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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近代文艺小报的先驱和市民文学的转捩人物李伯元，所办《游戏报》既是一份经营性、娱乐性小报，也交织着李氏道德劝惩、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作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游戏报》实现了“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这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发展有着极为现实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游戏精神；道德劝惩；游戏报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6－0896－05
以谴责小说著称的李伯元是晚清报人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学界对李伯元谴责小说的研究极为详尽，但是其所办《游戏报》，却少有人提及。《游戏报》虽是一份经营性、娱乐性小报，却也交织着李氏道德劝惩、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考察这种“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游戏报》的创办
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始于1896年6月6日西商创刊属于综合性日报的《指南报》。在主编《指南报》期间，李伯元又根据自己的才能、爱好和市场需求，创办了《游戏报》。
《游戏报》创刊于1897年6月24日。报纸“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内容则“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是一份典型的文艺性小报。《游戏报》创刊后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发行量急剧攀升。“因报纸行销愈广，告白愈多，虽有附张两页，仍属不敷”，为适应受众和广告商的需求，《游戏报》曾经两次主动增加版面。由于《游戏报》的销路广，影响深，即便扩版也往往不能满足《游戏报》的用稿需求，于是，李伯元依托《游戏报》又办了另外两份专业小报：《觉民报》和《海上文社日报》，这两份报实际上都是《游戏报》的延伸。
《游戏报》名为游戏，实则是李伯元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大载体。其自称创办《游戏报》是因为“主人结习未忘，雅好游艺”，但实际办报中，不过“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认为此“亦觉世之一道也”。早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伯元就痛感“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因此，“这一时期中，李伯元的思想呈现出渐进发展的特征。以1899年7月发表的《碰和解》一文为标志，越往前‘游戏’的色彩越浓，此后则积极用世的成分日益增加”。在1900年庚子事变以前，李伯元的办报之风多以戏谑为主，常借游戏之说，嘲骂之文，对贪官污吏及政治腐败现象加以揭露、讽刺、谴责，希望社会现实有所改良、变革。但是庚子事变之后，他诗文中所习见的游戏色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现实焦虑。李伯元深感“寓意劝惩”的游戏之风也不能足以唤醒“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的国人之心，于是在1901年，李伯元果断地将《游戏报》转让给他人，并于同年创办了《世界繁华报》。
二、游戏精神——《游戏报》的娱乐性、商业性叙事
作为一份文艺性小报，追求娱乐性和商业性是《游戏报》的特点之一。这在《游戏报》的“艳榜三科”和“海上文社”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游戏报》的娱乐性叙事
娱乐性叙事主要体现在“艳榜三科”中。“艳榜三科”即“花榜、武榜、叶榜”。所谓“花榜”，是指“在书寓、长三(妓女的一种——引者注)一级高等艺妓中选美，而模仿科举制度中殿试一甲三名，依次排为状元、榜眼、探花”。“武榜”、“叶榜”则是指“选艺妓中之善歌者和艺妓中之侍女中之美女”。“花榜”和“花选”活动，并不始于李伯元。早在顺治年间，即有“云间沈休文……选虎邱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是为清代花榜之始”。“游戏主人(即李伯元——引者注)创行报章之始，即以开花榜为首事”。“花榜”在内容上迎合时人的审美娱乐需求，所谓“传韵事于申江，播美谈于歇浦”；形式上采取“投函多寡为定”的方式，文风上“意取其浅，言取其俚”，目的都是尽可能最广泛地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花榜”告白一出，反响之热烈甚至超过了李伯元自己的想象。不仅“冀章台走马诸君”纷纷投函，“十余日来，所得荐书即百数十函”，而且阅者也甚众，“冠囊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之时髦”。为了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读者，李伯元还不断降低对“花榜格”(评选标准)的要求，认为“惟是人才难得，后起寥寥，游戏主人不忍过于苛求”，这实则是李伯元冠冕堂皇之语。因为作为报纸主人，李伯元要的是读者、荐函多多益善的娱乐效果。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游戏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花榜揭晓之日，就本埠(即上海——引者注)一隅而论，初出五千纸，日未午即售罄”。
(二)“游戏报”的商业性叙事
商业性叙事主要体现在“海上文社”活动中。创立“海上文社”，是《游戏报》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其主要内容是征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并择优在《游戏报》刊布。“海上文社”征文活动实行有奖征文，在这一活动中，伯元充分展示出他的商业才华。首先，征文需交资费，“文社每卷收挂号资廿文”，若“有人转辗托人代为纳卷，冀由省此廿文”，则“自后凡遇此等卷，均归不列号”。“海上文社”每月正课三次，加课不等，“每课收到海内外来稿不下‘一两千卷’”。按照这个数目，《游戏报》仅这一项收入，就能让李伯元坐收“1400～5000块现大洋”。而且，为鼓励大家缴纳“卷资”，李伯元还采取了现代企业惯用的促销手段：“如有积得本社凭条(卷资收据)若干纸者，赠给某书若干部、某物若干件，虽所作课卷未作录取，籍此亦稍酬作者苦心”，用心可谓良苦。其次，征文获奖者除前20～30名由报馆出资(从8元到5角现洋不等)奖励外，排名靠后者多用各种实物代替，其中奖品常常包括《游戏报》所办的各种刊物。如“自第五课起，除前数名仍赠现洋外，其余由本社购赠《觉民报》”；再如：“词谜：《菩萨蛮》一阕，请猜《红楼梦》人名八，猜着者赠游戏主人篆书宣纸对联一付。”用自己的“产品”代替奖品，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免费打了广告，真可谓“一举两得”。同时，还借助“海上文社”征文活动，替他人代征各类文章。既完成了征文活动，又收了服务费，可谓名利双收。
除此之外，《游戏报》体例的开创，也是二种商业叙事需求。《游戏报》创刊之时，沪上报纸已有一定的竞争态势，尽管只有《字林西报》、《申报》、《新闻报》“寥寥三四家”，但这类综合性报纸都已初具规模，李伯元如果想在沪上办报谋生，必须另辟蹊径。因而“以西国报例有游戏一种”，而独于吾国“此例无闻”，“爰以余力创为是报”正是李伯元寻找报业市场空白的一种大胆尝试。“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蔚起”。“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嘻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 踵起而效颦者，无虑数十家，均忘尘不及也”。正是因为这种“独辟蹊径”的办报风格，才使得《游戏报》成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李伯元也被因此被称为“小报鼻祖”。
三、道德劝惩——《游戏报》的政治诉求
晚清时期，国难当头，朝政腐败，传统士人莫不以忧国为己任。在由传统士人向职业文人的转变过程中，李伯元也同样交织着“忧国忧民”的政治情结。《游戏报》的政治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直陈时弊，揭露官场腐败
《游戏报》创办伊始，李伯元便开始撰写一些讽刺官场腐败的杂文。1897年11月21日《游戏报》上刊有其《官场奉五字秘诀》：
古之为官者，只有清、慎、勤三字垂为箴规，今之官场更有五字诀一心传递相遵守。吾不知其创自何人，奉行者竞比比然也。按五字诀，一曰“贿”，派差委缺，非贿不行。二曰“讳”，上下蒙蔽，讳莫如深。三曰“伪”，伪仁伪义，真意全漓。四曰“诿”，事不担肩，互相推诿。五日“睡”，理乱不知，默陟不闻，则终年如长睡也。官场守此五字诀，焉有不得意之理?……
“五字诀”富有韵律，琅琅上口，既不失诙谐幽默，又颇具辛辣讽刺之味。
1987年12月25日《游戏报》发表其《官场十诀》更进一步论道：
官场至于今日，穷斯滥矣!蝇营狗苟之辈廉耻丧尽，丑端百出，其中之素知自爱者，亦不能不以趋奉为事……。
他的这些杂文，发表于自己的报纸上，锋芒所向，直指官场。关于这些杂文，学者王学钧有一个公允评价：“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这些杂文时，正处于‘大清帝国’的专制统治之下，如此指斥官场，对于他本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这么写，是不是犹如鲁迅所说，是为了投‘合时人嗜好’?不是，而是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状况的见解，诉诸社会，执行的是报刊的天职。”此言极是。
《游戏报》不仅戏言官场腐败之风，而且直陈时弊。1898年1月1日《游戏报》发表他的《日本国名士喻言》云：
昨有某东士踵馆，具言各国瓜分中国之说大象已见，而中国政府尚属一无动静，犹如人病势已成，行将待毙，不可救药矣。当十年前马江之役为法所侮，彼时不过头项强痛寒恶，病在太阳，经服桂子汤可愈也。甲午一役，厥病已入腠里，然尚非不治之症。今日德占胶州，俄据旅顺，法乘琼岛，英窥舟山，其殆如恶痨，犹之病在膏之上肓之下，……特不知衮衮诸君其有医国手否?
面对中华民族几遭瓜分，清政府却“一无动静”、“病入膏肓”之势，李伯元心急如焚，愤而疾呼：“特不知衮衮诸君其有医国手否?”此时，其游戏心态荡然无存，一幅忧国忧民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这正是李氏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时代的思想前列，关怀着民族命运的具体显现。
《游戏报》最遭诟病之处当属李伯元频开花榜一事。其实即使是开花榜，李伯元也交织着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游戏主人拟举行遴芳会议》一文称：
自本报创行特开花榜之议，即大登告白于榜首。谓本界花榜系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以投函多寡为定。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也。
仿照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以投票多少来决定结果，看似一种游戏，实则是李伯元在严密封建专制体制下，对于维新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预演”。这种以“荐函”多寡追求“公平、合理”及“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也”的表白，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不公的反讽。在后来的《游戏主人答客论开花榜之不易》一文中，李伯元干脆笔锋直指科举制度：“且国家开科取士，以主司一二人之目力，较千万人之短长，应试者数万人，而所取不过数十分之一，感者寥寥而仇者甚众。”这是李伯元为自己辩解之词，但也客观揭露了科举制度选士的弊端。李伯元甚至直接在杂文中将官员和妓女的关系进行同一性分析，“甲午一役，中朝士夫尚不免委身媚敌，而乃以朝秦暮楚、送旧迎新责诸青楼弱女子，不亦贝冒乎”
(二)倡导新风，促进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游戏报》在推进新文明，倡导新风气方面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李伯元创办《游戏报》的时代正是有识之士倡导维新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提倡学习西方文明。很多官员虽日解放思想，追求文明进步，但实则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李伯元曾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小说《文明小史》，对此做过辛辣的揭露。李伯元及其《游戏报》在倡导新风，介绍新文化上却是不遗余力的。如被称为中国第一篇“电影评论”《观美国影戏记》便刊登在1897年9月5日的《游戏报》上。有学者认为，《观美国影戏记》是电影传人中国最早的记录。因为此前虽然《申报》对美国影戏传人中国已有记载，但都无法断定文中所说的“影戏”是电影而不是幻灯片。惟有《游戏报》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在奇园放映的却是千真万确的电影了，它报道了观赏的实感”。尽管“除了介绍短镜头的‘情节’外，所谓‘评论’仅是说，人们惊诧异常，叹为观止”。但中国民众毕竟通过这些短镜头的叠映，扩大了视野，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尽管《游戏报》在谈风月、说勾栏、排花榜上有满足人们幽暗阅读心理之嫌，但是此报仍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好评。陈伯熙评论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报界别开蹊径。伯元才思敏捷，人亦潇洒出尘，自出版后争相传诵，风行一时，沪人皆想望其丰采。”邱菽园也说：“中国首仿西人为游戏报纸，唯上海之《游戏报》是已。总主笔李伯元明经，骈文专家，又复兼长小品杂著，嘻笑怒骂，振聩发聋，得游戏之三昧。苏长公以行文为长乐事，锦绣肝肠，珠玉咳唾，此才正非易易。”
四、现实意义——《游戏报》对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启示
《游戏报》不仅领介绍西方文明之先，而且不遗余力地“意取其浅，言取其俚”，倡导白话运动，以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在这份单面四版报纸的有限篇幅中，所含题材之广、内容之驳杂、文体之繁富、语言之浅俗，显露出办报者试图在整体上覆盖情趣各异、口味相殊的市民读者群体的勃勃野心。这固然有着李伯元的经济功利，但也有纠弹时政、针砭陋俗、普及文风的主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舆论、促进变革的启蒙作用。这种既注重经济效益，也不忘社会责任的办报理念对当今都市类报纸不乏启迪意义。
(一)文风“俗”而不“恶”
《游戏报》虽志在将社会各界人士都作为自己的现实或潜在的读者，而且内容上也不避“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但在报纸文风上，游戏主人李伯元却追求文字通俗而不“恶俗”。“其行文也，皆以诙谐讽刺之笔，痛快淋漓地揭露真相，意在加以箴规，促其悔改”。他也自言：“只辞之斟酌，一字之推敲，稍有未协，心既不能释然”。与李伯元私交甚笃的白云词人谈小莲曾对当时的“游戏文章”进行了总结和理论探讨，写有《游戏文字之六法四忌》一文。所谓“六法”： 一曰厚，指“盖浅近之语最易动人，须令观者如饮醇醪，自然心醉，方为有味”；二曰透，即“游戏文字，须参以禅理，一层翻进一层”；三曰溜，即笔要活；四曰扣，“撰论文、制新闻，皆有结构，有线索，方可着笔”；五曰逗，即文字要风趣幽默；六日够，“长事短叙，语贵简洁而不贵冗长”。“四忌”则是指：一忌陋，即文字粗陋，“令人触眼”；二忌凑，只可“以典凑我，不可以我凑典”；三忌漏，即所记事情不要随意“渗漏”；四忌丑。其认为“淫奔荡佚之事，时时有之。或隐语劝惩，或片言讽刺，庶不失为风人之旨。断不可直言书写，使人无地可容；或故以浪语淫辞描写纸上，博俗夫谈笑，自以为得趣，皆所不取”。按谈小莲在常州时便与李伯元交游，两人“年纪相若，意气相投，朝夕晤聚，唯作学术之研求，不为无益之嬉戏”，到沪后又常有诗文见诸《游戏报》，其所言游戏文字“六法四忌”当在《游戏报》中得到较好践行。其时沪上小报多有“等而下之，甚至表现为低级趣味者”，《游戏报》能力避恶俗，实属不易。
都市类报纸的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它通过树立一种都市的“自我”，通过文化想象、身份认同，再现都市生活方式和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市类报纸不啻是一种以市民群体为阅读对象，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都市小报，因而，经营性和娱乐性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点与《游戏报》何其相似。然而当今都市类报纸在迈向市场，贴近市民的过程中，却悄然陷入了恶俗、猎奇、窥私的泥淖。一时之间，充斥报刊的“星、腥、性”新闻在满足人们视听的同时，却极大地污染了社会空气。无论是几年前都市报热衷于社会阴暗面的“逐臭”之举，还是近年来“隐私”倾诉的大行其道，多少都有悖于报刊的社会责任，这种信息污染不能不令人警觉。早在19世纪末《游戏报》就提出报刊应有“风人之旨”，断不可“以浪语淫辞描写纸上，博俗夫谈笑”，而今报纸却尚不自知，依然以媚俗取悦世人，实属不该。
(二)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同步
“‘下海’办报，由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市民职业知识分子转变，这不但是李伯元个人的人生选择，也是晚清具有时代性的选择”。晚清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心态、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重大裂变的时代。李伯元在艰难地开拓自己的谋生之路时，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也即首先是一个关怀民族命运的‘报人’，站在他的时代的思想前列，以自己的良知和职业责任感，不是消极地反映，而是积极地密切关注着自己祖国的局势和遭遇，及时予以报道并展开批评，诉诸社会”。《游戏报》创办之后，能够获取巨大的成功，固然与李伯元出众的商业才华有关，但也与他密切关注现实发展，紧跟时代脉搏的道德劝惩密切相关。《游戏报》创办之初，虽时逢甲午战争惨败，但朝政毕竟尚有革新之志，民众也还能寄希望与朝廷，因而李伯元主要依托其“亦庄亦谐”的“游戏文字”实现政治反讽。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面对中华民族深重的生存危机，李伯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游戏报》的“游戏”、“玩世”风格，代之以“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幻的精神主旨。这种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的同步进行得如此彻底，不仅在李伯元其后的文章中初见端倪，而且促使他很快将尚在鼎盛时期的《游戏报》转给他人，改创《世界繁华报》。关于《游戏报》的转让，多数原因认为是沪上小报太多，“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而且有些已经“名骎骎驾于《游戏》”，因此李氏“惧，复创立《繁华报》”。实际上，究其深层原因，还是与李伯元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洞察息息相关。这种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同步，不仅是传统士人关怀民族命运的精神需求，也是报人关注受众心理的商业需求。正是因为这两种需求相结合，才使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如此圆满。
当今都市类报纸也正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观念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变幻莫测，一日千里。都市类报纸作为都市生活的监测器，要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同样需要密切关注着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使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契合。近年来，都市类报纸虽不断在内容上进行调整，并提出“小报大报化”的经营理念，以期跟上时代步伐，但实际上大多数调整都流于形式。很多报纸根本无视时代特点，盲目跟风、克隆。有时甚至面对灾难来临时，一些报纸(也包括广播电视)仍然“自说自话”，欢声笑语不断，真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最后往往是受到有良知的受众质疑，媒体才有所收敛，这不能不说是当今都市类媒体的一大弊端。
总之，晚清报人李伯元及其所办《游戏报》虽为一份经营性、娱乐性的文艺小报，但在启蒙民众和社会批判上却也功不可没。而且，作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游戏报》实现了“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发展不无启迪。
(责任编辑 高文盛)
关键词：游戏精神；道德劝惩；游戏报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6－0896－05
以谴责小说著称的李伯元是晚清报人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学界对李伯元谴责小说的研究极为详尽，但是其所办《游戏报》，却少有人提及。《游戏报》虽是一份经营性、娱乐性小报，却也交织着李氏道德劝惩、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考察这种“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游戏报》的创办
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始于1896年6月6日西商创刊属于综合性日报的《指南报》。在主编《指南报》期间，李伯元又根据自己的才能、爱好和市场需求，创办了《游戏报》。
《游戏报》创刊于1897年6月24日。报纸“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内容则“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是一份典型的文艺性小报。《游戏报》创刊后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发行量急剧攀升。“因报纸行销愈广，告白愈多，虽有附张两页，仍属不敷”，为适应受众和广告商的需求，《游戏报》曾经两次主动增加版面。由于《游戏报》的销路广，影响深，即便扩版也往往不能满足《游戏报》的用稿需求，于是，李伯元依托《游戏报》又办了另外两份专业小报：《觉民报》和《海上文社日报》，这两份报实际上都是《游戏报》的延伸。
《游戏报》名为游戏，实则是李伯元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大载体。其自称创办《游戏报》是因为“主人结习未忘，雅好游艺”，但实际办报中，不过“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认为此“亦觉世之一道也”。早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伯元就痛感“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因此，“这一时期中，李伯元的思想呈现出渐进发展的特征。以1899年7月发表的《碰和解》一文为标志，越往前‘游戏’的色彩越浓，此后则积极用世的成分日益增加”。在1900年庚子事变以前，李伯元的办报之风多以戏谑为主，常借游戏之说，嘲骂之文，对贪官污吏及政治腐败现象加以揭露、讽刺、谴责，希望社会现实有所改良、变革。但是庚子事变之后，他诗文中所习见的游戏色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现实焦虑。李伯元深感“寓意劝惩”的游戏之风也不能足以唤醒“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的国人之心，于是在1901年，李伯元果断地将《游戏报》转让给他人，并于同年创办了《世界繁华报》。
二、游戏精神——《游戏报》的娱乐性、商业性叙事
作为一份文艺性小报，追求娱乐性和商业性是《游戏报》的特点之一。这在《游戏报》的“艳榜三科”和“海上文社”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游戏报》的娱乐性叙事
娱乐性叙事主要体现在“艳榜三科”中。“艳榜三科”即“花榜、武榜、叶榜”。所谓“花榜”，是指“在书寓、长三(妓女的一种——引者注)一级高等艺妓中选美，而模仿科举制度中殿试一甲三名，依次排为状元、榜眼、探花”。“武榜”、“叶榜”则是指“选艺妓中之善歌者和艺妓中之侍女中之美女”。“花榜”和“花选”活动，并不始于李伯元。早在顺治年间，即有“云间沈休文……选虎邱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是为清代花榜之始”。“游戏主人(即李伯元——引者注)创行报章之始，即以开花榜为首事”。“花榜”在内容上迎合时人的审美娱乐需求，所谓“传韵事于申江，播美谈于歇浦”；形式上采取“投函多寡为定”的方式，文风上“意取其浅，言取其俚”，目的都是尽可能最广泛地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花榜”告白一出，反响之热烈甚至超过了李伯元自己的想象。不仅“冀章台走马诸君”纷纷投函，“十余日来，所得荐书即百数十函”，而且阅者也甚众，“冠囊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之时髦”。为了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读者，李伯元还不断降低对“花榜格”(评选标准)的要求，认为“惟是人才难得，后起寥寥，游戏主人不忍过于苛求”，这实则是李伯元冠冕堂皇之语。因为作为报纸主人，李伯元要的是读者、荐函多多益善的娱乐效果。正是因为这些措施，《游戏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花榜揭晓之日，就本埠(即上海——引者注)一隅而论，初出五千纸，日未午即售罄”。
(二)“游戏报”的商业性叙事
商业性叙事主要体现在“海上文社”活动中。创立“海上文社”，是《游戏报》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其主要内容是征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诗词联语”并择优在《游戏报》刊布。“海上文社”征文活动实行有奖征文，在这一活动中，伯元充分展示出他的商业才华。首先，征文需交资费，“文社每卷收挂号资廿文”，若“有人转辗托人代为纳卷，冀由省此廿文”，则“自后凡遇此等卷，均归不列号”。“海上文社”每月正课三次，加课不等，“每课收到海内外来稿不下‘一两千卷’”。按照这个数目，《游戏报》仅这一项收入，就能让李伯元坐收“1400～5000块现大洋”。而且，为鼓励大家缴纳“卷资”，李伯元还采取了现代企业惯用的促销手段：“如有积得本社凭条(卷资收据)若干纸者，赠给某书若干部、某物若干件，虽所作课卷未作录取，籍此亦稍酬作者苦心”，用心可谓良苦。其次，征文获奖者除前20～30名由报馆出资(从8元到5角现洋不等)奖励外，排名靠后者多用各种实物代替，其中奖品常常包括《游戏报》所办的各种刊物。如“自第五课起，除前数名仍赠现洋外，其余由本社购赠《觉民报》”；再如：“词谜：《菩萨蛮》一阕，请猜《红楼梦》人名八，猜着者赠游戏主人篆书宣纸对联一付。”用自己的“产品”代替奖品，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免费打了广告，真可谓“一举两得”。同时，还借助“海上文社”征文活动，替他人代征各类文章。既完成了征文活动，又收了服务费，可谓名利双收。
除此之外，《游戏报》体例的开创，也是二种商业叙事需求。《游戏报》创刊之时，沪上报纸已有一定的竞争态势，尽管只有《字林西报》、《申报》、《新闻报》“寥寥三四家”，但这类综合性报纸都已初具规模，李伯元如果想在沪上办报谋生，必须另辟蹊径。因而“以西国报例有游戏一种”，而独于吾国“此例无闻”，“爰以余力创为是报”正是李伯元寻找报业市场空白的一种大胆尝试。“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蔚起”。“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嘻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 踵起而效颦者，无虑数十家，均忘尘不及也”。正是因为这种“独辟蹊径”的办报风格，才使得《游戏报》成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李伯元也被因此被称为“小报鼻祖”。
三、道德劝惩——《游戏报》的政治诉求
晚清时期，国难当头，朝政腐败，传统士人莫不以忧国为己任。在由传统士人向职业文人的转变过程中，李伯元也同样交织着“忧国忧民”的政治情结。《游戏报》的政治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直陈时弊，揭露官场腐败
《游戏报》创办伊始，李伯元便开始撰写一些讽刺官场腐败的杂文。1897年11月21日《游戏报》上刊有其《官场奉五字秘诀》：
古之为官者，只有清、慎、勤三字垂为箴规，今之官场更有五字诀一心传递相遵守。吾不知其创自何人，奉行者竞比比然也。按五字诀，一曰“贿”，派差委缺，非贿不行。二曰“讳”，上下蒙蔽，讳莫如深。三曰“伪”，伪仁伪义，真意全漓。四曰“诿”，事不担肩，互相推诿。五日“睡”，理乱不知，默陟不闻，则终年如长睡也。官场守此五字诀，焉有不得意之理?……
“五字诀”富有韵律，琅琅上口，既不失诙谐幽默，又颇具辛辣讽刺之味。
1987年12月25日《游戏报》发表其《官场十诀》更进一步论道：
官场至于今日，穷斯滥矣!蝇营狗苟之辈廉耻丧尽，丑端百出，其中之素知自爱者，亦不能不以趋奉为事……。
他的这些杂文，发表于自己的报纸上，锋芒所向，直指官场。关于这些杂文，学者王学钧有一个公允评价：“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这些杂文时，正处于‘大清帝国’的专制统治之下，如此指斥官场，对于他本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这么写，是不是犹如鲁迅所说，是为了投‘合时人嗜好’?不是，而是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状况的见解，诉诸社会，执行的是报刊的天职。”此言极是。
《游戏报》不仅戏言官场腐败之风，而且直陈时弊。1898年1月1日《游戏报》发表他的《日本国名士喻言》云：
昨有某东士踵馆，具言各国瓜分中国之说大象已见，而中国政府尚属一无动静，犹如人病势已成，行将待毙，不可救药矣。当十年前马江之役为法所侮，彼时不过头项强痛寒恶，病在太阳，经服桂子汤可愈也。甲午一役，厥病已入腠里，然尚非不治之症。今日德占胶州，俄据旅顺，法乘琼岛，英窥舟山，其殆如恶痨，犹之病在膏之上肓之下，……特不知衮衮诸君其有医国手否?
面对中华民族几遭瓜分，清政府却“一无动静”、“病入膏肓”之势，李伯元心急如焚，愤而疾呼：“特不知衮衮诸君其有医国手否?”此时，其游戏心态荡然无存，一幅忧国忧民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这正是李氏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时代的思想前列，关怀着民族命运的具体显现。
《游戏报》最遭诟病之处当属李伯元频开花榜一事。其实即使是开花榜，李伯元也交织着政治改良的精神诉求。《游戏主人拟举行遴芳会议》一文称：
自本报创行特开花榜之议，即大登告白于榜首。谓本界花榜系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以投函多寡为定。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也。
仿照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以投票多少来决定结果，看似一种游戏，实则是李伯元在严密封建专制体制下，对于维新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预演”。这种以“荐函”多寡追求“公平、合理”及“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也”的表白，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不公的反讽。在后来的《游戏主人答客论开花榜之不易》一文中，李伯元干脆笔锋直指科举制度：“且国家开科取士，以主司一二人之目力，较千万人之短长，应试者数万人，而所取不过数十分之一，感者寥寥而仇者甚众。”这是李伯元为自己辩解之词，但也客观揭露了科举制度选士的弊端。李伯元甚至直接在杂文中将官员和妓女的关系进行同一性分析，“甲午一役，中朝士夫尚不免委身媚敌，而乃以朝秦暮楚、送旧迎新责诸青楼弱女子，不亦贝冒乎”
(二)倡导新风，促进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游戏报》在推进新文明，倡导新风气方面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李伯元创办《游戏报》的时代正是有识之士倡导维新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提倡学习西方文明。很多官员虽日解放思想，追求文明进步，但实则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李伯元曾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小说《文明小史》，对此做过辛辣的揭露。李伯元及其《游戏报》在倡导新风，介绍新文化上却是不遗余力的。如被称为中国第一篇“电影评论”《观美国影戏记》便刊登在1897年9月5日的《游戏报》上。有学者认为，《观美国影戏记》是电影传人中国最早的记录。因为此前虽然《申报》对美国影戏传人中国已有记载，但都无法断定文中所说的“影戏”是电影而不是幻灯片。惟有《游戏报》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在奇园放映的却是千真万确的电影了，它报道了观赏的实感”。尽管“除了介绍短镜头的‘情节’外，所谓‘评论’仅是说，人们惊诧异常，叹为观止”。但中国民众毕竟通过这些短镜头的叠映，扩大了视野，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尽管《游戏报》在谈风月、说勾栏、排花榜上有满足人们幽暗阅读心理之嫌，但是此报仍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好评。陈伯熙评论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为报界别开蹊径。伯元才思敏捷，人亦潇洒出尘，自出版后争相传诵，风行一时，沪人皆想望其丰采。”邱菽园也说：“中国首仿西人为游戏报纸，唯上海之《游戏报》是已。总主笔李伯元明经，骈文专家，又复兼长小品杂著，嘻笑怒骂，振聩发聋，得游戏之三昧。苏长公以行文为长乐事，锦绣肝肠，珠玉咳唾，此才正非易易。”
四、现实意义——《游戏报》对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启示
《游戏报》不仅领介绍西方文明之先，而且不遗余力地“意取其浅，言取其俚”，倡导白话运动，以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在这份单面四版报纸的有限篇幅中，所含题材之广、内容之驳杂、文体之繁富、语言之浅俗，显露出办报者试图在整体上覆盖情趣各异、口味相殊的市民读者群体的勃勃野心。这固然有着李伯元的经济功利，但也有纠弹时政、针砭陋俗、普及文风的主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舆论、促进变革的启蒙作用。这种既注重经济效益，也不忘社会责任的办报理念对当今都市类报纸不乏启迪意义。
(一)文风“俗”而不“恶”
《游戏报》虽志在将社会各界人士都作为自己的现实或潜在的读者，而且内容上也不避“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但在报纸文风上，游戏主人李伯元却追求文字通俗而不“恶俗”。“其行文也，皆以诙谐讽刺之笔，痛快淋漓地揭露真相，意在加以箴规，促其悔改”。他也自言：“只辞之斟酌，一字之推敲，稍有未协，心既不能释然”。与李伯元私交甚笃的白云词人谈小莲曾对当时的“游戏文章”进行了总结和理论探讨，写有《游戏文字之六法四忌》一文。所谓“六法”： 一曰厚，指“盖浅近之语最易动人，须令观者如饮醇醪，自然心醉，方为有味”；二曰透，即“游戏文字，须参以禅理，一层翻进一层”；三曰溜，即笔要活；四曰扣，“撰论文、制新闻，皆有结构，有线索，方可着笔”；五曰逗，即文字要风趣幽默；六日够，“长事短叙，语贵简洁而不贵冗长”。“四忌”则是指：一忌陋，即文字粗陋，“令人触眼”；二忌凑，只可“以典凑我，不可以我凑典”；三忌漏，即所记事情不要随意“渗漏”；四忌丑。其认为“淫奔荡佚之事，时时有之。或隐语劝惩，或片言讽刺，庶不失为风人之旨。断不可直言书写，使人无地可容；或故以浪语淫辞描写纸上，博俗夫谈笑，自以为得趣，皆所不取”。按谈小莲在常州时便与李伯元交游，两人“年纪相若，意气相投，朝夕晤聚，唯作学术之研求，不为无益之嬉戏”，到沪后又常有诗文见诸《游戏报》，其所言游戏文字“六法四忌”当在《游戏报》中得到较好践行。其时沪上小报多有“等而下之，甚至表现为低级趣味者”，《游戏报》能力避恶俗，实属不易。
都市类报纸的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它通过树立一种都市的“自我”，通过文化想象、身份认同，再现都市生活方式和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市类报纸不啻是一种以市民群体为阅读对象，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都市小报，因而，经营性和娱乐性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点与《游戏报》何其相似。然而当今都市类报纸在迈向市场，贴近市民的过程中，却悄然陷入了恶俗、猎奇、窥私的泥淖。一时之间，充斥报刊的“星、腥、性”新闻在满足人们视听的同时，却极大地污染了社会空气。无论是几年前都市报热衷于社会阴暗面的“逐臭”之举，还是近年来“隐私”倾诉的大行其道，多少都有悖于报刊的社会责任，这种信息污染不能不令人警觉。早在19世纪末《游戏报》就提出报刊应有“风人之旨”，断不可“以浪语淫辞描写纸上，博俗夫谈笑”，而今报纸却尚不自知，依然以媚俗取悦世人，实属不该。
(二)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同步
“‘下海’办报，由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市民职业知识分子转变，这不但是李伯元个人的人生选择，也是晚清具有时代性的选择”。晚清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心态、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重大裂变的时代。李伯元在艰难地开拓自己的谋生之路时，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也即首先是一个关怀民族命运的‘报人’，站在他的时代的思想前列，以自己的良知和职业责任感，不是消极地反映，而是积极地密切关注着自己祖国的局势和遭遇，及时予以报道并展开批评，诉诸社会”。《游戏报》创办之后，能够获取巨大的成功，固然与李伯元出众的商业才华有关，但也与他密切关注现实发展，紧跟时代脉搏的道德劝惩密切相关。《游戏报》创办之初，虽时逢甲午战争惨败，但朝政毕竟尚有革新之志，民众也还能寄希望与朝廷，因而李伯元主要依托其“亦庄亦谐”的“游戏文字”实现政治反讽。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面对中华民族深重的生存危机，李伯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游戏报》的“游戏”、“玩世”风格，代之以“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幻的精神主旨。这种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的同步进行得如此彻底，不仅在李伯元其后的文章中初见端倪，而且促使他很快将尚在鼎盛时期的《游戏报》转给他人，改创《世界繁华报》。关于《游戏报》的转让，多数原因认为是沪上小报太多，“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而且有些已经“名骎骎驾于《游戏》”，因此李氏“惧，复创立《繁华报》”。实际上，究其深层原因，还是与李伯元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洞察息息相关。这种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同步，不仅是传统士人关怀民族命运的精神需求，也是报人关注受众心理的商业需求。正是因为这两种需求相结合，才使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如此圆满。
当今都市类报纸也正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观念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变幻莫测，一日千里。都市类报纸作为都市生活的监测器，要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同样需要密切关注着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使报纸宗旨与时代精神契合。近年来，都市类报纸虽不断在内容上进行调整，并提出“小报大报化”的经营理念，以期跟上时代步伐，但实际上大多数调整都流于形式。很多报纸根本无视时代特点，盲目跟风、克隆。有时甚至面对灾难来临时，一些报纸(也包括广播电视)仍然“自说自话”，欢声笑语不断，真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最后往往是受到有良知的受众质疑，媒体才有所收敛，这不能不说是当今都市类媒体的一大弊端。
总之，晚清报人李伯元及其所办《游戏报》虽为一份经营性、娱乐性的文艺小报，但在启蒙民众和社会批判上却也功不可没。而且，作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游戏报》实现了“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的有机统一，对于当今都市类报纸的发展不无启迪。
(责任编辑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