。但是这种心理环境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对客观环境的模仿、本雅明式的对客观环境的机械复制，而是李普曼、波德里亚式的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加工，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媒介环境虽然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使得人们很难在现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到波德里亚、费斯克的“超真实”、“内爆”、“仿象”等理论，都证明了传媒对个体心理环境的强大影响。可以说，媒介化生存时代受众的心理环境就是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
(二)大众传媒构建了“拟态暴力环境”
在当今传媒化生存的时代，公众的心理环境认知(拟态环境)受到传媒的极大影响。为迎合受众之追求感官刺激需求及赚取巨额利润，暴力信息日渐增多：除暴力新闻之外，充满血腥与暴力的电子游戏已经被人们视为“电子海洛因”，网络由于具有传播迅速、信息复杂等特点，现在正成为传媒暴力的集中地，世界各国尤其日本还有好多谈论自杀的网站，这些网络用黑色作为网页背景，聊天室内充斥着如何最好地结束生命等话题。还有网站专门出售用于窒息死亡的各种用品。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暴力节目中，只有极少描述的是反对暴力的主题，其他几乎都将暴力作为叙事性的影片手段来娱乐观众。同时，大多数暴力都被魅力化和一般化：很多的暴力包括了值得效仿的迷人的罪犯，暴力场景中都包括了幽默，没有出现对暴力的立即惩罚和谴责，对暴力行为描绘为没有痛苦和伤害。近年来“铜须门”、“明月门”、“解说门”、“虐猫事件”等就是代表性案例。
根据霍尔解码编码模式，尽管受众对传媒文本有三种解读方式：顺从式、对抗式和协商式，但在一定意义上，受众都是被大众传媒“邀请”参与的一种“仪式”和“文化表演”，患有“媒介依存症”的受众，尤其是广大儿童和青少年，缺乏良好的媒介素养和批判能力，主要还是按照编码者的意图对暴力文本进行解码，从而构建相应的暴力的拟态环境。
上述理论得到了事实验证。Buchman和Funk研究发现，受众花在看传媒暴力上的时间与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呈正相关。经常接触传媒暴力，会使受众可能无视客观世界的和谐安宁，更倾向于把周围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
面对传媒越来越多的暴力信息，必然会增加公众对于现实环境的暴力判断，形成“暴力的社会环境的认知图式”，这种社会知觉性偏差是对环境的累积性评价，一旦形成，受“认知联结”影响，对周围所有的信息——也许很多信息本身没有敌意性，都将倾向于作出敌意性解释，并由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三)大众传媒构建了“拟态的相对剥夺挫折感”环境
“攻击行为可以由任何不愉快的或者令人反感的情境引起，例如：生气、痛苦、高温等。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情境中，引起攻击行为的主要因素是挫折”。罗杰·巴克、塔马拉·顿伯和库尔勒·勒温曾进行过挫折一攻击经典实验：向孩子展示吸引人的玩具，却不让他们触摸，使之感受到挫折。在最终被允许接触玩具时，这些孩子极具破坏性，打碎并踩踏玩具。由此证实，挫折可以导致攻击。
相对剥夺——即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是挫折感主要来源之一。比如，革命的发起者通常不是由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而常常是那些刚从水深火热中摆脱出来，发现周围的人比自己过得更好而制度又不能公平对待自己的人们。因为，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匮乏性需求(包括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成长性需求(认知、审美、自我实现需要)。成长性需求是社会成员需求的重要因素，它是社会成员根据对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认知的“协商”结果。今天，当大众传媒所描绘的众多夸示性消费：富丽堂皇的住所，灯红酒绿的生活、富贵奢侈的物品，高档奢侈的休闲娱乐等，成为大量受众可望不可及的享受时，相对剥夺的挫折感就会应时而生。大众传媒把绝对剥夺(缺乏传媒展现的富丽堂皇的生活)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被剥夺感)，从而诱发攻击。比如诸多广告使用高尚、白领、贵族、成功、奢华等词语，强调尊贵不凡、众人仰望等感觉。在南京甚至出现过“有的人只能一辈子仰望，有的人却唾手可得”的房产广告，这无疑在有意放大困难群体的相对剥夺挫折感。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挫折一攻击的能量并非 直接朝挫折源释放，因为人类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时；相反，人类会把敌意转向安全目标。许多评论认为，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强烈挫折和愤怒，需要寻找宣泄的对象。对萨达姆的攻击是因为美国需要对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进行打击。而之所以选择萨达姆，原因很简单：他罪有应得，而且他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心地位。副总统查德·切尼同意这一观点，在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战争时指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9·11事件。同样，通过大众传媒感受到挫折，产生仇富心理的受众，不能直接将攻击发泄于出现于传媒的人物，却将矛头指向其他富人：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凶徒用三角刀连刺14刀身亡；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山西富豪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凶徒枪杀，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也被人连捅几刀……
因此，从勒温场理论来看，人与环境共同促成了行为的发生。见图2。同样，大众传媒塑造下的攻击性人格和拟态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攻击行为的发生。见图3。
四、维护传媒通道安全的对策
尽管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有较大影响，但大众传媒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善”或“社会恶”，其社会影响取决于掌握和运用它的人，故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它的“把关”和“过滤”环节，营造良好的安全通道，对受众进行健康引导。鉴于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减少或者消除大众传媒对受众攻击行为的影响，维护传媒通道安全，进而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
第一，营造良好的人际传播。良好的亲朋同学和家庭成员，作为传播的“初级群体”，是培养孩子健康人格的重要环境。在家庭中，增加与孩子的交流，转移孩子对电视的兴趣，或者与孩子一起看电视来过滤传媒暴力影响。当出现暴力镜头时，一起讨论，明辨是非，指出表演的虚假性和现实中的不可行性。其次，尽量减少严厉的惩罚尤其是体罚，严厉的惩罚被证实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它反而会起相反作用——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长大后喜欢采用暴力手段达到目标。并且，严重的惩罚会带来强烈的挫折感，这是产生攻击的基本原因之一。在家庭里，暴力的结果往往是新的暴力，因此要营造良好的人际气氛，克服拒绝、排斥与奚落等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
第二，以替代性学习培养受众健康人格。通过各种传媒一方面加强言语指导学习行为规则，一方面树立正确的榜样效应。社会不仅传承了世代积累的圣贤思想，也传承了偏见和非理性观念。当这些行为规则被内化，被我们视为“我自己的规则”而起作用时，这些规则就会对我们的行为和自我概念施加强大的影响，比如现在大量的公益广告，学校等机构悬挂、张贴的名人名言等，就是通过传媒传递适当行为的规则。同时要加大传媒尤其是影视作品中超级英雄、强盗、杀人犯、警察等暴力榜样的惩罚示范，因为“在替代性学习中，我们先观察特定榜样的行为及其结果，然后模仿榜样的行为”。在影视上看到各种暴力榜样——如果受到惩罚，那么观看者将会抑制攻击行为，如果榜样因为侵犯得到奖赏，将增强观看者攻击行为的产生。
第三，减少或者消除受众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人们的目标追求，影视文化则是社会目标的神话。社会目标在影视空间中呈现得愈高高在上，愈远离现实生活，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愈大，社会成员由此产生对社会规范的怀疑、失落甚至绝望。所以，影视剧一方面要为改革做出有益的舆论工作，但另一方面，无论进行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必须真切关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现实生存，进而敏锐把握和深刻体察人心所向的社会思潮、审美文化心理以及跃动其中的时代精神。正如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所说的，传媒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深入实际，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
第四，加强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从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市场角度出发，受众可以定义为特定的媒体所指向的，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侧面像的，潜在的消费者的集合体。市场机制下的任何传媒机构不得不谨慎对待消费者身份的受众。所以，受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传媒的监督控制。一是个人信息的反馈。即以网上留言、来电和来访的形式直接表达对媒介的意见。二是结成受众团体，以群体运作的方式对传媒内容施加影响。例如日本的“大众传播市民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以受众身份对传媒进行监督，并发行《传媒市民》月刊的受众团体。三是通过影响传媒销售市场来影响传媒活动。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是传媒生存的基础。受众可以拒绝接触助长攻击行为的传媒，以此来体现受众的能动性和监督作用。比如，2007年热播的《寒蝉鸣泣之时解》，因为暴力、冷血原因，遭到受众的普遍抗议，最终不得不全面停播。
最后，建立完善的传媒分级制度。如美国电影协会将电影分为G级(老少皆宜)，PG级(10岁以下儿童观看要由成年人陪同)，PG13级(13岁以下成人陪同)，R级(有较强暴力，17岁以下由家长陪同)，NC17(17岁以下禁止)。目前，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丹麦、马来西亚等31个国家也分别建立媒介内容分级制。其被分级的媒介包括电视、电影、娱乐软件、电脑游戏、流行音乐、有线电视、互联网网站等。“大多数国家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分级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内容分级标识对受众分辨媒介内容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参照国外相关规定，建立大众传媒产品“内容分级制”。高温、潮湿、空气污染以及令人作呕的空气，都会给人以痛苦和不适，会降低攻击行为的爆发点。事实证明，炎热的气候环境并没有增加盗窃以及其他财产犯罪——但是炎热与暴力犯罪(而非一般犯罪)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所以，在这些时段内，更应杜绝或者减少暴力影片的传播。
(责任编辑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