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史观”即整体的史学是当今技术理性宰制时代下的一种刺穿力量，是“反理性”在史学界的体现。
翻阅《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以下简称斯）通过对文明这一概念的历史阐释和从中表现出的对当代社会的反思以及未来社会的憧憬娓娓展现在我的面前。
斯在“致读者”中第一句话就是：“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告诫我们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而作为具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同时代的思者，则需用个人思想的力量度量之，解决之。因此从常变常新的历史中汲取思想的养分显得尤为重要。
斯通过考察不同的文明模式来建立其全球史体系。他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历史中政治的作用，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其考察之对象，并试图赋予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化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他赋予文明一些基本的标志：“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以此体现了“文明”作为他全书研究的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同时，为了体现“全球史观”（按照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全球史观”可以简单概述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他归纳了不同文化、文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特征和类型，对农业文明模式与游牧文明模式、欧亚大陆作为文明核心地带与其他三块大陆，欧亚大陆内部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印度、克里特五种古代文明，希腊、罗马、印度河中国四种古典文明，以及中世纪的拜占廷、中东、西方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中分析了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
斯对“文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反思，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在面对“文明究竟是诅咒还是福音？”这一疑问时，应当将社会文化区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虽然这种区分天然地将人类平等踩在了脚下，但是它就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阵痛一样，最终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整个人类历史着眼，这种区分就成为了发展过程中之必然阶段。因此可以看出，文明的作用，在于在传承性中于目的上的选择，有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文明和因之而成的历史。在其文章最后部分中斯也提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文化是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产生的，体现了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机制。各种文化的价值观都在最大限度地为这个社会的团结和生存服务。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种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质生产，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由此可见，在斯那里，文化是包含人类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且对物质生活具有直接而巨大的反作用力量。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明的那样，在未来社会，文明的冲突是导致社会斗争，即表现为政治的各种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究竟是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进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向的作用，这使人联想起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是否因为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了人类文化，包括发明了语言和制造工具？”在这一技术文明与政治制度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考量中，斯表达了一种互养相成的辩证关系，即两者同时互为条件又互为结果，相依相成。而在面对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不能同步这一问题时，斯则作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存在“时间差”的解释，他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这是将人类面临的技术理性宰制因而受异化之问题转化成为 “社会变化”和“技术变化”的时间差造成的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没有看到技术理性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异化所造成的人为技术所奴役的片面论述，是将矛盾的一个方面错误地当成了构成矛盾的全部主体。同时这又是一种回避问题的调和论说法，但是作为问题的理论解释之答案和就历史的发展而言，似乎只能得出此解（思想等深于政治的思者和政治生成着思想的政客可能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的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前言部分中也谈及了历史学的思考和经验性的思考之间的冲突，以此表明了文明在两者难以调和中的艰难求索。而在此之中必不可少的是作为“平衡”因素的经济，这是两者相互联系的纽带，也可以说是孕育两者的母体。这便又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相关联了起来。
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即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究其原因则是技术理性对人的宰制，这是理性主义时代中冷静反思社会问题的“反理性”主义者们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我认为出路在于马克思扬弃异化的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结合。这一现象在哲学上的解释为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辩证法，马克思从其中的“劳动”概念出发，展开了其“异化”的研究，但马克思的学说是被当代历史证明了的具有缺陷性的理论，因此从中国儒家哲学入手的信义、道等理论可以互补异化理论之不足，从而使得二十一世纪真正地成为中国的世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与以上两者均不同的观点：技术理性宰制的出路在于重构伦理，用伦理学来引导科技的发展，即发挥伦理的导向作用。
对于人类的未来，斯在全书最有启发性和预言家性质的结尾“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他对人类已有的文明中人类物质生活极大推进的同时产生的已有精神样态抱有并不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他对文明在未来的发展寄托于当下的人类则抱有极大地幻想，正如他所说：“二十一世纪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将由我们来创造”。
在人类作为地球诸种种群之一，而取得“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沾沾自喜之时，斯语重心长地警醒我们，在文明进步所获得的社会进步（主要包括科技、经济、政治三个方面）面前，我们对文明中的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绝不可小觑，同时要对科技发挥的负面作用有足够的规避能力：“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在此斯作为史学家的理论局限性就体现了出来。他没有真正触及到知识和技术作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崇拜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如何对之进行有效的规避这些实质性的问题。而似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由最智慧和反抗意识的人类群体带领的全体人类的创造能力上。 而在同一问题上海德格尔则立场极其鲜明地高扬反理性的大旗，对当代社会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思想基础—理性，进行了全面而独到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创造性作用在于给了处于工业文明下受理性宰制的人们以巨大的思想冲击和反理性思考的指导。而稍早时期的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角度兼济经济、政治方面提出了人类主体性解放的出路，虽然马克思同时也有理论不充足的地方，但是在反理性的道路上已经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具有极大的社会启发性了。
最后再谈一点通过阅读《全球通史》，我对从历史学角度认识文明概念的一点看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部分将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两部分，说明了历史在书写中带有的作者主观偏见，对读者而言须当借助写出的历史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摆脱作者的偏见。在历史与文化问题的相互作用上“我们谈论文化问题总要涉及到历史，而研究历史与评价历史，总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体系。”对于文化（文明）问题的考察，我们不能将之当做空中楼阁，对于形成文化（文明）的基础部分避而不谈。同时对于历史的评价也必须放诸于“这一”文化的系统当中，在讨论、界定完其系统边界之后再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文明）讨论。“文明”在概念的内涵上差别是由于言说者价值上的不同，在此基础上，界定系统或者普世价值（伦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学术方法。而我认为对于人类本性的讨论是不可能有定论的，只能在两个方面中趋中求和。因此对于在“人性”基础之上来界定的文明概念，是难以有共通性的。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的结晶。既然是人的创造物，也就是人的潜能的对象化，人的本质—人性的实现。人性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或一蹴而成的事情，而是逐次递进的过程。在确定了各种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共同面临着融合的前景后，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确定这些独具特质的文化融合的过程。而人作为文化主体，他的自我（个性）实现的不同层次性，也正是文化融合的不同层次性。”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具有主观的能动作用，寻及历史中人们由简单到复杂的手工劳作以及社会建设，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性日趋的复杂化和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人类社会也因之而变得复杂和多元。（这对关系反过来亦成立）因此在人性与社会的交错发展，相互推进中，作为见证者的人类历史成为了这两者发展的记录人。文明似乎是一种天然的历史概念要求我们不读历史便难以言之，所以我的看法是，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熟悉文明，而有所熟悉之后，又必须从思想者的角度反思文明，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失，如此才能对文明的面貌和它的作用有全面的认识。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史观”导向下的《全球通史》是反理性思潮在史学领域的体现。该书以整体视野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受哲学上理性主义思维影响而盛行于当时的历史学的细化研究根本不同，其所阐发的观点和它的研究方法都是对技术理性的一种挑战。斯通过对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巨大作用的剖析，提出了解放人之本性在理性宰制下与技术处于倒悬状态的出路，即通过展现史学中的文明多样性的成分来抵制纯粹的技术崇拜和盲目的发展技术而忽略人性、文艺等非技术文明对于政治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但其对“整体文明观”在解决技术理性宰制的现实道路论述不足，造成了以诊治时代病痛为思想家之目的的不完满性。
参考文献：
[1]斯塔夫理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
[3]李小兵.文化的冲突与抉择[M].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张振飞（1987.10-），男，河北邯郸人，兰州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为中央党校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翻阅《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以下简称斯）通过对文明这一概念的历史阐释和从中表现出的对当代社会的反思以及未来社会的憧憬娓娓展现在我的面前。
斯在“致读者”中第一句话就是：“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告诫我们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而作为具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同时代的思者，则需用个人思想的力量度量之，解决之。因此从常变常新的历史中汲取思想的养分显得尤为重要。
斯通过考察不同的文明模式来建立其全球史体系。他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历史中政治的作用，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其考察之对象，并试图赋予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化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他赋予文明一些基本的标志：“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以此体现了“文明”作为他全书研究的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同时，为了体现“全球史观”（按照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全球史观”可以简单概述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他归纳了不同文化、文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特征和类型，对农业文明模式与游牧文明模式、欧亚大陆作为文明核心地带与其他三块大陆，欧亚大陆内部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印度、克里特五种古代文明，希腊、罗马、印度河中国四种古典文明，以及中世纪的拜占廷、中东、西方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中分析了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
斯对“文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反思，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在面对“文明究竟是诅咒还是福音？”这一疑问时，应当将社会文化区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虽然这种区分天然地将人类平等踩在了脚下，但是它就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阵痛一样，最终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从整个人类历史着眼，这种区分就成为了发展过程中之必然阶段。因此可以看出，文明的作用，在于在传承性中于目的上的选择，有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文明和因之而成的历史。在其文章最后部分中斯也提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文化是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产生的，体现了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机制。各种文化的价值观都在最大限度地为这个社会的团结和生存服务。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种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质生产，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由此可见，在斯那里，文化是包含人类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且对物质生活具有直接而巨大的反作用力量。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明的那样，在未来社会，文明的冲突是导致社会斗争，即表现为政治的各种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究竟是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进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向的作用，这使人联想起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是否因为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了人类文化，包括发明了语言和制造工具？”在这一技术文明与政治制度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考量中，斯表达了一种互养相成的辩证关系，即两者同时互为条件又互为结果，相依相成。而在面对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不能同步这一问题时，斯则作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存在“时间差”的解释，他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这是将人类面临的技术理性宰制因而受异化之问题转化成为 “社会变化”和“技术变化”的时间差造成的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没有看到技术理性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异化所造成的人为技术所奴役的片面论述，是将矛盾的一个方面错误地当成了构成矛盾的全部主体。同时这又是一种回避问题的调和论说法，但是作为问题的理论解释之答案和就历史的发展而言，似乎只能得出此解（思想等深于政治的思者和政治生成着思想的政客可能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的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前言部分中也谈及了历史学的思考和经验性的思考之间的冲突，以此表明了文明在两者难以调和中的艰难求索。而在此之中必不可少的是作为“平衡”因素的经济，这是两者相互联系的纽带，也可以说是孕育两者的母体。这便又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相关联了起来。
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即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究其原因则是技术理性对人的宰制，这是理性主义时代中冷静反思社会问题的“反理性”主义者们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我认为出路在于马克思扬弃异化的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结合。这一现象在哲学上的解释为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辩证法，马克思从其中的“劳动”概念出发，展开了其“异化”的研究，但马克思的学说是被当代历史证明了的具有缺陷性的理论，因此从中国儒家哲学入手的信义、道等理论可以互补异化理论之不足，从而使得二十一世纪真正地成为中国的世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与以上两者均不同的观点：技术理性宰制的出路在于重构伦理，用伦理学来引导科技的发展，即发挥伦理的导向作用。
对于人类的未来，斯在全书最有启发性和预言家性质的结尾“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他对人类已有的文明中人类物质生活极大推进的同时产生的已有精神样态抱有并不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他对文明在未来的发展寄托于当下的人类则抱有极大地幻想，正如他所说：“二十一世纪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将由我们来创造”。
在人类作为地球诸种种群之一，而取得“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沾沾自喜之时，斯语重心长地警醒我们，在文明进步所获得的社会进步（主要包括科技、经济、政治三个方面）面前，我们对文明中的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绝不可小觑，同时要对科技发挥的负面作用有足够的规避能力：“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在此斯作为史学家的理论局限性就体现了出来。他没有真正触及到知识和技术作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崇拜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如何对之进行有效的规避这些实质性的问题。而似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由最智慧和反抗意识的人类群体带领的全体人类的创造能力上。 而在同一问题上海德格尔则立场极其鲜明地高扬反理性的大旗，对当代社会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思想基础—理性，进行了全面而独到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创造性作用在于给了处于工业文明下受理性宰制的人们以巨大的思想冲击和反理性思考的指导。而稍早时期的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角度兼济经济、政治方面提出了人类主体性解放的出路，虽然马克思同时也有理论不充足的地方，但是在反理性的道路上已经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具有极大的社会启发性了。
最后再谈一点通过阅读《全球通史》，我对从历史学角度认识文明概念的一点看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部分将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两部分，说明了历史在书写中带有的作者主观偏见，对读者而言须当借助写出的历史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摆脱作者的偏见。在历史与文化问题的相互作用上“我们谈论文化问题总要涉及到历史，而研究历史与评价历史，总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体系。”对于文化（文明）问题的考察，我们不能将之当做空中楼阁，对于形成文化（文明）的基础部分避而不谈。同时对于历史的评价也必须放诸于“这一”文化的系统当中，在讨论、界定完其系统边界之后再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文明）讨论。“文明”在概念的内涵上差别是由于言说者价值上的不同，在此基础上，界定系统或者普世价值（伦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学术方法。而我认为对于人类本性的讨论是不可能有定论的，只能在两个方面中趋中求和。因此对于在“人性”基础之上来界定的文明概念，是难以有共通性的。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的结晶。既然是人的创造物，也就是人的潜能的对象化，人的本质—人性的实现。人性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或一蹴而成的事情，而是逐次递进的过程。在确定了各种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共同面临着融合的前景后，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确定这些独具特质的文化融合的过程。而人作为文化主体，他的自我（个性）实现的不同层次性，也正是文化融合的不同层次性。”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具有主观的能动作用，寻及历史中人们由简单到复杂的手工劳作以及社会建设，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性日趋的复杂化和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人类社会也因之而变得复杂和多元。（这对关系反过来亦成立）因此在人性与社会的交错发展，相互推进中，作为见证者的人类历史成为了这两者发展的记录人。文明似乎是一种天然的历史概念要求我们不读历史便难以言之，所以我的看法是，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熟悉文明，而有所熟悉之后，又必须从思想者的角度反思文明，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失，如此才能对文明的面貌和它的作用有全面的认识。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史观”导向下的《全球通史》是反理性思潮在史学领域的体现。该书以整体视野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受哲学上理性主义思维影响而盛行于当时的历史学的细化研究根本不同，其所阐发的观点和它的研究方法都是对技术理性的一种挑战。斯通过对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巨大作用的剖析，提出了解放人之本性在理性宰制下与技术处于倒悬状态的出路，即通过展现史学中的文明多样性的成分来抵制纯粹的技术崇拜和盲目的发展技术而忽略人性、文艺等非技术文明对于政治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但其对“整体文明观”在解决技术理性宰制的现实道路论述不足，造成了以诊治时代病痛为思想家之目的的不完满性。
参考文献：
[1]斯塔夫理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
[3]李小兵.文化的冲突与抉择[M].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张振飞（1987.10-），男，河北邯郸人，兰州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为中央党校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